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茜 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工艺美术系

南越王墓组玉佩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基，是我们世代传承的文化基因。华夏民族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民族一直以衣冠服饰之华美、礼乐教化之先进而闻名于世。华夏民族的首饰品类丰富、造型精美，在世界人类文明史上也是少有民族能与之媲美的。

探析中国传统首饰的文化基因和首饰造型的重要审美特征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礼乐之道”分割不开。“礼乐教化”是让饰物服务和服从于人，“以礼待人、以礼服人、以礼治国”。中国传统首饰讲究不仅要在造型上装饰美化人体，还要在首饰内涵的社会性、伦理性上让佩戴者得到心理满足和礼乐教化。这大概是中国传统首饰的精神内涵有别于西方首饰的重要特征，西方古典首饰的精神内涵是构建在宗教神话的神学大厦和神秘的符号学堡垒中的，而中国传统首饰的精神内涵是建立在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礼乐”之道上的。在中国传统首饰中，首饰造型的外在艺术形式都需要合乎“礼乐”的内容，愉悦人们的感官，并服务于伦理纲常的社会情感，服从于显示佩戴者的社会政治地位。礼乐中的“乐”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凡是人的感官感受到的愉悦的东西都称之为“乐”，例如音乐、绘画、雕刻、建筑、服饰等。“乐近乎仁，义近于礼”，这种模糊的情感感受与中国中庸的哲学思想近乎一致。儒家的礼乐思想影响了中国各个方面的造型艺术形式，不似西方造型艺术关注实体、对象，而是把美学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到了气韵、虚实、阴阳、形神和功能上，中国古典的审美重点更强调情理结合，情感中蕴藏着智慧，以实现人生的和谐和满足。

一、中国传统组玉佩的形制特征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的项饰是由多种玉件以丝线加玉珠、玉块组合而成。“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种理念在良渚先民用玉制度上就已体现，这时佩戴玉饰就是标识身份、区别等级，明尊卑、别贵贱的重要表征。这一时期能佩戴组玉佩者大多是贵族和国王以及拥有神权、军权或者皇权者。组玉佩的佩戴盛行于西周、春秋战国，这一时期的组玉佩形制也最为繁复，一套完整的组玉佩由多达数十件的玉璧、玉璜、玉环、玉珠等组合而成。组玉佩的构件越多，玉佩的长度越长，越能体现佩戴者的身份高贵。从组玉佩的材质、工艺上来说，就目前出土的文物看，在当时佩戴者身份越高，组玉佩的形制越复杂，玉料的质地越优良，工艺也越精湛，体现了古代的佩玉制度，遵循着儒家“礼乐”尊卑有度的等级制度。

西周时期是中国礼仪文化的开端，也是儒家“礼乐”之道形成规范和制度的早期，大型组玉佩是这时期礼仪祭祀活动中人们服饰上不可缺少的部分。此时的组玉佩已经拥有严格的佩绶制度，一般是在礼仪祭祀活动中仅限于公、侯等诸侯国国君及其夫人或有相应封号的贵族佩戴。在组玉佩的造型结构上，多是用绳线将珠、管、环、璜、璧等组合在一起。一套完整的组玉佩包括多达数十件玉璜，由此可见西周组玉佩在数量上和长度上是相当可观的。而组玉佩在玉料种类的选择上也不限于玉石，还会有玛瑙、水晶、绿松石等。战国和两汉时期的组玉佩在造型工艺上都极为精美。“礼崩乐坏”的战国，组玉佩的形制和前朝比较有所简化，玉佩上部常用玉璧，中部接合玉璜、玉人、玉珠、玉勒子等，下部常用玉龙、玉冲牙等。其所用的玉品质好、工艺精湛、造型优美。两汉时期的组玉佩是玉器制造史上的一个工艺高峰，组玉佩造型也疏朗有序，纹样上充满动感，构图上极为满密，装饰上华丽精美。例如，从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豪华组玉佩的造型上就可以看出，当时组玉佩的形制结构最上面横着的是玉璧，玉璧下面的丝绳分为三股，穿过珠子，中间有一个小玉人，下方依次有透雕的龙凤涡纹、玉璧、犀形玉璜及双龙纹玉璜，最下端是双连环的玉环。

