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 袁 媛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腾飞式发展，民众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极大满足。然而自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加大，城市化被认为是中国走出经济低谷的可行路径。但是随着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升，特大城市过度膨胀，进而带来了房价上涨速度过快、幅度过大以及城市交通拥堵不堪等问题，导致房、车限购等一系列政策陆续出台。制度和市场的双重限制，使在特大城市中生活的年轻人承受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压力，导致其出现了两种应对方式——“躺平”或“内卷”。尤其是与中老年一代相比，在当前正经历急剧转型和巨大变革的特定阶段，年轻一代的消费观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这种改变不免使人联想到日本的低欲望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发展停滞，在这一时代成长的日本青年对待生活消极，缺乏奋斗精神，呈现出对物质和消费欲望低落的特点，表现出不买房、不炒股、不买奢侈品、衣食住行简单化等消费特征，这也造成少子化和高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影响了日本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1)裘晓兰：《日本“无欲世代”的群体画像和成因探析》，《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8期。因此，近年来在中国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这种年轻人低欲望的社会现象是值得警惕的。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提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相较于更强调弥散性主观体验的幸福感，作为“中间态”的获得感能够更有效地反映、评价和预测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评价。因此，获得感成为评价改革成效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许多研究者在关于获得感现状的研究中发现，出现了一种和“幸福感悖论”相似的“获得感悖论”现象，也称“钝化”现象。具体来说，就是以收入为主要指标的经济因素与居民获得感之间呈“倒U型”关系。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从需求变迁、公平感缺失、未来预期不确定、心理感知“边际效应”递减等不同理论和角度来进行解释，(2)杨金龙、张士海：《中国人民获得感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马红鸽、席恒：《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与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社会保障研究》2020年第1期；辛秀芹：《民众获得感“钝化”的成因分析——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视角》，《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吕小康、黄妍：《如何测量“获得感”?——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为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然而这些研究都未能揭示“获得感悖论”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即收入等传统社会地位变量作为经济指标的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获得感悖论”的本质其实就是社会客观阶层结构与个体行动和态度的不一致，贝克将这种现象解释为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3)[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10页。帕库斯基和沃特斯认为在经济发达的社会中，阶级正在走向衰落。(4)J.Pakulski and M.Waters，The Death of Class，London: Sage，1996，pp.73-90.然而中国社会是否真的呈现出客观阶层结构与态度认知的不一致呢？我们认为需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横向维度上，获得感领域的已有研究并没有考虑资产拥有这个重要的经济变量的影响，而可能正是因为资产作为新的阶层地位指标替代了传统指标，才导致了理论上的分歧。在纵向维度上，阶层地位和态度认知匹配在社会发展中被不断改变，那么，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居民的阶层地位和态度认知匹配的变迁趋势究竟是怎样的？世代理论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较有价值的分析框架。世代理论认为，社会世代本质上是经历了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并受到影响的人们，并且他们形成了某种共同的精神纽带。年轻一代总是对这种社会变迁更加敏感，通过对青年群体和中老年群体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到时代发展的轨迹，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将要发生的变迁。(5)沈杰：《世代理论视域中“80后”在巨变时代的自我确证》，《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因此，考察特大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基本状况、青年世代和中老年世代的获得感来源差异，对理解社会转型背景下年轻一代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判断中国是否会如日本一样进入低欲望社会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特大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基于2019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考察我国特大城市居民的资产拥有对其获得感的影响。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将影响获得感的资产拥有类型分为住房资产、汽车资产和金融资产三种。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特大城市居民的资产拥有与获得感状况如何？特大城市居民住房、汽车和金融三种资产的拥有量对其获得感的影响如何？不同世代的居民资产拥有对其获得感的影响是否有差异？

