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瑞霞，何疏悦

南京林业大学a.艺术设计学院b.风景园林学院，南京210037

百年中国，人们从追求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自19世纪（1866年）德国科学家海克尔在《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中首次提出“生态”的概念以来，世界各国对生态学的研究逐渐深入。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人类生态学”的概念；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21世纪，世界气候暖化速度加快，中国也随之做出了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和战略的调整。2005 年8 月，习近平在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调研时第一次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随后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评论专栏发表了《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进一步阐释了“两山”理论。2006 年3 月，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中分析了人类在实践中对“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二者关系的认识过程：从“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到“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再到“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并指出：“这三个阶段，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是发展观念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人和自然关系不断调整、趋向和谐的过程”[1]。2007 年10 月，党的十七大提出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地位，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成为全党共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本确立。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人民日报》（2018年02月05日01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2021年6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也将生态保护作为专门章节。生态文明建设引领下的乡村振兴，对于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乡村建设既包括对乡村发展基础设施硬件的回应，也包括对集体乡愁等社会问题的回应，国家战略和政策制度转型影响着一段时期内乡建景观的集体记忆。百年中国乡村建设文化景观特指近百年来，中国乡村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整合了民族文化心理的乡村人居环境系统，与生命主体的身心需求息息相关，包括以文化物证为特征的物质文化和与当地自然、经济、社会、宗教及人的信仰等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百年中国乡村建设文化景观表征与国家记忆建构“形塑”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以及映射机制。如今，艺术乡建、设计下乡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积极的文化力量，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面对乡村的空心化与城市化，设计师们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探索一条中间道路，以期探寻新乡村未来可能的发展空间。如何通过“国家记忆建构”，将乡村生态资源转换成具有地方感和可持续发展的规范性和定型性力量，呈现具有“民族文化心理”和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建设文化景观系统”成为当前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研究议题。

一、百年中国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变迁文脉的整体观察

该研究所涉及的“百年”非精确意义上的历史年代划分，而是宏观意义上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背景下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历程的泛指。立足国家视野对百年乡村建设历史进行考察，透过景观图像形态表层回溯百年中国乡村建设整个历史演进过程，讨论建党百年乡村建设实践中的国家参与和党的乡建思想脉络，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和现实意义。20世纪早期，在“西学东渐”思潮影响下，中国乡村建设实验和运动兴起，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积极深远影响的理论命题与社会实践，百年来延续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2]、晏阳初的《晏阳初全集》[3]等一系列研究成果，提出了关于乡村文化复兴、从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乡村重建、通过乡学和村学开发民智、发展乡村经济等重要观点，至今还在闪耀着乡建思想的光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4]《乡土中国》[5]《乡土重建》[6]三部著作等，从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视角提出重建中国文化的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乡村建设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时段，一是20 世纪80—90 年代中期，多以对史料的整理，产生了一系列文献研究成果；二是20 世纪90 年代末至今，学术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以多元开放的学术视角积极探索乡建之路。其中有学者以百年为单位，重新梳理了我国乡村建设基本脉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先明《走进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7]以中国乡村问题争论为研究的切入点，提出中国乡村建设内容在传承与扬弃中不断地与时俱进，党的“新农村建设”的主张和思想贯穿始终，构成乡村建设思想百年发展的历史性成果。潘家恩和温铁军《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认为中国乡村建设的兴起与展开不是简单的微观个案或个体行为，它直接关联着中国近现代百年来的转型与剧变，“要以突破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学科之间，城乡之间，显性与隐性之间隔膜为前提”[8]。梁东兴和唐鸣分析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百年变迁的三个阶段：“在原子化小农时期封闭的重视人情的礼俗社会；在集体化小农时期全能控制的动员型政治社会；在社会化小农时期开放的清退利进的理性社会”[9]。

