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柯润

一、引 言

随着一个个五年规划的推进，从“十二五”首次明确提出的“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到“十三五”提出的“到2020年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再到“十四五”提出的“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我国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地位不断提升。而我国电影业不仅是文化产业中的核心产业（夏妮亚和蒲勇健，2012），还对文化事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正式提出：“电影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识。发展和繁荣电影事业，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几年来国家也为影视业制定了诸多政策，与之相配套的各种财政激励制度也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进一步关注。其中较具特色的一项为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下文简称“电影专资”）——一项影院按票房收入的5%缴纳的政府性基金（属非税收入），在2018年后主要被用于对电影发行放映领域的资助而不再补贴国产电影制作（于丽和李燕，2018）。

电影专资曾是艺术学、传播学、文化产业管理领域中长期受到关注的话题之一。一方面，我国的电影专资制度可以借鉴他国经验，或从其补贴失灵中吸取教训，例如张啸和杨得聆（2017）、穆童（2019）、曹怡平和吕志昊（2019）、王苏（2019）分别研究了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对本国电影或影院的财税激励制度，以及其对我国电影产业的参考意义。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属非税收入的政府性基金，电影专资面临着规范化与合理性问题：非税收入的征收监管规范化难于税收收入（汪建国，2005）；长期以来政府性基金的管理仍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冯俏彬和郑朝阳，2013）；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也要求对政府性基金进行全面清理，以贯彻“正税清费”的原则（程行云，2013）。从而，电影专资的合理性也应当被重新讨论。1991年，电视普及、物价上涨、经济下行、财政困难成为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历史背景，电影专资就此诞生，用于实现行业自救的暂时性目标。而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电影专资已不再具有合理性或效率（周正兵，2014），通过电影专资持续介入市场也不符合现代市场理念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精神（岳红举和单飞跃，2018）。不过，学术界尚未对电影专资政策或其他政府性基金政策的效果进行过完整的量化评估，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也仅将视角定位于政府性基金对经济增长的简约式效应（刘昶，2020）。限制因素有二：一是数据可得性问题，与电影专资政策相关的微观数据难以获取，使得冲击效应难以被识别；二是内生性问题，某些中西部县城影院有可能会在观测到相关的电影专资政策后采取特定的策略性行为来达到获得补贴的门槛，以及电影发行放映绩效可能与地方文化发展挂钩且同步变动，传统的双重差分法或断点回归设计均无法有效解决上述人为选择与跨地域比较的问题，研究设计难以满足准自然实验的要求，从而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

本文在有效解决以上问题的基础上，评估了电影专资制度下的一项支持中西部县城数字影院建设政策的效果。首先，在数据上，本文采用艺恩数据库的微观数据，包含政策实行后全国所有影院的影厅数、座位数、票房、观影人次以及所在城市和区县等信息。其次，在政策上，2017年专资办发布的《关于支持中西部县城数字影院建设发展的通知》明确指出对总座位数不少于200个的符合要求的影院进行最高30万元的资助，这为本文的政策效应识别提供了一个断层点（notch）条件。最后，在识别策略上，本文采用聚束分析法（bunching）作为基本的识别和估计方法，其优势有二：一是该方法评估的是座位数为200处附近（操纵区域）的局部效应而非行业市场的全局效应，其结果可准确反映补贴政策引致的相关影院行为扭曲及其后果；二是该方法不采用现实中未接受政策处理的影院样本作为对照组，其反事实对照组系利用操纵区域外的样本通过非参数估计构造而得，从而在根本上消除了人为选择和跨地域比较的内生性偏误。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中西部县城影院建设的补助获得了影院的有力响应，但也对这些影院的电影放映场次供给产生了挤出效应，其实际排座、观影人次和票房也未得到有效促进。该“挤出”是指行为经济学中外在激励对内在激励的挤出，即作为一种外在激励的电影专资补助缓解了具有选择性理性和惰性的影院投资管理者的经营压力，挤出了他们的内在激励，使他们降低了工作的努力水平，从而不利于影院绩效。

