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泓妙

（厦门市博物馆，福建 厦门 361000）

0 前言

漳州窑指福建漳州一带的民间窑场，生产的瓷器主供外销，活跃于明末清初时期。窑址主要分布在福建省南部的九龙江流域的平和、华安、漳浦、南靖、诏安等县及邻近地区，窑址数多达百处。漳州窑瓷器在国内遗址中较少发现，相反在国外，如日本、菲律宾、荷兰等地有大量的实物遗存。以漳州窑系为中心的福建陶瓷文化在陶瓷外销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海外遗存的漳州窑瓷器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对漳州窑瓷器的认识尚处于初始阶段，虽在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地发现不少传世品和考古出水品，但海外学者普遍将这一类带有“砂足”底的瓷器定义为“汕头瓷”，日本学者也称作“吴须付染”等，而漳州窑的素三彩瓷器也被误认为是越南的产品。直到20世纪初，福建省的一些博物馆先后在漳州平和南胜、五寨等明清古窑址考古发掘出“克拉克瓷”“汕头瓷”的实物标本，揭开了长期在海外被称为“华南三彩”“交趾瓷”等的瓷器，其产地是位于漳州的平和、华安、南靖等地。

1.1 漳州窑瓷器在欧洲的遗存

中国与葡萄牙之间的贸易往来开始于明正德九年，而后葡萄牙虽被驱离广东沿海，但在利益驱使下，葡萄牙人还是在浙江、福建沿海设立非法贸易据点。这些贸易点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漳州窑，更加便利了葡萄牙商船运送漳州窑瓷器至欧洲贩卖，这些商船有的在回航过程中沉没，船货中存在着漳州窑瓷器。如考古沉船资料中显示的1625年沉没的“万历沉船”，船上打捞出漳州窑的青花碗和碟等瓷器，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装载漳州窑瓷器最多的一艘葡萄牙商船。葡萄牙商人将漳州窑瓷器销往欧洲的又一证据是桑托斯宫（现法国大使馆）某个房间的天花板还镶有3个漳州窑瓷盘，这里也曾是16世纪初至70年代葡萄牙国王在里斯本的宫殿。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成立，其可直接与亚洲进行贸易，而后中国陶瓷被大量销往荷兰。其中沉没的VOC商船中的漳州窑瓷器为荷兰在漳州窑的贸易提供实物依据。根据沉船资料，荷兰“白狮号”沉船打捞出漳州窑各种青花瓷器，包括碟、盘、碗、罐等，部分盘沿装饰与墨西哥城佐卡罗区出土的青花瓷片的纹饰一致，而这类瓷盘与平和县南胜花仔楼窑考古发现相关。目前，欧洲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均藏有漳州窑瓷器，荷兰吕伐登的普林西霍夫瓷器博物馆是目前为止收藏漳州窑瓷器最多的博物馆之一。

1.2 漳州窑瓷器在东南亚的遗存

东南亚与我国一海之隔，是漳州窑需求量最大的地区。考古资料显示，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漳州窑瓷器和标本，其中以青花瓷和彩绘瓷为主，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有博物馆和民间机构仍藏有不少的漳州窑瓷器。在东南亚地区除了田野考古的发现，水下考古也有发现不少实物遗存。1985年，法国“环球第一”探险队在菲律宾海域发现一艘明代商船“皇家舰长暗沙二号沉船”，船上打捞出3768件明代万历年间的瓷器，其中有部分为漳州窑瓷器。1990-1991年，越南国家打捞公司与新加坡考古学者在越南南部海域合作打捞一艘清代中国帆船，出水的主要为清代漳州窑青花瓷器。1992—1994年，在菲律宾福球岛附近的海域打捞出一艘“圣迭戈号”明代西班牙沉船，船上出水了带有“砂足器”的漳州窑青花瓷盘，其青花纹饰与在平和窑场发现的瓷器纹饰相同。

1.3 漳州窑瓷器在日本等其他地区的遗存

随着日本考古资料的不断完善，几乎在日本全国各大近代遗址都发现了大量的漳州窑瓷器，无论在种类还是数量上，都相当突出。如在达坂城下町遗址丰臣前期的地层就发现了少量的漳州窑瓷碗，而后在丰臣后期的地层中又发现了较多“吴须手”的瓷器，此遗址发现的漳州窑瓷器主要集中在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叶的地层。

日本的长崎港由于作为葡萄牙商船的必经之地，其漳州窑瓷器的出土数量也颇为可观。爱知县陶瓷资料馆的调查数据显示，长崎市万才町出土的16世纪末的漳州窑瓷器为出土陶瓷总量的8%，而17世纪初的漳州窑瓷器的出土总量占全部陶瓷出土量的23%，可见漳州窑瓷器出口到日本的总量在明末清初时期是呈递增的趋势。

