柴文华 迟浩然

（1．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哈尔滨 150080；2.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 150080）

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陆续出版了一批以教材为重点的中国哲学通史，如詹石窗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2002）；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撰，李中华、陈来统稿的第二版《中国哲学史》（2003）；郭齐勇、冯达文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2004）；郭齐勇编著的《中国哲学史》（2006）；以方克立、郭齐勇、冯达文、陈卫平、孙熙国为首席专家编著的《中国哲学史》（2012）；杨国荣主编的《中国哲学史》（2012）；刘文英主编的《中国哲学史》（2012）；张立文、罗安宪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程》（2021）等。除此之外，还有个人专著，如高令印的 《简明中国哲学通史》（2002）、张 立 文 的 《中 国 哲 学 思 潮 发 展 史》（2014）、宋志明的《中国古代哲学通史》（2016）、郭齐勇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哲学通史》等。另有通识性和普及性的中国哲学通史书写，如向世陵主编的《写给大众的中国哲学》（2004）、高齐等编著的《走进中国哲学殿堂》（2005）等。这一时期中国哲学通史书写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自己写”和“写自己”，不仅更加接近原生态的中国哲学，而且大大拓宽了中国哲学的书写范围，推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一、“自己写”

“自己写”就是试图摆脱格式化或教条化的偏向，按照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去书写中国哲学史，即冯友兰所说的“海阔天空我自飞”［1］、张立文所说的“自己讲自己的中国哲学”［2］2。

自中国哲学史学科诞生以来，哲学史家们多是用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裁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从而书写中国哲学史。这种书写的合理性和深刻性不言而喻，推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但久而久之，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就成为一种表格，我们只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中寻找可填入表格的东西。结果，中国哲学史变成了原则和框架的注解，逐步被格式化，中国的哲学家及其思想好像是用一个模型铸造出来的，失去了自身的特点。［3］

21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通史书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力图纠正以往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教条化、模式化的偏向。詹石窗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说：“在编写过程中……尽可能避免‘戴帽式’的主观评价。”［4］787我们以前给历代的中国哲学家戴了不少“帽子”，如“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这些“帽子”还是学术性的，如果在前面加上诸如“反动的”“肤浅的”等词语，就是另一回事了。其他的“帽子”也不少，如“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等等。有些“帽子”在今天难以理解，但在当时则是认真的。由李中华、陈来统稿的《中国哲学史》（第二版）在《修订后记》中说：这次修改的主要工作，是在保留原有内容和特点的同时，“着力去除和改正原有教材中过时的分析框架和术语”［5］。这些要破除的“分析框架和术语”和上面所说的“帽子”一定息息相关。郭齐勇、冯达文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指导原则和方法是：“进一步摆脱教条化及西方模式，凸显中华人文精神与中国哲学的自身特点。”［6］教条化就是从原则和框架出发，忽视了中国哲学史的实际；西方模式就是哲学几大板块的分类。郭齐勇编著的《中国哲学史》“避免了穿靴戴帽、削足适履”［7］492，“穿靴戴帽、削足适履”并不适合穿戴者的头和足。刘文英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的《编者说明》云：“尽可能突破旧的思维模式，实事求是地揭示中国哲学史的普遍价值和民族特色。”［8］张立文在《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的《前言》中说：“不能照着西方哲学之谓哲学讲，也不能接着宋明理学哲学讲，而只能按照中国哲学自己的特性、品格、神韵、方式的实际，自己讲自己的中国哲学。”［2］2宋志明的《中国古代哲学通史》认为，以往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不够“中国”、不够“哲学”、不够“历史”，“使用外来的问题和外在的方法剪裁中国哲学史，怎么可能呈现中国哲学史的真实情况？”［9］“照着西方哲学之谓哲学讲”，其结果是不能呈现中国哲学史的真实情况。

由此不难看出，摆脱过去的思维框架和各种术语的限制是21世纪以来中国哲学通史书写的积极努力，完全符合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的实际。

二、“写自己”

