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博闻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这本书是陈洪波先生的博士毕业论文经过加工润色后，201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先生于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导师陈淳教授的熏陶，以及加拿大学者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的启发，遂有做考古学史和深耕考古学思想领域的学术愿景。因此，这部著作得以形成。毕业后，先生来到广西师范大学工作，后有机缘，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访问，在台北期间进一步翔实了相关资料，最终将这本考证中国考古学在民国时期最初兴起的优秀作品呈现在我们面前。

1921年10月，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开启了中国人民探索现代考古学的征程。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广大考古工作者、祝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时强调，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20世纪90年代，张光直先生曾感叹考古学理论在中国不受重视，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这一情况有所改观。习近平总书记提纲挈领地强调考古学建设的目标，表明我国领导层和学术界已经认识到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互动作用，以及理论对于考古学学科发展所起到的指导性意义。21世纪以来，随着考古资料的大量积累、科技考古手段的普遍应用以及各类学科交叉发展，我国考古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然而，就像百年前经略安阳、斗鸡台和城子崖的前辈们面临的问题一样，无论是出土的古代遗物，还是用各类现代科技方法所提取的信息，它们都需要整理、整合和阐释才能将其转化为我们对于过往客观事实的系统性认识，而这种整理、整合和阐释呼唤着考古学理论的支持。所以，创建、发展中国考古学学科理论体系既是时代的呼吁，也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

考古学界分析自身学术及学术理论的发展时曾采用过多种方式。戈登·威利和吉米·萨波洛夫以年代为线索，把考古学的发展分为若干阶段。格林·丹尼尔在年代线索之外添加了地区、分支学科及方法进步等要素。特里格在《考古学思想史》里采用了更加综合的视角。直到《考古学理论手册》一书出版后，范式成了统领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划分标准。陈胜前指出：“范式的概念较好地把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结合在一起，是目前探讨考古学思想发展较为合宜的视角。”在当代考古学诸多范式中，文化历史、过程与后过程是最主要的三个范式。其中，文化历史考古是过去几十年间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因此，从范式的视角审视中国考古学学科的理论体系，需要聚焦文化历史考古学这一范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考察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历时性发展，厘清中国现代考古学学术传统的来源及其形成的始末缘由，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陈洪波先生的这本著作，便站在百年前考古学“国家队”的角度，试图通过梳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大陆期间所进行的考古活动，来呈现这一时期推动中国现代考古学学术范式形成的诸多来源。

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以国家研究机构的背景，做“有规模的系统研究”，为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作出了最显著、最重要的贡献。史语所工作的这一特点与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不谋而合。我们可以认为，1949年以前史语所这一团体进行的考古活动，体现了形成中国文化历史考古范式的“前范式”时代。首先，史语所在20世纪30年代主导了前后凡15次的殷墟遗址发掘（图1、图2）。这些发掘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璀璨的晚商青铜文明，更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国内考古学的工作方法。

图1 1935年殷墟发掘期间傅斯年与伯希和、梁思永合影⑨

图2 1928年殷墟发掘测绘⑩

在地层学的运用方面，最初几次的发掘还在采用水平层而非自然层的方式，收集和记录的方式都有问题。后在梁思永的领导下，按照文化层的发掘方法逐渐成熟起来，标志性的成果是著名的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在类型学的运用方面，作为现代考古学的核心方法之一，也是在史语所发掘殷墟时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其主要工作由李济完成，以《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一文为代表。在甲骨断代研究方面，董作宾于1932年写就《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拟定了甲骨断代的十项标准，从而以甲骨来确定遗存的绝对及相对年代的技术得以运用于实践。在田野考古技术和整理方法的逐步形成方面，截至第十五次殷墟发掘结束前，史语所把田野调查的方法、发掘的方法、整理的方法、陶片等遗物收集和记录的方法，全部形成了可供具体操作的制度，给后来的考古工作者以直接的参考。其次，无论是傅斯年还是李济，作为史语所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他们“一生致力于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将五四精神的重要内涵——科学主义，作为史语所的宗旨。加之史语所的同人多有留学经历，其国际视野和学术沟通能力帮助他们将西方考古学顺利引入中国，并使之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有自身内涵的中国考古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考古学界出现的“新潮”，如注重多元化的方法，关注社会史研究更宽广的方面，不再一味信奉西方理论而是聚焦中国考古学的自身特征，具有世界眼光等，很大程度上又再次将史语所的传统表现出来。最后，1949年后，国内考古学逐渐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流派，分别以“影响新中国考古学的两个巨人”——夏鼐和苏秉琦为代表。而出身于史语所的夏鼐，在1949年以后的30多年时间里主导中国考古与文博领域的发展，他的治学理念和思想直接来源于史语所。通过以上种种，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部著作所聚焦的研究对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价值正如陈星灿在序中所讲的那样：“史语所是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学兴起的一个标志，研究史语所的考古活动，不仅是为新生的中国考古学画像，也是为近代以来蹒跚学步的中国科学画像。”