此外，在丰后府遗址中出土的陶瓷器，漳州窑青花占了20%，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日本在明末清初时期与漳州窑的贸易关系。漳州窑瓷器的海外遗存同样也被发现在印度洋沿岸的非洲和美洲国家，他们多数是通过欧洲殖民者的转运，以陆运和海运结合的方式销往当地。如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的“大清真寺”“大房子”遗址就出土了许多明代晚期的漳州窑青花瓷器。同样，在墨西哥市出土物中也有发现万历风格的民窑瓷片，其纹饰图案很多与漳州窑系的风格特征相同。

2 漳州窑外销瓷器的风格与其海外市场的兴起

漳州窑外销瓷以青花瓷为大宗，伴有部分的五彩瓷和素三彩瓷及少量的单色釉瓷。器型主要包括碗、盘、瓶、炉、罐、军持及雕塑等，主题纹饰有花卉、动物、人物、文字等中国化风格，也有体现伊斯兰文化元素的阿拉伯风格，题材丰富，富有民间气息。漳州窑瓷器无论在器型和纹饰风格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中国与外域的元素，在烧造的过程中加入了符合当地人民的审美元素，如军持和带有阿拉伯文字的瓷盘。漳州窑青花纹饰多为写意风格，随意奔放，以简练的线条勾勒出轮廓，再以粗略的钴蓝釉加以填充，整体画风疏朗朴实，笔触缩减飘逸。相较漳州窑青花瓷，漳州窑的五彩瓷则在釉色上以红色为主色，绿、黑、褐诸色为辅色，提高色彩上的视觉冲击，整体画风仍以自由洒脱、率真质朴为总基调。观之漳州窑瓷器的器型、胎质、釉色、纹饰，虽与景德镇瓷器具有相似性，但在工艺上明显不如景德镇制品的规整、细致。漳州窑釉层较厚，釉面较不平整，常见流釉的现象，淘洗不精导致胎体的杂质较多，部分出现气孔的现象。

此外，虽然漳州窑与景德镇的瓷器同样以砂层作为垫烧物，但由于漳州窑瓷器胎体较重，烧制时没有把砂层夯实，以致大型器物较容易出现下塌的现象且器底粘砂现象明显，这与漳州窑瓷器在外销贸易体系中随性急就，以营利为目的商品化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厦门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代漳州窑“天下一”的大盘（图1），此大盘口径37厘米、底径19厘米、高8.5厘米，敞口，圆唇，弧腹，圈足，器身微变形（图2）。胎体厚重成灰白色，施白釉，气孔较多，足内底未满釉，足、底明显粘砂（图3）。这件大盘以红色为主色，配以绿、黑两彩。盘腹用绿、黑彩绘有五组浮在海浪上的鱼纹，相邻鱼纹间以红彩花草纹间隔。盘中心用红、绿彩分为内外双圈文字，内圈用红彩书写“天下一”竖排三字（图4），外圈用红彩描绘“罗经纹”，装饰性强，部分彩料脱落，为典型的漳州窑五彩外销瓷盘。

图1 明漳州窑“天下一”大盘

图2 明漳州窑“天下一”大盘

图3 明漳州窑“天下一”大盘

图4 明漳州窑“天下一”大盘

明景泰到天启年间，漳州月港成为我国重要的海外贸易港，从兴起至繁盛持续了百年时间，而月港的兴起直接促进了漳州窑外销瓷的发展，便利了漳州窑瓷器的贸易运输。明朝的海禁政策，月港凭借“僻处海隅，俗如外化”的地理优势，吸引了国内外走私船只在此进行交易，且作为内河港口，能够有效预防倭寇的抢掠。在明政府严律之下，海上私贩仍屡禁不止并且洋市收入颇丰，因此在隆庆元年，明政府准许月港对外通商，准贩东西洋，缴纳税银出海贸易，至此月港获得合法的对外贸易身份并逐渐繁盛发展。国际市场的需求是漳州窑瓷器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早在17世纪之前，欧洲贵族就对中国的青花瓷青睐有加，收藏青花瓷成为欧洲上层社会的一种时代风潮。随着葡萄牙人大量贩卖中国青花瓷，中国瓷器备受瞩目，随之各国商人纷纷加入贩运华瓷的阵营，欧洲的不少贵族甚至会把中国青花瓷作为财富的象征，中国青花瓷在海外供不应求。而此时的漳州窑在继承宋元瓷业烧造技术的同时，又引进了景德镇人才和技术，瓷业烧造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以横室阶级窑为主的漳州窑系更是具备烧造时间短、烧制种类多的优势，并且窑工能结合贸易地的风土民情在瓷器上添加异域文化元素，使漳州窑具备能快产化、烧造成本低及瓷器种类多个性化的特点，满足了海外市场巨大的需求，在海外市场颇受欢迎。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之下，漳州窑瓷器被销往海外各地，其海外市场蓬勃发展。