资产拥有和获得感相关理论与经验发现

(一)获得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获得感”作为一个新概念，在不同学科视角下具有不同的界定标准。董洪杰等从心理学视角出发，认为中国人的获得感是个体对获取自身需求满足的内容、实现途径与所需条件的认知评价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心理体验；(6)董洪杰等：《中国人获得感的结构研究》，《心理学探新》2019年第5期。王浦劬等从政治学角度将获得感定义为多元利益主体在改革和发展客观过程中对自身实际所得的主观评价；(7)王浦劬、季程远：《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人民获得感的意蕴和量度》，《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期。文宏则将获得感理解为人们识别、承认他们自身处境或观察到周遭社会现象之后，所形成的某种特定评价、感受和立场的社会感知。(8)文宏：《新时期我国主要矛盾视角下人民获得感的空间差序格局》，《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4期。虽然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于获得感的定义不同，但学界目前达成的共识是，对获得感的探究离不开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即“获得感”由客观层面的“获得”和主观层面的“感”组成，客观和主观之间有递进关系。(9)黄冬霞、吴满意：《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内涵、构成和形成机理》，《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6期。已有研究对获得感的操作化指标和划分维度概括起来可分为综合指标和多维指标两种。综合指标基于获得感概念的字面含义，用综合的问题和指标来衡量获得感，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随后有学者指出获得感的特殊性，开始使用新指标，如现状获得满意度等。(10)袁浩、陶田田：《互联网使用行为、家庭经济状况与获得感——一项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3期；王积超、闫威：《相对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获得感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10期；聂伟、风笑天：《996在职青年的超时工作及社会心理后果研究——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5期。多维分类的研究成果较多，总结起来主要围绕三个标准：一是获得感的来源，二是获得感的形成过程，三是获得感的心理机制。综合已有研究，我们认为获得感是对自己“资源拥有状况”的主观感受，并据此选取更加契合获得感定义的问题——“直到现在为止，我都能够得到我在生活上希望拥有的重要东西”——作为获得感的综合测量指标。

现有关于影响获得感因素的观点可归纳为客观社会地位因素、主观心理认知因素和宏观政策因素三类。首先，研究者发现，客观社会地位因素会影响获得感，但二者并非绝对等同。(11)项军：《客观“获得”与主观“获得感”——基于地位获得与社会流动的视角》，《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2期。个人和家庭的绝对收入或相对收入、受教育程度、消费、住房是最主要的社会地位因素。(12)谭旭运、豆雪姣、董洪杰：《社会阶层视角下民众获得感现状与提升对策》，《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其次，有研究者认为部分客观社会结构因素主要通过主观心理认知作用于获得感，主观社会地位、未来预期、公平认知可能比客观社会地位在更大程度上、更直接地作用于获得感。(13)吕小康、孙思扬：《获得感的生成机制：个人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双路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最后，相对于前两类个人或家庭层面的因素，有研究发现加入了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低保制度、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社会质量等宏观政策层面的结构性变量后，人们的获得感也会发生变化。(14)于洋航：《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生活满意度与居民获得感》，《西北人口》2021年第3期；聂伟、蔡培鹏：《让城市对青年发展更友好：社会质量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3期。

概言之，对于获得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个体的收入、教育、职业等传统地位分层指标，对于资产的关注不够。近期有学者将家庭收入和资产同时纳入主观地位认同的分析模型，发现家庭资产相对于家庭收入对城乡居民地位认同存在独立效应。(15)黄超：《收入、资产与当代城乡居民的地位认同》，《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2期。在幸福感研究领域，有学者认为忽视与收入高度相关的资产、负债变量及不可观测的非收入因素是导致以往研究无法解释“幸福-收入”之谜的重要原因，尽管收入的增加是家庭财富积聚的基础，但收入增加本身并不能增加居民幸福感，收入可能通过影响家庭资产配置来影响幸福感。(16)李江一、李涵、甘犁：《家庭资产-负债与幸福感：“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释》，《南开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由此可见，居民的资产拥有状况可能成为影响其获得感的重要因素。

