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峰

随着伊斯兰世界“反西方化”、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现象”的出现，逆全球化思潮对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形势都产生了严重影响，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因而成为全球各国共同的诉求。由中国倡议发起并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在国际经济新秩序构建中扮演了重要的战略角色。2022年是亚投行创设的第六年，其成员数已由成立时的57个增至104个，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机构。作为亚洲第一个提倡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型开发银行，亚投行致力于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并始终保持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给予的“AAA”最高信用评级。当前，全球进入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探索期和磨合期，尽管国内学者围绕亚投行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相关的理论和实践探讨（陈伟光等，2017；黄宗智，2020），但尚未结合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本质特点进行深入探索。本文分析归纳亚投行投资项目的基本特征与业务重点，并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摆脱国际资本依赖和构建互利共赢平台这三个方面解析亚投行在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中的战略意义。在此基础上，总结中国在亚投行的战略实施中的国际责任与践行路径。

一、亚投行投资项目的基本特征与业务重点

（一）亚投行投资项目的基本特征

2013年10月，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赢得了亚洲国家的广泛响应与支持。2015年12月25日亚投行正式成立，并于2016年1月16日正式开业。截至2020年12月31日，亚投行已向28个国家投资了108个项目①。除了多国项目9项②，亚投行投资最多的国家主要有：印度22项、孟加拉国11项、土耳其9项、印度尼西亚8项、巴基斯坦6项、乌兹别克斯坦5项和中国4项。从投资区位来看，亚投行向南亚国家投资的比例最高，达到总项目的40%。从图1的分年度数据来看，除2018年以外，亚投行投资的项目数和国家数均呈现递增趋势。2016年亚投行向7个国家投资了8个项目，巴基斯坦占2项，是当年获得投资最多的国家。2017—2019年亚投行投资的项目数（国家数）分别为15项（9国）、12项（5国）和28项（14国），这三年里印度都是亚投行投资最多的国家，每年都有5项。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亚投行在2020年共向22个国家投资了45个项目，国家数和项目数较2019年分别大幅提升了57%和61%。孟加拉国在这一年获得的投资项目最多，共获得6项亚投行的贷款资助。

图1 亚投行投资项目数和国家数

从业务类型来看，亚投行投资最多的业务依次是：能源类22项、金融机构类和交通运输类各18项、经济复苏类12项、水资源类11项、公共健康类8项、金融及资产流动性类7项、信息通信技术类（ICT）和城市化类各5项、农村基础设施类和灾害管理类各1项。其中，能源、金融机构、交通运输、水资源、ICT和城市化占据了全部业务的73%。图2显示，2016年亚投行的投资业务主要是能源和交通运输，面向这两大部门的投资在其后三年依然持续，并且运输部门的投资项目数在2019—2020年保持增长态势。2017年亚投行的投资项目首次出现了金融机构、水资源和ICT，并且金融机构和水资源在其后各年都有投资。2020年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亚投行的投资项目中出现了经济复苏、公共健康、金融及资产流动性等关乎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和人民健康福祉的新业务。结合业务类型和借款国来看，亚投行投资的能源项目主要集中在孟加拉国（5项）和印度（4项），金融机构业务主要投向多国（8项）和印度（5项），交通运输项目最多的是印度（7项），城市化、金融及资产流动性、经济复苏和水资源项目最多的分别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均为2项）。其余项目例如ICT、公共健康等领域，中国各获得1项投融资项目。

图2 亚投行投资的业务类型

从亚投行的出资形式来看，有57个项目是共同出资，略多于独立出资的51项。其中，共同出资的机构主要是全球性或区域性开发银行，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DB）、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欧洲投资银行（EIB）等。从担保形式来看，亚投行的投资项目主要采取主权担保形式，共有73项，占全部投资项目的68%。从投资金额来看，截至2020年底，亚投行共投资220.27亿美元，按照2020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均汇率6.9计算，约合1519.86亿元人民币。亚投行的投资金额保持年均59%的高增长，在2020年的投资额高达99.8亿美元，较上年提高了119.5%。亚投行对印度的投资金额最高，达到50.89亿美元，占全部投资额的23%，甚至比排名第二的土耳其（21.39亿美元）和第三的印度尼西亚（20.9亿美元）的总和还要多。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发起国和最大的出资国，共获得11.35亿美元的投资项目，低于18.72亿美元的平均投资额，这也体现了亚投行在投融资决策方面的公平公正原则。