百年来从清末至解放前战争期的乡村建设应变图新、新中国乡村发展道路探索鼎新革故、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百花齐放、新时代乡村振兴融合共生，以乡村为本位的“民族—国家”新农村建设思想一脉相承。国家记忆的建构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整体视野建立一个符合历史与价值均具合理性的体系框架，对乡村文化景观进行全面观照，探寻乡村文化自信和城乡复兴的源泉，是对国家高度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表征。进一步总结和提炼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探寻能够应用于今天乡村建设的知识体系与理论框架，百年中国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图像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从“乡村建设”到多样探索（20世纪初—1949年）

在西方列强重炮侵略下，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士农工商”传统结构失衡，中国乡村危机日见其深。20世纪20—30年代，从农村改造到农村复兴成为中国当时社会各界的共同诉求，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陶行知、黄炎培等为代表的“自强”与“自救”的中国“乡村建设”兴起。抗战时期，中共在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以土地改革为核心、具有革命性质的乡村建设运动。延安以乡村为题材的文艺创作兴起等，透过当时有关农村生产、农民生活的美术作品、摄影图像、文献插图等景象，还原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岁月里所领导的乡村现场，通过对中国乡村基层政权的组织建设，化解了重重困境与危机。从对民众痛苦的深层次思索到乡土艺术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立场和方法，其间抗战文化、工农兵文化觉醒、改造主题突出，民族意识得以普泛化，并成为当时乡村文化的焦点与核心，形成了独特的美学范式。

（二）从“农业合作化”到“农业现代化”（1949—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农村旧有的农业制度和乡村社会生活格局被彻底改变：“在农业领域，先是废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政策；紧接着在农民私有个体经营基础上组织互助合作；再度改革土地所有制，彻底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并超越了家庭经营模式，推行公社化运动”[10]。公社化制度从所有制、生产、分配和消费领域完全控制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使之能确保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顺利实行。“乡村社会主义改造”实验，为转型期的乡村建设和乡村社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土地改革、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农业学大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乡村的社会生活军事化、经济生活行政化、精神生活一统化体现了党对文化领导权的全面掌握。乡村的社会生活军事化、经济生活行政化、精神生活一统化图像以其鲜明政治倾向性的视觉语言，具有强烈的主题性、政治性、时代性和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但是长期忽视了市场机制和自组织机制的协调作用，便失去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僵化的体制导致了农村经济生活严重失衡。在整个50年代到60年代初，村民生活艰苦。1962年后村民迫于旧屋的压力，节衣缩食，翻造新居。从1963 年至1983年历时20 余年尤其是1980 年之后，中国乡村进行着“第一次建房（平房）运动”[11]。

（三）从“土地承包”到“城乡统筹”（1978—2012年）

通过分析，可以将中国这个阶段农村改革的30年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12月到1985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1978年），标志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农村改革发端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的“大包干”，党中央自始至终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充分肯定和鼓励农民的伟大创造。1982 年中央下发了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中央1 号文件”[12]《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涵盖“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关于改善农村商品流通、关于农业科学技术、关于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产条件、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层组织建设”等内容。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全国文明村（镇）建设座谈会纪要》[13]着重讨论了加强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全国农村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文明村（镇）建设活动的问题。第二阶段是从1985年到1992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农村改革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带有全局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特征。第三阶段是从1992 年到2002 年，党的十四大召开（1992 年），农村改革的重点开始转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新农村的内容：“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提出了从现在起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坚持的方针。”1999 年以后，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2002 年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之后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要求以各项支农政策，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第四阶段是2002 年至2012 年，党的十六大（2002 年）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2005年）以后，中国各地掀起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热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 年），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这一切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时期现代化大潮下的乡村景象、城镇化进程中的民工命运、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女性追求、社会转型发展中的人性碰撞、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选择，其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民主体人格的塑造、乡镇企业的崛起与农民职业意识的转变、快速城市化与农民的文化适应失调等复杂因素影响着乡村建设的景观表征。因此，以历时性角度观察乡村建设文化景观与其背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四）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2012年—至今）