要了解中国今天的考古学，可以从史语所出现前后的那个时代里发现线索。例如，为什么“历史学情结”充斥着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陈洪波先生在书中有过梳理：1928年以前，随着史前文化的发现和仰韶村的发掘，给当时“疑古”的思潮点明了新的方向，自此学界出现了所谓的“掘地派”，他们期望用考古的办法来寻觅二十四史在地层之下的印证。也就是说，考古学在中国本土刚刚出现之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其是抱着“证经补史”的目的而加以关注的。然而，他们发现，尽管疑古派有能力摧毁旧的历史体系，但再建新的体系又谈何容易！于是当时的学界把这一希望放在了考古学上。与此同时，傅斯年和李济在领导史语所的工作时，也将其事业定位在服务于解决中国的古史问题。这一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在高等教育机构、研究所和博物馆的学术研究中都属于历史学科的范畴。这可以从侧面解释为什么中国考古学界对于追寻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有着上下一心、持续不断的偏爱。这一点也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显著特征，其承载着构建民族国家认同的使命。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当今国内考古学范式以文化历史为主流，有其服务于时代的使命，这是与美国人类学色彩浓重的过程考古学有所区别的原因之一。

再如，中国考古学家重资料、轻理论的倾向所从何来？目前中国考古学文化历史研究范式多受批评的原因之一便是尽管积累了大量的考古材料，却没有卓有成效地释读其中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内在信息。一方面是材料堆叠，一方面却是历史解释的苍白和缺乏。这个问题也可以从陈先生在这部书中对于史语所的审视中找到解答。他谈道：“从史语所到中国学术界，考古学自西方引入以来，极少被视作单独的社会科学。其在绝大多数场合是被当作史学的工具来使用的。”史语所的领导人傅斯年对这点有更具体的表达：“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考古学学科本身被视作工具的看法，从根本上限制了考古学基于资料进行历史解释的动机。另一方面，考古学在20世纪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科学，在于其在科学技术方法上所取得的进展。这些进展不仅体现在利用现代地层学原则的发掘技术上，还体现在包括航空考古、水下考古的调查技术上，体现在包括除了考古材料之外的土壤、花粉、金属、气候、动植物群等地理分布和生态环境的分析技术上。以上这些技术方法史语所考古组大多数无力做到，既是由于条件的限制，也是出于信息的闭塞。陈洪波先生鲜明地指出，技术的缺乏和考古学作为“工具”的目的性的限制，是导致史语所的考古工作缺乏历史解释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五四”以后，科学作为技术被普遍接受，但科学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认识论是否也受到了同等程度的重视呢？当下的读者跟随陈先生的脚步审视完前辈学者的工作之后，触及当下国内考古学的发展，亦能从这些缺陷和不足当中有所感悟。可以进一步说，曾经限制史语所考古学的诸多因素，也或多或少缠绕着新中国成立以后、乃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发展。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在梳理特定时段的考古学史，总结和反思考古学的学科发展方面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其在很多细节之处能读到作者治学的温度和广度。所谓“温度”，不仅在于陈先生对于材料涉猎广泛，对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一系列的人物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生平考察，行文充斥着“了解之同情”，还在于不将目光锁定于上述的这些“大人物”上。比如在谈及史语所在抗战期间人才凋零、所中同人各奔东西时，专门开辟篇幅勾勒出一个“清溪阁”之会，将时代给予史语所普通职员的重压与无奈尽皆付于长沙一隅的一餐饭、一杯酒上，读罢令人思绪万千。再如罗列完史语所的种种考古“伟业”和领队人之余，不忘向考古组的小人物——技工致敬，并专门为这一群体着墨。先生指出，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里，技工这一群体始终伴随在考古学家左右，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他们被渐渐遗忘。所谓广度，在于先生在写作之初，就注重把握学术前沿思想，具有国际学界视野。无论是从思想史上受到格林·丹尼尔、布鲁斯·特里格等大师理念的熏陶，还是对于史语所同期西方考古学发展脉络的把握，都是这部作品的学术性和新颖程度的体现。《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距离初版已逾十年，但在今天读来，仍有诸多先见的色彩。当然，受到篇幅和材料诸多方面的限制，这部著作在一些领域仍有可供进一步发挥的空间。首先，是否有必要开拓一个章节，来讨论史语所的研究传统——范式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考古学科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倘若这种影响通过史语所重要学者（如夏鼐）来引领与体现，对于此类学者的探析也是必要的，一如在前几章分析傅斯年和李济那样。