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鑫 谢晓专 杨德崑 冯文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北京 100038)

0 引 言

美国智库对美国内政外交影响深远，被誉为“第四权力”，研究美国智库涉华成果对于管窥美国社会的“中国观”及其对华态度具有现实意义。美国智库涉华成果成为我国学界业界关注的热点，情报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从不同视角研究美国智库涉华信息，论及美国智库的中国观、美国智库的中国研究、美国对华政策、中美贸易、中美科技竞争、中俄关系、中国军情、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一带一路”、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南海问题、能源问题、网络安全、北极事务、涉华话语、“新冷战”等诸多议题，成果丰硕，但上述研究或聚焦于特定专题领域，或缺乏一手数据支持，难以全面、系统、客观、深入揭示美国智库对华认知、态度与立场。拜登当政后中美关系走向成为全球焦点，本文选取18所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智库作为研究对象，搜集拜登“百日新政”期间这些智库公开发布的涉华文章与研究报告，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美国智库关注的涉华议题及其态度倾向，为我国各界认识和评估中美关系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案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研究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主要由确定研究问题或目标、选择样本、定义分析单元、制定分析框架、设置类目和编码、校验信度或效度、频数统计与解释等环节构成，相比传统的经验归纳更为客观、精确，具有系统性与客观性[1]。本文研究目的是揭示拜登百日新政期间美国智库关注的涉华议题以及对华态度，研究样本选择美国排名靠前的智库，以其在拜登执政百日期间公开发布的涉华文章与报告作为分析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开展研究，具体数据来源、类目与编码情况如下：

1.1 数据来源

根据2021年1月2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美国智库有24所上榜，以"China" "Chinese" "Beijing" "Hong Kong" "Taiwan" "Xinjiang" "the Communist Party" "CCP"为检索词，以上榜的24家美国智库官方网站为检索对象进行全文检索，搜集拜登上任后100天内的涉华信息(2021年1月20日-2021年4月30日)，共获涉华文章770篇，其中发布涉华文献5篇以上的智库共18家(见表1)，剔除无关文章以及无法下载或阅读全文的文章，最终获得有效文章654篇，其中评论性文章507篇、研究报告57篇、媒体博客文章89篇、书籍摘要1篇。考虑智库的政治倾向以及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对智库观点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依据相关研究成果，参考样本智库官网提供的智库介绍以及维基百科信息，结合智库网站文章类型与内容特点，从两个维度对美国智库进行划分：一是依据政治倾向，可将美国智库分为自由派、保守派、中间派三大派别[2]，但并非所有的智库都有明显的观念倾向[3]，此类智库归为“未知”；二是根据加拿大学者唐纳德·E.埃布尔森对智库的分类标准[4]，将智库归为研究导向型、倡导型以及政府委托型3种类型。

表1 数据来源

1.2 编码

编码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从一般到具体，逐层细化编码；二是从具体到一般，根据扎根理论原理，逐层编码聚类。本研究进行两个维度的编码工作：一是美国智库成果议题编码，采取自下而上的归纳法，将样本数据导入Nvivo软件，利用词频分析功能获得高频词，结合人工阅读，最终确定样本数据关注的热点议题，最终归为外交、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疫情等6大类目，由此形成编码类目，逐篇文献贴标签进行频数统计，未能纳入上述类目的标识为“其他”。二是美国智库涉华信息的态度倾向编码。吴心伯将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积极、消极两大类，具体有合作(盟友、伙伴)、竞争(竞争者)、冲突/对抗(对手、敌手、敌人)3类，并认为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存在竞争加合作型、竞争主导型、竞争-冲突型3种互动模式[5]。根据上述分类，结合样本数据的具体情况，本文将美国智库对华态度分为“合作、竞争、对抗、敌对、污蔑”5个梯度，根据其态度积极程度自高到低分别赋值5～1分，鉴于样本数据中无纯粹的主张合作的文献，故将其归为“竞合观、冲突观”两大类，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态度倾向编码框架