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标志着党的乡村建设思想实现了时代性的跨越。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18 年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的总体要求，整体部署、协调推进。“十三五”期间，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现代农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十四五”时期，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众多学者主张从多元视角构建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例如：温铁军指出“要达成高质量的乡村全面振兴，必须精确地识别乡村振兴战略中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机遇”[15]；周文等提出“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中的历史变迁、问题与改革深化”[16]；涂圣伟提出乡村振兴中“有为政府”[17]的行为边界。刘祖云、刘传俊的“后生产主义乡村”[18]；李长学“对乡村振兴战略纲领、本质内涵、逻辑成因与推行路径”[19]开展研究；高强提出“新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20]，以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统筹衔接策略等等，这些研究为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

中国最高法院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庭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课题，在逻辑前提上，国际商事法庭设立的必要性是第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成为当代乡建实现突破的关键点，当代乡村建设文化景观体现出三大特征：一是在地性。内生于具有区域特色的广大乡村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地理位置、空间特点、人文风貌、历史文化等构成了具有地域感知的生态要素，形成相对稳定的凝聚结构性特征；在地性依托地域生态空间形成情感性、包容性、多样性、建构性等特点，既是一种在地物质空间的载体，也是村落多元主体的动态生长过程，具有可塑性和创造性转化的多元价值。二是系统性。乡村是一个生态、生活、生态空间与生命主体之间融合共生的有机体，乡村空间生态资源要素是不可拆分的有机整体，乡村振兴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生活与生产空间镇产合一、审美空间与实用空间融会贯通、实体场所与虚拟空间链接联通、数字化场景与实物造流程系统的人机共建。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主要是对艺术活动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考量，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代表人物列斐伏尔运用马克思主义部分理论与逻辑，应用“历史、空间、社会”三元辩证法将一切空间分为“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与再现的空间”，人类的历史已经由“空间中的生产”转换为“空间的生产”。三是跨界性。涉及艺术、城乡规划、建筑、农业、文学、史学、经济管理等学科门类，各学科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呈现出交叉研究的趋势。乡村设计研究体现出跨学科的转向与互补视角，正发生着从功能满足到生态激活的观念改变，在助力乡村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其他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地方居住者、乡贤、就业者、投资参与者、游客、专业化的非营利组织等形成介入乡村建设的多元主体，政校企社跨界协同形成合力助推和赋能乡村振兴，激活当地村民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的过程中。

综上所述，设计学的研究范畴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改变，当代乡建实践热潮对景观规划研究与阐释更加深入，多元审美主体对乡村文化景观的审美意象提出不同需求，艺术乡建、乡村设计的重要性被人们广泛承认，设计既是艺术的，又与科技、商业跨界融合，具有学科的交叉性、共生性、综合性等特点。同济大学李翔宁策展的第16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主题为《我们的乡村》，回应了当时威尼斯双年展“自由空间”的理念，展览以乡土制造——“业”；诗意栖居——“居”；文化实践——“文”；自在游憩——“旅”；社区营造——“社”；开拓创新——“拓”这六大板块，利用中国建筑师近年的乡村实践作品，呈现当下、放眼未来，在空间和类型上勾勒出一个中国当代乡村建设现场。中国正以西方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着乡村建设，社会开放多元，空间变得更复杂，研究工具与构建范式颠覆性地带来了超越美学层面的乡村建设，展现中国未来乡村发展趋势和探索互联网时代乡村新发展的可能性，设计学研究在功能修复的基础上，更注重生态系统的有机更新与文脉的活态传承。

二、乡村建设文化景观与乡村振兴国家记忆建构的“融合共生”