从投资周期来看，亚投行的投资审批周期不仅快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刘东民等，2017），在发放贷款方面也体现出充足的资金实力。亚投行最早于2016年6月24日批准了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交通运输和城市化项目。根据亚投行的项目清单统计③，从获批到结束贷款的平均投资周期约为56个月，其中最长的为2017年向菲律宾投资的灌溉项目（87个月），最短的为2019年向孟加拉国投资的供水和卫生服务项目（17个月）。截至2020年底，亚投行已结束了对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埃及等国共6个项目的贷款。这也充分体现了亚投行作为新型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资金保障能力和责任担当。从投资项目的总成本来看，总成本最高的是2016年阿塞拜疆的天然气管道项目（86亿美元），最低的是2020年的马尔代夫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响应项目（1460万美元）。除独立出资的项目外，亚投行在共同出资的57个项目中，平均出资份额约为33%。其中，出资占比最高的是2020年格鲁吉亚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项目（56%），出资占比最低的是2016年阿塞拜疆的天然气管道项目（7%）。此外，亚投行出资占比超过50%的8个项目均发生在2020年，对格鲁吉亚的投资项目就占据2项。

（二）亚投行投资的业务重点

为了直观刻画亚投行投资的业务重点，本文根据全部投资项目的目标和内容，将其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基础设施建设（包含交通运输、ICT、城市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共29项）、可持续发展（包含能源、水资源和灾害管理，共34项）、金融秩序稳定（包含金融及资产流动性、金融机构，共25项）和经济社会安全（包含经济复苏和公共健康，共20项）。图3显示，尽管总体业务领域在不断扩大，但可持续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分别占总业务的31%和27%，充分体现了亚投行致力于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金融秩序稳定是投资项目数增长最快的业务，年均增长率达到70%，表明亚投行越来越重视发展中国家对于金融稳定性和市场流动性的诉求。随着全球抗疫工作的展开，经济社会安全在2020年成为亚投行投资的重点业务，高达20项，不仅涵盖了中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医疗应急响应项目，也包含了巴基斯坦、蒙古国、菲律宾等国的经济缓冲项目，以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各国经济社会的不利影响。这体现了亚投行始终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秩序恢复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图3 亚投行投资的业务重点

以上分析显示，亚投行的投资项目呈现数量上稳步增加、国家范围和业务领域不断扩大、共同出资与主权担保相结合、投资周期较长等基本特征，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表现出投资金额迅速提高、投资领域倾向于经济复苏和公共健康等新特点。总体上看，亚投行仍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作为重点投资业务，并将金融秩序稳定和经济社会安全作为新型投资业务，助力各成员国共同抗击疫情。

二、亚投行在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中的战略意义

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和扩展，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追逐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利益的过程中不断边缘化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外围国家和地区逐步融入中心区的进程（Ruggie，1982）。美国凭借在二战中取得的经济、金融、军事等优势，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构建起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为依托的国际金融机构。而霸权稳定论则从理论上支持了建立在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上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稳定性（Gowa，1989）。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崛起，要求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重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日益强烈，树立以互利共赢为理念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人类文明的和谐共处与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迫切需要（朱艳圣，2018）。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提出源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指的是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制度安排（Hope，1983）。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根植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分工模式的转变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安礼伟和马野青，2019）。第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冲击了美国霸权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第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中，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环节，但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也需要整合国际资本、先进技术等优势要素来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这进一步催化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第三，美国以“逆全球化”举措作为谈判筹码，实质上是要提升其在全球经济秩序制定中的主导权。但随着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导条约》等多边协定和组织，并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不仅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对全球经济秩序维护的责任，也给全球贸易体系的运行造成了冲击。美国作为全球经济主导者的地位逐渐削弱，而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体系，则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发展指向。