本文的主要贡献可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着眼于文化服务业的产业补贴问题，考察了直接作用于文化服务业销售环节的财政补贴效果，对仅关注生产制造或相关创新活动环节的传统产业补贴文献有重要补充作用；二是对政府性基金相关政策效应进行了量化评估，弥补了政府性基金研究领域规范分析较多而实证研究不足的遗憾；三是利用较为前沿的聚束分析法进行因果推断，克服了传统方法的适用性难题，为聚束分析法引入国内经济学界并拓展其应用范围提供了新素材。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对既有文献进行回顾与述评；第三部分介绍电影专资政策背景，并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说；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第六部分是对实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最后为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产业补贴问题

支持中西部县城数字影院建设的电影专资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性的产业补贴，而各种与制造业、产业创新相关的补贴政策效果向来受到学术界关注。一方面，产业补贴可能在促进产业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引导经济走向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陆国庆等（2014）发现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补贴对企业产出有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外溢效应；柳光强等（2015）认为统筹运用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可以有效促进特定产业发展，但在政策设计上不宜“一刀切”。另一方面，产业补贴往往会因扭曲市场上的企业行为而变得缺乏效率：Bernini和Pellegrini（2011）发现补贴虽然可以促进企业产出，但会降低企业的生产率；刘虹等（2012）发现补贴对企业的投入既具有激励效应也具有挤出效应，其存在一个对企业的最优补贴值；这些作为外在激励的政策会对自愿付出的内在激励产生挤出效应（Frey和Oberholzer-Gee，1997），同时，此类挤出效应也有可能源于个体的内在不完美条件，即Leibenstein（1966）的X效率理论所指出的企业管理者的惰性，这是在缺乏竞争压力时企业管理者努力程度低的根本原因；相反，没有补贴的企业相当于比有补贴的企业少了一笔利润，企业的管理者面临着相对更大的流动性压力，可能会因此更加努力工作（Schmidt，1997）。

另外，产业补贴的选择性引致的补贴差异化是资源错配的重要原因（Hsieh和Klenow，2009；蒋为和张龙鹏，2015）。这种选择性不仅体现在对不同行业支持的差异上（蔡庆丰和田霖，2019），还体现在对弱者的明显保护上（邵敏和包群，2011；2012）。在政府完成对补贴项目的选择后，企业也可以对政府的选择进行策略性响应，实现“政策套利”：补贴会引起企业的策略性行为而非实质性行为（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安同良等（2009）从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视角论证了企业会发送虚假信号以获取补贴从而削弱补贴的激励效应，Chen等（2021）提供的经验证据也与之相符。

以上文献主要从集约边际的视角来考察补贴的效果，而补贴的广延边际也不应被忽视。学者对广延边际的强调有两种逻辑途径：一是通过直接证据揭示财税激励在广延边际上的显著效应（贾俊雪，2014；张杰和郑文平，2015；闫俊周等，2019），二是通过间接证据揭示新进入的企业的补贴回报率更高因而政府应当更注重发挥补贴的广延边际作用（Nilsen和Raknerud，2020）。同时，也有不同的证据表明财税激励不存在广延边际效应，只存在集约边际效应（Kim和Lim，2015；Du和Li，2019；Martinez等，2021）。考虑到中国的产业政策具有明显的保护弱者的特征（邵敏和包群，2011，2012），在理论上，产业补贴更有可能会限制企业的市场进入（更相对强者而言）与市场退出（更相对弱者而言），在实证上，金晓雨（2018）也证实了该点。本文将参考Chetty等（2013）的趋势图来考察电影专资政策在广延边际上是否具有重要性。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我们发现既有研究所涉及到的财税激励政策主要集中于R&D、制造业、企业出口等较为传统的话题领域，尚未关注到文化产业、文化事业领域，尤其是其中不依赖于创新研发等制造型活动的文化产品发行领域；也未关注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性基金预算领域，这导致基于政府性基金的产业政策形成过程乃至政府性基金立法缺乏足够的支撑。本文将以电影专资支持中西部县城影院建设的政策为例，探究既作为政府性基金又作为产业补贴的电影专资的效果。

