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斌斌 马春燕 陈力 史良 戚刚

一、引 言

新冠疫情使全球经济贸易形势发生突变，逆全球化趋势已成为客观现实，科技战、贸易战成为我国发展必须面临的“战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政府和政治精英把供应链稳定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层面，产业分工忧患意识增强，政府强力干预市场成为常规政策工具，以“芯片荒”“中兴事件”“华为断供”“制裁实体名单”等为代表的技术封锁和技术阻击成为常态。在国外市场、国际供应链、国际技术构件源受限等新常态下，技术进步“拿来主义”不再可能，必须扎根我国内部自主创新，以新型举国体制激发以战略科技力量为核心的各类创新主体，进行知识吸收和技术创新，通过高强度的技术学习、对需求的敏锐感知、组织制度演化和战略决心的增强，不断夯实企业-知识生产机构-政府三元国家创新体系，加速各类技术构件的全新组合、迭代、升级，促使国家技术能力内生涌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军事领域由于其强对抗性和政府投入为核心的公共产品属性，有足够的实力、战略耐心、风险承受力支撑布局、发现、辨识和培育具有潜在军用价值的前沿性战略性颠覆性技术，开展基础和竞争前沿研发也就是“从0到1”“把钱变为知识”的科研活动，实现带动全局的科技创新。在中美科技脱钩、美国及其盟国对我国技术封锁的对抗背景下，我国技术构件的来源只能是国内军用部门和民用部门，培育新动能的技术新组合，就越来越依赖于军民创新主体的互动。

本研究试图将技术创新能力演进学派的学术理路与生产可能性前沿理论、产业网络理论相结合，分析技术创新、产业跃迁、一体发展等议题，试图剖析国防高新技术培育经济新动能的内在机理，并在经济新动能的视角下，为其制度安排的“四梁八柱”提供基础原理层面的阐释。

（一）新旧动能转换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

当前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如何、将走向何方？习主席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了“世界经济尚未走出亚健康和弱增长的调整期，新动能仍在孕育”“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动能面临消退，新一轮增长动能尚在孕育。2016年开始，“新动能”这一议题连续进入政府工作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强调“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世界经济增长普遍放缓，与旧动能相关的资源要素配置矛盾和产业结构矛盾尤为突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旧动能弱化的下行压力。从2012年开始我国GDP增速持续低于8%，并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2020年实际GDP增速为2.3%。必须攻坚克难，积极探索培育新动能，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支撑我国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并迈向中高端水平。国家统计局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对象，在《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监测制度》的基础上，基于调查取得的基础数据，以线性加权的方法构建了测算经济新动能态势的复合指数，并以2014年为基期，测算了近年来我国经济新动能指数——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详见表1。

表1 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态势（2015年-2019年）

（二）新动能实质是高新技术迭代组合的具体“表达”

经济是在不断演化的，不同的创新组合和技术搭配产生新的经济模式，而新的经济模式又会产生新的组合和技术。不同种类的国防高新技术聚合到一起，与众多应用于不同领域的先进技术共同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所需的新动能不断从新技术研发中浮现，并能从中创造更新的自己，同时决定哪种技术是当前起主导作用的主流技术，即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技术的具体“表达”，涌现于它自身的安排和自身的技术，伴随技术迭代而进化。新的技术，特别是国防高新技术进入经济运行系统中，提供了新的元素，会由此带来新的组织模式，新的组织模式会引起新的问题或通过现存技术的修正来实现原定目标。新的问题又会引发新的技术需求。这样的结构性变化会促使经济不断重构自身，在每一次变革中找到新的发展动能源泉。

（三）国防高新技术培育经济新动能成为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的各项改革正在由“帕累托改进”向“卡尔多改进”转变。无论是新旧动能转换还是高新技术发展，无论是经济建设领域还是国防建设领域，现阶段都面临着由“帕累托改进”向“卡尔多改进”的转变。改革初期的“帕累托改进”意味着改革一定会给某一类经济主体带来好处，同时不伤害其他任何经济主体。当前，在新旧动能转换和高新技术发展中，“帕累托改进”机会已经很少了。现阶段更为关键的是站在国家大局的角度，衡量高新技术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整体收益，如果整体社会收益数值足够大，就可以进行“卡尔多改进”，同时需要用全社会整体的改革收益，补偿改革中受损主体的收益损失。在当前的攻坚克难阶段，新旧动能领域好转换的都已经转换了，军民一体发展领域易融合的都基本融合了，融合的边际成本递增。必须切实发挥军地资源的最大边际效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跨军地、跨领域、跨时间、跨代际的最优决策，才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卡尔多改进”。

