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娜 邹初妤 王建军

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北京 100038

2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北京 101118

1 引言

智库基于其对国际形势与外交政策的研究，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西方主流智库主要在提供政策分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走向提供佐证、提出实际的政策建议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西方国家开始将中国作为国际外交政策研究的焦点，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其涉华议题呈现猛增趋势，在涉及香港、新疆、西藏、军事等议题上，相关涉华报告不符合事实，文本话语屡次引起国际强烈反应，对华负面性分析逐渐增多，这对我国国际形象与国家安全十分不利。对西方智库涉华议题的解读，将为我国掌握西方对华安全研判态势提供政策指导。本文试图以1990—2020 年西方智库涉华文本为研究样本，结合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主题分析法，从发文数量、作者特征和主题演变3个层次探究西方智库对华安全话语的演变模式，提出智库涉华安全话语的应对策略，以及从中汲取经验，完善我国智库发展，构建国际话语机制，维护我国国家安全。

2 文献回顾

2.1 安全话语

米歇尔·福柯提出话语权力论，认为“话语即权力”[2]。话语是指特定的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以及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的言语活动。话语在具体场域中的构建功能，促使大量领域的话语出现，如外交话语、军事话语、反抗话语、同情话语等。安全话语是指行为体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运用话语技术，通过显性或隐含意义创造或改变大众对他国的认知路径，赋予文本政治价值，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国安全发展的一种新型政治生态体现。

“安全话语”的研究存在一定的话语与价值赋值的潜在过程，是混合了领域与功能修辞两大命名形式的话语[3]。由于国家安全涉及内容众多，安全话语的研究范围也日益扩大。目前，安全话语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于安全话语本体内涵与外延的探究，包括话语霸权[4]、去安全化理论[5]、话语操控安全化分析框架[6]等；二是以话语功能为视角，分析各领域内的安全威胁，例如安全话语隐喻图景构建[7]、安全话语轻叙事[8]、多模态话语视角下的国家安全话语[9]等；三是话语在各具体领域中的安全化表现，主要有网络意识形态领域[10]、国家形象构建[11]、公共事件[12]、环境与能源安全等；四是探索国家安全与话语建设，例如，施旭从理论到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我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具体研究范式[13]，孙吉胜在分析目前我国话语危机的基础上探索话语危机的化解[14]。

2.2 涉华安全话语

目前，在涉华安全话语上，一般都围绕3 个方向展开：第一，以媒体报道为研究对象，研究国外媒体对涉华内容的报道，探究国外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第二，以事件为研究对象，探讨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境况以及国外媒体对华话语传播机制；第三，以安全形势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具体的国际安全领域中，话语作为政治工具如何影响我国安全。例如，在经济安全领域，表面是争夺科技领域的主导权的贸易摩擦，本质上是美国政府对舆论引导权、议程设置优先权与话语权的争夺[15]。

在涉华安全话语研究上，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某个时期的国际媒体或者某个事件的涉华话语上，但是以智库为研究对象，涉及冷战后30年来国际智库对华安全话语的演变，且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开展的研究尚少。因此，本文运用LDA 话语分析及内容分析法，从3 个层面探究冷战后主要国际智库涉华安全话语的主要特征及影响因素，为我国应对国际涉华舆论应对提供实证参考。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采集

2021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2020 年度全球智库报告》（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Report），在2020 年顶级国防和国家安全智库榜单中，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传统基金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五大智库位居前列。本文将其作为数据采集来源，获取西方主流智库关于“涉华”议题的报告样本，在文本收集中，选取“China”“Chinese”“CCP”“Хi**”“Beijing”和“Sino-”为关键词，以1990 年1 月1 日至2020 年12 月31 日为时间段，以五大智库中有PDF 格式的报告以及网页为检索对象，截至2020 年12 月24 日23：39 分，共收集5,829篇，其中txt 格式文档4,855 篇，PDF 974 篇，经过剔除非英语PDF 文档以及文字小于3 KB 大小的文件，剩余文档总数4,336 篇，样本内容涉及全球挑战、国际政策、政治政策、核安全、网络安全、经济民生等多个方面。本文力图展示冷战后30 年间智库的涉华安全话语演变，因此，将冷战后的30 年以10 年为周期，划分为三个时期：1990—2000 年、2001—2010 年、2011—2020 年，样本量分别为178 篇、897 篇、3,261 篇。