如果说“自己写”具有“破”的意味，那么“写自己”就具有“立”的意味。“自己写”构成“写自己”的前提，“写自己”是“自己写”的目标。“写自己”是凸显本土特色亦即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更加接近原生态的中国哲学，“讲述中国哲学的逻辑系统和概念范畴（名字）体系，以凸显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卓越爱智、独特品性、崇高道德、神妙神韵”［2］3。纵览21世纪以来中国哲学通史的书写，“写自己”已经构成不可置疑的主旋律。那么，他们是怎么写的呢？那就是“通而不统”，各有千秋，以不尽相同的笔墨书写丰富多彩的中国哲学的内容，大大推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

詹石窗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导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哲学与山水性灵”，认为“有一种不可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此等凝聚着先民生存智慧的传统哲学在相当程度上乃与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假如我们能透过思维符号中的山水性灵来思索中国传统哲学的内蕴，那将是别有一番情趣的”［4］1，这为理解中国哲学的特色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与20世纪的中国哲学通史书写相比，该书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第一编列单章阐释了“中国原始社会思维形态与商周宗教变革”，包含原始宗教信仰的思维形态、上古神话母题及其思维特点、殷周宗教改革及其哲学理趣；《周易》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影响，包括《周易》的名义与由来、《周易》体系及其整体功能、《周易》“阴阳五行”与“尚忠”思想、《周易》的历史地位；管仲学派及其科技哲学思想，包括管仲学派与《管子》、管仲学派以水为万物本原的思想、管仲学派的“道”“气”论与“因应”说、管仲学派的阴阳五行理论、管仲学派“人与天调”思想及其科技政策；道教产生及其早期哲学，包括《太平经》的哲学思想、符箓派与《想尔注》的宗教哲学、金丹派与《周易参同契》的卦爻象征模式；隋朝至唐初政治哲学的主要建树，包括王通的王道政治论、社会变迁与《贞观政要》的由来、贞观君臣的治国理论与方略；儒家经学的发展及其哲学倾向，包括隋唐经学的盛衰、隋唐主要经学家及其撰述、隋唐经学注疏之哲学倾向；隋至盛唐道教地位的提高与重玄思想，包括图谶流行与统治者对道教的扶持、老学繁衍与重玄派之博兴、隋至盛唐重玄派哲学的集大成、隋至盛唐重玄派哲学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李筌的阴符哲学及其历史影响，包括李筌著述与《阴符经》之流传、李筌以“盗机论”为核心的辩证思想及认识方法论、李筌的社会政治思想与“明道修身”论、李筌阴符哲学的历史影响；晚唐五代道教哲学的新动向，包括外丹术逐步向内丹术过渡、道教传播新走向与杜光庭的理论贡献、罗隐《太平两同书》统合儒道的思想建构、谭峭《化书》的变化哲学理论；陈抟与宋代理学的初步建立，包括陈抟的《无极图》与《先天图》；明清道教与民间宗教，包括正统道教衰落与民间宗教流行、道教对民间宗教的影响、对民间宗教的认识和评价；道教对近代思潮的回应，包括李西月心性修养的见解、陈撄宁的仙道救国论、魏尧与吕纯一对道教的改造；近现代佛教研究之复兴，包括杨文会与佛法之播扬、章太炎“增益执”“损减执”之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近现代中国美学的创立与发展，包括王国维在近现代美学创立中的贡献及意境说的总结、鲁迅“力之美”与无产阶级文艺、朱光潜的艺术是心灵的表现、宗白华的宇宙生命与心的空灵。细化的有道家以“法自然”为本色的哲学思想，包括道家的思想渊源与先驱、老子及其哲学思想、从关尹到庄周：早期道家思想的发展、稷下学宫与先秦黄老学派，等。忽略的有葛洪《抱朴子》、李贽“童心说”、贺麟、李达等。该书的最大特色是凸显了道教哲学的地位，这也让人产生了一些疑问：把浓墨重彩放到道教人物、流派、思想的叙述和阐释上会不会模糊中国哲学史的重点？如果中国哲学史的重点是道教，为什么没有对《抱朴子》的阐释？把一些不知名或不重要的人物放到与其他大哲学家同等的位置去叙述和阐释是否合适？为什么把严复放到民主革命时期的理论探索而不是变法维新时期的哲学思考中去叙述和阐释？为什么把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放到近现代佛教研究之复兴中去阐释？如果中国近现代的美学可以列单章叙述，逻辑学可不可以？伦理学可不可以……中国近现代有佛学研究之复兴，为什么不谈墨学研究之复兴、儒学研究之复兴？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由李中华、陈来统稿的《中国哲学史》（第二版）列专章介绍了“元代的哲学思想”（包括许衡、刘因、吴澄等人的思想），这在其他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著述中较为少见。郭齐勇、冯达文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在研究对象的筛选上，关注到以前关注不够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思想，如“早期儒家的性命说”“早期道教的神仙思想与丹道理论”“道教的国教化与隋唐道教哲学”“陈宪章、湛若水的心学思想”“刘宗周对宋明理学的继承与总结”等，有些提法更为周延，如“道家的新发展与魏晋玄学”，“三国魏晋时期，以本体论重新架构与发展道家思想而成就为安顿自我、批判社会的一种哲学的，主要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一批士人”［10］，这就表明了魏晋玄学的主要渊源为道家思想。