大儒梁漱溟先生曾言：“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实乃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自古以来，乡土、乡风、乡情、乡音、乡俗、乡味等，都是人们心灵深处的独特印记，汇聚成延绵不绝的集体记忆，构成了世代传承的乡土文脉，乡愁记忆其实是一部人类的心灵观念史，凝聚成一种固定持久的文化记忆。国内关于“记忆”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学者赵静蓉[21]认为“国家记忆本质上是一种作为社会强制力量的集体记忆或黏结记忆”，集体性在于记忆的结构和框架，象征性在于记忆的精神和意识形态意义；“国家”既是集体记忆的主体性基础，也是其核心功能。李雅玲提出从理论、价值和实践三个维度对历史进行回忆、反思和承继，“可以唤醒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和历史记忆的国家认同价值”[22]。陈春妮、杨雪云[23]、赵文杰[24]微观考察乡村记忆传承国家与民间的互动关系；以国家化的视角对以宗族为主要载体的社区记忆进行重建，实现国家对基层的治理；时代报告剧《在一起》以个体影像共塑国家记忆；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的《国家记忆》宏观紧扣重大事件主题，内容立意深远，采用真实再现、历史资料画面、亲历者口述，以及数字影像等多种方式为观众呈现出有温度感的历史和正确的世界历史观，为国家和社会凝心聚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图1 乡村振兴国家记忆建构与乡村建设文化景观“融合共生”系统设计框架①图1乡村振兴国家记忆建构与乡村建设文化景观“融合共生”系统设计框架（课题组：何疏悦绘制），研究过程中得到苏州大学李超德、南京艺术学院邬烈炎、东南大学程万里、南京大学鲁安东等多位专家学者的共同指导。

身份认同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记忆建构的重要社会功能。乡愁文化记忆具有协调和持续作用，系统研究百年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建设文化景观类型所具有的统一性与连续性，其呈现出的有温度感的历史和家国情怀，为乡村振兴理念标准的确定与实施提供原型与范式参照。通过乡村设计，建立起一套具有秩序化、理想化的形式语言和政治、道德、伦理等内涵完整性的景观体系，丰富的乡村文化景观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原发性的代表语汇和原创性的程式符号，有助于提取本源文化及微妙信息，挖掘隐藏在象征符号背后的意义结构。国家记忆正是一种社会化维度的文化记忆，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动力、结构、生态、关系、目标五个方面，因地制宜地研究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化、生态产品价值化的实现形式，将其作为艺术学科介入乡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把设计融入乡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乡村乡建文化景观与乡村振兴国家记忆的建构“融合共生”，艺术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战略，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以艺术设计助力乡村振兴的专项行动计划，涉及到乡村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用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代表着国家、民族的共识与文化认同，是一种有弹性、动态统一的方法论，凝练成乡村乡建文化景观。构建“145”设计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体系系统框架：其中“1”特指一个中心即“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设计价值导向。回答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三个重要问题。贯彻人民“双维度”治理理念，既为农民谋福利，又依靠农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将农民作为实践主体，让农民从主客体两个方面充分享受乡村建设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身份认同感。“4”特指学科层面，对乡村设计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包括“乡村设计历史与文化、乡村设计思维与方法、乡村设计项目与技艺、乡村设计经济与管理”四个基本知识结构体系；“5”特指五生融合共生机制，综合（组合）诸多核心要素，将其和谐运行于乡村有机整体系统框架中。诸多核心要素分列五级框架，交互关联，主要包括理念层：“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位一体新发展理念；战略层：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要求；方法层：“生命-生产-生活-生态-生境”五生融合共生模式；实践层：为人民而设计、文创设计、环境设计、数字设计、公共艺术设计等设计专业方向；目标层：通向未来的共富乡村、人文乡村、生态乡村、数字乡村、善治乡村五大类型理想乡村生境。