3.2 数据处理

在数据处理中，首先，对文档进行预处理，依次是文本分词、去除停用词（如and、are、from 等词）、构建同义词典（如USA=U.S.=America）、词干提取（如caresses 变为caress）、大词性还原（如countries 变成country，Home 变成home）、过滤无效词等；其次，在文本预处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所有文档通用的编码簿（codebook），整合同类词汇，将同义词典内的词汇进行统一处理；最后，基于LDA 主题模型分析，提取主题。

3.3 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LDA 主题分析方法，即通过对三个不同时期国外涉华智库的主题挖掘和提取，分析主题、时期、文本、内容等之间的关系及特征。LDA 作为一种主题分析方法，是由布莱（Blei）等提出的一种主题生成模型[16]，包含词、主题与文档三层结构，能识别大量语料库中的主题信息，通过主题的概率分布获取主题特征。本文将从发文特征、作者特征和主题演化特征三个层面对冷战后智库涉华安全话语展开研究：第一，在涉华智库发文趋势上，分析涉华议题智库的数量及征演变；第二，在涉华智库主题上，分析涉华议题智库的主题呈现和主题框架演化；第三，在涉华智库话语特征上，分析涉华议题智库的语境特征及隐喻。

4 研究结果分析

4.1 西方智库对华安全议题关注呈现明显阶段性

西方智库的兴起与发展对我国国家安全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意义，通过对智库文本的研究，从宏观角度分析西方安全话语体系下对中国国家安全问题产生的影响，可以有效溯源，认识西方对华话语机制的内在逻辑，进而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维护我国国家安全提供战略方向。

4.1.1 中国发展主导西方涉华安全话语聚焦化 20世纪90 年代，西方智库掀起了“中国热”的风潮，但总体对华关注度较低。2001—2010 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美国智库纷纷开展以中国为主题的研究项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筹备中国项目，专研中国政治、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政策相关问题。2006 年，布鲁金斯学会甚至成立中国中心，分别设立于华盛顿与北京。2011 年至今，智库涉华报告数量飙升。2015 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的《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表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2018 年，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兴通讯、电信大战和网络间谍》报告将中国高科技企业视为网络间谍；2019 年，布鲁金斯学会指出，中国可能将商业和民用信息技术网络视为投射军事力量的工具，网络攻击可为中国提供更强大的武力投射和打击能力；2021年，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发布《网络大国战略：中国的数字野心》报告[17-20]，认为中国正在构建网络大国战略以领导全球秩序等。2011 年以来，智库对华研究呈直线上升，智库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显现。30 年来各智库涉华安全话语文本量见图1。4.1.2 国际形势驱动涉华安全话语区域化 2010—2020 年，美国、俄罗斯、印度、朝鲜、日本、非洲、巴基斯坦、伊朗在西方涉华智库报告中被频繁提及。本文通过对比3 个阶段智库报告的数量发现，近10 年增长最快的前三位为俄罗斯、印度和非洲。国际形势驱动涉华安全话语区域化逐渐明显，智库的国别区域研究重点与政府的外交政策不谋而合。2010 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题为《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原则与重点》的演讲，正式传递了美国外交“重返亚洲”的东移战略[21]，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22]；特朗普政府时期提出“印太战略”[23]；2018 年，美国在《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24]，与中俄间的战略竞争，才是美国首要威胁，印太地区已经超越欧洲和中东，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

图1 30 年来各智库涉华安全话语文本量Figure 1 The number of security discourse texts related to China in various think tanks in the past 30 years

表1 30 年来智库涉及区域对比Table 1 Regions comparison involving in think tanks in the past 30 years

4.2 意识形态建构下的主题框架

4.2.1 五大主题深度研判中国 通过LDA 主题模型分析，研究得出西方智库涉华报告中重复频率最高、最具强度的5 个主题框架，分别为T1 区域安全、T2 政治安全、T3 军事安全、T4 经济安全和T5 科技网络安全。