发挥军民一体发展牵引下的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力，重塑发展动能。习主席指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两个轮子要一起转，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一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在经济发展动能的构成谱系中，科技创新的成果、质量和影响力能够直接反映和测量出来，是不同国家之间“硬与硬”的显性比拼；制度创新的成果则无法直接度量，属于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科技创新成果间接体现，对发展动能涉及到的利益不一致、改革动力、激励相容等因素影响深远。以五年、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维度来看，一个国家能够取得科技创新的巨大进步，无一不是因为在制度创新上找对了路子，在微观上重塑和优化了各类创新的组织结构和模式，反映在宏观上便是充分释放了军民一体科技创新资源的潜力。国防高新技术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国防部门是由国家发动并进行全额投资建设的部门，其先进生产力要素能够溢出到民用科技，产生正外部性。同时，超大规模的民用科技和民营经济基础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很强的支撑作用，产生正外部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以举国体制推进科技创新，集军民全部创新资源进行集中攻关，取得了“两弹一星”等重大成果，不断为我国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前，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内核的新型举国体制正在充分激发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在军地各类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成为了重塑发展新动能的又一战略设计。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处于一种复杂的竞争关系之中，国家发展的动能及其沿着时间维度的积累，决定着一个国家在世界技术和产业结构中的位置。国防高新技术培育经济新动能，是大国博弈的要求、是当前周边环境的要求、是海外利益拓展的要求。我们要从国家真正强大起来和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国防高新技术和新旧动能转换，探索国防高新技术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内在机理，从而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实现中国在全球技术和产业结构的爬升跃迁。

二、高新技术创新-产业网络演化-高质量发展概念性框架

本文试图从技术-产业-增长三个维度来认识国防高新技术培育经济新动能的机理。微观层面，运用知识流动相关理论，分析军地各类主体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学习行为、研发竞争、装备采购等行为中的隐性知识显性化规律，并以“组织管理-工作运行-政策制度”三大体系（下文简称“三大体系”）的形式规则化制度化；中观层面，研究“6+6”重点发展领域如何通过价值链路径塑造，促进产业网络演化；宏观层面，研究国家经济发展重点和导向，提出战略层面要以军民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牵引国家资源统筹配置（如图1所示）。微观个体围绕新技术在投资、研发、生产、销售等全寿命链条各个环节的交互，促使产业结构调整演化，使得各类增长模式在宏观层面上涌现出来，形成军民一体化的战略能力。这三个层面涉及的多个元议题既是国防高新技术发展本身必须层层破解的，又是新旧动能转换要面临的，是当前必须同时破解的体系性难题，要全盘考虑、系统解决。基于此，本文构建了高新技术创新-产业网络演化-高质量发展概念性框架，试图把国防高新技术和新动能二者纳入同一个逻辑体系，探索其内在的规律。

图1 高新技术创新-产业网络演化-高质量发展概念性框架

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是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综合实力的必然路径。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在国家高技术发展的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均产生互动的影响，最终体现在宏观层面高质量发展上，而起点则是从微观层面开始。随着国家战略举措的落地实施，军民一体发展的“三大体系”不断完善，不断提升政府、军方、军工企业、民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科技中介机构等军民创新主体的微观互动效率。在创新主体中，直接参与高新技术扩散和产出知识创新的是军工企业、民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在世界主要科技强国中，政府和军方在推动制度创新时，便是通过创立军民创新管理机构以及制定财政金融税收等创新政策，来改变和重塑直接参与高新技术扩散和产出知识创新的创新主体之间的微观组织模式。例如，在国家层面上设立专门机构来完成科技创新的重大任务，将政府、军方、军工企业、民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统筹组织起来，达到调动和配置全国的人、财、物等创新资源的目标；设立军民科技管理机构，在微观上改变军民分割的局面，将军民创新主体一起组织起来，提升军民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频率；推动政府、军方采购和提供研发投入补贴，在产业发展的初期，微观上降低军民创新主体进行科技创新投入的投资风险，提升军民创新主体的研发投资概率；以政府和军方机构加入，推动建立产业联盟和技术联盟等，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在微观上打通从科技研发到最终形成产业产出的通道。

“三大体系”外化高新技术扩散的隐性知识。技术创新是当前有效拓展我国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关键。只有通过高新技术扩散，由不同技术构件组成创新，才会促进经济发展。高新技术扩散使得新奇的创新及其知识在不同创新主体、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间转移和流动，使得创新成果产生经济效益、军事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升战斗力和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激发经济增长潜力。具体来说，如图2所示，通过加速技术扩散，有效利用全球创新主体的成果，提升经济主体吸收和应用高新技术的能力，激发增长潜力，使得我国的生产前沿从P扩展到P。《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健全“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工作运行体系，系统完备、衔接配套、有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在下文中简称为“三大体系”。“三大体系”是微观层面军地各类主体在围绕技术的互动中形成的非正式规则的制度化，是从制度演化的角度来剖析如何使隐性的非正式的合约和规则显性化、规则化，形成正式化的组织管理、工作运行、政策制度，促进军地高新技术的扩散和发展。