作为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新型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在国际经济新秩序构建中充分体现了互利共赢的战略要义。在传统的多边开发银行体系中，无论是股权还是投票权，发展中国家往往都要受制于美国和日本强大的话语权，美国一国或美日两国联合起来的投票权便可在重大事项的决策中行使“一票否决”权。以世界银行为例，作为最大的出资人，美国拥有世界银行约16%的投票权，而世界银行的任何重要决议的通过都必须要有85%以上的投票，这意味着美国是唯一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国家。亚投行的建立则不断淡化霸权理念主导的权力结构。尽管中国所占的股权比例最高，但中国已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稀释投票权的决心，并积极倡导相互协商、共同解决的决策体系。亚投行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仅建立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合作机制，也显著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加快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平台的构建。

（一）构筑以国际公共产品维系的国际合作机制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授权国际组织、签订双边协定等方式向全球其他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同时又通过世界经济体系获得特殊利益，保证了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动力（胡键，2020）。然而，随着新一轮全球变革浪潮的到来，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一些存在典型“美国优先”理念的多边金融机构，已经无法满足亚洲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亚投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融资平台，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技术支持以及多边合作平台，这属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Olsen（1971）首次将“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引入国际合作的研究范式中。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特点就是具有跨国家边界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它不仅包括物质性的公共产品，例如跨边界共享的基础设施等，也包括非物质性的公共产品，如制度、规则、协定、多边合作平台等。相对于美国利用霸权地位提供的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亚投行提供的是一种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这不仅是因为亚投行的惠及范围集中在亚洲地区，更重要的是亚投行提供了区域共同发展的国际合作机制（马涛和陈曦，2020）。亚投行始终秉持对国际公共产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种以国际公共产品维系的国际合作机制显然是区别于“中心-外围”秩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从这种国际合作机制的形式来看，它不仅覆盖了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等物质性公共产品，还涵盖了金融秩序稳定、经济社会安全等非物质性公共产品。一方面，交通运输、ICT、能源输送、水资源治理等物质性要素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特性，这类公共产品的提供就占据了亚投行全部业务的58%。跨境基础设施的共享显然能带来空间外溢性。以交通运输项目最多的印度为例，印度在公路、铁路、航运等方面的建设，不仅能提高本国的社会福利，而且会激励邻国提供物质性公共产品的动力。2018年亚投行对印度投资了地铁和公路建设的交通设施项目，同年亚投行对其邻国——孟加拉国投资了天然气、电力等能源项目。从总体上看，亚投行对于相邻国家的投资项目数达到42项，占全部项目的39%。其中，投资相邻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业务共28项，占两类业务总数的44%。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际合作机制在空间范畴上的国际外溢性。另一方面，经济复苏、公共健康、金融及资产流动性等大多涉及规则、制度、协议等非物质性要素的公共产品，占亚投行投资业务总数的42%。对这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在短期内的收益效果相对有限，并存在一定时滞性，但在长期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以公共健康和经济复苏为例，亚投行对11个国家投资了12项经济复苏计划，旨在向相关政府提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预算支持，8项公共健康计划主要瞄准中国、印度等人口较多的8个国家，目的是预防、研发和应对疫情造成的生命健康威胁，并强化安全防疫系统的应急能力。例如，2020年4月，亚投行批准了给予中国3.55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贷款，以帮助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笔贷款协议主要用来改善北京和重庆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以及采购用于疫情防控的应急设备和物资。提供这类国际公共产品不仅加速了中国疫苗的成功研发，也给全球抗疫工作和经济复苏带来了希望。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缓解经济下行的制度安排，还是维护公共健康的病毒检测、基因库共享、疫苗研发等技术合作，对于全球其他国家产生的正外部性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现。