若如是，读者能够看到一个被勾勒更加完整的叙事体系。其次，历时近十年，前后15次的殷墟发掘，如果能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文明的视阈下审视作为晚商文明中心区域的安阳考古发掘成果，从考古解释的角度点明当时的发现对于我们今天的认识起到了哪些助力，或许更能使专业读者有贴近往昔的历史亲近感。最后，全书除了考察史语所十余年所做考古工作的历时性发展，若干与史语所并行的研究者成果的共时性差异也值得讨论。例如，史语所更习惯从具体的考古材料出发，自下而上，通过归纳的途径来审视问题，而郭沫若、尹达等人在同一时期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演绎出可以通过考古材料检验的假说。这二者之间是否有可以相互借鉴之处，值得深入讨论。

我们对于未来的认识基于对过去的理解，审视如史语所这类典型的考古团体在往昔所进行的学术活动，继承其优秀的学术传统，评析其不足之处，对于今天我们建设完善的学科理论与多元的学术范式，具有不可忽略的指导意义。总而言之，我们期待着陈洪波先生能够笔耕不辍，有更多同类的优秀作品以供学界同人阅读与讨论。

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2021年10月18日《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

②加拿大布鲁斯·特里格（B.G.Trigger）将考古学理论视为由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理论组成的体系，对于整理、整合和阐释考古资料具有不同的指导意义。

③G.R.Willey，J.A.Sabloff.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M].San Francisco：W.H.Freeman and Company，1973.

④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黄其煦，译.安志敏，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⑤布鲁斯·G·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M].陈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⑥R.A.Bentley，H.D.G.Maschner and C.Chippindale，eds.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M].Lanham：AltaMira，2008.

⑦陈胜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与范式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9（2）：182-203，208.

⑧范式指科学共同体的一切共有信念，这种共有信念建立在某种公认的并成为传统的重大科学成就的基础上，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一种把握研究对象的概念框架，一套理论和方法论信条，一个可供效仿的解题范例，它规定了一个时期中这门科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途径，同时也决定了共同体成员的某种形而上学的信念和价值观标准。引自黄颂杰.现代西方哲学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450-451.

⑨傅先生前往安阳视察第十一次发掘情形。石璋如曾说：这是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显赫的时期。图中左一为傅斯年，左二为伯希和，右一为梁思永。图片来源：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官网。

⑩民国十七年（1928）春，傅先生任中研院史语所筹备委员；七月，史语所正式成立。八月，史语所调查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图片来源：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官网。

⑪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555-568.

⑫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73-104.

⑬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M]//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140.

⑭刘文锁.论李济[J].考古，2005（3）：86-94.

⑮张忠培.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M]//张忠培.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223.

⑯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M]//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