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莉莉

（淮阴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江苏 淮安 220033）

京杭大运河纵贯中国南北，是古代水上运输的要道。因河生城，千年以来，运河千里沿线的名城古镇如街市比邻，聚集南北风情，繁华盛极。但是，在晚清随着鸦片战争开始，外敌入侵，以及大运河的断流、断航，沿岸的古镇名城也逐渐开始走向了衰落。所以说，大运河积蓄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领域的庞大信息，也见证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更迭与嬗变。

淮安地处京杭大运河中间咽喉地段，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和孕育出了淮安鲜明的运河文化特色。明清时期，中央政府设淮安府，下辖九县两州（今苏北五市大部分地域），同时漕运公署、河道治理公署、漕粮转运中心、漕船制造中心、盐榷税务中心均设于淮安。“淮郡三城内外，烟火数十万家”就描写了淮安经济和文化鼎盛时期的盛景。同样，“南船北马”、“九省通衢”的特殊枢纽位置，也促成江南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以及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与近现代体育文化在此交流与融合。所以，研究淮安民间体育文化资源与其社会学特征，对于发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演变规律、传播和交流方式具有重要价值。

1、淮安民间体育文化资源基本情况

淮安城因运河而生，所以淮安的城市文化的兴起与蓬勃根植于依运河求生的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商贸交流、漕运运输等日常活动，并由此为基底繁衍出的各类文化形态。经本研究对淮安地方文献史料整理与统计，截至2020年底，仅淮安现辖4区3县，被列为淮安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达150项，其中有关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就达20余项（如表1所示），此项统计尚不包括历史上淮安府所辖的现盐城、宿迁、连云港等地文化遗产。即使如此，现有的这些文化遗存历经千年而流传至今，仍然能够较为完整和直观地呈现出历史上活跃在大运河沿岸区域的民间传统体育文化活动的一个基本状况。

表1 淮安民间体育文化资源基本情况一览表

如表1所示，根据民俗体育文化生成来源的考证，大运河淮安段现存有关传统体育文化遗产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渔民日常生产劳动类，例如，洪泽湖渔鼓、洪泽湖渔具制作、使用技艺；第二类，节日庆典类，例如，有庆祝渔获、田产丰收的秧歌、河蚌舞、花船、跑驴、马灯舞；第三类，宗教信仰类，例如，有从“青苗会”、“大王会”等祭祀、信仰神会演变而来的香火戏、跑判官。此外，还有游戏技艺类和武术类，即有关船帮、镖局、杂耍艺人等依赖运河而谋生的行业技能，例如，仇桥杂技、游身八卦剑、风筝制作与放飞。这些极具运河沿岸百姓生活特色的文化资源，再现了古代淮安社会各阶层群众依赖运河而繁衍生息，表现在生产劳动、节日庆祝、宗教信仰、闲暇娱乐等方面的民情风俗。这些多样的传统体育文化也反映出，大运河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2、淮安民间体育文化的社会学特征与分析

2.1、乡土性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精辟指出，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乡土的，在社会垂直秩序和地缘、血缘关系的共同影响下，千百年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始终保持着大一统的、乡土属性。显然，如表1所示，淮安民俗体育文化深深带有这么沉重深厚的乡土气息。比如，渔具制作、使用技艺，鱼叉制作与使用技艺就反映的是依赖运河和运河最大支流洪泽湖为生的渔民日常劳动场景。渔鼓、河蚌舞、跑驴等则反映了农耕和渔获丰收的场景，即便在宗教祭祀的香火戏中，也离不开祈求风调雨顺、子孙兴旺这样的乡土主题。可见，大运河纵联南北，河湖交汇，沿岸居民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与水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但是并没有脱离农耕文明的影响。农耕与渔猎生产方式不同，但是衍生出的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农民与渔民的生产劳动都是乡土社会的血脉，乡土情谊的表达根基依然是土地，而且在历史进程中愈加牢固。历史研究证明，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一段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支撑就是来自农业系统的复兴。例如，明朝政府多次颁布垦田法，明确规定业已耕垦或即将开垦的土地归耕种者所有，免除3年赋税徭役。满清入关以后，清政府在淮安及江南等地区，大力推广农田水利精耕细作体系和湖泊渔业养殖。