(二)资产拥有和获得感研究

资产的作用从经典社会学阶段起就备受关注。韦伯曾提出“财产阶级”的概念，认为因财产占有而获得财产性收入的群体处于享有特权的支配地位，他提出的“地位三分法”将财产与声望、权力并列。(17)[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3—335页。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明确提出，包括工业资产、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在内的资本导致的不平等远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程度更大。(18)[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88页。回顾已有文献，资产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对人们的心理认知和感受产生影响：一是客观的具有可抵押、财富或消费属性的固定资产，如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以及具有投资属性的资产，如储蓄、股票和基金等金融产品；二是通过主观的相对剥夺、攀比效应或示范效应形成一定的公平感知，使自身因资产产生相应的心理感受。此外，客观获得是主观获得感的主要和直接来源，因此本研究将重点考察房产、汽车和金融资产的客观获得对主观获得感的影响，同时将主观心理公平感知当作控制变量。房产、汽车和金融资产三者的关系密不可分，住房对于家庭来说是最大的资产，其次是汽车，金融资产的增加会增强人们对住房和汽车的购买能力，而住房通过财富累积和增值的方式，也会进一步促进汽车和金融资产的增长。因此，以家庭资产这一整体视角来考察居民的获得感具有独特优势和现实意义。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关注住房与人们的心理认知和感受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拥有住房不但会提升家庭成员的居住环境水平，使家庭成员产生满足感和安全感，而且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还能通过住房的财富积累效应和投资效应，进一步提升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19)John Muellbauer and Anthony Murphy, “Housing Markets and the Economy: The Assessment”,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Vol.24，No.1，2008，pp.1-33；Sarah Nettleton and Roger Burrows, “When a Capital Investment Becomes an Emotional Loss: The Health Consequences of the Experience of Mortgage Possession in England”, Housing Studies，Vol.15，No.3，2000，pp.463-478；Donald R.Haurin, Toby L.Parcel, R.Jean Haurin，“Does Homeownership Affect Child Outcomes?”，Real Estate Economics，Vol.30，No.4，2002，pp.635-666.当前，住房由居住属性衍生出居住和投资双重属性，扩大了人们的住房财富差距。同时，在现行户籍制度的作用下，住房又与落户、子女教育等福利和保障相关联，拥有了权利属性和归属属性，有研究表明住房产权、面积、社区品质均会对阶层认同和分化产生重要影响。(20)张传勇、罗峰、黄芝兰：《住房属性嬗变与城市居民阶层认同——基于消费分层的研究视域》，《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4期。还有研究进一步显示，住房对人们产生的影响可能存在世代差异，在1998年前购房的人享受了住房红利，而之后在市场中购房的人却可能承受高额的房贷，越早购房的一代，生活质量越高，资产的增值越多，表现出更积极的心理影响。(21)孙伟增、郑思齐：《住房与幸福感:从住房价值、产权类型和入市时间视角的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13年第3期。青年和中老年是住房体制改革前后的两个群体，因此，运用世代视角探讨特大城市居民住房对获得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汽车已经成为城市家庭中仅次于住房的第二大大宗消费和家庭财产。(22)林晓珊：《国外汽车消费社会学研究述评》，《社会》2008年第6期。有研究指出，汽车对住房消费有替代作用，随着房价上涨，这种替代趋势呈上升状态，汽车对于人们的幸福效应甚至超过了住房。(23)刘耀彬、付艳琴：《中国居民汽车与住房消费是替代还是互补?——基于面板可变系数模型的研究》，《经济经纬》2017年第4期。但也有研究表明，汽车资产对获得感是否有显著影响存在争议，并且可能存在地区和世代差异。对于汽车消费的研究大多将汽车作为消费品进行探讨，其资产属性并未得到重视。汽车虽然属于消耗品无法增值，但其所具有的资产效应和财富一样都能够通过累积给居民心理带来愉悦和满足感。同时，资产可以缓解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例如，通过抵押汽车可帮助消费者获得贷款来促进消费，进而提高幸福感。(24)王孝璱、崔宝玉、石玉娟：《家用汽车是否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基于CHFS2017的实证研究》，《消费经济》2020年第5期。