编码工作由两名编码人员独立完成，首先随机抽取50个样本，由两名编码人员独立进行编码，完成后两人对编码分歧进行讨论和修正，使用SPSS软件中的Krippendorff’s Alpha检验编码信度，当α系数达到0.9以上后，人工筛选掉态度倾向模糊的文章，对剩余602篇涉华文章进行态度倾向编码，并进行频数统计，最终得到编码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编码结果统计

续表3 编码结果统计

2 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2.1 美国智库涉华研究热点

由表3可见，拜登百日新政期间，美国智库发布的涉华信息重点关注中美关系、外交关系、美国同盟、对外政策、领土主权、意识形态、政策战略、国家制度、市场贸易、金融货币、环境资源、经济政策、军事科技、民用科技、疫苗外交、疫情防控、病毒起源等17类核心议题，涉及外交、政治、经济、科技、疫情等5个大领域，各议题频次分布如图1所示，具体内容如下：

图1 各议题频次分布

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同盟：一是中美关系，关注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中国对美国的影响与威胁、美国公众对华态度、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美国国内政治与中国恐慌、中美冷战与战争、中美竞争的结局等；二是美国为应对中美竞争而进行的联盟与伙伴关系建设，涉及的国家与地区主要有四国同盟(美、日、印、澳)以及欧洲、韩国、英国等。

中国外交：一是中国外交关系，重点研究中国与欧洲、中东伊朗、印度、俄罗斯、非洲、缅甸等国家地区的关系；二是中国对外政策，重点关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援助政策、国家安全政策、北极战略、对外隐私政策、多边主义等。

中国内政：一是领土主权问题，关注焦点为中国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东海问题、香港问题，将中国台湾视为美国的“合作伙伴”，并对南海、东海问题进行干预，提倡推进军事部署，干涉我国领土主权；二是意识形态问题，重点以“人权”为政治工具，针对我国新疆、西藏、香港等地区问题污蔑我国，煽动国际舆论，呼吁禁止我国参加奥运会、限制高校教育交流、限制孔子学院等；三是国家政策与战略，重点关注中国国情、两会、医疗保险政策、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战略、隐私政策以及新疆、香港、西藏问题等；四是国家制度，关注和攻击我国政治制度，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诽谤为“国家资本主义”“极权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及所谓的民主问题、虚假信息问题等。

经济、科技、环境、疫情等领域的竞争与合作：一是经济贸易，总结反思特朗普执政期间的对华贸易策略，讨论未来对华贸易战略，议题包括贸易战、第一阶段协议、关税、供应链、半导体、国际投资等，同时关注金融、股市、数字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二是国内经济产业政策，关注如何加强美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美国国内产业政策改革、发展中产阶级外交等；三是环境资源，关注气候、能源、温室气体排放、稀土、电力、石油、天然气等；四是军事与科技，军事方面关注核军备控制、军民融合、航空航天、军事情报等，主张对华开展“科技战”，尤其关注华为、5G、数字货币、专利、网络电信、人工智能等议题；五是疫苗议题，关注疫苗外交，包括新冠疫苗与地缘政治、疫苗生产问题、疫苗安全保障、疫苗检测措施、透明度及信息公开政策；关注疫苗防控，具体内容包括医疗援助合作、公共卫生政策、医学界交流、透明度问题、数据共享政策、全球检测网络构建、药物研发合作、跨境协调等；关注新冠病毒溯源。

2.2 美国智库对华态度的具体类型与观点

依据前文编码规则，将拜登百日新政期间美国智库涉华文章所持态度分为 “竞合观”与“冲突观”两大类，含“合作、竞争、对抗、敌对、污蔑”5种具体类型，美国智库对各类议题的态度倾向编码数据频次统计如表4所示。