图2 国防高新技术培育经济新动能机理（生产前沿的扩张）

“6+6”领域引导产业结构跃迁。近年来，我国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增长速度放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低（如图3）。传统的制造业是平均1%-2%的低位增长；工信部规划的九大战略性新兴制造业近五年是年均12%的增长率，战略新兴服务业近五年是将近20%的增长率，互联网产业近五年是30%左右的增长，这体现在图4中三次产业贡献率的演变。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中，先后提出了基础设施建设、国防科技工业、武器装备采购、人才培养、军队保障社会化、国防动员等6个传统领域和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人工智能等6个新兴领域，在下文中简称为“6+6”领域。推动新兴领域军民一体发展，是对军民两用性强、产业辐射带动性强的前沿性、基础性和战略性技术领域进行重点布局，并以优化军民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方式进行发展，且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业和技术发展基础，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效益。我国北斗产业化发展速度较快，现已形成由芯片模块、应用终端、运行服务构成的完整产业链条，并以典型示范应用的方式在导航、交通等领域在我国多个地区进行了推广。同时，北斗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融合，建成高精度时空信息云服务平台，推出全球首个支持北斗的加速辅助定位系统，产品用户数量和产品服务区域不断拓展，已覆盖200余个国家和地区，用户突破1亿，日服务达2亿次。另外，我国研发投入不断增加，专利作为代表研发产出质量的重要指标，在新兴领域的申请量不断增加，且速度较快，2019年以来，我国成为全球最大专利申请来源国，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领域专利申请量全球第一，智能语音识别、云计算及部分数据库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产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世界超算500强排名中，我国持续保持优势，超级计算机台数占比达45%。在青岛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全球独角兽企业500强发展报告（2021）》中，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和总估值为世界第一，分别为215家和12 618.87亿美元。“6+6”领域是从国家产业政策的角度来剖析如何精准聚焦资源，促进我国在全球产业森林中向产业链龙头、供应链纽带、价值链枢纽跃迁。这体现在图2中，我国的生产前沿由P扩张到P。

图3 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

图4 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

“军民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牵引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引领高质量发展是从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构建这一发展目标的角度剖析经济发展模式要走什么样的路。不能再继续进行房地产投资、加工组装、原材料出口等低国防转换能力式的增长，而应该兼顾安全与发展，推进军民一体发展式增长。这体现在图2中，我国的生产前沿由P扩张到P。在军民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的引导下，聚焦高国防转换能力来构建发展新动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得到了协调发展。

三、“三大体系”外化军地高新技术扩散隐性知识

创新是指把新技术成功地结合到产品或工艺上。创新要求把某种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想法付诸实施，并包含一定商业化的内容。隐性知识是一个组织能否掌握高新技术，并不断创造知识、更新知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关键，也是高新技术能否在军地多元创新主体间扩散，并且成功结合到产品或工艺上，从而实现创新的关键因素。影响技术创新的隐性知识往往蕴藏在创新主体及其网络的组织结构和常规运作之中，是实践中不断通过解决具体问题形成的。这种军地技术系统间的隐性知识壁垒，需要主动建构、系统设计才能缓解消除。《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健全“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工作运行体系，系统完备、衔接配套、有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三大体系”建设，恰是军民两大系统中隐性知识得以传递、共享及创新的关键，是创新要素得以自由流动、助推高新技术扩散应用的制度之基。

新动能依赖于技术构件的新组合，特别是军地高新技术的组合。军地高新技术扩散实现新组合进而培育新动能主要有三种模式。高新技术具有以隐性知识为载体的私人属性，这种私人属性的隐性知识是高新技术扩散并被吸收的关键。这一规律在军地技术扩散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由于军地创新系统长期的独立、分割，两类创新族群所掌握的隐性知识差异尤为明显，更应注重消除隐性知识壁垒。美国军民一体发展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判断。

（一）军地技术扩散培育动能的主要模式

技术扩散形成新动能的关键在于技术扩散引进后的本地改进和创新相结合。

一是终端产品建构技术创新。军地高新技术扩散提高了创新途径的多元化，扩展了技术集成创新的需求端和供给端，从而可以在一定的新应用场景、新创意、新产品构建的情况下，利用军地已有的丰富的技术组件，进行新组合，创造全新功能的产品，使得新创意迅速走向市场，缩短技术到产品的生命周期，产生构建技术创新或者集成创新。

二是转型技术创新。在已有的技术路径上，通过对某个关键部件或核心技术进行跳跃式的升级，实现整体技术的创新。由于军民的技术需求和应用场景差异大，依托已有技术系统，进行主动性关键技术的改造升级，存在很大的空间。

三是模仿创新。通过逆向工程的强化学习，从获得产品生产能力逆向爬升到获得产品设计能力，并未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而是模仿已有的技术路径。

四是高端机器设备牵引型创新。国防生产系统高端生产设备及技术簇在民用领域的推广使用，扩大了民用领域制造规模，提供了高端工作和学习机会，形成军带民式牵引式关系的要素组合创新。

总体来看，高新技术在军地不同主体间扩散，形成统一的新技术构建集合，各类主体敏锐洞察军地子领域、细分市场群体特有的需求，进行技术构件的组合，或开辟出新的技术路径，或在已有技术路径下细化潜在的技术经济指标，打造出全新的经济利益价值链条，创造出广阔的“创新租”空间，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军民统一的市场扩大了高端技术涉及的制造能力、产品开发能力的“试错”“迭代”空间，从而提升从高端技术到工程经验的“编码”进程，进一步夯实了新动能所需的制造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工程编码能力。

（二）隐性知识是高新技术能否被扩散吸收的关键

高新技术具有信息属性和演化属性。信息属性强调的是高新技术改变要素组合方式，进而提升生产率，这是大家所熟知的技术变革推动经济增长的观点。演化属性则强调高新技术对于创新主体本身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效果，关注的是高新技术的私人属性，也就是未被显性表述出来的具有缄默性的隐性知识。高新技术的演化属性是镶嵌在参与该研究的个体、组织机构及其科研协作网络之中的。这就使得高新技术不能够像货架商品那样扩散转移，其成本不仅体现在购买专利本身的费用上，更体现在使用高新技术对技术吸纳方人员知识、技巧的要求上。一些企业即使在知道存在更优的技术方案的情况下，由于自身能力的局限，无法开发和使用该占优技术，只能采取较为低端的技术方案。这种选择低端技术方案的现象的原因很多情况下不是由于占优技术受专利的保护，也不是占优技术信息不对称，而是由于技术搜寻者自身隐性知识的积累不足导致的。