近年来，金融资产逐渐进入研究视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深化，资本市场不断完善，在居民收入和家庭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居民对于财富的保值和增值愈加重视，各种类型的储蓄和投资产品被广泛接受。相较于家庭资产中住房和汽车的研究已有相对一致的结论——住房、汽车等家庭资产会提升居民的积极主观心理感受，并独立于个人绝对收入，储蓄、股票等家庭金融资产的拥有量与居民心理的关系研究还未有定论。一些实证研究发现，股票增值会提升居民主观心理幸福感；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金融资产与居民心理感知无关，甚至有负向作用，(25)肖忠意、赵鹏、周雅玲：《主观幸福感与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导致结论出现分歧的一个最大原因可能在于研究对象的差异性。本文认为储蓄、股票、基金等金融资产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人的影响可能有较大差异，最能体现金融资产影响的群体当属特大城市的青年居民，这主要是因为特大城市的金融市场更加发达，青年群体能接触并接受更多先进的金融理财观念，且敢于尝试。但目前对于这类群体因金融资产拥有而影响心理感受的研究却很少。

综上所述，针对以往关于城市居民资产拥有状况对获得感影响的研究存在的不足，本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第一，在居民获得感研究中引入资产拥有变量，能够避免在获得感影响因素中高估收入等传统地位指标的作用，而遗漏作为关键变量的资产指标，并将三种关联密切的资产类型放在同一框架下进行考察，重新梳理目前尚存争论的资产类型对居民主观心理感受产生何种影响及影响差异的问题。第二，现有关于住房、汽车和金融资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农村家庭以及流动人口与城市本地人之间的比较上，有些研究虽然考虑了年龄变量在其中的影响，但没有区分到底是年龄差异还是世代差异。本研究加入世代差异视角，考察青年居民和中老年居民获得感来源的差异，以更精准地探究不同世代居民获得感的来源，以及在社会变迁背景下年轻一代对于生活的态度和价值观究竟是继承还是断裂。第三，获得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运用大规模随机问卷调查的数据得出的主要结论，对于把握特大城市居民获得感的现状，发现影响获得感的因素，完善相关公共政策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和借鉴价值。

研究假设

(一)住房资产对特大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及世代差异

有研究者对比房产和社会保障后发现，相比社会保障，房产更是城镇居民的“定心丸”，在财富价值之外发挥着促进居民形成积极社会心理的作用。(26)何晓斌、徐旻霞、郑路：《房产、社会保障与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风险金融投资——相对剥夺感和主观幸福感作为中介的一项实证研究》，《江淮论坛》2020年第1期。较多研究基于对全国数据的分析，证实了拥有住房对居民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也有研究认为需分情况讨论，住房的影响效应仅在已婚群体和低学历群体中更显著。(27)马继迁、朱玲钰：《住房状况与青年获得感——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数据》，《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我们认为，特大城市居民拥有的房产价值越高，其获得感越高，据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1。

假设1：住房资产对特大城市居民的获得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受中国传统婚恋观的影响，结婚前买婚房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年轻人在城市结婚、定居的愿望和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驱动，不但刺激其产生强烈的购房需求，也使其更加注重住房品质。(28)王宗萍、邹湘江：《新生代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研究——兼与老生代的比较》，《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8期。但随着房价上涨和种种购房政策限制，年轻人买房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住房需求成为特大城市青年群体生活压力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对其身心健康均产生了显著影响。(29)魏万青：《住房需求、社会支持与个体压力对青年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广州数据的路径分析》，《兰州学刊》2015年第1期。研究表明，人们一旦通过借贷购房，就会产生一定压力，或是因此产生家庭纠纷，这些行为都将降低人们的幸福感。(30)Zhiming Cheng, Stephen P.King, Russell Smyth, Haining Wang, “Housing Property Righ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Urban China”，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45，2016，pp.160-174.而中老年居民特别是50岁以上的城市居民，一般都在住房制度改革前享受过国有单位或国家的福利住房，这与“80后”“90后”主要通过市场途径获得住房有明显的差异。两个群体对住房功能与价值的评价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本文认为，住房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世代差异，对青年居民的影响可能更大，因购房所产生的压力将使得他们一旦拥有住房将形成更高的获得感，据此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2：住房资产对特大城市青年居民获得感的正向影响比对中老年居民更大。