T1 区域安全主题由台湾、朝鲜、中国、俄罗斯、区域、亚洲等关键词构成，形成了“区域安全框架”。在这一框架中，除了明显的“peninsula”“country”“regional”等显性区域代表词外，还包括台湾、半岛、核不扩散等近年来的区域安全热点关键词。2019 年，布鲁金斯学会相继发布了3 篇报告直指台湾问题，如理查德·布什（Richard Bush）与瑞恩·哈斯（Ryan Hass）在《台湾的民主和中国的挑战》（Taiwan’s democracy and the China challenge）中认为“中国是台湾唯一的安全威胁”[25]。其企图通过智库安全话语干涉我国内政，严重影响我国区域安全发展。

T2 政治安全框架在democracy、rights、assimilationism、individual、government 等词中生成。在这一框架中，我国的西藏和新疆地区常被作为切入口成为智库涉华安全话语中的政治安全常备素材。人权、民族等相关政治元素的组合在各智库中也扮演着常客角色。例如，在《中国对全球人权系统的影响》（Сhinа’s Inflиеnсе оn thе Glоbаl Human Rights System）中，Sophie Richardson暗讽“中国与国际机构过多接触将给全球人权体系带来负面影响”[26]。2021 年3 月30 日，ASPI（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研究员雅各布·沃利斯（Jacob Wallis）与张伟伟（Albert Zhang）认为中国政府正在采用媒体策略，试图以扩散虚假信息的方式掩盖“新疆侵犯人权”问题，重塑中国在该议题中受损的国际形象。2021 年2 月26 日，埃里克·罗宾逊（Eric Robinson）和肖恩·曼（Sean Mann）在兰德公司公布了自称基于夜间照明系统对我国新疆进行的相关调查，该系列报告中将我国在新疆开展的职业培训活动称为“对少数民族的非法监禁与拘留”。这些言论严重违反了事实本身，也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T3 中的军事、权威、军事力量、同盟、海洋、合法性、亚洲共同构成了军事安全主题框架。通过分析军费、军事战略、军备物资等，渲染他国军事安全威胁一度在安全话语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安全话语的重要体现。兰德公司一直致力于军事研究，例如，2018 年，兰德公司受美国空军委托发布《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对日本自卫队启示》（China’s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Implications for Japan’s Air Self-Defense Force）中，就中日海空领域的互动做了详细分析[27]。

T4 经济安全框架中，关键词竞争、欧洲、亚洲、基础设施、工作等显示了西方智库在涉华话语中充分挖掘与国际贸易、基础建设、大国竞争等经济相关属性。彼得森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制造业失业并不像他们看起来的那样》（China’s Manufacturing Job Losses Are Not What They Seem）（2019）、《在中国经济冲击下，网上零售销售蓬勃发展》（In China’s Economic Shock,Online Retail Sales Are Prospering）（2020）、《中国的冠状病毒健康危机也对其经济构成威胁》（China’s Coronavirus Health Crisis Is also a Threat to Its Economy）（2020）等[28-30]相关涉华经济研究中，涉及我国传统制造业、新兴零售业以及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威胁等内容。

T5 主题框架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网络科技安全的关注，也映射了西方国家对我国技术发展的反馈。从袭击、领先、窃取、争议、Tik Tok、网络空间等关键词中不难看出，西方智库在科技网络方面对我国力行打击策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驾驭美中网络空间竞争》（Navigating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in Cyberspace）中，认为中美在网络空间的竞争已经影响了贸易、国防、透明度和贸易政策等广泛的政策领域[31]。同时，其也在《中国的网络能力和意图是什么？》（What Are China’s Cyber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中分析中国网络能力，指出过度担心将会加剧中美冲突[32]。在科技领域，西方智库将中国的科技发展歪曲和妖魔化，涉华智库的高频主题词云分布见图2。

图2 涉华智库的高频主题词云分布Figure 2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frequency theme words in China-related think tanks

