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GAO Xin；朱雨嫣ZHU Yu-yan

（安徽财经大学，蚌埠 233030）

0 引言

福利效应是国际贸易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之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高质量的扩大进口成为“双循环”战略的重要一环，2021 年我国进口贸易规模已达到17.37万亿元，高质量发展将成为进口贸易发展的主旋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将是重中之重。随着我国全面脱贫的实现，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成为我国目前的主要任务，区域收入差距已经成为我国整体收入差距的主要构成部分，是阻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意味着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主要驱动力。因此，不难发现，如何通过技术进步影响进口贸易的收入效应，对于“高质量扩大进口”“共同富裕”等多重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论方面，进口贸易可以通过外包生产力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及劳动供给效应影响国内收入差距（Grossman&Rossi-Hansberg，2008）。随着技术进步重要性凸显，许多学者将技术进步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交易考虑，但是现有文献大多数都将技术进步作为中介变量加以考虑，且着眼于国家或行业层面的收入不均问题，对省际层面关注不足。2021 年5 月20 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预示着在浙江和长三角地区探索高质量经贸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基于此，本文将从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关于技术进步对进口贸易收入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行经验分析。

1 文献与机制梳理

基于“技术进步对进口贸易收入效应的作用机制”研究逻辑，相关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口贸易的收入效应，另一类是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

进口贸易的收入效应指的是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由于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因此，收入效应仅关注省际层面的收入差异。现有研究表明，物品关税下降会通过异质性企业之间的市场占比转移及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等渠道来缩小企业的劳动力收入差距，且该基本结论不受不同的工资不平等指标度量结果影响（Helpman，2013；李清如等，2014）。进口贸易影响收入差距的主要机制是商品价格机制（Melitz，2003；Fajgelbaum 等，2009）。长三角地区主要进口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会使同类产品的国内价格下降，从而减少国内生产，进而导致该行业的要素所有者利益受损且该损失是持续的，同时在短期内该行业的劳动者会面临工资降低甚至失业的风险，但随着行业规模的调整升级，失业的劳动者将会向出口扩张的部分行业转移。因此，进口贸易自由化会通过价格机制使得资本、技术所有者的相对收入下降，从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基于以上理论机制，提出如下假说：

H1：进口贸易自由化会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进口贸易可以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带来技术进步（赵春明和郭界秀，2010；申朴等，2020），而技术进步的水平提升会带来产业机构的优化升级（Acemoglu，2010），从而对该地区的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产生影响——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陈勇和柏喆，2018；），进而相应降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Lee & Pose，2012）。基于以上理论机制，提出如下假说：

H2：技术进步会扩大区域的收入差距。

就进口贸易与技术进步的交互作用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来说，一个地区通过进口贸易开放带来更多的竞争性产品倒逼国内企业提升生产技术，抢占市场份额（赵峥等，2018）。相反，一个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也影响着该地区的进口商品结构，即资本密集型地区倾向于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进口商品结构影响着劳动力的技能需求结构和就业结构，进而对地区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张小溪和刘同山，2020）。基于以上理论机制，提出如下假说。

H3：技术进步对于进口贸易的收入效应具有调节作用。

2 模型、变量与数据

影响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众多（陈勇和柏喆，2018；匡国静和王绍国，2020），本文重点关注进口贸易和技术进步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将进口贸易和技术进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引入其他一些对收入不平等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展开研究。本文参照Wan 等（2007）、洪勇和王万山（2019）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

2.1 模型设定

式中Tarit指第t 年i 城市的泰尔指数，作为地区收入差距的代理变量，lnImportit指第t 年i 省进口贸易开放度，lnInnoit指第t 年i 省的技术进步水平，lnImportit_lnInnoit指的是进口贸易开放度与技术进步水平的交互项，用来说明进口贸易影响收入差距的“技术进步效应”机制，γ 为控制变量系数，Controls 为相关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

2.2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2.2.1 核心变量

2.2.1 .1 被解释变量：地区收入差距（Tar）

目前测定区域收入差距的指标主要有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标准差等，但研究发现泰尔指数不仅能够测定区域总经济差距，还可以分解为区域和区域内差距。因此，借鉴关爱萍和葛思羽（2017），采用泰尔指数来测度地区收入差距，定义如下：

