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毅 宋 雨

晚清以来，西方美学经由译介陆续进入汉语学界，成为本土美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外来资源。正像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美学，经历了一个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过程。”(1)高建平：《论美学学科内涵的扩展与新变》，《艺术评论》2020年第11期。在此进程的不同时期，西方美学的文献译介工作不但丰富了本土美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观念，而且为建构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体系提供了外来资源和重要参照。可以说，当代中国的美学知识系统是由本土美学传统、西方美学和当代中国问题意识所组成的。因此，西方美学有哪些文献进入本土语境并由此引发了何种效应？或者说本土学者选择了哪些西方美学文献进行译介并加以研究？这些都是当代中国美学无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聚焦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考察汉语学界的西方美学文献的翻译和研究，进而展现美学知识生产场域中的本土问题意识及其话语建构。

西方美学译介的知识生产图谱

最近十年(2011—2020)，汉语学界对西方美学文献的关注及译介情况悄然发生了一些改变。其一，伴随西方美学研究的深入，对于西语美学经典文献的翻译有了更高的要求，以我为主的意识更加突出；其二，随着与国际美学界接轨，对于国际美学界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观念予以更多关注，并不断拓展中国美学的知识版图。

西方美学文献的译介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译著、文集和译文。译著是系统性和基础性的译介工作，是特定西方美学家及其著述的完整翻译；文集(读本或选集)则呈现出对特定美学问题及相关理论的聚焦，往往一本文集可以涵盖特定时段特定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单篇译文则主题广泛，时效性更强，可有效地把握国际前沿思想动态。各种类型译介的功能属性有所不同，也反映出本土学者对西方美学文献的差异化理解。

译著无疑是美学文献译介的重头戏。从数量上看，近十年翻译出版的美学专著总计约为530本，而在查重合并拥有多个版本的书目后总计为330种，其中涉及的美学家则有170多人。(2)在此统计的原始文献，其形式主要包括美学著作的单行本以及在文集、全集、译丛等系列丛书中的美学单卷本，而不包含进行专人研究的次级文献。譬如，重庆大学出版社翻译引进的“思想家和思想导读丛书”就不在统计之列。但形同次级文献的海德格尔的名作《尼采》，因其是海德格尔研究的基础与原始文献，故作为基本文献统计在列。译著数量之大，人物之多，论题之庞杂，学派之多样，这是此前任何一时期所没有的。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定哲学家或美学家的全集翻译工程，国家社科基金等对此类出版工作的支持力度很大，全集翻译工程成为西学东渐新的文化景观。譬如，商务印书馆的《尼采著作全集》《费希特文集》《巴什拉文集》《梅洛-庞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萨特文集》，人民出版社的《马尔库塞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苏珊·桑塔格全集》《波德莱尔作品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尼采全集》《詹姆逊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杜威全集》等。此类全集或文集为开展美学家的个体研究提供了系统的文献，为理解与把握特定哲学家的美学思想全貌提供了丰厚资源。更可喜的是，全集翻译的工作还有很多正在进行中，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与美学相关的重要哲学家的全集汉译本会更加多样，更为系统全面。

与全集类翻译注重个体思想不同，译丛类翻译则更加专注于问题研究。譬如“新世纪美学译丛”“21世纪美学译丛”“美学经典”“新时代美学译丛”“美学与文化批判译丛”“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国际美学前沿译丛”“批判美学与当代艺术批评丛书”“环境美学译丛”等等。整体地看，译丛类有新老之分。前者紧扣时代命题，且紧跟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而后者则多为立足经典，致力于专题文献的再梳理与深入把握，一定程度上具有文献目录学的意义。