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明确把魏晋玄学归属“新道家”，是道家学派思想在魏晋时期的发展，这种概括是合理的。再如第三编第一章的标题为“道学初创”，此“道学”应是传儒家之道的“宋明道学”。冯友兰多次指出，用“宋明道学”概括宋明时期的哲学在逻辑上更为周延，因为“宋明理学”容易让人误认为只是指“程朱理学”，而“心学”尤其是“气学”难以涵盖其中，惜作者未对此作出厘定。郭齐勇编著的《中国哲学史》把子思子单列一章，把传统所说的近代和现代列为一编，三章谈近代，八章谈现代，以牟宗三和唐君毅收尾。从篇章结构以及标题术语来看，确有不少变化，明显表现了该著的指导原则和方法，如第一编中的“孔子创立的儒家哲学”“老子奠基的道家哲学”“墨子建构的墨家哲学”“早期儒家的性命说与孟子对儒学的深化”“道家思想的弘扬与庄子的精神追求”“阴阳五行说的发展与《易传》的气化流行”“名辩思潮与后期墨家”“荀子对儒家‘外王学’的拓展”“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哲学”等，第三编中的“道学初创”“张载的本体论与境界论”“程颢、程颐的 ‘义理之学’”“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陈亮、叶适的功利之学”“王守仁的心学体系”“罗钦顺、王廷相的气学”等。由方克立、郭齐勇、冯达文、陈卫平、孙熙国为首席专家编著的《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的精神传统概括为“天人合一”的整体自然观、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致思路径、“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阴阳相生的辩证传统、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以和为贵的和谐理念。在对宋至清中叶哲学的书写中，多用能够体现哲学家核心思想的命题，如“境界论”“象数学”“新学”“气学”“天理论”“工夫论”“理学”“新学”“事功之学”“心学”等，增加了以往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未曾展开的哲学流派或哲学家的思想，如“子思与孟子的哲学”“兵家学派的哲学”“黄老学派的哲学”“阴阳学派的哲学”“《黄帝内经》的哲学”“慧远的哲学”“道生的哲学”“经学的变迁与《五经正义》”“王安石的新学”“沈括的自然哲学”“徐光启的科学观与文化观”“章学诚的哲学”等。杨国荣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在人物筛选上基本遵循了大家较为熟知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但增加了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尤其是冯契的智慧说两章，这是其他教材所少有的，凸显了人物筛选上的地缘特色。刘文英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有一些其他教材论述不足的内容，如单列章节的子产和范蠡的哲学思想、《五千言》与道家哲学的新倾向、《黄帝四经》的道家哲学、子思的中庸哲学与道德“五行”说、谶纬的神学特征与宇宙图式、陶弘景的道教哲学、王通的“三教可一”论与哲学思想、道信与弘忍和神秀的思想、南宗二系的思想、成玄英的道教哲学、李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无能子》的道教哲学、《化书》的道教哲学等。张立文的《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把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概括为“先秦道德之意思潮、两汉天人相应思潮、隋唐性情之原思潮、宋元明清的理气心性思潮，以致和合之辨思潮”［2］4，以对和合之辨的论述展示了自身的独特性。宋志明的《中国古代哲学通史》提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郭齐勇所著《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的最大特色是第十五章：郭店、上博楚简的思想，分八节：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略说，郭店儒家简与孟子心性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心术观，郭店楚简《五行》的身心观与道德论，传世文献与竹书中的“五行”与“圣治”，上博楚简《恒先》——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上博楚简有关孔子师徒的对话与故事，上博楚简所见孔子为政思想及其与《论语》之比较，这比所有中国哲学通史的书写都更为系统和深入。丁四新、龚建平所著《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单列了诸子分派观念的演进与司马迁的哲学思想，刘向、刘歆的哲学思想，严遵的哲学思想，张衡的哲学思想等。田文军、文碧芳所著《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单列了司马光的哲学、吕大临的哲学、谢良佐的哲学思想、杨时的哲学思想、朱震及其《汉上易传》、胡安国的哲学思想、胡寅的哲学思想、胡宏的哲学、张栻的哲学、杨简的心学，元代道教的演变与发展提及赵复、许衡、刘因、饶鲁、吴澄等，这些都是对中国哲学史书写内容的拓展。