亚投行对于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有效解决了亚洲区域的资源错配问题，这势必会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冲击。针对国际公共产品所引发的“搭便车”争议，美国就曾指责中国是当今国际秩序的“搭便车者”，免费地享受美国创造的国际秩序收益。对此，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1月16日亚投行的开业仪式上明确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愿意同各方一道，推动亚投行早日投入运营、发挥作用，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这充分说明了由中国倡议发起并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亚投行，是为弥补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做出的有益尝试。表1呈现了历届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主要议题，可以看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始终是亚投行的核心关切和投资主题。未来，亚投行将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跨境互联互通与新型基础设施（如社会基础设施和绿色基础设施）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战略重点，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秩序稳定、经济社会安全等国际公共产品，构筑以国际公共产品维系的国际合作机制，助力形成“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表1 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主要议题

续表

（二）摆脱过度依赖西方国家资本的被动局面

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劣势地位。一方面美国主导的经济霸权秩序控制了全球主要的国际资本来源；另一方面，美国控制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也存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并缺乏透明度（Barta和Johnston，2018）。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通常较低，这使得其很难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获得充足资金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林峰和邓可斌，2020）。例如，2013年4月，美国惠誉（Fitch）公司将中国主权评级由AA-下调至A+，这是自1999年以来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首次被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下调。2017年5月，美国穆迪（Moody's）公司也宣布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由Aa3下调至A1。表2显示，亚投行首批创始国的国际信用评级都比较低，大多位于评级A以下的水平④。对于为数不多的评级A以上的创始国，美国控制的西方评级机构还在下调这些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例如，穆迪公司下调了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印度和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而惠誉公司下调了阿曼、卡塔尔、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的主权信用评级。显然，霸权经济秩序的资本操控和西方信用评级体系的歧视性低估会制约发展中国家获取国际资本的能力和机会，从而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而如何扭转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西方国家资本的被动局面，亦是亚投行预期功能的应有之义。

表2 亚投行创始国的主权信用评级

亚投行的建立为发展中国家从“被动依赖”转换为“主动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一方面，作为一个不受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和控制的融资发展平台，亚投行打破了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资本市场垄断，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开始成功尝试参与并制定亚洲地区的金融体系规则。2016年4月，亚投行与世界银行签署了首个共同投资框架性协议，标志着亚投行与世行在应对全球巨大的基础设施资金需求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亚投行的开发金融新模式为形成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投融资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有助于平衡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治理格局，而且能促进更多创新合作模式的形成。另一方面，西方评级机构对于发展中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下调使得发展中国家位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劣势地位，而构建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评价体系就应成为发展中国家摆脱国际资本约束的有效途径。2018年成立的国衡信国际信用评级中心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打破了西方评级机构的垄断，并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响应与支持。

自2016年开业以来，亚投行的投资金额年均增长率达到59%，并且保持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给予的“AAA”最高信用评级展望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零风险权重认定，这也充分证明了亚投行在引领发展中国家释放合力方面的重要性。亚投行不仅有效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融资能力和“共赢”机会，也推动了域内外的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从根本上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劣势地位，构建“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三）构建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平台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张“零和博弈”，认为国家之间对财富的追求是相对收益，因此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这与互利共赢的精神背道而驰（李滨和陈子烨，2019）。亚投行始终倡导各国都是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是“正和博弈”的参与者，要依靠各成员国的要素禀赋、文明特点、发展阶段等形成发展合力，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行阻力，实现以合作为导向的一体化。在2020年7月的亚投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的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强调，“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他不仅对亚投行取得的发展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也对中国支持多边主义、践行多边主义的基本立场进行了重申，坚定了亚投行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平台的信念。