(二)汽车资产对特大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及世代差异

如今，汽车消费已经走向千家万户。有研究认为，在汽车成为大众消费品的年代，在城市中拥有汽车已经不能带来较高的精神愉悦感，(31)王孝璱、崔宝玉、石玉娟：《家用汽车是否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基于CHFS2017的实证研究》，《消费经济》2020年第5期。为了彰显身份地位，富裕阶层已经从拥有汽车向拥有奢侈型汽车转变，并以此形成以高阶层为主的社交圈子，人们也会将拥有奢侈型汽车与更高的身份权力相匹配。(32)孙百亮：《奢侈性汽车消费与社会身份建构》，《现代经济探讨》2013年第5期。而另外一些研究则肯定了汽车作为资产的价值，认为，作为体现社会地位的资产，汽车的作用仅次于住房，并可能对住房产生替代作用。(33)刘耀彬、付艳琴：《中国居民汽车与住房消费是替代还是互补?——基于面板可变系数模型的研究》，《经济经纬》2017年第4期。因此，本研究认为，不论是拥有普通汽车，还是奢侈型汽车，都将提高特大城市居民的获得感，据此提出假设3。

假设3：汽车资产对特大城市居民的获得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随着汽车产业的不断发展，有人将汽车看作现代化的产物，帮助人们破解时空紧张，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工具，从而帮助年轻人建立掌握生活的权能感。(34)王雨磊：《汽车消费:都市青年的游戏道具》，《青年探索》2014年第4期。对由年轻人组成的车友会的研究认为，汽车文化与青年文化有很多相似性，汽车文化凝聚着青年群体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35)林晓珊：《汽车文化与都市青年——一个“车友会”的社会学考察》，《青年研究》2007年第12期。此外，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汽车消费的“她时代”已经到来，特大城市是女性用车的典型地区，汽车不但逐渐成为彰显女性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丰富了女性生活。尤其是对新时代的女性而言，汽车代表了她们追求事业和生活平等的象征。(36)覃群：《汽车文化的性别视角:女性消费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基于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的假设4。

假设4：汽车资产对特大城市青年居民获得感的正向影响比对中老年居民更大。

(三)金融资产对特大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及世代差异

对于特大城市居民而言，储蓄和股票等金融资产的增值都是一种客观获得，对人们获得感的影响相较于幸福感等其他主观的心理感知的效应可能更加明显。基于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的假设5。

假设5：金融资产对特大城市居民的获得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金融投资方面，青年居民可能会选择更加灵活和冒险的投资方式(比如互联网金融投资)，他们更多地将金融资产作为短期持有的资产。对于中老年居民来说，相对保守、稳定和长期持有的金融产品(比如银行储蓄、国债或有固定分红的保险产品)成为其金融投资的主要方式。因此，金融资产的增多或减少对青年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可能不如中老年居民那样明显。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6。

假设6：金融资产对特大城市青年居民获得感的正向影响比对中老年居民更小。

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组织实施的“新时代特大城市社会结构演变及其治理研究”调查，该调查在上海、杭州、广州、深圳、北京、天津、武汉、长沙、重庆和成都等10个特大城市进行。首先在每个城市随机抽取40个居委会，再从400个居委会中抽取相应的家庭户或集体户，每个家庭户或集体户中抽取1位受访者进行面对面访问。剔除不符合年龄和重要变量有缺失、极端值的样本后，最终使用的样本规模为2772个。本文以联合国对青年和中老年的定义作为群体划分的标准，将样本分为青年居民和中老年居民两个群体，青年居民的年龄为45岁以下，共1421个样本，中老年居民的年龄为45岁及以上，共1351个样本。