可以看出，21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通史书写第一是“通”，对以前所涉及的大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第二是“不统”，各具特色，有的侧重道教哲学，有的凸显地域哲学家，有的系统阐释出土文献所涉及的哲学思想；第三是拓展，不少以前只是作为背景的思想家都列出专章阐释，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内容；第四是凸显本土特色，突出对中国哲学家自己的语言、概念、思想的阐释。但多年来的中国哲学通史研究始终有一个缺憾，就是很少叙述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所以很难说是真正做到了“通”。可喜的是，郭齐勇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哲学通史》第九卷是“少数民族哲学卷”，值得关注。

三、“问自己”

我们在“自己写”“写自己”的过程中，还有一些东西需要进一步思考：“自己写”“写自己”是老问题还是新问题，老问题的新提出有什么意义？“自己写”“写自己”能够排除“非自己”吗，中国哲学通史书写的成熟形态应该是怎样的？

（一）老题新意

“自己写”“写自己”，从而凸显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色，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而是老问题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的重新提起，但这种重新提起自有其价值。中国哲学史学科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史家以谢无量、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谢无量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人书写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第一部运用现代方法书写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初陆续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是第一部运用现代方法书写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大纲》是第一部中国哲学问题史、中国哲学范畴史。他们所选择的参照系统和诠释框架主要是西方哲学，这在当时是“不得不然”的，因为中国古代非但没有“哲学”一词，也没有哲学学科（但这丝毫不妨碍作为实质系统的中国哲学思想的存在），因此，只有借助西方哲学的框架才能把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制作成系统的中国哲学史。

20世纪40年代，范寿康出版了《中国哲学史通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参照系统和诠释框架对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但毕竟是初步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了一些中国哲学通史书写的代表作，其中独著的有冯友兰的7册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都是从孔夫子一直写到毛泽东的中国哲学通史。另有张岱年的《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发展史》、萧萐父和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这些著述的特点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书写中国哲学史，只不过有的侧重“对子结构”，有的侧重“螺旋结构”。