新现实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认为，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当一个国家是世界主导力量或霸权国家时，国际经济秩序更能保持稳定（Snidal，1985）。亚投行则建立了相互协商、共同解决的决策体系，不断淡化霸权理念主导的权力结构。一方面，作为亚投行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尽管中国所占的股权比例最高，达到30.34%⑤，但中国已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稀释投票权的决心；另一方面，亚投行以简单多数通过作为主要决策机制，从根本上避免了因特别多数通过的决策规则而形成的一票否决权问题。由此可见，亚投行倡导的决策机制不是单一国家的权力主导，而是彰显公平协商、主权平等和包容共济的原则。习近平主席在亚投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的致辞中提到，“将亚投行打造成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与时俱进的新型发展实践平台、高标准的新型国际合作机构、国际多边合作新典范”。这也再次说明，只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多边开发平台汇聚全球各国的发展合力，不断扩大支持面，缩小反对面，才能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创造有利条件。

亚投行作为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设立的宗旨是减贫与发展，核心诉求是促进域内外共同发展与共同进步。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自亚投行创立以来，域内外成员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57个意向创始国的人均GDP从2016年的24834美元提高到2019年的25660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2%。创始国的基尼系数均值则从34.1下降到33.4，表明收入不平等状况得到显著改善。无论是项目融资还是内部采购，亚投行都建立了严格制度来防范风险，确立了“精简、廉洁、绿色”的核心理念。从目前情况来看，亚投行建立的投融资体系不仅有助于实现区域内成员国的减贫与发展，也将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这种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合作乃是全球各国的共同诉求。

三、中国在亚投行的战略实施中的国际责任与践行路径

中国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中承担了重要的大国责任。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2022年中国经济将增长4.3%，依然高于2.9%的全球经济增速。中国的国际责任不仅体现在世界经济中的引领作用，而且在亚投行的战略实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推动者、示范者和服务者的角色。

（一）以新冠疫苗共享向全球提供国际卫生公共产品

2019年底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已演变为威胁全球安全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并凸现了国际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中国是最早承诺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果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国家，从多个方面提供了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中国专家研发新冠病毒诊断试剂和灭活疫苗，并在2021年伊始向巴基斯坦、尼泊尔、菲律宾等14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疫苗援助，同时积极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多边体系；中国在获得亚投行3.55亿美元的抗疫援助贷款之后，始终以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己任，加快建立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为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典范。

国际卫生公共产品供求失衡的矛盾始终存在，但中国一直致力于解决这种矛盾。2020年1月中国成功研发出病毒检测试剂盒，并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和有关国家分享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研究成果。2020年12月，中国研制出的新冠灭活疫苗获批上市，并及时与世界各国共享技术成果和防控策略，这不仅为全球抗疫注入了信心，还通过新冠疫苗共享向全球提供了国际卫生公共产品。2021年2月，中国正式加入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并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呼吁下，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万剂疫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责任担当。金立群行长在2021年1月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亚投行将准备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购买疫苗。借助亚投行对于新冠疫苗援助的“东风”，中国对于国际卫生公共产品的提供将会得到切实保障。

中国对于新冠疫苗的共享也支持了亚投行倡议的“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战略。亚投行在第五届理事会年会上强调了卫生、医疗等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中国是亚投行“面向未来”战略的坚定支持者，以新冠疫苗的研发、推广与捐助作为对亚投行的战略支持，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未来中国将会借助亚投行的合作共赢平台，积极发挥公共卫生产品的正外部性作用，以常态化疫情防控策略作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卫生公共产品，进一步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做出贡献。

（二）以减税降费政策激励私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PPP项目

为打造多元化的基础设施投融资体系，亚投行鼓励发展中国家积极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加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优势互补。公共部门可提供政府背书及风险担保，而私营部门的资金充足且主动性和创新性较强，两者结合有助于为成员国提供更加优质的基础设施服务。近年来，中国的减税降费政策有效激励了私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PPP项目，为亚投行倡导的私营资本融资战略提供了经验支持。