根据专著翻译的数据统计，可对所涉文献的国别情况加以分析(图1)。近十年来，来自德、法、美的翻译数量居于明显领先地位，合计约占译著总数的67%。紧随其后的是英国与意大利。前五位国家构成了第一梯队，其译著数量合计已经接近译著总数的90%，是汉语学界最主要的西方美学资源。基于数据还可以发现，近十年的德国译著数量以及总占比关系均位列首位，这一方面说明德国(德语)美学在西方美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美学文献翻译的总体趋势相吻合，即德国美学始终居于首要地位。(3)参见本课题其他时段的统计数据，德国美学一直是译介和研究最多的国别或语种。这里所说的德国实际上是指德语国家，以德国为主，还包括奥地利、瑞士等德语区域的美学文献。相比较德国，美国的数据比较奇特，一是所译介的美学家数量最多，二是译著数量却远不如德法两国。这至少表明美国出产的多为当代美学家及其当代理论，与德国古典美学深厚传统相比还是一个后来者。同时也表明，虽然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使美国的美学研究处于优势位置，但就理论观念的影响力和持续性来说，美国美学多聚焦于新问题和新观念，常有被更新的著述所取代的趋势，因此不像德国古典美学那样具有深厚奠基性和持续影响力。具体到数据，从专著种类来看，美国美学家人均仅有1.5本被翻译，而德国人均约2本，法国约2.5本，英国约3本。可以见出，美国虽然是美学的知识生产大国，但是其体系化程度以及思想的深刻性与吸引力却稍逊于德法英等国。

图1 2011—2020年美学家/美学专著的国别统计

西方美学译介的第二种文献类型是文集(读本或选集)。此类译介主要包括直译与选编两种形式。其一，是对西方美学读本的直接翻译。此种形式涉及有“多种主题”的，如戈德布拉特与布朗编纂的《艺术哲学读本》；抑或是“单一主题”的，如伯林特编纂的《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以及根据次级文献选编的专人研究读本，如登克尔主编的《海德格尔与尼采》、泰勒主编的《贡布里希遗产论铨》。其二，是国内学者自主翻译选编的读本。譬如，《简明西方美学史读本》《国外生态美学读本》等等。这类读本往往基于本土美学关注的问题或教学需求，囿于选编者个人的学术积累和研究旨趣以及其所掌握的西方美学文献的范围和篇目，因此代表了汉语学界对西方美学专题论文的某种遴选倾向和价值判断。

第三类西方美学文献主要涉及的是单篇论文翻译。此类译文主要散见于学术期刊与集刊中。作为学术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译文表现出更强的即时性与现实关怀。比较固定地刊载美学译文的期刊包括《外国美学》《文艺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等，《法国理论》《文化研究》等刊物中也可见到部分美学译文。综合文集和期刊中的译文数据统计(图2)，来自美国学者的译文数量独占鳌头，多达132篇，属于第一方阵。各有78、73篇译文的德国与法国位列第二方阵，10—30篇的英国、荷兰、瑞士、加拿大构成了第三方阵，其余10篇以下的则是第四方阵。颇为有趣的是，相对于人均译著而言，美学家人均译文数量的国别排序发生了倒转，美国位列法国与德国之前占据首位。这便衍生出了新的问题：是因为美国学者更加强调理论的创新和新问题的发现？还是因为英语美学文献资源比较容易接近？或是本土学者多具有英语背景？当然，这与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不无关系，就像纽约取代巴黎成为世界艺术文化之都一样，美国学界也充当了世界“学术超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法国理论”在法国并不流行，而且还有很多反对、批评的声音。但是20世纪60年代德里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拉开了法国理论登陆美国的序曲，各种激进思潮都成为美国这个“学术超市”的热销产品。(4)参见[法]库塞编：《法国理论在美国》，方琳琳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32页。经过美国学界的改造、修正和转换，法国理论遂成为吸引西方学者的新锐理论。分析美学亦有这样的相似过程，从欧洲引入美国，生长出许多美国化的后分析美学。(5)参见周宪：《英语美学的历史谱系》，《文艺研究》2021年第11期。所以美国当代美学吸引汉语学界是可以理解的。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来描述，欧洲美学有很深的历史传统，而美洲新大陆的美学则更关注当下问题，前者是时常向后看的美学，而后者则是向前看的美学。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汉语学界，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加盟美学学术共同体，他们渴望新知和新观念，美国美学译文成为首选目标，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图2 2011—2020年美学家/译文的国别统计