表4 美国智库对各类议题的态度情况统计

2.2.1主旋律

“冲突观”成为美国智库对华态度的主旋律。样本数据中，拜登百日新政期间美国智库涉华文章态度倾向编码均值小于4(见表3)，其中占比最高的为“对抗”(235篇，占比39.04%)，其次为“敌对”(160篇，占比26.58%)与“竞争”(151篇，占比25.08%)，而倾向“合作”的文章仅有28篇(占比4.65%)，甚至还有28篇(占比4.65%)对中国进行污名化(见图2)，即便在疫情防控、气候治理和核军控问题等议题上主张合作的文献，也都表现出被动的倾向，并非积极地与中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并且存在着大量抨击中国的声音，“新冷战”“供应链限制”“科技脱钩”等竞争性、对抗性、制裁性的词汇频繁出现。

2.2.2竞合观

过去，对中美关系的判断“竞合派”占主导地位，认为中美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一方面，中美两国将在各个领域进行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基于各自利益需要又不得不在广泛的领域内合作[5]。然而，本文采集的样本数据显示，秉持客观理性态度，持正面竞争与合作态度的文献176篇，占比29.38%，不到样本总数的1/3，其中主张中美竞争但言辞较中立，提倡中美关系的平衡稳定，避免对抗与冲突的文献151篇，占比25.21%，倡导中美之间合作共赢的仅25篇，占比4.17%。持“竞合观”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疫情防控、环境资源与核军备控制3个方面，认为中美合作对于解决核武风险、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流行病等重大全球性挑战至关重要，但在贸易、技术、宇宙空间等诸多领域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合作是竞争基础上的局部合作。正如布鲁斯金斯学会所言，有必要在某些问题上与中国密切合作，同时在其他领域进行反击，对美国来说，中国同时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挑战者[6]。大西洋理事会指出，西方正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试图与中国脱钩以限制中国的影响力，不仅会损害中国，而且会更广泛地伤害西方国家和全球经济，另一方面，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以缓解紧张局势，可能会帮助中国经济做得更好，导致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更加棘手[7]。“竞合”类文献高度关注中国外交策略，强调通过美国经济复苏与构建美国同盟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具体如下：

图2 美国智库对华态度倾向及其频数分布

内部建设：主张通过美国经济复苏战略赢得竞争优势。其具体建议如下：一是加强美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美国智库报告认为，基础设施对于国家的恢复能力至关重要，美国的电路、公路、桥梁以及管道等基础设施的破坏，已经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8]；中美两国基础设施之间的重大差距使美国每年损失数千亿美元，高速公路是重要的基础设施缺口[9]。二是推动美国国内产业政策改革。新冠疫情与中国的崛起引发了智库学者对美国产业政策改革的辩论，支持者认为美国新的产业政策对于应对中国国家主导的发展、确保关键材料和产品的供应以及开发能够保护地球的技术至关重要[10]；对外关系委员会警告说，试图通过保护主义和孤立来维护过去的工业政策只会压垮美国，将供应链转移到美国，使生产集中在美国少数制造商，可能会降低它们的弹性，而更好的办法是与盟国协调，建立联合供应链和战略储备，以应对未来的危机[11]。三是发展中产阶级外交。企业研究所认为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是拜登团队智慧积累的产物，巩固美国国内力量是赢得中美竞争的关键[12]，强调其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影响来衡量美国政府的政策。