（一）一个中心：“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艺术设计价值导向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已经五年了，大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其中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脱离了“人”的城镇化造成了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空间的各种异化。在乡村，产业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乡村高端创新要素不足，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稀缺；乡村建设同质化、空心化，生态环境碎片化；在地性文化缺失；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十分复杂。农业农村问题是关系民生的根本问题，“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回答发展了“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三个重要问题。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六次提及“共同富裕”，巩固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都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该系统设计框架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是，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要求，以实现“人”的城镇化为目标，解决乡村主体“农民”自身的发展问题。通过“艺术设计”促进村民全面发展，助力乡村创造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尊重在地文化、尊重本地村民是实现文化认同的根本，当前艺术乡建对于地域文化的研究成果很丰富，例如角媛梅等[25]以独特的“哈尼梯田乡村景观”为例，深入探究了其特征、结构和保护措施，但对于保护方法研究略浅。欧阳锋勇等[26]从乡村文化景观的意义及其分类、评价与保护设计层面，提出“分级编制乡村文化景观名录和构建乡村景观规划体系”。有的利用“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空间网络模式、传统景观空间整合模式和景观组分整合模式”[27]实现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空间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有的从“城镇变化、社会性质”[28]等方面探究了村镇历史文化景观的变化以及保护研究。唐晓岚等[29]提出以“乡村振兴战略下文化景观的研究进路与治理框架”，来建立乡村文化景观机制。张少军[30]认为要“因地制宜”，从完善基础设施、挖掘农耕文化、整治人居环境等方面，将当地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生态环境、农业生产方式等因素与美丽乡村的规划建设相结合。

（二）四维交叉：新发展理念下的乡村振兴艺术设计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设计学经历了工艺美术学——设计艺术学——设计学的变迁，纵观我国历代的工艺美术与各种民间工艺，纺织、印染、刺绣、锦缎、夯土等传统技艺均呈现出高超的水平和智慧，寄托了人类的情感，汇聚成灿烂斑斓的千年文明。设计学的研究范畴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改变，由以往单纯的研究工艺美术品的工艺、材料、制作，转向多学科融合解读设计的发生、设计变迁、设计的结果及价值。“设计”是限定于“艺术的设计”，而非其他设计；设计既是艺术的，又与科技、商业跨界融合，说明了设计学科所具有的交叉属性。根据《中国高等学校设计学学科教程》的学科目标定位，乡村振兴艺术设计理论与实践研究内容分为“乡村设计历史与文化、乡村设计思维与方法、乡村设计项目与技艺、乡村设计经济与管理”四个维度立体交叉的知识模块系统。一是乡村设计历史与文化研究，加强对国际学术前沿同步的设计学研究的考察，对乡村衣食住行设计有关的设计史、设计文化、设计美学、设计思想等内容深度学习；二是乡村设计思维与方法，将乡村设计作为一种系统思维创新研究范式来对待；三是乡村设计项目与技艺，解决乡村生态宜居、乡土材料、工艺技术、创新转化、产业融合、数字乡村、美学铸魂等综合问题；四是乡村设计经济与管理，促进乡村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数字经济的转型，释放艺术设计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活力。乡村振兴艺术设计战略的实施以项目为抓手，依托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农产品包装设计、农具产品设计、媒体艺术设计、公共艺术设计、服饰设计、工艺美术等不同的专业载体而展开，跨界协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设计赋能乡村振兴需要树立跨界思维，其一，文化与商业的融合与持续，需要社会参与式艺术，不同领域的人才一起来研究解决不同乡村的社会问题，如聚落、建筑、风俗、工艺，甚至宗教等。其二，关注民生,多元联结，设计服务于城乡居民，都要打上地方标记；促进城乡联结，要应对乡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因素，这种跨界整合不是件简单的工作。其三，需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着眼于乡村未来的可能性整体安排有序选择，拓展文化服务形式，实现对乡村文化发展的价值引导和秩序建构。其四，构筑学、研、产平台和艺术智库加强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乡村文化市场运行机制，组建乡村建设全国高校和企业联盟，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框架下，通过大学生乡村振兴工作营、万企助万村、乡村人才培训等务实形式，采取结对帮扶、产业扶贫、消费扶贫、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深化区县、村企、学校、医院等结对帮扶，切实参与到扶贫之中。