显然，明清时期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振兴农渔业发展的法令和措施，促使老百姓对土地的依赖关系得到明显加强。土地精耕细作和渔业养殖使农民获得大丰收，人们乐于用融有深厚乡土情谊的各种文化形式来表达心里的喜悦，淮安民间体育文化的发源也由此为起底。

2.2、技能性

如上所述，淮安民间体育文化是离不开土地滋养，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文化，具有农耕印迹。然而，不同于内陆地区完全于依重土地耕作的情况，大运河流域是漕运、物资与商贾汇集之地，对外交流更加频繁，也更具有开放性，所以沿岸居民能够脱离土地，接纳工商业文明，从事手工业制作，萌发出民族资本主义。淮安作为大运河沿岸的商业中心和制造中心，集中了大量各行业从业者，城市繁荣，一些适应市民生活的文化活动兴起，而又有一些衍生于农耕生产的文化活动开始渐渐转型，其中民间体育的传统文化就受到新兴的大运河工商业文明的浸淫而得到发展。如表2所示，淮安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工商文明的行业属性，几乎涉及到当时依赖运河而生的各个行业，如，渔业、造船业、餐饮业、礼乐、戏班、镖局及驻军等等。同样，有关体育的民俗文化亦有这样的迹象。例如，梅花拳、游身八卦剑就是当时数量庞大驻淮漕军的日常军事练习项目，也是镖师们保障运河船运货物安全，强身健体、抵御贼寇的必备技能。又如，金湖香火戏是集祭祀、信仰、娱乐、教化为一体，综合说唱、舞蹈、戏弄杂耍等技能，就经常在船帮、盐商等行业举办的“大王会”、“鲁班会”、“药王会”等神会中出现。

表2 运河从业者与民间文化来源情况表

综上所述，大运河沿岸有关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因为新兴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发生转变，尤其是受到工商业文明的洗礼，表现出了生产生活的技能性特征。

2.3、城市性

淮安传统文化不但数量众多，而且种类非常丰富，除民俗体育之外，还有音乐、诗歌、戏剧、琴棋、书画、小说、饮食、酿酒等各种文化形态，尤其是明清时期文化发展极其繁荣，城市经济和文化的辐射力影响全国，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四大都市”。

显然，得益于“夹河而兴”的运河沿岸城市化运动。大量流入的外来人口使淮安府城规模不断扩大，一时“千舳丛聚，侩埠羶集，两岸沿堤居民数百万户，为水陆之康庄，冠盖之孔道，阛阓之沃区云”，“南船北马，众庶走集”。在这些迁入的人口有中央派出的官僚，有驻淮漕军，有徽、陕、晋等省的盐商，也有清江督造船厂、淮安榷关、常盈仓等机构管理人员、劳工苦力和流民，形成鲜明的城市社会阶层，淮安市民文化由此兴起。

在城市生活中，官员、绅士和盐商重礼俗和奢侈消费，注重“第宅服食，嬉游歌舞”，他们兴建园林和商会，举办各种隆重的神会，邀请各地艺人前来表演，这些消费活动极大地刺激众多为了迎合需求的行业和文化兴起，这其中就有集节庆礼仪、娱乐、杂耍、舞蹈等功能的民间体育文化。

此外，随着市民阶层不断壮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市民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民间各路艺人汇聚于运河城市码头和古镇，或撂摊卖艺，或歌舞酒楼表演，使得官方与民间、城市与乡村长期分流的文化表演活动有交流汇合的契机。城市的开放与包容，使两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促进了传统体育文化趋向世俗化、大众化。也由此，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结社组织也开始勃兴，一些由专门伎艺人自发组织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社团因“社”、因“会”应运而生。据《淮安志》记载，曾流行于淮安的社团组织就有类似蹴球的齐云社、相扑的角抵社、射弩的锦标社、花绣的锦体社、使棒的英略社等大大小小数百种组织。

总之，无论是官僚商贾的偏爱，还是平民的追捧，运河沿岸传统体育文化与城市生活开始紧密相联，展现出其城市文化的特征。

2.4、融合性

人口迁徙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原因。淮安地处京杭大运河水道咽喉，受益于便利的水运，南下视察的官员，携带紧要物资的客商，进京参加科举考试才子，游历江南的客人和行走江湖的艺人皆在此下船上岸，驻足停歇。依靠大运河水运的媒介作用，人口流动频繁，并由此带来各地不同的文化在此交融，淮安民俗体育文化形成正是受益于此。