4.2.2 框架强度呈波动态势 本文将单一样本与主题框架的权重系数相比较得到框架强度差异。以系数（0～0.9）区分样本与主题框架之间的关联度，分层为强关系（n＞0.7）、中关系（0.7＞n＞0.4）和弱关系（n＜0.4）。将选取样本在每一框架中的权重系数分布按照强、中、弱加以篇数标识，并进行框架间比较，从关系强弱的程度和数量上说明各个框架的强度差别（见图3）。

图3 三个阶段主题框架对比图Figure 3 Comparison of the three-stage theme framework diagram

T1 区域安全的框架强度在三大阶段中并未突出变动，但整体呈现加强态势，在2011—2020 年阶段，强关系与中关系的总量以压倒性优势反超前两阶段，说明近年来，区域安全主题在智库话语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为例，2011—2020 年，关于台湾问题的文本高达2,083 篇。

T2 政治安全的框架强度在1990—2000 年、2001—2010 年两大阶段中均位居第二，然而在2011—2020 年阶段强关系与中关系总量在比例上相较其他主图框架强度有所下降。说明随着中国的发展，由反恐、领土、政治制度等重要因素构成的政治主题框架下，西方不敢妄然肆意突破安全话语边界。

T3 军事安全主题的框架强度在2001—2010 年阶段明显减弱，在2011—2020 年阶段中关系却大幅度提升。该框架强度变动呈现波形趋势，主要是因为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强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调整国家战略，将中国列为目前其最大的竞争对手。

T4 的框架强度在2011—2020 年阶段强度明显上升。近10 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跻身大国行列，引发西方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同时，在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5G 技术、大豆贸易、关税壁垒、协议联盟等话语频频占领西方智库安全话语高地，使得这一阶段的强相关成倍反超前两阶段的总量的总和。

T5 科技网络安全在2011—2020 年阶段较前两阶段变动明显。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大门已经完全打开。网络空间成了各国的又一新战场，勒索软件、高危漏洞、信息泄露、数据安全等均是网络安全框架下面临的新挑战。科技网络主题在此阶段的框架强度与经济安全的框架强度等量齐观，成为西方智库涉华安全话语中的新起之秀。围绕这一主题，网络间谍和威权国家成为西方污名化我国的常用“脚本”。

4.2.3 框架内容呈时代特色 在内容层面，除分析五个内容主题的框架强弱程度外，还可以通过纵向时间线，对比在三个历史时期，每个框架的时代特征及背后的地缘政治因素。

1990—2000 年，框架间关系为T3 军事安全＞T1 区域安全＞T2 政治安全＞T4 经济安全＞T5 科技网络安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多极化格局进一步形成。这一时期，仍有局部现代战争（如科索沃战争），因此，军事安全与区域安全成为新国际形势过渡时期的关注重点。克林顿政府初期，对华实行强压政策，中美斗争不断，人权问题、台湾问题、“银河号事件”以及1999 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夫拉斯大使馆事件一度占据中美舆论高地。核武器力量、军备竞赛成为智库话语的主要素材。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多次在这一时期就我国核态势进展发布相关报告，如《China’s Changing Nuclear Posture》（《中 国不断变化的核态势》）《China’s Nuclear Modernization》（《中国的核现代化》）《China Nuclear Controversy》（《中国核争议》）等[33-35]。

2000—2010 年，框架间关系为T4 经济安全＞T1 区域安全＞T2 政治安全=T3 军事安全＞T5 科技网络安全。冷战的结束使得国际整体环境缓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智库对经济议题的关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Albert Keidel 等在《China’s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Rural Economy》（《中国经济波动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并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以出口为主，而是靠内需拉动[36]。同时，也有研究员关注着人民币的发展，在《China’s RMB: Is it Seriously Under-Valued and Unfairly Manipulated?》（《中国的人民币：它是否被严重低估和不公平操纵？》）议题中，有研究员指出中国在对人民币进行不公平操纵，违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准则[37]。