若是将近十年的数据放置于更长的历史周期中，则能更清晰地见出其特殊性所在。以1949—2020年数据为基础即可发现，(6)总数据涉及约140位美学家的860本专著，200位美学家的980篇译文，参见本课题其他时段统计数据。近十年的译著出版数量几乎是过往时代的总和。这是译介工作愈加为学界所重视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外开放中外学术交流深化的体现，更是文明互鉴的某种表征。与此同时，单篇译文的数量则较之以往有所减少。近十年来，译著数量为译文的两倍，新世纪的头十年两者基本持平，而1978—2000年的译文数量则是译著的两倍有余。这种变化一方面说明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本土翻译版权购买已经成为常态，所以获取著作版权相对便捷；另一方面也表明，汉语学界对西方美学文献的认知走向了更深层次，注重完整、系统地译介和研究西方美学理论，所以译著和译文的地位发生倒转。种种新迹象说明，新世纪的美学也迎来了新的复兴。(7)高建平：《美学在世纪之交的复兴》，《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此外，近十年的译介也更加尊重原著的语言问题，借助英语转译的译著逐渐减少。从数据统计来看，英语转译的占比从20%下降至10%，达到了历年最低值。这表明学界对文献翻译持更加严谨的态度，同时也意味着学术共同体的构成在发生改变。逐渐成长为中坚力量的青年一代，学术背景更加丰富多元，尤其是大量海归青年学者的回国，改变了汉语学界美学共同体的生态，西方语言的不同语种都储备了相应的人才。这不仅有效地拓展了文献译介的版图，而且有助于回归理论的源语言资源，继而提升翻译和研究的原真性。总的来讲，近十年来西方美学文献的译介在质和量上均有了显著提升，不仅拓展了维度与视野，而且具有鲜明的问题指向。所以有学者将新世纪以来文献译介事业的繁荣，视为继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第二个高峰”。(8)白虎、蓝江：《2016年西方学术理论译介述评》，《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2期。

谁的著述频现汉语美学知识场？

“西方美学之于中国美学的意义是多重的。”(9)周宪：《关于西方美学的比较文献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以下我们从宏观的整体途径进入具体的数据分析，更为深入地揭示西方美学文献资源如何落地，哪些美学家及其美学著述被引进本土知识场域，以及为什么汉语学界的美学学术共同体会关注这些美学家及其理论。这样的结构性要素分析，亦是透视近十年来学人旨趣、学术重心乃至学科发展方向的基本路径。这里，我们将采用文献计量学中常用的频次分析法，重点分析那些高频次的美学家及其美学著述(表1)。

表1 2010—2020年高频次专著、美学家统计

首先来看近十年高频次西方美学译著的统计，从数据来看，各类主题内容的译著固然有所变动，但是亦有持久占据核心地带的经典文本。在所涉及的170余位美学家中，译著数量超过5次的总计有25位，显示出对中国学界持久且深刻的影响力。其中位列高频次美学家榜首的是法国美学家丹纳，其《艺术哲学》于1959年由著名翻译家傅雷译出，并在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可否认此作的学术价值，但是译者的影响力以及“艺术哲学”之名的广博度，无疑是促成其在近十年达到出版峰值的关键因素。但与尼采、海德格尔、黑格尔、康德等美学家的实际影响有所不同，丹纳及其名作的崛起更多是源自传播、教学或市场因素的影响。与之相近的还有加缪的《西西弗神话》以及歌德的《歌德谈话录》。后者的情况亦非常独特。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学普选编的《歌德对话录》，远未达到1978年朱光潜选编的《歌德谈话录》带来的学术反响。朱光潜先生按照文艺美学思想的标准来汇集整理内容，使之成为美学研究领域的一部经典文本。高频次美学家中，同时参考专著频次和种类，可以看到尼采、贡布里希、海德格尔、波德莱尔、罗斯金、本雅明等，他们的著作在近十年的译介中比较受重视，朗西埃、詹姆逊、阿甘本则是具有一定影响力且颇受关注的当代美学家代表。