隐性知识是创新主体吸收高新技术形成技术能力的关键。技术能力是指能够有效使用技术知识的能力，是一个组织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的集合。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使得有关产品和工艺的技术知识范围远远超过任何个人所能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属于组织内生的，只有在科研团队实实在在的技术研发经验中才能形成，不能在市场上流动，也无法在组织间轻易转移。以产品、工艺设计、技术许可、设备、生产线等为形式的组织间技术引进，并不意味着技术能力的生成。技术能力所蕴含的这种不能够被清晰地表述和有效转移的知识就是隐性知识。随着技术构件基数的指数化增长，现代技术复杂度很高，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必须进行自主研发，才能形成吸收外部技术知识的能力，才能克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组织自己的理解去吸收外部技术知识，开发产品概念，进行系统设计，理解并掌握技术，提高技术变化情景下的组织适应度。

在同一行业中，由于隐性知识积累存在差异，不同创新主体对于某一特定技术往往存在着多种组织和管理方式，少数创新主体对于某一领域的技术的理解和应用最为全面，只需要较少的要素投入就可以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从而在行业中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力。如果两个组织拥有相似的技术能力相关的隐性知识，那么即使存在专利保护，落后企业通过“逆工程”等途径模仿学习，仍然能够很快掌握该占优技术。组织间的生产效率不同并非完全由于专利技术保护制度安排引致的。假设所有企业都能够获得占优技术的专利文档资料，不同企业由于高度复杂和不透明的组织程序、专家经验等隐性知识的不同，最终生产效率仍然会存在巨大差异。这种现象就类似做菜，即使在同样的菜谱指引下，由于个人所掌握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隐性知识不同，不同厨师烹饪出的菜肴仍然差异较大。

技术在特定行业的演化往往与占优技术应用扩散、新技术搜寻、落后企业破产倒闭、在位企业市场支配力变化等一系列进程相联系，在投入要素多维空间中来看，“最佳实践技术”的演化就表现为特定的规则轨迹。由于所掌握的隐性知识存在差异，在要素密集度相同的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间劳动生产率也会存在不同。比如，机械工业中不同钢铁企业的生产效率的差异就像手工业中不同面包师的生产效率的差异一样大，这种现象归根结底是隐性知识的差异所导致的。

（三）军地高新技术扩散隐性知识壁垒明显

军地之间高新技术的扩散流动恰恰是创新的关键。军地技术势能差距大，存在较大的技术扩散转移空间，是创新的宝贵战略性资源。前沿高新技术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较长的投资周期，单个企业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巨额投资和高风险，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机制，那么将会出现供给不足。因此，大多数国家会通过政府投资引导前沿高新技术领域的研发活动。国防领域是政府投资的重要领域，一个国家的武器装备是该国高新技术的物化，体现着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的高低。企业无法在市场上获得国防研发成果，在这个领域往往会产生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引导作用，并作为政府投资的重要领域。政府是高新技术市场的开发者、培育者、扶持者、规制者，政府投资高新技术特别是国防高新技术，有效地分散了投资风险，解决了市场失灵，同时能够更好地落实国家的创新意志，解决核心关键技术攻关，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

隐性知识壁垒阻碍军地高新技术扩散。技术进步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演进过程，是累积性的学习过程。技术知识具有强烈的缄默性，不能像公共物品或者货架商品那样自由交易，只能由工作组织经验性地获得。一个组织吸收外部技术知识的能力，决定于其现有的知识基础和技术学习的强度。缄默性和积累性使得产品、工艺、企业特定知识、技能、经验、诀窍的组织间转移代价昂贵，也就是存在隐性知识壁垒。二元分割下的我国军地技术系统间技术的扩散面临的隐性知识壁垒更为突出。二元分割下的我国军用技术创新主体主要包括军队院校、军队科研院所、军工集团及其下属科研机构、少数高等院校、少数地方科研院所、少数民企科研部门等；民用技术创新主体主要包括地方高等院校、地方科研院所、高技术企业等。在军事需求的刺激下，许多革命性的科技创新都产生于军事应用场景，由军用技术创新主体所掌握。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军民两大体系，加大了创新主体间的隐性知识差异。从微观层面来看，军口创新主体和民口创新主体所熟练掌握的技术是有区别的。在同一产业内，各个创新主体所使用的技术本身就可能属于不同的类别，这些技术从基本原理上就不相同。即使军民两类创新主体使用基本原理相同的技术，但是仍然存在与该技术相关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隐性知识”和“缄默知识”层面的差异。从军事战略、威胁预期、先导技术开发、工程样机、工艺开发到批量生产、维修保障、退役处置等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中都存在着部分无法规则化、显性化的知识，这成为了高新技术在军民双方间自由流动的壁垒。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体系中都客观地存在着各自系统所独有的非正式的、难以表达的技能、技巧、经验和诀窍等技能类隐性知识，这导致两个系统中的创新主体在洞察力、直觉、感悟、价值观、心智模式、团队的默契和组织文化等方面存在着认识论上的差异，认识层面的差异，进一步放大了两个系统隐性知识的差异。表现在经济运行中就是存在的“思想性偏差、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和利益性的藩篱”，构成了高新技术扩散隐性知识壁垒。