淮安民间体育文化至今还保留着诸多其它区域文化的元素，从中即可以发现我国传统文化传播的历史轨迹，也可以看出淮安传统文化的生成是兼容并蓄各家所长的结果。例如，淮安民间传统体育——打连厢，又称霸王鞭、花棍、金钱棍、金尺竿、浑身响等等，曾是广泛流行于长江流域的一种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在长江上游的云南、四川、湖北等地彝、白、苗、土家等少数民族群众称它为霸王鞭、金钱棍，而在运河岸边的淮安汉族群众中流行。这其中不难看出，历史上生活在长江上游贫困山区的少数民族群众曾顺着长江一路向东，抵达富庶的江南谋取生活，而后又沿着大运河在淮安驻留。他们的迁徙轨迹正是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沿水运传播的轨迹，更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融合的轨迹，打连厢也随之成为淮安民间体育文化的一部分。又如，跑驴、花船（又称跑旱船）是黄河流域地区的传统民间舞蹈，发源于陕西关中、陕北榆林、延安和甘肃、山西等沿黄地区，同样在黄河故道和大运河交汇的淮安广泛存在。

可见，水运网络通江达海的便利给淮安带来了活跃各地，充满生机的文化样态，运河都市特有的包容之心，使得各路文化得以在淮安落地生根，繁衍开来。

2.5、独特性

如上所述，南北文化植要淮安，繁衍生息，而借助于运河枢纽的有利政治地位和交通位置，淮安在兼容并蓄各地文化形式，融会贯通的基础之上，还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淮扬派”，或称“山阳派”。例如，以《西游记》、《老残游记》为代表的明清小说，就是在继承传统史传编纂体基础之上，结合现实生活，以反映社会世态人情为文学特色。又如，“淮扬菜”借鉴南方菜鲜嫩，又融合北方菜咸浓特点，形成了自己刀工精细、咸中微甜的独特风味。此外，还有以王瑶卿为代表人物的京剧文化，以边寿民、陆立民为代表人物的书画文化，以及“山阳派”琴棋文化、山阳医派等文化。

在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方面，淮安民间体育广泛借鉴与吸收北方社火、杂技、舞蹈、武术等文化特点，形成了仇桥杂技、泾口高跷、宋集跑驴、码头马灯舞为代表，兼具南方纤美柔曼和北方古朴刚健风格的淮安地域特色民俗体育文化。比如，金湖香火戏是一种集祭祀、信仰、娱乐、教化为一体的傩戏，它的形成既综合吸收了南方地区的委婉曲幽怨的说唱艺术，又综合北方地区奔放的舞蹈、戏弄杂耍等肢体表演艺术，使之与本土的文化相适应，且独具特色——金湖香火戏在舞蹈运作上既吸收北派武术的阳刚粗犷、蹿纵跳跃、舒展大方，又有南派杂技的翻、打、扑、跌、叉等，灵活、快速的特色。

3、结论与建议

淮安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部分，它深植于中国古代发达农业文明土壤，并从中不断汲取营养形成各种文化形态，所以深重的乡土情谊使其根脉不断。

明清时期，是淮安传统体育文化走向繁荣的关键历史阶段，它的发展有赖于京杭大运河水运经济而形成的强大吸附能力。大运河水运带动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而促成运河沿岸工商业的兴起和城市化运动，以及市民文化蓬勃发展。由此，城市化带来多元的社会结构，便利的文化传播与交流路径和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极大地刺激了淮安传统体育文化的生成，并且最终形成其乡土性、技能性、城市性、融合性和独特性的特征。然而，清朝晚期之后，中国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革，咸丰五年（1855年）又遇黄河决堤，大运河至此断航，淮安府城及周边大片良田淹没，街市冷落，渔民和官商、手工业者等大量城市人口向扬州、南京、杭州等地迁徙逃难，淮安传统体育文化逐渐走向衰落。

2014年6月22日，京杭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要求打造好大运河文化带，这是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大运河沿岸城市，类似淮安的传统体育文化就是大运河文化的宝贵遗产和重要组成。因此，统筹大运河沿岸名城古镇充分发掘和整理有关传统体育文化遗存，建设大运河传统体育文化带是首当之举，进而运用现代大数据等智能技术打造文化带旅游产业链，由此盘活这些历史遗存，让沿岸的居民能够从中享受文化带旅游来的红利，形成大运河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富民的格局，即“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将对于展示城市形象，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于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都具有积极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