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的报告，面向小微企业的所得税减免惠及1798万家企业，其中98%是民营企业。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减税降费政策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对于私营部门的辐射范围也在明显扩大。减税降费政策不仅减轻了中国私营部门的税收负担，也优化了中国的税收营商环境，为私营资本引来“活水”，有效缓解了私营资本不敢轻易进入投资金额大、投资周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的窘境。以政府作为风险担保，以减税降费作为保障手段，中国私营部门面临的投资风险大大降低，使得私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PPP项目的信心明显增强。同时，中国政府充分保护私营部门的合法权益，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建立反腐长效机制，为PPP模式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以上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私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项目的积极性。作为亚投行的倡议国和推动者，中国的减税降费政策不仅为解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融资缺口提供了中国方案，也为走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稀缺困境传递了中国信心。

（三）以人民币国际化倒逼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亚投行倡导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战略理念前景可期，但大规模、长周期的基建项目投资对国际货币体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方面，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与亚投行的本币融资战略相辅相成，为倒逼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新的典范。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是对亚投行本币融资战略的有力支撑。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备突出的经验、技术和人才优势，作为亚投行的筹建国，更是深入参与推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与建设。中国2020年发行的首笔熊猫债也为本币融资的推广应用提供了良好示范。另一方面，亚投行的互利共赢平台为人民币国际化增添了新的动力与渠道。借助亚投行平台，不仅加快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建设，而且也避免了基础设施项目资金的货币错配风险，有助于打造以市场化为主导的、风险可控的人民币投融资机制。同时，人民币国际化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对于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的依赖，促进了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制衡、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方向迈进。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上，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设想尚未落地，国际货币多元化仍是主要思路。促进国际货币多元化，不仅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设计思想，也是亚投行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平台的重要部署。人民币国际化在使中国拥有更大主动权的同时，也在削弱美元对亚洲国家经济建设的霸权制约，为亚洲乃至全球的投融资赋能，进一步推动国际货币向多元化发展。

融合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积极开发人民币债券市场和人民币国际结算业务，这是中国经验的核心内涵。亚投行作为新兴多边开发银行，推动了其他成员国货币投融资体制的磨合与革新，这是中国经验的国际化实践。同时，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保持良好合作，共同致力于全球货币金融稳定与发展，这是中国经验的深化和外延。

四、结论

在创设以来的六年里，亚投行已发展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的投资项目呈现出数量上稳步增加、国家范围和业务领域不断扩大、共同出资与主权担保相结合、投资周期较长等基本特征，并在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背景下，表现出投资金额迅速提高、投资领域倾向于经济复苏和公共健康的新特点。总体上看，亚投行仍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作为重点投资的业务，并将金融秩序稳定和经济社会安全作为新型的投资业务，助力各成员国共同抗击疫情。全球进入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探索期和磨合期，打造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已成为必然趋势。作为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新型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在构筑以国际公共产品维系的国际合作机制、摆脱过度依赖西方国家资本的被动局面、构建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平台这三个方面充分体现了互利共赢的战略要义。随着全球抗疫工作的展开，亚投行将继续帮助亚洲地区乃至全世界应对经济、健康和金融稳定性的挑战，而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发起国，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中承担了更加重要的大国责任：以新冠疫苗共享向全球提供国际卫生公共产品；以减税降费政策激励私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PPP项目；以人民币国际化倒逼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当前，在迈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亚投行还面临着诸多经济、政治和安全难题。但无论如何，中国始终是亚投行的发展战略实施的坚定支持者，在未来将会继续扮演推动者、示范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带动其他成员国“撸起袖子一起干”，推动共同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目标。

注释：

①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数据均来源于亚投行官方网站（https://www.aiib.org/en/projects/list/index.html）。

②多国项目指的是该项目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

③由于2020年项目均未标明贷款截止日期，因此仅统计2016—2019年的项目周期。

④国际信用评级以长期外币评级表示，A评级以下被定义为中等偏下范围。

⑤数据来源于2015年6月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