（二）微观主体策略性行为下的政策效应评估方法

如上文所述，面对产业补贴政策，部分企业会采取策略性行为，通过改变某些指标以达到可享受政策的门槛，即出现“操纵者”，不同的样本可自主选择是否进入处理组，这种内生性问题使得传统的双重差分法与断点回归设计难以被妥当地用于政策效应的因果推断，而聚束分析法能有效解决该问题。聚束分析法的基础模型由Saez（2010）以及Chetty等（2011）建立，可被用于检验弯折型政策（如超额累进税）在弯折点（kink）附近的局部效应，后来被Kleven和Waseem（2013）拓展，进而可被用于检验断点型政策（如全额累进税）在断层点（notch）附近的局部效应。另外，Diamond和Persson（2016）还提出了聚束分析框架下的意向处理效应与局部平均处理效应的识别与估计方法，其可被用于评估政策对策略性响应者结果变量的影响，或操纵行为对操纵者结果变量的影响。

与传统方法不同，聚束分析法不依赖于现实的对照组，而是采用非参数方法构造出与实验组对应的反事实组作为对照组，从根本上排除了样本“操纵”问题引致的偏误。该方法最早被用于税制研究，而后逐步被广泛用于养老金、医疗保险、住房交易、交通管理、抵押贷款等领域（Brown，2013；Einav等，2015；Best和Kleven，2018；Traxler等，2018；Best等，2020）。国内的文献中，张航和范子英（2019）系统性地介绍了聚束分析法，樊勇等（2020）、王伟同等（2020）、张航和范子英（2021）等人则将该方法用于中国小微企业所得税政策和房产税政策的评估中，为该方法在国内的应用做出了贡献。本文实证策略也将参考上述文献。

三、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电影专资于1991年由广播电影电视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国家税务局、中国工商银行联合发布《关于明确电影票价管理权限和建立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而设立，用于解决国家财政紧张背景下电影经济的困难，具有明显的行业自救属性，也能够解决不宜通过税收手段将负担由电影行业特定群体转嫁至全体纳税人的问题。但电影专资并未能让当时处于计划经济状态的电影行业脱离困境，直至2002年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的启动（陈中小路和张明萌，2013）。此后，电影专资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向了市场经济时代，其设立之初暂时性的行业自救目标被进一步抽象为“支持电影事业发展”（周正兵，2014）。在经历了“正税清费”整顿后，被保留下来的电影专资也逐步走向规范化。2015年，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其中指出：“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由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组成；负责研究提出电影专项资金管理政策和制度，提出电影专项资金使用方向、支持重点和对特殊贫困地区电影事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审核中央分成的电影专项资金预决算，指导省级管委会相关工作，监督电影专项资金征缴和使用。”在信息公开方面，专资办微信公众号于2015年开通，专资办官网于2016年开通，专资办APP于2017年开通，影院票务系统进一步规范化且规范的强制性进一步加深，电影市场数据质量与专资预算公开性也随之提升，这为本研究的数据可得性提供了现实保障。《办法》还规定了电影专资的使用范围，其中的第一条即为资助影院建设和设备更新改造。这与“电影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的规划精神一致——影院是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具体场所，保质保量的院线电影放映是开展思想工作的重要途径。

在此背景下，2017年专资办发布了《关于支持中西部县城数字影院建设发展的通知》，其中规定：“2016年1月1日（含）以后正式营业的、不少于三个放映厅，使用2K以上（含2K）数字放映机，且总座位数不少于200个的新建影院，每厅资助10万元，资助总额不高于30万元。”结合现实情况，拥有200个座位及以上的中西部县城影院基本为多厅影院，且我国电影发行放映市场已于2013年全面实现放映数字化，而后不久2K放映机成为了自然的市场准入规则——无2K放映机则无法放映2K拷贝，而发行市场上已几乎不存在2K以下的电影拷贝。故此，资助政策提供了一个可供进行政策效应估计的制度断层点（notch）——200座是获得资助的门槛。这类似一个全额累进税制度，不过“税”在此被换为一种补贴。