2010—2020 年，框架间关系为T4 经济安全＞T5 科技网络安全＞T2 政治安全＞T1 区域安全＞T3 军事安全。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虽然经济安全仍然是美国智库关注的焦点，但是框架间关系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动，经济内驱力科技网络安全一跃而升，迅速成为整个时期的聚焦点。2010—2020 年处于社交媒体和智能媒体迅猛发展期，美国从经济、安全、技术以及政策等多个层面解释中美网络安全问题，主要关注中国网络技术、网络能力、网络军事、网络政策、数字经济、以及网络威胁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网络政策访问学者吕京华（Lyu Jinghua），一直致力于网络安全与中美关系的研究，相继发文《驾驭美中网络空间竞争》（Navigating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in Cyberspace）（2020）、《中国的网络能力和意图是什么？》（What Are China’s Cyber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2019）、《美中网络竞争有共同点吗？》（Is There Common Ground in U.S.-China Cyber Rivalry?）（2019），表明中美在网络空间中的激烈竞争将加剧两国紧张局势。

4.3 西方智库对华安全议题隐喻

隐喻来源于古希腊语，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是用其他事务来命名本事务的修辞工具[7]。隐喻通过一定的意境才能发挥作用。著名的语言学家梵·迪克（Van Dijk）曾从社会认知视角探讨话语认知，强调在语境中的K 装置调控着话语发出者与接受者双方所形成的“共有知识场”[38]。语境成为话语形成的重要结构，根据“心智模式”理论[39]，本文在5 个主题框架中选取5 篇近期影响力最大的智库报告为样本，基于语境主题、语境观点、语境内容与语境隐喻四大语境因素，对西方涉华话语的语境隐喻进行分析。

从表2 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基于不同框架下的语篇所建构的具体语境模式，5 篇文本均选自2017 年以来的热点议题，也是各主题框架下具有代表性的典例。

表2 西方智库涉华话语文本语境列表Table 2 List of Western think tank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related texts

在TP1 中，西方智库报告中常常以支持我国特定区域的反政府政策或活动、或假意伸出援手为由质疑我国治理体系，试图从话语舆论层面干涉我国内政。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地均为该框架下的主题词。在这一语境下，中国常常被描述为“独裁国家”，人权问题也成为伴随性语言紧跟其后。TP2 是中美博弈在政治体制层面的具体呈现。在这一框架下，中国注重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政策与战略被解读为“对民主国家的恶意入侵”，这一意义同样常见于香港自治问题的报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报告以及台湾动乱相关报告。在TP3 中，报告以武器发展、地缘角逐、军备力量为中心展开，语境常赋予中国霸权形象，将中国崛起阐述为影响国际秩序。围绕政治军事领域开展的智库报告分析，在相关敏感议题上，严重背离事实，并恶意挑起争端。在TP4 中，报告认为中国正在构建发展中国家同盟，将在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政策和对全球经济做出的贡献，定性为给国际经济秩序带来动荡。因此，在此主题下，大多数是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相关涉华报告。通过相关语境因素的组合，TP5 以中国5G 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为语境前调，以华为与Tik Tok 事件为语境基底，生成了一个中国技术的发展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扭曲语境模式。科技网络安全框架中的报告语篇基本上均是遵循该趋势，包括关于中国数据流动规则的报告、指责中国盗窃数据的报告文本等均体现了类似的语境。中国的科技发展为中国经济带来强进动力，一些智库通过污名化，试图营造世界舆论反对中国技术的发展。

5 发现与讨论

5.1 研究发现

5.1.1 安全话语区域化，新型反华智库成急先锋第一，安全话语作为特定的主体认知框架内容具有结果导向作用，同时也受到国家安全实践的驱动支配。涉华国家安全话语诞生于特定的国家行为体共筑的语境中，在地缘博弈中，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属性。研究结果表明，冷战后，随着中国的发展，各国加紧了对涉华政治、经济、军事等核心议题的研究，中国发展导致西方涉华安全话语聚焦化。第二，国际形势驱动涉华安全话语区域化。研究表明，2010—2020 年，西方智库涉华报告涉及区域增长最快的前三位为俄罗斯、印度和非洲，中俄、中印、中非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关系密切，反映了西方智库对中国外交主题的关注和跟踪。第三，各智库涉华关注点呈现差异，新兴反华智库成先锋。目前，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传统基金会以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引领西方社会智库研究方面具有话语优势，但一些新兴的、具有西方反华政府背景的智库，例如，“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ion，ASPI）“2049 研究所”“英国中国研究小组”等新兴智库纷纷筹建，并直指中国散布虚假信息，成为污名化中国的先锋。

