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思雨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话语与权力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笔者最初是在管建华教授的文章《音乐话语体系转型的研究》中看到的，管建华教授提到了关于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他将“话语”作为音乐领域的一种分析工具对话语体系转型进行研究，并将福柯的理论归结为“话语是权力的关系”。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对20 世纪中后期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具有深远影响，笔者原先对“话语—权力”关系的理解，是将其理解为字面表达对话语权的阐释，而福柯的理论并非是简单的表达话语的权力，而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含义，要弄清楚其所传达的真正意图，就必须厘清这些概念。对此，笔者深入地了解后，对于福柯“话语—权力”中表现的关系有了以下全新的认识。

一、话语与权力的关系

米歇尔·福柯是处在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时期的法国哲学家，他的研究从最初的知识考古学到权力的谱系学研究或后期对于伦理学研究，对全世界的学者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汪民安教授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与福柯相提并论，他认为福柯是一个哲学家，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或批评家，甚至是社会理论家。福柯的思想影响了史学、政治学、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尼采的影响，被称为“20 世纪法兰斯尼采”。福柯的一生赞扬非理性、反对理性和任何形式主义的教条，他的思想充满启发性，批判现代性、批判理性、批判知识甚至批判传统的道德观念，以及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福柯关注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怎样通过话语表现出来，并配合各种规训的手段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细节中。他认为，话语构成过程受制于“一组匿名的历史规则”，它决定着语言、观念如何相互交换等话语活动，潜在的规范要求话语如何实践。

福柯的思想对当代社会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当伽利略发现地球围绕太阳转时，使一直以人类处于宇宙中心想法的人们感到震惊，也让曾经围绕这个观念建立的整个信仰体系开始变得不同。而福柯的理论出现在文化方面可以说也是一种伽利略式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福科对西方思想产生了强烈冲击，可以在其作品中感受到他的关注点与之前研究者们的不同，在他关注的疯癫史、监狱史等不同的观察角度中，一直在追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关注这些问题的背后，呈现的是福柯对人的主体的关注，他在追问我们或如今的我们是如何形成的。从伽利略时代以来，人们习惯认为，在各方面上，人类都处于中心位置，是人类创造了这一切。而福柯否定了这一点，他认为不是主体创造了文化。

在1971 年福柯出版了《话语的权力》，在这本著作中，他首次将权力理论引入话语理论，提到话语与权力，他指出“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会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防范它的权力和危险，把握不可预料的事件。”三在“若干程序”即权力的形式中，话语笼罩在权力之中，人们使用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已设置好，人们是有言论自由的，但所用话语在权力范围之内，就使得话语代表了权力。福柯对权力的进一步认识后，意识到权力的两面性，一方面是权力会制约我们的话语，另一方面是权力也在不断地创造话语。他从历史发展的纬度，关注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是如何通过话语表达出的，“若干程序” 如何相互配合渗透话语。权力不是在抹去一种主体，而是创造一种主体。对主体的考察，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方式：在经济学中，主体被置放在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中；在语言学中，主体被置放在表意关系中；而福柯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将主体置放于权力关系中，主体不仅受到经济和符号的支配，还会受到权力的支配，主体与权力之间的交融，可以让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笔者认为，福柯所说的话语与权力不可分割，二者相辅相成，是一个共生体，权力创造了话语，话语效力于权力。生活中相关的话语几乎都由权力关系中的“若干程序”的维护和发展而形成，权力建构出的话语为权力体系服务，话语体系也成为了权力关系的符号。在我们接受生活中的种种话语的设定时，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背后的权力。例如，1961 年，福柯出版的《疯癫与文明》，这是福柯的第一部重要的书，它讨论了历史上疯癫这个概念是如何发展的。福柯讲的疯癫史是主流研究忽略的方向，福柯并不是精神分析学家，他也不是要对精神病进行分类，更不是为了研究疯癫，而是思考疯癫与正常之间的话语。在他的《疯癫与文明》一书中，处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时期又或是在现代时期对疯癫的理解和处置不同，而从一开始区别疯癫和正常的知识话语表达就是权力创造的，就像鉴定一个人是否疯癫时，会存在一系列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似乎可以科学地进行区分，但这些标准的产生似乎也是权力对主题的一种构建。在福柯的这些思想中，笔者认为他表达的不是认识主体的活动产生了话语，而是权力关系构造了话语的形式和范围。