图1 影院在座椅供给上对电影专资补助的响应理论

理论上，该政策设计的初衷是通过补贴激励小影院增添座椅，扩大规模，增进电影放映的有效供给，以矫正中国电影事业的正外部性。然而，根据Frey和Oberholzer-Gee（1997）的动机挤出理论，这种电影专资补助也可能会进一步挤出操纵者的内在激励，使其实际绩效下降，反而不利于电影事业的发展。具体而言，电影专资可在两方面减轻影院管理者的经营压力：一是财务方面，即所获专项资助对影院管理者而言相当于一项额外的净现金流入或净利润；二是业务方面，即电影专资干预下策略性调增座椅有助于消解影院管理者对影厅座位可能出现供不应求情况的忧虑，促进影院管理者对其影院规模自信的信念形成。根据Leibenstein（1966）的X效率理论，影院管理者的选择性理性与惰性会使其在经营压力得到缓解的情况下降低工作努力程度，这可能会体现在排映松散化等相对消极的经营行为方面，从而使得放映供给减少。虽然放映供给减少会进一步约束消费者对排映电影的选择，但票房和人次不必然等幅度下降。这一方面源于电影与电影放映服务的差异化和电影消费者需求的异质性，即部分观众在面临更少的电影场次选项时可能仍然会选择次优的观影项，而非选择不观影（Ho等，2021）；另一方面源于电影放映供给的灵活性与异质性，即影院会根据其面临的实际需求情况在与管理者努力程度相当的限度内重新调整电影的放映供给。在聚束分析的框架下，我们还将运用Diamond和Persson（2016）提出的意向处理（intent-to-treat，ITT）效应和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LATE）识别与估计方法来评估电影专资对策略性响应政策的影院的绩效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以供实证检验。

假说1：电影专资支持影院建设的政策将对相关影院座椅数产生促进效应，具体表现为部分中西部县城影院会将座椅数策略性地控制在200的某一右邻域内，即聚束效应。

假说2：电影专资支持影院建设的政策将对相关影院的经营产生挤出效应，具体表现在与没有补助政策的反事实情况下相比，为了获得补助资格而实施了策略性行为的中西部县城影院的放映供给量更少。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原始数据来自艺恩数据库的全国影院票房数据库，样本期为2018年至2019年，包含全国范围内在样本期间的所有影院的基本经营信息。首先，艺恩是国内最早成立的影视行业数据服务商，在中国电影行业数据统计上具有被广泛认可的专业性。其次，如上文背景介绍，国家对票务系统的强制性规范也为中国电影数据质量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现实操作中，国家电影专资办与民营电影数据服务商的数据还存在一种双向校准机制：国家电影专资办的数据来自于影院票务系统上报的数据，数据商实时动态监测的数据来源于网络售票平台的实时数据，专资办会定期或不定期地通过网络售票平台提供的数据对票房数据进行追溯，主要用于监查影院是否存在偷瞒票房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对这些影院违法违规所得进行数据补录，数据商也会根据专资办提供的数据对动态监测的数据进行事后校正。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20年1月中旬的艺恩数据库，其数据的双向校准已基本完成，且汇总数据与专资办APP公布的基本吻合。因此，本文数据对全国影院的记录基本是齐全的。

本文使用的原始数据以单年单个影院的记录为单个观测值，其中包含两部分信息：一是影院的资格特征信息，包括影院所在的省份、城市、区或县，以及影厅数、座位数、开业时间等信息；二是影院的经营特征与绩效信息，包括影院的全年票房、观影人次、排映场次、排映座位数、全年营业天数等信息。2018年度的原始数据共包含10 468个观测值，2019年度的原始数据共包含11 450个观测值，其中存在少量明显记录异常或未参与市场化经营的样本，对此，我们剔除了没有票房或观影人次记录的样本，并按照全年经营天数对末尾1%的记录进行了截尾处理。依据政策的规定，可享受资助政策的影院包括中西部地区以及按国务院规定享受中西部地区政策的东部地区中，处于市辖区之外的县级行政区的影院，这些影院在本文统一被简记为“中西部县城影院”，除此之外的影院统一被简记为“非中西部县城影院”。不过，数据库只记录了2020年初最新的影院座位数，即已在2018年或之前开业且在2019年度存续的影院的2019年度座位数与其2018年度座位数相等，2019年度与2018年度之间的观测值数量差异主要反映了新影院的开业。从而，2019年度数据可以提供相对更多的信息，更能充分反映影院对2017年末专资办发布的资助政策的响应。结合上文所述的政策背景与2017年后中国电影票房逐年增长但增速逐年下降的行业基本事实，2019年度的影院经营数据也更能反映政策干预后中国电影市场的均衡结果，而在2020年之后的中国电影市场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原有的政策执行有所变动，其数据的可得性与质量也较差。另外，聚束分析法也一般使用截面数据（王伟同等，2020）。综上，本文将主要使用2019年度的数据进行研究。由于只有开业时间在2016年及之后的影院才能享受到本文所研究的专项资助政策，我们剔除了2016年之前开业的样本影院，剩余影院有5 760家，表1为最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表1 样本的描述统计