其次来看高频次译著的西方美学家列表(表1)，从国别情况来看，高频译著的分布与前文所述情况基本保持一致。其中德国以14本位居第一，法国7本位列次席，英国、美国与意大利则各以3本译著紧跟其后。(10)此处为频次大于等于3的译著，表1由于数量限制展现频次大于等于5的译著。而高频次的美学家亦呈现出相同次序，分别为德国9位、法国5位、英国4位、美国3位、意大利2位。德国美学对国内学界的影响持久地占据高位，可谓历久弥新。当然，通过数据亦可发现其中的细微变化。在近十年中，高频专著主要集中在19至20世纪。康德与黑格尔所代表的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其影响力自然毋庸置疑。而叔本华与尼采的美学理论作为古典美学的反叛，终结了古典美学又开启了德国美学新传统，对汉语学界的影响持久而深远。进入20世纪之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美学，卡西尔的符号论美学，弗洛伊德与荣格的精神分析美学以及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等，均在高频译著序列中有所体现。若是以时代划分为依据，德国20世纪的译著种类要多于19世纪。反观20世纪的法英，则是以加缪、巴特、德勒兹、巴什拉以及维特根斯坦、贡布里希等人的理论影响更大。美国的高频译著集中于20世纪，其中杜威高居榜首，其后则有桑塔格、詹姆逊、丹托、阿恩海姆等。

与高频美学家相呼应的一组数据，即汉语学界的“西学新人”统计，也有复杂的学术参照意义。所谓“新人”是指代近十年首次进入汉语学界的美学家，主要有朗西埃、巴迪欧、阿甘本、维利里奥、费德勒、南希、德·穆尔、波默、泽尔等。这些首次被译为中文的著作总计约70部，占译著总数的10%左右。在这一板块的译著中，“法国理论”最为突显。有趣的是，“法国理论”的概念实则萌生于美国，翻译于英语，经由美国折返回法国。可以说，这充分地印证了“理论的旅行”以及“交互解释”的奇特魅力。法国学者库塞便曾指出，正是在经历了“集合”“改组”“重新分配”等误读和曲解之后，法国理论才得以于美国获得新生，甚至是美国“挽救了一些在法国阵亡于出版社内部的作品”。(11)[法]库塞编：《法国理论在美国》，第10页。而中国接受法国理论是经过美国中转，因此对法国理论的选择深受美国学界的制约，甚至翻译底本多为美式英译本。典型例子是德勒兹，(12)汪民安：《法国理论在中国》，《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第5期。德勒兹在法国几乎与福柯、德里达同时登场，但他们在美国的接受却是影响不同且有先后之分——德勒兹更晚被关注。中国本土接受基本上依循了美国接受的时间节拍，福柯译作20世纪80年代已出版，90年代逐渐火爆，而德勒兹最早期的译作在2000年后，并且是从他的《福柯》《尼采与哲学》开始，近十年才愈发受到重视。这其中的转变也与西方美学译介的总体情况一致，从英语转译转向从源语言法语直译，与之相伴的是对理论出发地更多著述的再发现。

另一重要代表是“意大利思想”，以阿甘本等人为代表，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如哈特所言：“在马克思的时代，革命思想似乎有三个来源：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和法国政治学。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情况不同了,从相同的欧美框架来看,革命思想或许可以被表述为来源于法国哲学、美国经济学和意大利政治学。”(13)[美]哈特：《当代意大利激进思想·序言》，张勇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3期。“意大利思想”是继“法国理论”之后的又一个西方哲学和美学的重要思想流派，阿甘本著作的汉译文本数量最多，超过20种，其中很多都与美学相关；此外，瓦蒂莫和佩尔尼奥拉亦是译著较多的意大利美学家，前者有《现代性的终结》，后者有《当代美学》《仪式思维》等。除此激进思想之外，意大利美学家受到关注也与国内文艺复兴思想的研究有关。如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文艺复兴译丛”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裔美国古典学者克里斯特勒的相关研究晚近引发汉语学界的高度关注，他的代表性长文《现代艺术体系》，有不同译本刊载于不同刊物和文集，此外他的著作《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也已翻译出版。