(二)变量定义

因变量：获得感。调查问卷中对应的问题为“直到现在为止，我都能够得到我在生活上希望拥有的重要东西”。要求被访者用1到5表达对这个陈述的认同程度，数字越大表示认同程度越高。本研究发现，特大城市居民平均获得感水平为3.35，中老年居民获得感水平略高于青年居民。

自变量：资产拥有。本文重点考察住房、汽车和金融这三类资产类型，将住房资产操作化为当前居住住房的市值，具体来说，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将自有产权、和单位共有产权、政府提供、单位提供和父母/子女提供这几种情况视为有产权，此时住房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因此将住房资产赋值为被访者估计的住房市值；二是将租住、向亲友借住的情况视为无产权，此时受访者无住房交易权，因此将住房资产赋值为0，将住房资产进行对数转换后纳入模型。汽车资产主要根据“家中是否有私家汽车”和“有无价值30万以上的豪车”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三分类变量，包括无车、有普通车以及有豪车三类。金融资产主要根据“拥有的金融资产(包括储蓄存款、银行理财、股票、债券、基金等)的金额”以及“目前负债总额(包括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个人借贷等)”两个问题，用金融资产总额减去负债得到金融资产变量，为连续变量。由于金融资产存在负值无法进行对数转换，为了防止极端值影响，将金融资产进行了缩尾处理。从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到，特大城市整体住房资产较高，全体居民平均住房资产为171.60万，中老年居民的住房资产和金融资产均明显高于青年居民，尤其是金融资产为青年居民的3倍，青年居民负债明显更多。而在汽车资产方面，青年居民则比中老年居民更占优势，青年居民有普通车(43.21%)和有豪车(15.27%)的比例均明显高于中老年居民(有普通车为30.20%、有豪车为11.55%)。

控制变量：性别、年龄、个人年收入对数、受教育年限、职业、婚姻状况、子女数、是否非农户口、是否本地户口、社会保障、(37)社会保障指“五险一金”，包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离退休金、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6项中有一项则加1，无则为0。自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38)自评身体健康指“与您的同龄人相比，从总体上说，您认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为0～10分量表；自评心理健康由10个过去一周心理状况问题的感觉行为量表组成：过去一周(1)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2)我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3)我感到情绪低落；(4)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5)我对未来充满希望；(6)我感到害怕；(7)我的睡眠不好；(8)我很愉快；(9)我感到孤独；(10)我觉得我无法继续我的生活。选项分别为：(1)很少或者根本没有(<1天)计4分；(2)不太多(1～2天)计3分；(3)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3～4天)计2分；(4)大多数时间(5～7天)计1分，其中5、8题反向计分。以及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感知。(39)机会公平感指对“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获取财富与幸福”的赞同度，非常同意计5分、比较同意计4分、一般计3分、不太同意计2分、非常不同意计1分；结果公平感指对“本地的社会公平度”的满意度，非常满意计5分、比较满意计4分、一般计3分、不太满意计2分、很不满意计1分。从进入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总体上性别和年龄分布较为均衡，中老年居民从事体力劳动(61.07%)和管理工作(4.66%)的比例更高，青年居民从事一般非体力工作(54.26%)的比例更高。除此之外，相比于中老年居民，青年居民具有教育程度更高、未婚更多、多子女及外地户籍情况更多、身体健康状况更好、拥有的社会保障更完善、结果公平感更高等特点。

(三)分析方法

鉴于本研究的因变量取值为五点量表形式，可看作连续变量，并且同一家庭成员只有一人入样，因此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拟合，并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回归方程为：

Y=β0+β1X1+β2X2+…+βiXi+εi

(1)