其中，排映座位数是指影院实际排映所用影厅的座位数总和，可反映影院对座椅的实际利用情况；观影人次除以排映座位数即可得到上座率，统计结果显示样本影院的平均上座率不及10%，说明厅内大多数座椅的闲置是常态；单日单厅指标由相应的总量指标除以经营天数再除以影厅数得到，可反映影院的实际经营绩效。统计结果还表明，样本中有26%的影院属于中西部县城影院，可以享受电影专资的资助。

（二）实证研究策略

本文关注的电影专资政策属断点型（notch），聚束分析法适用于该政策对座位数为200处附近影院的座椅数迁移效应的检验。我们采用Kleven和Waseem（2013）提出的针对断点型政策聚束效应的反事实估计模型，即式（1）。

资助政策除了会使资助门槛附近的影院调整座椅之外，还可能对影院的经营行为产生影响，其行为的结果会反映在影院的经营绩效上。为了识别资助政策对影院经营的影响，本文采用Diamond和Persson（2016）提出的在断点型政策聚束效应下的意向处理（ITT）效应估计量，ITT效应的识别式见式（4），估计方法见式（5）至式（7），估计量标准误同理可由自助法得到。

五、实证结果

（一）电影专资政策对影院座椅添置的促进效应

首先我们估计了在政策门槛附近的影院的策略性响应。在此基准估计过程中，我们将样本进一步限定于中西部县城影院，设定灵活参数q为4，组距为10，自助法重复1 000次，并将用于估计的样本的座位数限定在80至699之间。图2为基准估计结果。结果显示，聚束效应显著，在按照前述方法确定的操纵区间[160,229]内，影院平均通过增添21个座椅以使座位数达到200及以上，从而获得资助资格。尽管在此区间内，有30%的影院影厅数量不到3个，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反事实分布曲线的估计，因为聚束分析法允许操纵区间内存在行为不受政策影响的影院（它们不是策略性响应者），政策效应的关键识别假设是在政策不存在时，分布曲线应当是相对平滑连续的。

图2 聚束效应：影院在座椅供给上对电影专资补助的响应结果

由此估计结果，我们可进行一个基于封底估算（back-of-the-envelope calculation）的成本效益分析。对于一个座位数在100左右的数字影厅，仅放映设备的成本会超过50万元，而单个座椅的成本约为200元，占地面积约为0.36平方米，影剧院单方造价约为1 500元。假设21个增添的座椅在影剧院工程计划时就被纳入考虑且全部添入同一个影厅，则额外的相关成本约为15 540元，仅为单个影厅放映设备成本的3%；如果增添座椅是在影剧院建筑工程竣工后的策略，则额外的相关成本仅约4 200元，不及单个影厅放映设备成本的1%。以上数据来源于手工整理的市场信息，虽然计算并不精确，但可作对现实情况的近似估计，基本结论不受影响，即相对于投资建造的成本以及电影专资政策的补贴额度（每厅10万），增加21个座椅的相关成本对一家数字影院而言不具有重要性。

（二）电影专资政策对影院经营的挤出效应

表2 电影专资补助对影院绩效的挤出效应

根据前文的分析，政策对影院场次供给的挤出效应有可能是源于补助对影院管理者内在激励的挤出，即影院管理者在面对一笔超额利润收入以及增加的座椅时，会相对丧失维持原有努力水平经营的压力和动力。我们之所以不将该挤出效应解释为管理者理性预期下座椅增加带来的场次节约，而将之解释为管理者的有限理性与惰性条件下由经营压力减轻引致的努力水平下降，不仅是因为影院的日常上座率远小于100%——正如描述性统计显示的那样，上座率的均值不及10%——还因为单日单厅排座并未被挤入，策略性增添座椅后实际排座反而变少，即增添的座椅往往是被闲置的。如理论分析，政策对观影人次和票房的挤出效应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异质性消费者与异质性影院针对差异化电影产品的选择存在不同程度的重新均衡化过程，该过程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电影专资政策对影院场次供给的冲击后果——影院先减少场次的供给，使消费者选择减少，但面临更少观影选项的部分消费者群体仍选择次优观影项（该选项能使其在新的选择约束下效用最大化），而非完全放弃观影。