式中i 表示地级市，t 表示时间，Pij，t、Zij，t分别表示i 地级市城镇（j=1）和农村（j=2）t 年的收入和人口；Tari，t、Pi，t、Zi，t分别表示i 地级市t 年的泰尔指数、城乡总收入和总人口。

2.2.1 .2 核心解释变量

进口贸易额（lnImport）：本文通过进口贸易额取对数来衡量某一地区进口贸易发展水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当年的年平均汇率，以人民币本位币来表示当年进口贸易额。数据来源于EPS 数据库。

2.2.2 调节变量

技术进步（lnlnno）：目前学术界对于技术进步水平的衡量方式有很多，多以全要素生产率、R&D 投入来衡量，考虑到国家对技术进步的重视性，本文以地区财政科技支出作为衡量技术进步水平的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库。

2.2.3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文献，本文引入对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的控制变量：地区人均生产总值（lnPgdp，来源于中国城市数据库）、房地产投资水平（Re，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外商投资额（lnFdi，来源于中国城市数据库）以及金融效率（Finance，来源于中国城市数据库、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a）。第（1）列表明进口贸易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2）列表明技术进步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积极因素。第（3）列显示进口贸易与技术进步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与主效应符号相反，因此技术进步弱化了进口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缩小作用。

表1 检验结果

如表1 所示，控制变量的结果表明：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与房地产投资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人均生产总值的提高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而地区总体经济水平的提高会带来更多的劳动力流入，劳动力流入反过来又会促进地区经济水平的提升，从而缩小收入差距；房地产投资水平的提升会使得劳动者获得的资本性回报增加，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局域重要意义；外商投资额在各列都显著为正，说明外商投资水平额提升是造成长三角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积极因素；金融效率是扩大长三角地区收入差距的因素之一。

3.2 稳健性检验

通过替换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方法来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1（b）。第（4） 列是以长三角地区的专利申请授权量（lnPatent）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第（5）列引入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值。总体上看，模型的稳健性较好。

3.3 异质性检验

如表2 所示，将长三角地区按照地理位置因素和收入的高低划分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沿海地区由于自身地理位置优势，进口贸易发达，而内陆地区开放度较低，贸易条件相对落后，因此进口贸易对于收入差距的作用存在地理位置上的差距。具体来说，进口贸易和技术进步有利于缩小沿海地区收入差距且技术进步对于进口贸易收入效应的调节效应在沿海地区作用显著，而在内陆地区作用不显著。同时，对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来说，进口贸易和技术进步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进口贸易与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相应，而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作用并不显著。

表2 异质性分析结果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基于2008-2019 年长三角地区省级面板数据，对进口贸易的收入效应以及技术进步对其作用机制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①进口贸易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②技术进步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积极因素；③技术进步弱化了进口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缩小作用。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且相关控制变量结果与已有结论一致。同时，从地理位置与收入水平两个维度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进口贸易的收入效应以及技术进步对其作用具有差异性。

4.2 政策建议

第一，长三角地区应以国际循环带动国内大市场循环，加快促进沿海（江浙沪）内陆（安徽）经济联动。一方面进一步深化沿海地区开放度，提高吸引外资和国际优势产业转移的能力；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内陆地区劳动力和资源优势，优化内陆地区的营商环境，承接沿海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实现均衡发展的全域开放格局。

第二，大力施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方面，优化创新型企业的市场发展环境，积极促进企业科研创新企业、研究所以及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吸引国际优势产业、大型企业、高技术人才涌入，畅通企业和人才发展渠道，给予高技术企业和研发人才充分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对不同地区的技术扶持力度应该采取差异性战略，加大对低技术地区的财政科技扶持力度。技术进步首先是发生在经济发达或者沿海等外贸比较发达的地区，但是政府通过扩大科技支出产生的技术进步可以调节它的作用方向。

第三，加快发展各地区产业的独特优势，避免产业的趋同化。各地区发展产业的同时要考虑地区资源和环境的实际状况，采取差异化的战略，避免“一刀切”。沿海等经济技术发达的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相对较高，在发展产业时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带动内陆等经济技术较弱地区的产业升级，在区域关系上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