（三）五生融合：新发展理念下乡村振兴艺术设计的共生思维

早期的欧洲学者Vos 和Meekes 认为，需要政府和社会对乡村文化景观的支撑，必须有机地将社会、政府给予合理的政策和管理。之后，我国国内学者也在积极探索“基于社区参与的村落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模式”，如彭思涛，但文红[31]以贵州省雷山县控拜社区为例中，提出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社区参与机制,探索了尊重社区文化决策自主权的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模式，实现了发展与保护的统一。王玉[32]在《社区参与村落文化景观保护实践框架与方法的初步探讨》中，以贵州省贞丰县岩鱼村为例，针对保护框架设计、操作方法,提出社区参与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建议。刘小蓓[33]在《制度增权：广东开平碉楼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社区参与思考》中，从制度增权的视角建构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保障与激励机制，以促进村落文化景观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社会科技不断进步，对乡村文化数字管理保护与开发也找到了新的探索之路，提出建立基于GIS的乡村文化景观图像数据库和乡村文化景观图文影音数据库，建构数据库管理和服务平台策略，为传统村镇的规划编制和数字化管理提供空间分析方法与决策支持。

笔者认为，乡村振兴艺术设计战略实施可从新发展理念的理论逻辑与乡村设计实施路径两方面研究同时进行，综合组合诸多核心要素，建构“生产—生活—生态—生命—生境”五生融合共生机制。一是共享/生活，体现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自觉和自信，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开展乡村振兴艺术设计价值目标评估体系研究，重点开展艺术设计价值研究；二是开放/生命，尊重乡村生命主体，开展乡村振兴艺术设计文化多样性研究，以开放的视野，让文化创意设计为农业增值，内外联动发展，共建共享乡村文化共同体，增进农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三是绿色/生态，以绿色发展为目标，为建立乡村振兴生物多样性群落生态环境系统提供生态性关键技术研究，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将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实现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四是创新/生产，建设乡村振兴艺术设计体系数字化平台，强化艺术设计产业，解决乡村创新发展动力不足问题，搭建数字链接平台与网络支撑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五是协调/生境，“生境”是生态学中一个经常使用的术语，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包括生物有机体生存空间外界整合一切物态与非物态因子的生态境界与意象，通过艺术设计善治乡村，开展乡村振兴艺术设计参与社会治理路径研究，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实现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好理想。

经由上述设计赋能乡村振兴的学理探索的剖析，“融合共生”中国乡村振兴文化景观系统的记忆建构，聚焦于“生态、生产、生活”三大景观类型，由此生发出“生产—生活—生态—生命—生境”设计赋能乡村振兴的策略体系与“五生融合”的共生机制。党的新农村建设思想观念深深影响到乡村设计价值的提升，国家记忆的建构是对乡愁记忆的充分过滤和记忆强化，依托乡村建设文化景观系统而实现，通过具有丰富内涵和生命活力的系统设计，体现出设计方法论与本体价值论的统一。

三、设计赋能乡村振兴“五生融合”共生机制与实践路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构建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以“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战略高度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乡村本身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乡村设计是对其复杂生态系统的管理、为社会创新和城乡融合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系统的方法与路径。乡村艺术设计不能以片面的盲人摸象式视角介入，乡建也非简单的设施升级或者形式表征改造，有的是盆栽式的艺术乡建。如何让乡村生态空间资源整合成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有机统一的系统性优势资源，这是当代乡村振兴艺术设计战略亟待解决的难题。