目前，国内的一些文献中虽然提到了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但大多从哲学、文学、政治学等方面进行分析，而“话语—权力”与音乐的研究上较少，笔者认为关注音乐话语以及音乐话语实践可以成为建立我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突破口。如同管建华教授所说：“音乐话语是音乐思维活动逻辑推理的表现，音乐话语知识不仅表达人们的思想，也是人们的一种实际活动，与其他的实践处于一种关系网络中。”为了更好地认识与构建音乐理论话语，笔者希望通过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进一步反思，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

二、对“话语与权力”关系的反思

20 世纪90 年代，我国开始广泛介绍和系统研究福柯，至今已近30 年，他的话语分析、权力解构等概念及时地为我国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讨论视角，并在福柯“话语—权力”思想的基础上解读全球化多元音乐视域下面临的许多问题。福柯理论的意义不仅提供了一个视角，还阐释了对“话语”产生与机制的解读。音乐绝不是简单的语言形式因素构成的，自古以来对话语的争夺在人类历史中就从未消停，包括个人的、政权的、国家的，在不断斗争中关系着最终对话语的掌握，“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与《1984》中提到的“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也不谋而合。在人类社会出现后，话语始终都是历史的、不断变化的，话语自形成以来就是动态的、发展的。这种权力是一种泛化的权力，福柯认为人的主体性规范存在于整个话语机制中的权力，文化体制规范了个体的话语，赋予了个人话语的权力范围。而权力是不断产生的，在整个话语机制中，不断发展并充分融入我们的日常中。

话语作为后现代哲学和文论中的重要概念，很多人都把话语理解为“话语权”，但其实话语权指的是说话的权利，这是和义务相关的概念。而本文所说的话语并不等同于“说话”，每个人都可以说话，但我们所说的话语是否还是在权力建构下的结果呢？管建华教授借用福柯的观察，提出“我们需要正视西方话语所带来的体制性实践，以及话语与权力的紧密关系。西方工业文明的音乐话语体系以及其认知方式权威化和正统如何压抑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分类方式、认知方式、伦理主体话语，并获得了音乐文化发展的话语权。”早在20 世纪初，我国许多学者就提出了构建中国音乐话语体系，这是一个极其庞大且复杂的工程，但也是每位音乐人必须面对的。

经过了近百年酝酿，对于重构中国音乐话语体系的声音和尝试愈来愈高涨，特别是在如今世界音乐发展的大环境下，东西方音乐频繁交流，建立和完善我国话语体系相当必要，一方面，出于对我们自身音乐发展的考虑；另一方面，对全球化背景下音乐文明的互识、互动与交流的考虑。重新审视我们已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音乐可谓是一路相伴，从贾湖骨笛开始甚至更早时，我们社会生活中始终都有音乐的存在，历朝历代的发展中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音乐与文化以及思想紧密相连。如今，我们要重建音乐话语体系，或许可以借鉴福柯的谱系学研究，追溯到源头寻找背后的意识形态力量，找到左右话语的权力关系，从而帮助我们了解过去，以便更好地应对未来。权力是无所不在的，只有当我们真的挖掘到它的“真身”，才能去瓦解被权力支配的话语体系。

笔者认为，在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对音乐话语的构建也是对音乐知识话语的构建。值得一提的是，福柯认为知识话语在其发展中可能会形成一种“真理的制度”，在《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中提到：“我的目的不是要写一部有关禁忌的社会历史，而是要写一部有关‘真理’的生产的政治历史。”他认为真理是不会独立于权力关系的，并且福柯对“真理的制度”是警惕的，一旦一种知识在社会中形成了“真理的制度”，就会产生一个确定什么才是真理、如何区分真假话语的标准机制，从而使得“那些长期被人们忽视的、边缘化的历史知识，以及那些处在知识等级体系的下层、地方性知识、特殊性知识”可能沦为被剥夺了正统资格的“被压迫的知识”。而我国音乐知识话语的构建也需要面对这一问题，话语产生的客体就是知识，而现实社会就是由各种的知识构成的。这里并不是说知识控制了现实社会，而是我们在权力之下只能通过知识建构我们认知的社会。因而，话语机制生产出我们确认为常识的真理，主体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明确了何为真、何为假，什么可以被接受，这就是被话语机制所规制，需要学者们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分析，敢于反思和质疑固有的“真理”。这样对发展音乐学科和整个艺术门类都极为珍贵。面对“真理”话语，需要跳出权力范围，直面权力对知识话语的影响，努力从“同一的逻辑”中解放。学者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做这件事，需要担起这份批判性反思的担子，拆解那些广为熟悉和被认可的事物，不断审视已有的知识体系，进而推动音乐学科不断向前发展。