最后来看高频次西方美学家及其译文的统计。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总计260位西方美学家中，拥有3篇及以上译文的有28位，而近乎80%的西方美学家只有1篇译文。不难想象，美学译文有着极其明确的问题导向。以舒斯特曼等为代表的身体美学，以伯林特、卡尔松、罗尔斯顿等为代表的环境美学，以范丹姆、格雷本等为代表的审美人类学等，吸引了本土美学研究者的广泛兴趣。随着近些年来国内美学界国际化程度的显著提升，不少当代西方美学家通过课程、讲座或驻地研究计划进入汉语学界，带动了更多的博硕士研究生将他们的理论作为学位论文选题。同时国内学人亦频繁现身国际学术交流中，积极参与国际会议，抑或是与国外学者合办论坛、工作坊以及合编读本文集等。这不仅有效推进了当代西方美学译文的生产，而且将中国美学界与世界连通，形成了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新局面。譬如在生态美学专题领域中，以山东大学为代表的国内学人持续举办国际性研讨会，并且出版有《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等各类翻译、合编文献，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生态美学热潮。

不难看出，无论高频译著还是译文，其筛选西方文献的基点是立足于本土现实及其问题意识，理论指向是学术本土化以及中国现实语境。以生态美学为例，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本就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命题，相关的思想资源极其丰富。而且生态美学在工业化与都市化发展的进程中，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所以西方的生态美学或环境美学便自然地被接入中国本土，形成相互促进的对话关系。甚至最新版的牛津《美学百科全书》就有此总结：环境美学相应的国际研讨会最初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芬兰，最近主要阵地转移至中国。在中国，环境美学是对环境问题更广泛关注的一部分，它与日益增长的生态意识和相应伦理相结合，形成一个有趣的混合体——生态美学(eco-aesthetics)。(14)See Kelly, Michael, ed., Encyclopedia of Aesthe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在国内学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成为该理论研究的重镇，并通过与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结合，为之增添新的理论内容，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创新。

与“法国理论”的美国接受情形相似，基于文献的跨文化“交互解释”，文本在“理论旅行”的途中被目的地文化差异不断改写，进而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如舒斯特曼的身体理论与中国传统理论资源的融会。舒斯特曼坦言在分析美学依然是主流话语的美国，自己提出的“身体美学”遭到许多同行的非议与批评，而中国哲学给予他极大的鼓励。因此他转向关注中国古代美学。(15)[美]舒斯特曼、张再林：《东西美学的邂逅——中美学者对话身体美学》，《光明日报》2010年9月28日。显然在美国不那么受欢迎的“身体美学”却在中国本土迅速扎根，自2002年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出版之后不久便掀起国内研究热潮。与此同时由于本土立场的阐释和对“身体”更宽泛语义上的使用，诸多国内身体美学的研究与舒斯特曼的原意实则有所出入，这就像布鲁姆所说“阅读总是一种误读”，文本只存在于基于创造性误读的互文性批评关系之中。(16)[美]布鲁姆：《误读图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类似地，理论离开出发地远行，亦没有了一成不变的理论，只有基于互文性意义生产的开放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接受也是一个主动建构的生产性过程，而这种生产性存在的根基无疑便是平等对话。