（四）“三大体系”是消除隐性知识壁垒、促进军地技术扩散的基础性工程

显性知识如知识产权等，其每个时期的产出数量以及在市场中的交易频率和交易数量，能够通过相应的统计指标体现出来，而隐性知识本身因难以直接测量和观测，最终的体现是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显性知识存量和流量上，但却是不断产出和积累显性知识的必要条件。通过不同的政策支持手段，消除高新技术扩散的隐性知识壁垒，使得隐性知识的积累不被打断且更加畅通，便是在遵循创新的内在规律，打通市场配置创新资源难以自我解决的瓶颈难题。主要的政策支持方式包括：以军事需求牵引的方式带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进行研发；打通从军事领域向其他非军事领域的扩散，如推动国防知识产权转移转化等；加强国防工业界、工业界、学术界之间的互动，形成军民创新要素优化配置的创新生态，等等。

“三大体系”是消除隐性知识壁垒、加速高新技术扩散的基础性工程。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社会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两大体系尚未实现资源要素的按需流动，军民一体的国民经济大循环尚未打通。“三大体系”的构建，正是逐步把国防经济和民用经济分割状态下各自隐性知识显性化，并作为基础性机制固化下来的过程。体现在产品中的物化技术可以购买，解释技术原理的信息可以通过文字传播，而能够开发出技术或产品的能力却只能在研发实践中发展出来。军民两大体系中存在的内含性组织知识具有默会性、情境性、文化性等特点，难以规范化、难以言明和模仿、不易交流与共享，恰恰阻碍着这种能力的形成。经济体系层次拥有的隐性知识是在对政府、军队、军工集团、配套民企、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各类利益主体的知识有效转化、整合和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涌现出单个利益主体所无法具有的知识特质。这些军民两大体系层面的隐性知识难以清晰说明，但却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防高新技术向新动能转化横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两大系统，涉及党、政、军各方力量，涵盖企业、区域、领域、国家四大维度，包括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

作为迭代更新、不断完善的制度性安排，“三大体系”是各类军民各类主体吸收外部技术知识、实现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中，所遇到各类隐性知识不断规则化的“演化平台”，其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自反馈演化系统。“三大体系”构建既要深入调研、访谈、倾听，鼓励各类主体共享经验，群化（Socialization）隐性知识，也要积极利用先进技术手段，通过知识挖掘、专家系统、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新理念新方法，外化（Externalizaiton）隐性知识，从而在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的显性知识体系，固化到“三大体系”之中，如图5、图6所示。从这个视角来看，构建“三大体系”是全局性、基础性的奠基工作，是激发高新技术扩散、实现创新驱动的供给侧结构性制度改革的基础。要利用军民各类群体智慧，促进组织创新，从而解决国防高新技术培育新动能这一系统复杂问题。

图5 高新技术隐性知识规则化示意图

图6 科技协同创新知识外化过程

（五）美国重视消除国防高新技术扩散的隐性知识壁垒

美国政府一直注重消除高新技术扩散隐性知识壁垒。20世纪60年代，由军事需求牵引的美国国防研发开支占全球研发开支的65%，保持了美军的技术优势，同时也扩散到了其他非军事领域，极大地促进了科技进步。从结果上来看，互联网、雷达、激光、夜视、卫星、通信、计算、超导、核能、航空航天、数码成像、纳米技术、线性规划、博弈论、社会网络、学习型组织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工程应用最早都源自军事需求牵引下的政府投入，并且很好地扩散应用到了非军事领域。近年来，美国更是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军事需求对高新技术发展的牵引、加快军事技术向民用领域的转化应用。2017年，美国国防部增设负责研发和工程的副部长，统筹协调国防研发体系，加强国防研发与工业界和学术界的互动，提高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间的开发、改造效率，从而实现资源特别是科技要素在国家大体系中的最优配置。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国防科技创新投资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既在国防生产和创新中发挥着企业家、风险承担者和市场创造者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发挥着投资者的作用，通过下注于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来挑选赢家，以此扩大国家生产力边界。

四、“6+6”领域引导产业结构跃迁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作为后发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及工业体系的演进，在这个增长过程中大量被动地依赖外国技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加工组装为主，始终处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端。新动能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向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向产业森林的中心地带跃迁。这一跃迁并不能完全依靠自主发生，政府往往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更为直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一能力被学界称为“政府工业行政”，指的是政府为实现国家工业发展而对工业实施的管理，包括政府对工业发展进行规划和资源分配、对工业和企业的运行进行协调以及制定有关工业的法规和政策等内容。军民一体发展在产业层面的设计，正是政府工业行政能力的突出体现。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中，先后提出了基础设施建设、国防科技工业、武器装备采购、人才培养、军队保障社会化、国防动员等6个传统领域和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人工智能等6个新兴领域。“6+6”领域的军民一体发展牵引创新资源的汇聚，成为我国在全球产业网络中演进的方向标。

在全球产业森林中，各个国家的产业由其所掌握的要素禀赋特别是技术簇所决定，处在不同的区位。如果完全依靠自由放任的经济演化，那么国家的产业只能在其邻近的节点间发展，甚至被锁死在低附加值的陷阱。体现国家意志的“6+6”领域，则是诱使我国产业向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向产业森林的中心地带跃迁的核心载体和工具，这一过程显然也是新动能培育的过程。