3 漳州窑外销瓷的发展对国内外制瓷业的影响

漳州窑的兴起满足了海外市场的瓷器需求，弥补了内地商品窑的供应不足。万历中期，景德镇出现了原料危机，生产的瓷器无法满足海外市场的庞大需求，且窑工在政府长期压迫之下产生民变，漳州窑的兴起吸引了不少的景德镇的窑工，景德镇制瓷工艺手法随之也融入漳州窑瓷器烧造之中，促成了内陆的制瓷产地外扩。随着漳州窑竭力地模仿景德镇青花瓷和彩瓷，为景德镇瓷业技术能够传入闽粤等沿海地区提供了条件，促进景德镇瓷业烧造技术空间上的转移，带动了景德镇窑瓷业从陆路向水路的转变，并在一定程度壮大了景德镇的瓷业体系。

漳州平和窑的五彩瓷对日本的制瓷业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日本被称为“吴须付染”的五彩瓷被有田率先仿造，其釉色也以红、绿、褐等彩为主，颜色浓丽，画风奔放质朴，承袭了漳州五彩以红彩来描绘纹样或以黑彩为纹样轮廓，辅以蓝、绿、褐等釉色填涂的施釉方法。如日本著名陶艺家奥田颖川的作品就以红、绿、蓝三彩为主色，画风自由随意，与漳州窑相似。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一件其作品“吴须赤绘四方隅切平钵”，此件作品绘有红绿凤纹、鱼纹，伴有莲纹和火焰纹等，纹饰为漳州窑常见装饰，笔触洒脱自由，为模仿漳州窑五彩的典型代表。

除了五彩瓷，漳州窑的青花也成为日本瓷业的仿制对象。在十六世纪末期，丰臣秀吉引进了漳州窑的青花瓷和白瓷，让当地陶工仿制，志野陶器就是作为漳州窑青花瓷和白瓷的替代品出现的。

20世纪末，中国古陶瓷研究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漳州举办，被称为“日本古陶瓷研究之父”的楢崎彰一在会上谈到，漳州是日本16世纪到17世纪的陶瓷业的故乡。当漳州窑系的瓷器被大量销往日本的同时，烧制技术也被传到了日本。在这之前，日本尚未掌握在陶瓷上作画的艺术。据传，当时有一个来自漳州的技师，在日本当地传授绘画工艺和热烧技术。通过分析对比漳州各窑址出土的标本和瓷器，得出“织部”“志野”“黄濑户”等产品是在漳州窑瓷器的影响下而产生的。楢崎彰一认为日本本土的陶器文化的形成受漳州窑的影响很大，在学习过程中加入日本民族特色，从而形成自己的陶瓷文化。

同样，东南亚陶瓷技艺也长期受中国陶瓷技术的影响。福建南部沿海地区从宋元开始就常有下海到东南亚各国经商之人，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受海禁政策的影响，不少人出海谋生，其中不乏陶瓷技术的工人。在日本茶道中流行的“交趾香盒”在其尚未从田坑窑挖掘出来相同纹饰的瓷器之前，一直被认作为越南的产品，这类瓷器或者是生产于漳州窑而后被贩卖至东南亚各国或者是漳州窑窑工直接在东南亚当地生产和贸易，还需进一步地考证。

同时，根据资料显示，明代时期的东南亚为了发展本土窑业，模仿汕头器的部分器型。如万历时期青花小罐的斑点鹿风景图纹样就是17世纪越南窑工模仿漳州窑系的装饰所绘。

4 结语

漳州窑外销瓷的异军突起满足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繁盛的百年间，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民窑体系，为我国外销瓷业史增添新的内容，也在推动各地区窑业技术交流的同时影响了世界陶瓷业的发展。随着考古调查资料的丰富，越来越多的漳州窑瓷器出现在世人眼中，从实物论证了“汕头瓷”“砂足器”的产地问题及其漳州窑瓷器的海外贸易情况，对我们能够更系统和更多层次地研究漳州窑瓷器在内的中国古陶瓷的外销史增加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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