外部建设：关注中国外交关系政策，强调加强同盟建设以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智库报告对中国的外交关系与外交政策极其关注，外交关系方面，样本数据出现频次靠前的为中欧(26%)、中伊(19%)、中印(13%)、中俄(9%)等关系。例如，针对中欧关系，2020年12月30日《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简称CAI)的达成在拜登阵营中引起了一些不安，诸多智库文本充斥着对该协议的抵抗情绪与质疑态度[13]，认为欧盟和中国通过CAI的进一步经济合作，可能会影响美国利用欧洲对付中国的意愿和热情[14]；针对中伊关系，企业研究所对2021年3月27日中国与伊朗正式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提出了质疑，称中国不太可能兑现投资承诺，甚至不太可能与伊朗保持25年的稳定关系，由于中伊文化差异、缺乏激励政策、伊朗公众不满等原因，中国与伊朗的合作将会以失败告终[15]。外交政策方面，美国智库主要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国际援助政策、国家安全政策、北极战略、对外隐私政策等。样本数据中有关中国“一带一路”的报道80%以来自对外关系委员会，该智库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的经济、政治、气候变化、安全和全球卫生利益构成了重大挑战[16]。为应对来自中国的压力与挑战，美国智库特别重视美国同盟关系建设，一方面，强调建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的非正式战略联盟，另一方面，企图让欧洲国家加入到与中国的竞争中来[17]。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所指出，美国应该在亚洲的盟友和安全伙伴之间寻求更大的横向军事合作，扩大美、澳、印、日战略论坛“四方安全对话”的防务授权，并与欧洲盟国就其在东亚的安全利益进行协调，与正在兴起的跨大西洋四方框架(美、法、德、英)建立联系[18]，建议美国通过美国-欧盟-日本三边关系、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G7、G20、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CPTPP)等途径，让美国更好地参与到与中国的国际竞争[16]。

2.2.3冲突观

“冲突-对抗”型互动强调双方的紧张和对抗状态，忽视共同利益，行为体的意图在于“达成自己的目标并阻止对方目标的实现”[19]。样本数据中主张战略竞争的文献235篇，其言辞表述具有批判性，占比高达39.23%，另有160篇文献观点较为激进，倡导对华“冷战”“脱钩”“贸易战”“经济制裁”等，占比高达26.71%，可见，“冲突”成为美国智库对华态度的主旋律。持“冲突”论的美国智库文献重点关注中美“科技战”与“贸易战”两大议题：一是科技战。2021年4月21日美国国会审议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其中一项重要战略便是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分拆美国在中国的供应链。各大智库文献重点关注中美通讯技术竞争，对外关系委员会建议美国与盟国合作，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以避开华为在通讯技术领域的影响力，同时为6G的到来做准备，专注于6G技术的研发并配套各项激励措施，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美国公司[20]；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建议美国加强国内通信基础建设、占据全球海底电缆网络地位、增加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深化盟友合作等[21]，以在科技战中取得竞争优势。二是贸易战。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智库重点对特朗普执政期间的对华贸易策略总结反思，并探讨未来对华贸易战略。美国多个智库认为特朗普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是正确的，但其对华具体的贸易策略是失败的[6]，认为拜登目前维持了上任政府具有制裁性质的贸易手段，并且未来不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而是在目前基础上的调整与深化[22]。

另有28篇文章对中国持有敌意，使用侮辱性词汇攻击中国，歪曲事实，占比4.67%，其数量尽管不多，但反映出美国部分智库学者对华持有明显的敌意。这些极化言论主要集中于5个方面：一是台湾议题，部分智库肯定拜登政府对台政策，将台湾地区视为美国对抗中国的战略伙伴，例如企业研究所建议美国联合众多国际盟友，将台湾地区塑造成为全球各国的合作伙伴，继续加强对台湾地区的经济、军事等支持，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压力[23]。二是新疆议题，2021年1月19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污蔑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构成了“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美国多个保守派智库发文攻击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不过，也有个别智库秉持客观理性态度，例如对外关系委员会对中国“种族灭绝”的标签提出质疑，称蓬佩奥的举动缺乏程序的遵循，且没有提供法律与事实依据[24]。三是针对我国政治制度，美国诸多保守派智库对我国进行诋毁，联合各盟国及其战略伙伴指责中国[25]。四是针对新冠疫情，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捏造事实，将中国污蔑为病毒起源国，联合盟国指责中国[26]。五是军事方面，部分智库建议美国联合日本与菲律宾等亚洲国家，持续在我国东海、南海施加军事压力[27〗。