（三）居民生活水平不同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相对于食物、衣服等满足生理性需求的产品而言，处于更高的需求层次。因此，电影放映在居民生活水平不同的地区面临着不同水平的市场需求——居民生活水平较高的地区的文化需求理应更旺盛，影院投资者与经营者会在考虑现实的市场需求后决定对影院的投资、选址、建设与经营。在理论上，我们可以预见在政策门槛附近，居民生活水平较高的地区的影院对电影专资政策的策略性响应更积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这些影院经营者有更强的市场激励或竞争压力刺激来增添座椅；二是这些影院已经是经过跨地区投资与选址决策的产物，即投资者和经营者更愿意到居民生活水平较高的地区响应政策。另外，依据Chetty等（2013）将聚束效应估计量用作微观主体对政策的了解程度（“知识”）的代理变量这一逻辑，我们也可以预见同样的结果——居民生活水平较高地区的影院经营者在市场激励或竞争压力下更愿意积极学习相关政策以改善收入。同时，我们还可以在理论上进一步预见，居民生活水平较低的地区的影院经营者因为相对缺乏市场需求刺激和竞争压力，电影专资政策对其经营绩效的挤出效应会相对更强烈。为了验证上述理论预测，我们依据2017年政策发布前的连续三年省份年度恩格尔系数的稳定排名，将中西部县城影院样本划分为居民生活水平较高省份（恩格尔系数稳定低于中位）的影院和居民生活水平较低省份（恩格尔系数稳定高于中位）的影院，以分样本检验上述效应。

图3的结果显示，在政策门槛附近，居民生活水平较高地区的影院平均添置28个座椅以获取资助，而在居民生活水平较低地区该值仅为12，即居民生活水平较高地区的影院在座位数上对政策的响应更积极，经检验，该差异在1%的水平下显著。另外，结合图2和图3，我们还注意到，部分三厅影院在座椅数为240处出现一定程度的群聚现象，这很可能是因为一些影院投资管理者会采纳每个厅不低于80座的行业建议（可见于艾维电影网）。与Best和Kleven（2018）等文献所观察到的个体对交易金额等容易直接控制的数量更偏好整五和整十的情况不同，影院对座椅数的控制在受政策断点驱动之外，不易受惯常的整数驱动，而更易受影厅空间布局制约，即影院不太会为惯常的整数而让观众席的设计变得奇异，这也是除了影院行业习惯的门槛值之外鲜有规律的整数效应可被捕捉到的可能原因。而在影院经营方面，与居民生活水平较高地区影院的情况不同，电影专资补助对居民生活水平较低地区影院的挤出效应是显著的，这同时表现在电影场次和排座的供给上，如表3所示。即在响应政策后，后者不仅显著减少了单日单厅场次排映，还显著减少了单日单厅排座且其幅度大于单日单厅场次的减少，这说明居民生活水平较低地区的影院对大厅（座位相对较多的影厅）的利用率明显不足；前者虽然减少了单日单厅场次排映，但单日单厅排座不减反增（尽管不显著），其暗示出居民生活水平较高地区的影院或存在精炼选择行为。与前文的理论预测一致，居民生活水平较高地区相对旺盛的文化需求有助于培育消费者的观影习惯，在此条件下即使影院的场次供给被电影专资政策挤出，面临更少观影选项的观众仍然会选择次优的观影项而非放弃观影，这将会对影院的排映起到倒逼作用，即影院会适当地精炼场次和排座，例如开始倾向寻找更合适的时段将热门影片排映至大厅，甚至还可能适当提价，从而使原本的政策挤出效应被部分地抵消。相反，居民生活水平较低地区的消费者缺乏观影习惯，在影院放映供给被专资政策挤出后，消费者不再选择进入影院观影，在此情况下影院也缺乏提价空间。这也可由表3的结果得到印证。另外，经检验，两组中各LATE的估计量的差异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即电影专资补助对不同居民生活水平地区影院绩效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