关于乡村设计系统论的研究，涵盖环境、产品、视觉传达、数字媒体、手工艺、公共艺术等多个艺术设计专业研究对象。随着现代通信技术与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新的工具方法与研究方向不断涌现，哲学、科学学、艺术学、社会学、工程学、符号学、信息学、传播学人文社科、工程科学领域的理论成果为设计研究提供丰富的思想来源与技术资源，对设计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产生深刻影响。乡村设计已经上升到文化精神层面，中国乡村振兴文化场景共生模式的当代建构，重点研究面向未来的乡村振兴设计理论和实践系统框架，通过观察人与社会、环境、经济、文化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和运行机制，探索乡村设计走向未来发展的发展逻辑，创建一个“生产—生活—生态—生命—生境”“五生融合”共生机制，平衡好乡村设计与乡村振兴文化景观系统之间的共生关系，最终通向未来乡村的目标层（共富乡村、人文乡村、生态乡村、数字乡村、善治乡村五大类型理想乡村生境）。不同类型理想乡村并非独立割裂，而是彼此之间相互融合、互为支撑、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一）共富乡村：乡村设计价值目标评估体系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科学评估、以评促建、引领促进艺术设计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为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为统摄性观念，纵向深度探究传统乡村营造的发生、变迁、文化模式、设计思维、结构层次、组织形态和思想观念等根本性问题，还要链接世界设计领域前沿理论与思维方法，在此系统研究基础上，揭示出艺术设计助力乡村振兴这一动态过程性发展的本质规律，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标准体系建设；以“生态、生产、生活、生命和生境”五个维度，建构符合艺术设计赋能乡村振兴特殊规律、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突出质量贡献导向的乡土文化景观评价内容，实现乡村振兴项目、成果、人才、教育等评估体系迭代优化和应用推广等方面协同推进，科研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最终形成乡村振兴艺术设计价值目标评估体系的“中国范式”，推进中国特色艺术设计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二）人文乡村：乡村设计的文化多样性

首先是中华民族各区域乡村聚落的多元文化构成，其次是全球化语境下各民族乡村的文化多样性。前者为乡村文化的内在特征，决定了我国乡村文化共同体下的交融与互动；后者是乡村文化展现民族文化个性，表达民族文化语汇的责任，同时也为乡村振兴带来国际化视野，提升乡村振兴体系的文化多样性维度。以文化整体观把乡村文化现象置于调查对象特有的文化系统中来进行理解，通过梳理、普查、提炼乡村文化基因中的宗族文化、地缘、血缘、地方性景观图谱等乡村文化记忆感知重要信息，凝聚成当代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力量；以开放的视野，发挥乡村文化记忆“协调性”和“持续性”两大基本力量，提出相应的设计方案和解决路径，深入探讨民宿体验设计，回归乡土日常、乡村特产包装与品牌提升，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传统特色村镇文化产业扶持与激活，将刺绣、木工、铁艺、漆艺、陶瓷等乡村传统手工艺与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时尚设计、产品设计、公共艺术、新媒体艺术等专业有机融合，充分激发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内在动能，有效实现乡村优秀文化因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整体的文化凝聚性力量，促进村镇的可持续发展，赋能乡村文化产业振兴。

（三）生态乡村：乡村设计生态性关键技术

乡村空间资源变成空间绿海，形成新时代生态经济的新领域，具有典型的“非标性”[34]、整体性和公共性的乡村空间生态资源，需要整体保护与开发。乡村设计生态性关键技术研究从筛选典型性乡土物种入手，构建乡村生态群落目标物种的分类及筛选方法体系，建立乡村物种多样性数据库。攻克乡村物种多样性维护关键技术，搭建方法体系框架，绘制不同类型生态系统分布图，分析乡村生态系统类型空间分布格局，识别乡村生态系统斑块构型，形成乡村生态系统多样性维护关键技术方法体系和技术规范，编制差异适应性乡村振兴生态原真性分类导则。研究乡村传统工艺材料元素价值提取及乡村视觉感知分析方法；研发乡村传统营造工艺材料和传统工艺关键技术，加强传统生态修复技术与传统生产符号在乡村生态群落营造技艺中的集成方法体系研究，将传统方法与工艺融于当代乡村振兴的生态设计之中，重现具有地方人文多样性特质的乡村聚落风貌。