（一）技术创新决定国家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演进路径

经济发展并非简单的量变过程，而是一个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动能来自一个经济体系中的企业所创造出的新产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和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只有产品和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后，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才能明显提高。实现这种结构性变化，改变国家产业体系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位置，必须依靠本国的技术创新，特别是军地不同技术构件的组合创新。

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演进路径取决于高新技术的发现。Hidalgo et al.（2007）基于全球贸易数据刻画了产业网络，并阐明了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演进规律。在全球经济运行体系中，不同产业间投入产出关系和产业生产要素结构相似度共同决定着全球产业网络。全球产业网络又被学者称为产业森林、产业空间。全球产业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产业；两个节点间存在连线则意味着这两个节点所代表的产业之间存在投入产出关系，即外围节点为中心节点提供原材料；节点大小代表该产业的年贸易量；连线间距刻画产品的相似度。全球的产业网络呈现以下特点：产业网络的边缘节点稀疏而中心节点繁密，边缘的节点所代表的产业产量小，而中心的节点所代表的产业产量大。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往往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不同位置。发达国家往往占据了高级工业品等高附加值、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业，落后国家则占据着原材料等低附加值、劳动密集的产业。不同国家所处的位置由最原始的自然要素禀赋和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共同决定。高新技术的扩散，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产业森林中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跳跃，从而逐渐靠近产业森林的中心地带，进而掌握关键核心要素。绝大多数的亚非拉国家，一直困在农产品和原材料等低附加值的产业中，一直处于全球产业森林的外围；而亚洲四小龙则抓住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逐步吸收高新技术，从而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向产业森林的中心地带靠拢。

（二）“6+6”领域高新技术发展引领我国产业演进路径

把“6+6”领域军民一体发展作为产业政策重要内容，是我国在市场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的环境下，面临以美国贸易战为典型代表的激烈国际竞争背景下，发挥“后发优势”的重要路径和手段。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军民一体发展涉及到的国防建设和高新技术发展是两个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由于国防建设和高新技术研发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公共品等特征，其投入成本和潜在收益不能够通过市场价格来体现，导致资源误配。单独依靠市场力量不仅会存在上述市场失灵现象，还会自我强化进入路径依赖的非最优均衡。这种自我强化的均衡往往成为了重大技术创新的阻碍。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仅需要克服市场失灵，还要动员组建、指引激励、监督导正各类市场主体跳出市场自发的“静态均衡”，促进高新技术发展特别是重大技术变革，创造新市场，引导国家向产业链高端演进。

“6+6”领域军民一体发展是国家对投资和创新活动的“预见性”战略，是在我国既定政府组织类型和结构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战略风险和机会成本、统筹各部门决策而形成的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最优发展方向。基于创新结构效应的产业类型划分，我国产业可分为技术创新源产业、技术创新通径产业、技术创新传导的效益体现产业、技术创新传导的瓶颈产业以及技术创新的无贡献产业等五种类型，技术创新源产业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6+6”领域中的人工智能、海洋、太空、生物、新能源等领域均属于技术创新源产业类型，一旦取得相应的技术创新突破和产业升级，通过产业关联等方式对国民经济的其他产业也将产生很强的带动作用，成为撬动产业发展杠杆的重要支点，对整体的科技进步产生很大的影响，进而改变和扩展国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其中，网信、太空等领域对国家发展的巨大影响作用，已经被美国等世界科技强国的科技发展历史所证明，如“阿波罗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等。在科技和产业领域角逐的结果，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全球综合实力排名中的地位以及在全球市场中的先发优势。当前，大国之间抢占科技制高点、追逐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的竞争更加激烈，科技和产业实力在国家综合实力中的核心位置更加突出，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对我国来说，既是重大的挑战，同时又是重大的科技产业发展机遇。当前，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并未出现“一家独大”，很多科技和产业细分领域呈现多头并进格局，同时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面临重塑，必将释放出很多产业发展机遇，这都为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利基市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抓住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利基市场”，不断提升在全球科技和产业链生态位上的能量层级，便能够占得先机，完成国家科技和产业能力的转型升级。基于新兴领域技术创新和商业应用模式创新，占据产业细分领域“利基市场”，如语音识别、视觉识别、机器翻译、中文信息处理等领域已占据世界领先地位。抓住背照式CMOS芯片市场市场狭长但发展潜力可持续、产品差异化的“利基市场”，长春长光圆辰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在全球产业链细分领域成功“突围”。政府作为投资引导者和市场创造者直接进入“6+6”领域涉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直接性科研生产活动，加强“军政产学研用”等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的协同，同时，这些政府行为作为信号显示机制，以政府信用为担保实现风险共担，引导各类资金、要素汇聚，加强高新技术研发和商业化各个环节方向性的指导和协调。最终，通过塑造和创造“6+6”领域军民一体发展的新技术、新部门、新业态和新市场，变革技术经济范式，从而在全球产业森林中避免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实现动态性跃迁。