图3 异质性分析：居民生活水平不同的地区的影院响应

表3 异质性分析：电影专资补助对不同居民生活水平地区影院绩效的影响

（四）上座率情况的异质性分析

以上结果表明，在电影专资政策下，一些影院通过策略性增添座椅获取补助，但其实际排座、观影人次和票房未得到有效改善。一种直觉是，此情况应该发生在影院经营期间存在大量空闲座椅时，而对于原本座椅供给紧张的影院而言，增添座椅应该可以增加观影人次，这也与政策本来的精神相契合。

然而，这种直觉所基于的条件并不符合行业现实。由表4可知，上座率大于50%的影院数量占比不足样本量的1%，这与表1中上座率9.92%的均值共同表明座椅供给紧张的情况不具有代表性，影院座椅供不应求的现象几乎不存在，大量座椅空闲才是影院的常态。在这样的事实前提下，上座率难以提供座椅供给紧张或空闲程度的可比信息，而是更能反映影院的实质垄断程度：上座率越高，说明当地观众选择其他影院的余地越小。基于本文关于挤出效应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预测，垄断程度越高（上座率越高）的影院，其面临的外部竞争压力越小，其经营者的内在激励或工作努力程度越容易被电影专资补助挤出，从而使得影院绩效的恶化越严重。按均值分样本的估计结果证实了这种预测，见表5：上座率较高的影院的场次和排座被显著挤出，观影人次与票房也被挤出但不显著；而上座率较低的影院的场次和排座被挤出但不显著，观影人次与票房被挤入但不显著。同时，在响应政策后影院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变化还可以体现在定价上，与上座率较高者相比，上座率较低的影院经营者倾向于采取更具有竞争力的低票价策略。另外，图4的分样本聚束效应估计结果表明，上座率较高的影院对政策的响应可能更积极，这暗示了垄断程度较高的影院更善于利用政策优惠。经过对两组中聚束效应以及各LATE的估计量差异的检验，我们发现电影专资补助对不同上座率组影院产生的效果异质性在1%的水平下显著。

表4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之补充：上座率（%）的分位数

表5 异质性分析：电影专资补助对不同上座率组影院绩效的影响

图4 异质性分析：不同上座率组的影院响应

（五）替代性假说：电影专资政策的广延边际

以上结果从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的视角揭示了电影专资对影院建设的资助是缺乏使用效率的，因为影院只是会在影厅座椅层面策略性地响应这一资助政策，而其经营绩效并未因影厅规模扩张而得到改善，甚至其电影场次供给还显著减少，这有悖电影专资的核心目的。然而，电影专资也有可能在影院的广延边际（extensive margin）上有明显贡献，以抵消在集约边际上的损失。这可能对本研究的结论及意义造成挑战。

为了探究电影专资在支持中西部县城影院建设的广延边际，我们采用Chetty等（2013）的图示法进行验证，即通过观察各样本队列的时间趋势是否存在突变来考察广延边际的重要性。图5展示了非中西部县城影院样本队列与中西部县城影院样本队列在小区域市场范围（市、区或县）内影厅数和影院数的时间趋势，以反映影院行业的市场进入情况的变化，其中的队列时序变量为开业时间。我们发现，尽管非中西部县城样本队列趋势在2015年发生了突变——这可能是中国电影行业在2015年前后遭受的技术冲击或需求冲击所致——但在2017年政策实施前后，中西部县城的样本队列趋势不存在突变。这说明电影专资并未在促进影投或影管公司进入中西部县城市场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即电影专资支持中西部影院建设政策的广延边际不具有重要性，至少不如市场化条件下的技术冲击或需求冲击重要。这也暗示了电影专资在广延边际上发挥价值的重要理论途径：刺激电影消费需求，推动放映技术进步。

图5 电影专资补助的广延边际

六、稳健性检验

（一）聚束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聚束的出现是因为电影专资资助在座位数为200处从无到有的跳升，因此在没有该项资助政策的情况下，影院没有激励添置座椅，市场不应出现显著的聚束效应。按此逻辑，我们可以用非中西部县城影院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从图6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资助门槛附近，真实的分布曲线并未出现聚束，是相对平滑连续的，因此可以反向证明影院在座位数分布上的聚束是由资助政策带来的。