5.1.2 安全框架复合化，话题建构意识形态驱动增强第一，安全话语框架呈现复合型。西方涉华安全话语议题聚焦区域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网络安全，并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近10 年来，区域安全、政治安全、科技网络安全成为热点，在中国问题上已经从单一问题研究发展成了多议题、多角度、融合型的建构态势，并且将中国放到全球视角探讨安全问题，这也与西方政府对华战略认知、中西关系发展进程基本呼应。第二，西方智库涉华话语由意识形态建构而来。西方镜像理论中的“建构他者→定位自我”和“他者印证→认同自我”的隐性意图机制在发挥作用。在西方建构的话语语境中，国际形势决定智库话语表达内容，主观意图决定安全话语的形式呈现。在西方仇华意识形态支配下，西方涉华智库的“客观性”大大削弱，“政治性”大大增强。

5.1.3 安全认知隐喻化，地缘政治影响西方智库涉华安全话语基调 对国际安全的威胁一直是安全话语惯用的外层认知框架，这就导致在多数安全话语中，西方涉华智库首先是将目标国的行为定义为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安全话语成为智库作用的隐性外延。负面话语力度逐渐强化，从具体的涉华表达形式上来看，西方涉华智库话语表达看似客观中立，但隐喻中，兰德智库中出现的“野心”“战争”“窃取”“控制”等负面词汇，以及在语境中建构的“犯罪隐喻”“道德隐喻”“危机隐喻”等，均是在传播负面话语。

5.2 对策建议

5.2.1 在研究对象上：加强对主要西方智库的追踪性研究和议题挖掘 当前，西方国家正通过传播实现对华话语主导权，实施“全面竞争性对华”战略。打着维护西方国家“民主根基”和“意识形态”的旗帜，在国际上利用媒体、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智库、民众等方式对我国污名化，用国际舆论破坏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稳定。因此，应加强对涉华敏感政治议题研究动态跟踪，建立反华研究的日常披露机制、智慧预警机制，及时发现问题，组织相关媒体和智库对不实报道进行反击，并揭露其政治目的、资料造假、引证错误等严重影响中立性的问题，加强议程设置引导舆论，抑制西方利用智库对中国开展政治操纵。

5.2.2 在研究方法上：加强数据模型嵌入和国家安全情报意识导向 近年来，以西方舆论涉华报道的研究一直存在两种路径：在定性研究方面，从建构理论来论述国际舆论对涉华安全议题的阐释；在定量研究方面，从数据分析来呈现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评价，这就容易导致“纯理论无数据”“纯数据少意义”的学术现象。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发展，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呈现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特点，“理论思辨范式”是阐释学，“计算方法范式”是概率学，两者实际上是“演绎”与“归纳”两种逻辑思维方式的展示，因此，在今后对西方涉华国际舆论的分析，应该加强数据模型嵌入，将“演绎”与“归纳”相结合，将意义的挖掘和阐释建立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同时，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强化国家安全情报意识，将战略传播与国家情报相结合。计算传播模型应用在国家安全话语研究中，从作者背景、内容生成、隐喻表达、阶段特征等方面进行挖掘，预测国际舆论场上的涉华舆情导向，为我国智库反制和议题设置提供数据和理论支撑。

5.2.3 在研究应用上：搭建国际化智库平台，提升话语诠释资源的影响力 我国应当重视国际化智库平台的建设，形成政府、公众和国际的三方战略传播态势，回应舆论、引导舆论。要善于发挥高层次专家的特殊作用，通过举办国际会议、联合国际平台等方式，推动我国的智库专家、国际智库专家在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发声。就内容和形式而言，价值观不能硬性灌输、自说自话，要遵循信息传播规律，适应受众需求和文化心理习惯，致力于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以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从表述范式、话语资源和话语生产模式三个方面为话题体系建构提供传播路径，寻找与受众沟通的“最大公约数”，在平等的基础上，基于普遍符码的双向互动制造“同心”，有的放矢，减少“文化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