2.3 美国不同类别智库对华态度的差异分析

不同派别的美国智库对华态度与主张存在倾向性差异(见表5与图3)，自由派智库的文章主要集中于“竞合观”，而保守派智库则更倾向于“冲突观”。自由派智库多为“研究导向型”智库，对华态度倾向值相对较高，态度趋向缓和，此类智库多委托学术研究人员撰写报告，所受美国政府影响相对较小，其对中美关系的态度更趋客观，尽管主张美中竞争，但倡导中美关系的平衡与稳定，建议与中国进行竞争的同时在疫情防控、气候治理与朝鲜核问题等具体领域开展合作，在竞争方面强调自身建设，而非遏制他者的“对抗性”竞争，倡导通过美国同盟建设、国内经济建设以及中产阶级外交等获得竞争优势。而保守派智库多为“政府委托型”智库，此类智库主要依靠政府部门提供的资金维持运作，同时为政府提供研究服务，因此该类型智库受政府的影响较大，整体对华态度消极，部分涉华报告充斥着霸权主义，言辞表述具有批判性，采用攻击性的语言描述我国的政治制度与发展战略，建议美国政府对华采取经济制裁、科技脱钩等强硬手段，并以所谓的新疆问题、香港问题等攻击中国，利用新冠病毒抹黑中国政府，试图遏制中国甚至击溃中国，与拜登上台后对华政策相一致。但需注意的是，各派智库的态度差异并非是否合作的问题，而是建立在中美“竞争对抗”主旋律的基础上，对竞争对抗强度、广度与具体方式的分歧。

表5 各派(类)别智库涉华文章态度倾向分布

图3 各派(类)别智库态度倾向统计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美国排名靠前的18所智库在拜登“百日新政”期间公开发布的涉华文章为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美国智库关注的涉华议题与态度倾向，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从美国智库关注的涉华议题看，外交(中美关系、中国外交、美国同盟)、政治(中国意识形态、领土主权、中国内政与国家制度)、经济(中美贸易、中美金融、环境资源)、科技(中美科技战)、疫情(疫苗外交、疫情防控、病毒起源)等议题成为美国智库关注的重点。第二，从美国智库对华态度看，具体呈现“竞合观”与“冲突观”两种基本形态：“竞合观”主要来自自由派智库，主张“胜出”中国的方式是“强己”，强调通过美国国内经济建设、中产阶级外交、构建美国同盟等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在维护美国利益的框架下与中国在气候环境、疫情防控、核安全等领域合作；“冲突观”主要源自保守派智库，忽视共同利益，对华态度消极，充斥霸权主义，强调紧张竞争状态，言辞具有批判性和攻击性，主张遏制他者的“对抗性”竞争，建议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冷战”“脱钩”“贸易战”“科技战”“经济制裁”等强硬手段，并围绕新疆问题、香港问题、新冠病毒等议题抹黑中国，以达成遏制中国发展、赢得竞争优势的目标。“冲突观”在样本数据中占比最高，成为美国智库对华态度倾向的主基调。

拜登政府虽将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华“刚性遏制战略”调整为“弹性遏制战略”[28]，但战略对抗与零和博弈的主旨未变，拜登在不同的场合提及中国是美国“最危险的竞争者”，是“唯一有能力集成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29]，在具体策略上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加强科技封锁，产业链去中国化，建立排华经贸体系，构筑联合制华“联盟”，围绕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人权问题对中国施压，围堵和遏制中国发展[30]。美国智库作为美国社会知识精英代表，其对华态度同美国政府以及公众对华态度趋同，已形成基本共识，即“美国与中国竞争并力争实现胜出成为美国内外统筹的核心动力与杠杆”[31]，这一共识与“中国崛起、东升西降”的客观现实、“修昔底德陷阱”与“文明的冲突”的主观认知、美国“霸权主义”的传统惯性以及“政治极化”的趋势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