“6+6”核心产业领域大多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具有较大的规模经济效果，同时与整个经济社会转型联系密切，是典型的范围经济的产业部门，其发展能够引领整个工业系统的分工深化、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张。产业的发展是军民技术构件市场上可行技术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理念的知识组合，是需求牵引和技术推动都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些领域所具有的网络外部性、收益递增等经济特性，使得军地子系统局部学习和积累的知识增长不断地创造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产业，为经济增长创造出新的空间。

同时应该意识到技术的先进与否并不直接与产业森林中的附加值高低挂钩。创新是把技术结合进新产品或新工艺的行为，其附加值高低衡量标准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市场是否接受。附加值的高低与技术和市场两个因素都相关。技术的先进与否决定着性能指标，对市场环境、特点的理解和把握，深刻制约着创新的机会和能力。中国二元化的经济传统，特殊的需求结构、商业模式，独特的军民科技体系，这种高度复杂的经济系统，蕴藏着更大的创新机会。我们要扎根中国市场特点，通过创新进行技术学习，在现有科学原理的基础上，以中国特有产品需求为目标进行开发，发展出特定的知识、技能和诀窍。更进一步，要把创新的附加值提高，需要与创新相适应的互补性专有资产（物质资本、专门知识、区位特性等），这系列要素恰恰是国家产业政策的范畴，扎根于中国发展客观实践的财政投资、税收减免、科研项目支撑、园区建设等系列配套，在极大程度上为我国的产业发展提供了互补性专有资产。

“6+6”领域为军民科技创新技术轨道提供空间。技术的发展演进会产生多条的技术轨道。技术轨道是在特定技术问题的思维模式指导下进行技术研发和解决问题的方向。某一领域的技术发展在市场、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在产品概念、成本结构和商业模式等维度都不相同的技术轨道，往往对于某一特定细分产品，市场会接受某一种技术轨道下的产品，就成为主导技术轨道。主导技术轨道并不一定是技术最先进的。国防高新技术发展由于其主体特殊、政策支持等因素，恰恰能够使得我国的市场不锁定在外国产品的技术轨道上，提高我国产品的市场普及率，形成主导技术轨道，在巨大市场规模效应的助力下，拓展到国际市场，形成压制优势。军民创新主体是各类组织，技术能力只能由组织来承载，而组织是存在于以民族国家为政治框架的制度体系和知识生产体系之中的，其技术能力具有国家的属性，在全球产业森林的跃迁中国家属性更为明显。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我科研机构、高技术企业的打压、封锁，正是国家属性的体现。

五、“军民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牵引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是牵引中国发展的总体设计，是对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战略指引，牵引着中国高质量发展总方向。现代经济条件下，产品和工艺涉及到极高的技术复杂性，创新和技术学习越来越从个别科学家的“自由探索”逐步发展到专业化、职业化、建制化的过程中，技术研发、生产、营销等全链条本质上是一个组织过程，而这种以组织为载体的复杂社会经济活动对于战略的指导和协调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迫切需求。这种组织性质的复杂过程无法自发产生，必须通过战略决策者的远见和决心才能启动，军民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正是这一战略决策，是民族国家抱负水平的体现，是新动能方向的国家利益导向。

战略是资源在时空多维度的配置，军民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是资源配置的一系列原则构成的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方向，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美国的发展实践也印证着这一规律。

（一）国家战略的核心是国家资源配置

国家战略是一种分配和使用有限资源以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由追求的目标、行动的方案途径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工具组成。根据国家发展所面临的根本挑战和使命任务，合理分配、充分利用国家资源，选择合适的国家发展模式，以便有效地发展出国家的关键战略能力，从而达到国家战略目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战略即选择，即权衡取舍。资源是稀缺的，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如何分配使得结果最优，就是发展战略所考虑的核心问题。只有最佳的资源分配，才能得到最优的结果。一国的发展往往存在潜在的矛盾和不平衡，存在着国与国、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就要做出决断，采取合适的方式、手段获取资源，从而达到平衡，实现目标，这就是战略的价值所在。

（二）我国军民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的基本组成

国家战略体系是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原本各自为战的战略进行系统梳理和优化，组建成协同高效的体系，是形成更有效的战略能力的基础。完备科学的战略体系，既是我国在贸易战、舆论战、政治战、专利战等比拼中进行力量对抗的核心策略集，又是扎实推进一体化战略能力建设的关键路线图。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军民一体发展思想的重要性，彰显了军民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引领成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提升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质量效益，促进我国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战略体系重塑可以大幅提升国家的军事战略威慑、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新兴领域竞争等战略能力，最终实现国家安全与发展统筹规划，军事与经济整体推进、一体运用，最大化国家战略收益。

（三）一体化战略体系对高质量发展的牵引

我国七大战略共同构成国家新征程的战略支撑，形成了“科教-人才-创新-发展-安全”的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循环。战略体系既是力量和权力的对抗，又是打造力量塑造权力的艺术。在强弱双方的比拼中，弱者战略往往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田忌赛马”是弱势一方运用战略超越强势一方的典型例子。善用弱者战略的一方能够通过运用超常智慧，而超越拥有优势资源的强者。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综合国力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哪个国家拥有人才上的优势，哪个国家最后就会拥有实力上的优势。军事竞争归根结底也是人才竞争，没有军事人才队伍作后盾，国防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可能有科技优势、军事优势、产业优势。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培养人才，根本要依靠教育。教育就是要培养以科技帅才、新兴学科和前沿领域的领军拔尖人才为代表的创新中坚骨干力量，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推动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和有机融合，从而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从跟跑向领跑转变，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安全发展，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更好更快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四）美国的军民一体战略牵引实践