恰如“新世纪美学译丛”的编者所言：“了解国际美学发展的现状，以我们自身的理论资源，参加到国际美学对话中去，这是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必由之路。”(17)[美]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彭锋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页。注重学术交流和国际对话是美学发展的一大趋势，这也给近十年西方美学的译介和接受带来一些特殊的变化——不仅是上述提到的文本的再生产，而且是更早地介入到文本的生成一环。如复旦中文系文艺学前沿课堂系列书目，便是由国外学者来华讲学的讲稿翻译而成，已出版如舒斯特曼《情感与行动：实用主义之道》，韦尔施《美学与对当代世界的思考》等，与严格意义上文献的译介工作不同，该书目在中国是为首版，文献接受地已成为理论的发生地，那么先接受理论，再接受文献便成为新的可能。

汉语学界的西方美学研究

若是将文献译介比作西方理论的“入场”——即打破语言壁垒而进入汉语学界及知识生产的环节中，那么自然也就涉及理论的“出场”了。舶来的理论资源何以能够登上本土学术舞台？国内美学共同体采取何种立场和取向？它们又面临怎样的创造性转换？理清这些问题就要在出场的理论文献中找寻。

能够反映出中国学界接受情况的文献，通常涉及如下五种类型，分别是美学史著作、专题研究著作、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以及美学教材。加之作为原始素材的译著与译文，便可以构成完整的文献方阵，用以描画出西方美学在中国接受及传播的知识图谱。相对而言，本土的西方美学史研究数量较多并占据显赫位置，这与国内美学界注重史学研究的传统有关。但是从近些年来出版的西方美学史著作来看，编写内容和文献大抵相近，一手文献资料的重合度较高。总体上看本土的西方美学史研究有点停滞不前，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乏善可陈。这一点在美学原理及西方美学的教材中也很是常见，可以看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总体上说，西方美学史的文献新资源相对匮乏，因此导致美学史及相关教材面孔陈旧；二是近十年本土美学界将较多注意力放在当代问题，而对美学传统资源的整理与译介则投入较少。从学术论文的产出来看，美学主题的论文近十年多有井喷，大批论文发表，很多研究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以及全球化等多重现实挑战的美学回应，或是在比较参照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美学资源与西方美学理论的创造性融合。可喜的是，在人文学科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中，美学越来越成为一个热门主题，专人、专题和专史等研究的美学学位论文数量越来越多。

通过对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检索，在“哲学与人文科学”分类下“美学”子目录中，统计共有1050篇学术论文涉及西方美学家的专人研究。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近十年的西方美学家专人研究存在明显的断层情况。马克思以161的频次高居榜首，康德则以111频次位列次席，两者共同构成了第一梯队。而排序第三位的杜威，凭42频次便位居第二梯队的榜首。这鲜明地体现出国内学界的学术旨趣和研究取向。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国内西方美学研究的理论基石，在新世纪的头十年里，越来越多的高校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美学也是高校的热门课程。而作为身体美学代表的舒斯特曼，以相对较高的频次数据进入第二梯队，足以表现出国内学界对于符合中国美学土壤的西方理论的关注。从美学史来看，康德与黑格尔研究仍旧占据显赫位置，这与国内学界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传统以及学科的成熟度有相当关联，德国古典美学可以说是本土西方美学稳定而持续的关注领域。同理，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鲍姆嘉通、席勒等专人研究，也显示出国内美学界对传统与经典的重视程度。进一步考察，德国古典美学家虽在出现频次上更胜一筹，在数量上则不及现当代的美学家。法兰克福等学派的代表人物似乎更加热门。而英裔美国学者哈维这样的地理学家，也因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地理学的“空间转向”等热门话题，成为本土西方美学研究的热门人物。