东汉末年，王粲对组玉佩的形制制定了详细规范，《三国志》中记载：“汉末丧乱，绝无玉珮，魏侍中王粲识旧珮，始复作之。今之玉珮，受法于粲也 。”①陈寿：《三国志》（三），中华书局，1959，第599页。王粲规范了组玉佩的造型形制，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明代。组玉佩造型大体分为上珩、琚瑀、下珩、玉璜、玉环和玉珠等。玉佩多是素面无纹，雕刻纹饰者少，各佩玉之间用丝线串联。隋唐时期的组玉佩呈现出新的变化，逐渐摆脱了礼乐教化的束缚，向世俗化发展。这一时期出土的组玉佩虽然也与礼乐礼仪制度相关联，但是以实用的佩饰为主。隋朝在佩玉文化上流行“双佩制”，佩玉在材料上以白色玉佩为等级最高，其次是瑜玉佩，再次是山玄玉佩。唐朝经济和文化高度繁荣，疆域辽阔，民族融合，使优质的新疆和田玉料源源不断地供入中原，组玉佩在造型和纹饰上也受到了外域文化的影响，玉佩造型浑厚自然、纹饰生动流畅。宋辽时期的组玉佩已经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虽然依然是礼乐并重的礼仪之饰，但是较前朝已经更加的世俗化和商品化。在造型上多为云头上珩，下面是瑀、中珩、下珩、璜、珠，彼此以珠玉相连缀，再以金属和玉挂钩系于腰间。佩玉在造型上，多充满山野情趣。明朝时期恢复儒家礼乐的用玉制度，受复古思潮的影响，组玉佩的造型比前朝更加复杂。明代佩玉除了传统的式样，又增加了金镶玉的组玉佩形式，形制上依然是由珩、瑀、琚、璜、冲牙和玉珠组成，造型上多用隐起纹，图案凸起极低，抚摸时往往感觉不出是浅浮雕。清代由于服饰的变化，组玉佩在形制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造型形制与前朝大不相同。清代的佩玉以“玉牌子”为主。

南越王墓组玉佩拓片

战国玉佩图

信阳楚墓彩绘俑

二、儒家礼乐教化中的佩玉文化

组玉佩在材料选择上也秉承着儒家礼乐思想，《礼记·玉藻》记载：“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孔子佩象环五寸而綦组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玉料的选择、颜色的运用上也传递出尊卑有序的儒家礼乐思想的制度规范。天子用白玉系黑色的绳结，公侯佩灰墨色的玉系红色的绳结，大夫用青色的玉系纯色的绳结，世子们佩戴青黑色的玉系黄色的绳结。组玉佩所用的玉石材料主要是指新疆和田玉，和田的玉石颜色和质地纯净细腻，光泽度柔和温润，在我国的制玉历史上一直备受重视，优质的和田白玉散发着凝脂般的光泽。儒家的先贤们正是体悟到了玉石这种材质的美感，孔子用玉石比作君子。《礼记》记载：“夫昔者，君子比德如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中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孔子是想用玉石材质之美来教化人们，用玉比作君子，使玉石成为君子身份的象征，以佩玉为荣增强人们的道德自信心，让玉石充盈着人性的光辉。

儒家礼乐思想是组玉佩造型形制、材料纹饰和佩绶制度的核心精神内涵。“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韦昭注：‘玉，佩玉，所以节行步也。君臣尊卑，迟速有节，言服其器则行其礼。”传统的组玉佩除了彰显佩戴者的身份，更重要的是进行儒家“礼乐”教化。君子佩戴组玉佩，时时提醒自己，行走要稳重，说话要小心谨慎。“服其玉，行其礼。”佩玉作为儒家修身养性的辅助载体，被孔子上升到了思想道德领域之中。玉有五德：“仁、义、礼、智、信”，作为君子道德操守的标徽，古代有修养的人纷纷以佩玉为荣，君子佩戴上由十几块玉石组成的组玉佩，行动要有节律，这样才能让组玉佩发出动听的玉鸣。《礼记·玉藻》中有一段关于君子佩玉时行走的规范要领的记载：“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描述的是古代君子在日常活动中佩戴组玉佩的规范。这样繁杂的礼节，目的是要求君子的行动举止都要有规有矩，按礼节要求进行，不能速就，不能慌乱，这样身上的佩玉才能发出有节奏的碰击声，形成有韵律感的玉鸣，如同随身携带着一个玲珑剔透的玉质小编钟，时时提醒佩戴者的行为要合乎孔子的“礼乐”规范。