世界大国特别是美国在战略层面尤为注重军民一体。美国基于能力和基于威胁的国防新兴产业建设战略不断为前沿技术攻关提供着资金、人才、设备、制度、政策等全方位的保障，有效分散了高新技术的风险；同时，以国防高新技术为驱动力的国防科技工业具有产业链更长、技术更为复杂、规模更庞大、预期更稳定等优势，国防高新技术研发支出对经济的拉动效应相对于其他政府开支更为明显。

国家对国防高新技术的投资、扶持和采购，通过宏观层面的政府支出乘数效应，中观层面的产业集聚、产业结构调整，微观层面的市场主体研发、销售行为推动着新技术的转化、新产业的孕育和新动能的形成。

二战后期，罗斯福总统和他任命的科技顾问万尼瓦尔·布什提出“无尽的边疆”，美国走上了军民一体发展的道路，从“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到GPS和Internet，以及目前出现的共享经济、长尾经济等新趋势，都与布什的这一倡议有关。其倡导建立起科技界、产业界、大学和政府的沟通桥梁，这就成为美国的“军民一体发展”的核心。

沟通桥梁的功能是通过建立国家科研管理机构以及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来完成的，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政府机构以及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等国防部门机构，体现在这些机构与其它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结方式上，决定着整体的运转效率和效益。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以“小核心、大网络”的网络结构运行，项目经理人、军方代表、精英科学家、大学研究机构、政府、企业、供应商等不同的网络行动者围绕具体的国防科技创新项目，形成不同的创新网络群，达成对全社会潜在科技创新资源体系的充分利用，同时形成了创新成果在科技界、产业界、大学等的衍生传递，国防科技创新成果由国防建设向经济建设辐射。

顺应国防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美国又成立了国防创新实验单元，运行模式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类似，充分利用民用科技和经济优势，使之快速转化为国防科技创新优势。军民一体发展打通了美国民用资源和军用资源的互联互通渠道，使得美国的军事力量建立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大资源体系甚至是全球经济体系之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充分利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优势，以汇率、利率、关税等为元素构建了复杂多样的金融工具，引导全球资本投向，吸取全球优势资源为美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由美国国防部早期投入、扶持与引导而催生的人工智能、计算机、互联网、GPS导航定位系统、雷达等高新技术的军民一体发展既满足了美国武器装备建设需求，又培育出新兴产业，使得美国站在了全球产业链的核心位置，成为了美国经济不断增长的新动能。

当前，处于大国之林的中国，如何破除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如何破除公权力失去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如何破除经济发展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解决这一难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军民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建设是有效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智能化、文化多样化背景下，我国所面临的全球治理体系剧烈变革、国际秩序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等矛盾的核心路径和关键招数。古今中外大国的兴盛衰亡表明，称王称霸、穷兵黩武不行，“崇文抑武”也不行。只有推进军民一体发展，保持战略定力，跟上新时代步伐，在变动的环境中，突破经验的束缚，升级现有的国家认知模式和民族心智模式，在有限的时空聚焦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战略的杠杆作用，才能真正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安全与发展的协调。

六、基本结论

国防高新技术发展作为主线贯穿于经济发展的三个维度之中。微观个体围绕新技术在投资、研发、生产、销售等全寿命链条各个环节的交互，促使中观产业结构调整演化，进而使得各类增长模式在宏观层面上涌现出来，形成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演化-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分析框架，形成微观、中观、宏观紧密结合的逻辑体系。新动能实质是高新技术迭代组合的具体“表达”。新的技术，特别是国防高新技术进入经济运行系统中，与众多应用于不同领域的先进技术共同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又会引发新的技术需求，这样的结构性变化会促使经济不断重构自身，在每一次变革中找到新的发展动能源泉。

“组织管理-工作运行-政策制度”三大体系是消除国防高新技术扩散隐性知识壁垒、外化固化隐性知识治理体制的重点。军民两大体系不同创新组织包含的隐性知识具有默会性、情境性、文化性、模糊性、个体性、潜在性等特点，与天赋和灵感相关，难以规范化、难以言明、难以管理以及模仿时不易交流与共享，但又是直觉突破式创新的关键，贯穿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过程中知识、技术、产业整个流程，因此需要能够发挥培养、引导与扶持功能的治理体制。“三大体系”的构建，正是逐步把国防经济和民用经济分割状态下各自隐性知识显性化，并作为基础性机制固化下来的过程。

“6+6”领域牵引产业网络跃迁。典型高新技术演化重构生产逻辑。国防高新技术进入经济运行系统，能够有效打通产业链各个环节，联接供给端和需求端，找到信息互动与资源流通的最佳路径，实现军民协同生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演进路径取决于高新技术的扩散。“6+6”领域军民一体发展是国家对投资和创新活动的“预见性”策略，是在我国既定政府组织类型和结构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风险和机会成本，统筹各部门决策而形成的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最优发展方向。

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牵引新动能发展方向。发展新动能不能再依靠房地产投资、加工组装、原材料出口、“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社区团购”等急功近利、短期变现式的低附加值产业，而是要在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的引导下，以新型举国体制为抓手，聚焦国防高新技术变革，在长周期视野下构建高国防转换能力的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