当然，在探索的同时，北大学者陈平原提出的观点也非常值得关注，他认为：“九十年代以后，我们懂得了福柯，动不动往权力、往阴谋、往宰制方面靠，每个人都是火眼金睛，看穿你冠冕堂皇的发言背后，肯定蕴藏着见不得人的心思。不看事情对错，先问动机如何，很深刻，但也很无聊。”如今社会中“话语—权力”结构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全球化多元音乐的大背景下，“话语—权力”结构与我们的社会、政治或人之间构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无论是福柯将它提出，又或是后来人的反复追问，归根到底都想要寻求某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对我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思索

在不断有人提出要重新构建我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后，笔者有两个疑问，一是，“为什么一定要构建中国的音乐理论话语体系？”；二是，“中国有形成过一套像西方音乐一样完整的音乐话语体系吗？”这两点问题，笔者认为在上述对“话语—权力”的关系的梳理中已大致表达了笔者的观点。对于第二点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事实上在历朝历代都有发展，并不仅是音乐理论方面，传统的民歌、戏曲和仪式音乐等都用着自己的一套系统进行传承，但如果将这些归类为音乐话语体系，笔者认为又不完全恰当。发展到近代，我国的音乐理论话语体系似乎得到建立，但是在放弃很大一部分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得以发展至今，我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非常西化，导致部分人并不认同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由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生产结构之下，必然会得到不同的结果。20 世纪，中国传统音乐主流断裂，音乐发展按照西方历史的全球化进程标准，将中国音乐史分成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部分，但我国音乐历史发展同西方的音乐历史发展截然不同。由于种种原因，造成我国音乐话语不够完善，导致音乐在如今的发展中受到一定阻碍，要改变现在的状态构建话语体系，还要梳理和挖掘我国音乐历史发展的内涵，在我国的语境中提炼建构音乐话语。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中西之间虽然存有共性，但我们更应把眼光放在我国音乐的个性之处，这更有利于构建我国的音乐理论话语体系。近代中国经历了数次历史变革，我们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接纳了西方音乐体系，事实上，西方体系也为我国的音乐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推动力。时至今日，西方音乐在中国近百年的融合发展中，也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文化，对我们影响至深。与此同时，由于早期对西方音乐理论话语的广泛接纳，给我国的传统音乐也造成了剧烈冲击。新时代下，构建我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十分必要，同时，构建话语体系是我们能否重新定位中国音乐文化在世界音乐文化中的地位的重要因素。

纵观历史，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和融合中共同创造出的瑰宝，在我们的文化内涵中一直都有“和”的基因，秉承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待人之道，即使在文化十分繁荣的唐宋时期，中国也敞开大门与他国广泛进行沟通交流，这样的气度对当代我国中国音乐文化今后的发展也有着启示作用。在音乐话语体系构建中，我们也应学习和借鉴他国优点，吸收优秀的音乐文化。但与此同时，发展中也应注意不要随波逐流，要真正地做到“以己为主、为己所用”。正如法国汉学家皮埃尔·夏蒂埃教授对西方学者的告诫，同样也提醒着我们，他说道：“要把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将自己禁锢在僵化的、成了铁板一块的‘真诚’之中，那也是危险的。因此，理论上与‘他者’相遇时，也要灵活掌握：加强自己的稳定性，接受对方的碰撞。”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研究者对构建音乐理论话语体系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希望通过“话语重构”，为我国的音乐发展提供话语支撑和有效表达，同时也有助于中国音乐话语研究的演进，不断在碰撞融合中完善自我。

四、结语

综上所述，福柯的“话语—权力”思想提供了一个观察和理解音乐话语理论体系的视角，对构建中国音乐话语理论体系有着重要作用。笔者认为，话语总处在流变的状态，没有谁能彻底掌控话语，也没有谁是处在“话语—权力”之外。在构建音乐话语体系时，一方面，要在历史中寻求解答；另一方面，要把握当下，时常停下脚步进行反思，在否定中前进，排除重重障碍，立足于新时代，直面世界音乐话语体系。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简单地对西方唱衰或排斥可能会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初衷也不是为了将西方中心论转为中国中心论。对音乐话语实践研究并不是为了去定义一个学科或解释一个名词，而是体验、感受与理解中国五千年文化底蕴下的精神内核，由内而外的输出。构建我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工程巨大，需要在不断发展中吸纳、总结并继续完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仍要不断思索、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