通过组玉佩来规范人的行为、陶冶人的心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华夏民族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是孔子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继承与开拓。孔子把“礼”置于前，把“乐”置于礼之上，礼乐并重，认定这样才能使一个人的人格完整，并把“礼乐”作为儒教的重要宗旨之一。佩玉文化蕴藏着儒家思想对人的行为的要求，用随身佩戴的饰品来影响人内在的精神世界，是孔子“礼乐”教化的组成部分。佩玉发出的声音清脆响亮，使得君子的心猿意马常常得到提醒。更因君子无故玉不离身，走到哪里，佩玉的鸣声就响到哪里，君子也就不能偷听别人说话，不能偷看别人的行为，从而消除杂念专心致志地做学问。除了君子佩戴玉佩，古代男子在发冠圈的两侧还会用丝绦各悬挂两颗玉珠，俗称“充耳”，但并不是塞入耳内，而是悬挂在耳孔处，时刻提醒戴冠者切勿轻信谗言，即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理想道德境界。

佩玉在古代不只是男子独有的饰物，妇女也佩戴环佩。《诗经·郑风·女曰鸡鸣》记载“杂佩以赠之”，据旧注“杂佩”就是组玉佩。杜甫《咏怀古迹·王昭君》中的“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说明在古代女子也随身佩戴玉佩来展现仪态的端庄秀美，悦耳的环佩之声同样是女子良好礼仪风范的表征。女子在一些礼仪活动中也很看重玉佩饰，会在礼服腰部的左右各佩戴一套组玉佩。陕西考古发现的唐懿德太子墓中的壁画中有一个戴着凤冠的女官线刻画，女官的官帽两边装饰有一组小的玉杂佩，从这组杂佩的造型形制来看，有玉璜、玉环和玉珠，和腰间系戴的组玉佩款式相仿。1958年，在北京明代的定陵出土一套组玉佩，此玉佩顶端为荷叶形的鎏金铜提头，两面均有浮雕的二龙戏珠纹饰，玉佩的鎏金铜提头上还镶嵌有红蓝宝石，下面系挂着几十件小的玉饰，这个明代的组玉佩在形制上活泼灵动，与古代的组玉佩有明显的区别。在佩戴方式上，组玉佩最早是佩于颈上，西周时期组玉佩已发展成一套由数十件玉件组合而成的佩饰，数量之多、重量之重是无法在日常行为中佩戴的。在后期的考古发现中出土过斜挎在肩部的和佩戴在身体前侧或者后侧的组玉佩，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彩绘漆木女俑中可以看到系于腰间并垂至脚踝处的组玉佩。如此沉重的大型组玉佩与秦汉时期的服饰有很大的关系，在秦汉之前古人的衣服通常就是衣袍或者长袍，一直到汉代末年人们大都不穿裤子，即使汉代有所谓的“袴”，裤裆部位也是彻底打开的，所以在礼仪活动中佩戴大型的组玉佩既装饰美化了身体，又避免了暴露隐私。汉代以后“深衣”出现和流行，深衣在身前身后缠绕大半圈，解决了身体隐私暴露问题，之后大型组玉佩就很少出现了，多是悬挂在腰间，起到装饰美化身体和礼乐教化的作用。

中国儒家思想在塑造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行为规范和仪态气质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约束自身的思想和行为。首先使自己的内心平静，然后使周围的人安乐，最后才是使天下安乐。人们要有理有节地面对自身的欲望、面对社会、面对自然，修身养性，使自己的内心与外在的行为相协调，才能达到知行合一、体宁心恬的和谐境界。近代思想家冯友兰说：“儒家思想讲的‘克己复礼’并不是去限制人的真情实感。”孔子认为我们要想具有“仁”的品质，首先需要有真情实感，但是仅仅有真情实感还不够，因为真情实感有可能失于偏激，就好像玉不琢不成器，一块美玉的质地是美的，但是还须对它进行琢磨，才可以成为一件完美的器物。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好的素质是自然的礼物，加工是人的艺术”。学“礼”就是要战胜自己的欲求，儒家提倡“慎独”，“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佩玉文化正是隐含了儒家的核心教旨。组玉佩从造型形制、材质纹样和佩戴方式上都是遵循着礼乐教化的内涵和儒家教旨，这也是佩玉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涵。

三、结论

梳理和探析组玉佩的形制特征、佩绶制度、材料工艺、精神内涵，是对中华民族传统佩玉文化造物精神的一次巡游，更是对儒家礼乐文化的一次深刻的研学。中华文明声名远播靠的不是武力，而是文明本身的魅力。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化是我们华夏文明重要的支撑。儒家十分重视“礼乐”教化的形式，乐内礼外，形式和内涵并重，佩玉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仪态风貌都起到重要作用， 让我们在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同时，更为我们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