对比专人研究与前文所述重要美学家的译介情况，不难发现有不少美学家是重合的。在近两百位(18)指1050篇论文中出现频次大于1的美学家，在文献计量方面更具统计意义。美学家中，绝大多数都有译著出版，仅有译文或未有作品译介的美学家占比不足10%；在专人研究的论文中，这些鲜有汉译出版物的美学家的相关研究则不足1%。因此国内西方美学家的专人研究其实更加倚重译著和译文，对原始文献的系统整理和研究还有待提升。这说明西方美学文献的汉译工作仍需挑起重担，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由此引申出两个问题。其一，译著与译文的质量问题。翻译水准和质量决定着西方美学的中国接受，也影响到国内学人的具体研究。不能不说有些译著或译文的质量并不尽如人意，所以提升翻译质量无疑关乎本土西方美学研究的未来。其二，有关西方美学的文献学研究问题。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对西方美学系统的文献学研究，尤其是目录学研究。这就导致在译介中难免受制于学者个人的兴趣，或是受制于西方美学界的议题设置。诚如周宪教授指出的那样：“在今天努力创造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大背景下，提倡基础性的西方美学文献学研究，推进西方美学经典的系统译介，提升文献资源建设的水平，就变得十分紧迫了。”(19)周宪：《关于西方美学的比较文献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

除专人研究之外，考察西方美学本土接受的另一重要参照是文献的引用情况(表2)。文献引用频次高、施引论文数量多，说明那些作为参考文献“出场”的西方美学思想，已然转化为国内学界的重要理论资源。(20)依循这样的思路，参考专人研究的美学家名单和译介中的重要美学家名单，取两者频次大于等于10的美学家并集，在中国知网的引文数据库中检索美学家的高被引文献与总被引频次，并呈现出排序前三的高被引著作，可以得到高被引著作统计。参照表2高被引著作及美学家列表可以发现，近十年来美学研究具有更加强烈的跨学科属性，美学家的身份构成亦更为多样化。此种多样化可大致归结为如下五种类型。第一是作为哲学家的美学家，其美学思想是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多有美学专著产出；第二是专注于美学领域的美学研究者；第三是多有涉及美学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者，其美学思想散见于各类作品，因此美学著作常以辑录或文选的形式出现；第四是艺术史论家或文艺理论家，论述中多有美学理论的讨论与阐发；第五则是文学家或文艺评论家，在其作品中往往有诸多美学片段被国内学人掇拾。除此之外，近十年很多美学思想也来自人类学、脑神经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文化地理学等领域，形成了涉猎较广的跨学科领域的美学文献。譬如在2016年出版的《审美的脑：从演化角度阐释人类对美与艺术的追求》。有学者将此类美学研究定义为泛文化的“文化美学”，而且将其与“学院美学”“流派美学”并置，构成三种基本的美学研究类型。(21)张法：《西方当代美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14页。当然，依据高被引数据来看，此类美学并未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占据主导地位的仍旧是经典哲学家或美学家的美学论述。但不可忽略的是，艺术学研究在近十年取得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伴随艺术学理论以及相应的跨艺术门类、媒介的交叉型研究崛起，诸多与之相关的理论文献亦被国内学界所关注，形成了与美学研究遥相呼应的局面。

表2 研究论文中西方美学家及其著述高被引数据统计

结 语

近十年来西方美学文献的译介工作进步显著，国内学界结合自身美学土壤持续地推进舶来思想的本土化工程。这无疑为新世纪中国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并注入强劲的学术活力。这一时期的发展可归结为如下三方面。其一，重视基础的美学理论研究，推进美学学科的纵深性发展；其二，强化美学的本土意识，促进西方美学的在地化；其三，提升中国美学界的国际化程度，为与国际学界平等对话而不断夯实国内美学研究的知识学基础。但是就目前阶段来看，由于缺乏对西方美学文献的系统研究，缺少系统的文献学与目录学作为支撑，所以我们对西方美学的研究尚需继续努力。对汉语学界来说，未来的西方美学译介及其本土研究，应基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加强西方美学文献学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工作，尤其是美学史经典文献的目录学研究，需集中国内学术共同体的人力资源，系统译介西方美学史的重要著述和经典文献，充实已有的西方美学经典文献汉译文库。第二，继续追踪西方美学理论的新进展和新思潮，在搞清西方美学发展趋势和内在逻辑的基础上，着力提出中国美学的新议题。第三，在文明互鉴的原则指导下，努力将西方美学理论资源融入本土知识场域，大力推进比较美学及其跨文化研究，实现中西美学的理论融合与观念创新，建构具有中国气派的美学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