（四）数字乡村：乡村设计数字化平台构建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如何将数字乡村落实到乡村绿色发展之中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成为设计战略凝聚民族认同、促进文化传承、孵化设计实践的核心任务。首先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智能信息技术采集、记录、分析、提取乡村文献资料、文化遗产生态资源的有效信息，建立基于乡村文本、图像、音影、地图、三维模型等跨模态数据互联而成的体系化知识图谱，构建乡村文化多模态时空大数据平台总体架构，支持乡村振兴的数字设计平台与工具研发，形成庞大的知识图谱，实现乡村文化向数字空间的迁移，让乡村艺术设计研究不流于表面形态，提升设计助力乡村振兴全面实施的实效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乡村振兴艺术设计智库，集聚全国精选乡村振兴艺术设计实践案例库，为数字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供给需求对接、知识产权交易、文化传播展示等规范平台，支持参与共建、远程咨询、产业定制化和可持续设计等设计服务，支撑我国数字乡村的科学营造。

（五）善治乡村：乡村设计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乡村人居环境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三大可持续子系统间诸要素协调发展的生态资源系统，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艺术设计善治乡村”是针对乡村复杂要素，为了协调其平衡关系而设定的创造性艺术实践活动。要做到三结合（城与乡统筹发展相结合、整体系统规划与微设计相结合、未来乡村目标与历史积淀、现状发展相结合）。通过微更新、绿色设计、跨界设计、诗性设计等，来解决乡村农民主体与社会生活、社会实践、社会空间、社会发展等过程中乡村生境人地关系问题，这与人们的生产生存方式、生活满意度、精神归属感息息相关，以设计行为的创新协同与策略优化，突出协商效应，包括诸多公共利益间的多元互动和相互妥协，创设一个个生态、生产、生活不同类型空间与生命主体人文精神融合共生的乡村“生境”。最终从设计美学到乡村美育再到营建示范基地，总结出对乡村人才、品德人格的塑造、民族精神的铸造和国家信仰的培育路径。

四、结语

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绝不是狭义的“艺术设计”和“设计艺术”技术层面的思考，而是以新发展理念指引，聚焦乡村建设中“人”的发展问题，“以人民为中心”，把“人”作为最核心、最重要、最积极的动力因素，突出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针对当代乡村建设异化问题，以设计助力乡村振兴从功能满足到生态激活、从乡愁记忆到国家记忆、从形式表征到系统建构的转型提升。当代设计赋能乡村振兴也不只是视觉形式上的愉悦，它蕴涵国家战略的思考、社会发展目标和建设主体价值观、设计思维与构成逻辑等复杂因素，积极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设计价值目标导向，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符合艺术学特殊规律的评估体系，走出一条以乡村美带动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之路，开创一种多学科交叉融合、科学规范高效的跨学科研究范式，进一步打通艺术设计和乡村振兴之间的通道，在国家记忆的宏阔背景下，在寻找故园的途中为心灵留影。“145”艺术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系统设计框架和“五生融合”共生机制，有利于加快推行乡村绿色发展方式，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有利于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增强我国农业创新力和竞争力；有利于结合时代要求对传统农耕优秀文化的有效保护、传承与再利用，焕发出当代乡风文明的新气象；有利于通过社区营造解决乡村社会矛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有利于增进农民之间的心灵沟通和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将集体乡愁汇聚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战略“五生融合”共生机制的实施，托乡村建设文化景观系统建设而实现，通过具有丰富内涵和生命活力的系统设计，完成由传统“造物”向“融合共生”景观情境的转换与提升，成为可复制且具有较高推广价值的乡建经验，最终形成乡村振兴艺术设计价值目标评估体系的“中国范式”，推进中国特色乡村设计话语体系建设，推动实施乡村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