用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书写中国哲学史有其合理性、深刻性，但也容易偏离中国哲学的本然状态和自身特征。早在1957年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如“周辅成围绕中国哲学遗产的特点问题，批评了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主张尊重中国哲学的特有规律，反对过低地估价中国哲学遗产”［11］。他反对拿中国哲学遗产去填充某种表格，反对用“因素”“局限性”“素朴的”“机械的”等词语估价中国哲学遗产。而21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通史书写明确提出了 “自己写”“写自己”，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再一次提出了中国哲学自身特色的重要性，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哲学通史书写的主流导向。这是对百年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反思后的一次方法论转向，体现了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挺立，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树立了明确的航标，必将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同情理解

“自己写”“写自己”并不意味着排斥“非自己”。“自己”是在与“非己”的关系中存在和显现的，“非己”是可以转化为“自己”的，核心问题就是对“以西释中”的评价问题。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时期，包括胡适、冯友兰等多数哲学史家都运用了“以西释中”的诠释框架，这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不得不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那么，在“自己写”“写自己”的背景下，“以西释中”是否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回答是否定的，“现代汉语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后形成的，来自西方的许多名词、术语，以日语为中介，变成了现代汉语词汇。倘若把这些‘胡话’一概弃置不用，我们将无法交流思想，极而言之，将无话可说”［9］。“实际上，我们今天离开了西方哲学的观念与范畴，已不会说话，不能说、写、讲哲学。”［7］5因为西方哲学 的语言、框架、精神就像当年的佛学一样，已经变成了中国思想或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亦即由“非己”变成了“自己”，我们不可能抛弃这些逐步内在化的东西谈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域，用这种视域回思中国传统思想，我们会发现过去不曾发现的东西，同时也赋予文本新的意义，所以，“以西释中”尽管有缺失，但依然具有生命力。

（三）未来可期

当下和未来中国哲学史书写的成熟形态应该是特性和共性的融合。特性指中国哲学的特色，亦即中国哲学的民族性；共性亦即哲学的普遍性，亦可理解为中国哲学的世界性元素。二者在中国哲学中同时存在，忽视任何一方面都有可能走向极端。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就是中国哲学家对问题的理解、表达问题的形式、运用的概念术语所具有的特点，等等。“如果不充分地注意这些独特性，就容易把中国哲学史变成冠以‘中国哲学’之名的西方哲学史。”［12］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背后也隐含哲学的普遍意义，“我们在具体分析中无疑需要运用诸如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历史观、历史哲学这样一些哲学理论、哲学范畴。以为一旦运用这些哲学理论、哲学范畴就是把中国哲学西方化，这是似是而非的表象之论。这里重要的是分析是否确切，而不是要不要进行上述方面的分析。如果仅仅满足于思想材料的罗列，我们就无法展现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12］。中国哲学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中西哲学可否通约的问题，“我们反对不假反思地将西方哲学范畴应用于中国古代文本，我们也反对把中西哲学范畴看成是绝对对立、不可通约的……我们运用东西方哲学范畴时特别注意的是，哲学范畴、术语的语义范围，在什么样的语境中，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它。另一方面……中西、中外哲学是可以比较，可以通约的……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及问题意识与西方哲学有同有异，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13］。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同”反映的是哲学的共性，而“异”所反映的是各自哲学的特色。从个性和共性相融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出发，我们可以写出更为成熟的中国哲学通史，21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通史书写有不少体现了这种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值得借鉴。

四、结 语

从谢无量1916年出版《中国哲学史》算起，中国哲学通史的书写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这也是中国哲学史学科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其间经历了三次方法论的重要转向：第一次是从经学或一般学术史中独立出来，运用西方哲学的框架书写中国哲学通史，即“以西释中”；第二次是在社会和文化发展潮流的推动下转向了“以马释中”，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书写中国哲学通史；第三次是在反思“以西释中”“以马释中”的基础上运用多样化的范式书写中国哲学通史，主流导向是“自己写”和“写自己”，凸显中国哲学的本土特色，诸多中国哲学通史著作代表了这种转向。但这种方法论的转向并不意味着前两种书写范式已经过时，对中国哲学史学科而言，它们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成熟形态的中国哲学通史书写一定是哲学特性和共性的融合、文化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