图6 安慰剂检验：非中西部县城影院的聚束效应估计

另外，我们在基准估计中将组距设定为10，将作为灵活参数的多项式阶数q设定为4，现将二者分别取不同值，再重新估计聚束效应（见表6），以检查估计结果对非参数估计中的灵活参数的敏感性。结果显示，聚束效应依然显著，且估计量数值也与基准估计结果偏离不大，这说明基准估计结果对多项式阶数和组距的选取不敏感，结果是稳健的。

表6 稳健性检验：聚束效应估计中多项式阶数与组距的敏感性检验

（二）挤出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选用单日单厅指标度量影院的经营绩效虽然可以使影院绩效更具可比性，但这可能会掩盖影院通过在增添少量座椅的同时将原有影厅一分为二来响应政策的情况，这种在影厅数上的策略性行为可能会使单日单厅指标对影院绩效造成可比意义上的低估。为了排除这种情况对本研究结果的干扰，我们将单日单厅指标改为单日指标，重新估计电影专资政策对影院经营的挤出效应，结果如表7所示。可见，尽管重估的挤出效应弱于基准及异质性分析的结果，即影院策略性地增添影厅数的情况可能存在，但挤出效应仍然显著，与上文结果保持一致且偏差不大，即影院增添影厅的策略性响应不具有重要性，对本文结果未造成明显影响。

表7 稳健性检验：排除影厅的增加对挤出效应估计结果的影响

又如，我们在RD结果中还发现了单日单厅排座存在更为显著的向下断点，见图7。除了电影专资对策略性响应者的挤出效应之外，该部分影院的某些特征（现有数据中无法观测）也得以显现，即它们往往是一些倾向于将大厅闲置或用于电影放映之外业务的影院，其排座的减少或并非电影专资政策所致（即并非基准回归中的因果关系）。这种现象在现实中确实可能存在，例如部分国有影剧院的大厅时常会被用于演出、排练、会议等活动，而非电影放映；又如一些影院由于选址失策等因素，所处区位的市场需求过于惨淡，会选择在工作日白天不排映大厅，以节约运营成本。总之，尽管我们暂时无法通过数据直接证实这些猜想，但现有的断点证据可表明，电影专资支出流向了排座能力更低的影院企业，这也反映出了电影专资作为一种选择性补贴带来的资源错配问题，间接地表明了电影专资存在缺乏使用效率的问题。

图7 稳健性检验：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七、结论与建议

中国电影业走向市场化以来，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仍然在持续为电影行业提供补贴，特别是在影院建设领域。作为一项政府性基金，其存续的合理性也长期受到学界的关注。然而，受制于国民经济发展导向、数据可得性与研究方法的发展等因素，学界一直未对电影专资的政策效果给出量化评估，导致政策的后续发展缺乏理论和证据支撑。

本文利用艺恩数据库中全国影院的数据丰富了电影专资领域的研究。实证结果显示，电影专资对中西部县城影院建设的资助在促进影院座椅供给方面具有局部的显著作用，即在座位数为200的政策门槛附近，影院平均添置21个座椅以获取资助资格，但该资助显著地挤出了这些采取策略性行为响应政策的影院的放映供给，且未能对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产生促进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电影专资虽然在上述集约边际方面是缺乏使用效率的，但在广延边际方面可能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经过分析影院行业市场进入趋势，我们发现这一替代性假说并不成立。进一步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影院对资助政策的策略性响应更弱，但资助政策对采取策略性行为的影院的挤出效应更强。

本文的结论证明，在中国电影产业基本实现市场化运作的背景下，电影专资在支持影院建设领域针对座位数这类简单的特征指标进行断层式的、“一刀切”式的直接干预已不再能有效地实现电影专资的核心目的。当然，中国电影作为一项特定的公共事业，其存在的正外部性应当需要被矫正。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性基金，电影专资有更好发挥区别于税收的优势的可能。但政府部门需要考虑对其进行适当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在立法与资助设计上应更具有结果导向，避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过程，将作为产业补贴的电影专资由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变，以提高电影专资作为政府性基金的使用效率，这也将是其存续合理性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