其中，Y代表获得感，Xi代表获得感的影响因素，εi为误差项。

特大城市居民资产拥有对其获得感的影响及世代差异

表1中模型1报告了特大城市全体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模型2为特大城市青年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模型3为特大城市中老年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特大城市居民不同类型的资产拥有状况对获得感的影响有差异。对全体居民而言，住房资产和汽车资产在不同程度上均对其获得感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金融资产的影响则不显著。具体而言，住房资产每提高1个单位，获得感升高0.049分。因此，住房资产对获得感有正向显著效应，假设1得到验证。拥有普通私家车的城市居民比没有私家车的城市居民的获得感高0.115分，拥有豪车的城市居民比没有私家车的城市居民获得感虽有提升，但并不显著。因此，汽车资产对于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大体呈现正向的显著影响，假设3部分成立。金融资产对全部居民的获得感同样有正向的影响，但不显著，假设5没有得到验证。

首先，就住房资产而言，住房资产对于青年居民和中老年居民的获得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青年居民和中老年居民中有明显差异。表1中的模型2和模型3显示，在青年居民中，住房资产每增加1个单位，获得感显著提高0.061分；在中老年居民中，住房资产每增加1个单位，获得感仅显著提高0.026分。表2模型4显示，住房资产与世代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这说明，相比于中老年居民，青年居民住房资产的增加对提升其获得感的作用更强。特大城市青年居民强烈的定居欲望和为获得住房所面对的挑战，使得他们在拥有一套本地的住房之后会产生极大的心理获得感；而到了中老年阶段，追求稳定、高质量和低风险的生活则成为主要目标。

其次，表1中的模型2和模型3显示，在汽车资产中，相比于无车居民，有普通私家车只会显著提高中老年居民的获得感，但表2中模型5调节效应结果则显示，汽车资产与世代的交互项并不显著，说明中老年城市居民对汽车资产的获得感得分并不比青年居民更高，因此拥有普通汽车对获得感影响的世代差异不显著。拥有豪车对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在总样本和分样本中都不显著，因此，假设4没有得到验证。汽车资产对于居民获得感的影响不存在显著世代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特大城市汽车的普及以及公共交通设施的完善，使得不论是青年居民还是中老年居民对于拥有汽车的观念都有所转变，认为拥有汽车不一定等于拥有了绝对的声望和地位。

表1 特大城市居民资产拥有对其获得感的影响及世代差异

再次，虽然表1中模型1显示金融资产对全体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模型2和模型3分样本中影响均显著，并且表2中模型6显示金融资产的影响存在世代差异，金融资产与世代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因此假设6被证实。在中老年居民中，获得感会随着金融资产的增加而显著提升，而在青年居民中并没有提升，甚至对于获得感有负向作用。与先前研究结论相似，这可能是因为年轻人的理财观念更加灵活，持有投资性风险较大的理财产品比例更大，关注的并不是短期金融资产拥有量的多少，因此金融资产的增加并不能带来青年居民获得感的提升。已有研究也表明，房产对风险性金融资产有排斥作用，过度的房产投资会降低人们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需求。(40)Marjorie Flavin, Takashi Yamashita，“Owner-Occupied Housing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Household Portfolio”，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No.1，2002，pp.345-362.当年轻人将更多资金投资于房产、创业，虽然目前金融资产可能更少，但会因为对未来有更高的预期而增强现实获得感，因此金融资产对于青年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负向影响的情况。而中老年居民可能较多选择银行储蓄，因此这种长期财富的积累对获得感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

表2 世代的调节效应(N=2772)

除此之外，许多控制变量也显著影响了特大城市居民的获得感，青年居民和中老年居民的获得感同时受到职业、教育年限、心理健康、机会和结果公平感的正向影响。性别及社会保障对青年居民获得感有着独特的显著影响，女性、社会保障水平低的青年人更容易拥有更高的获得感。其中社会保障对于获得感的影响似乎与预期不符，但结合职业的影响情况来看，可能是因为在特大城市中市场经济更加活跃，对于青年居民来说，相比于体制内具有更多社会保障的工作，体制外的工作虽然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但却有更多获得积累高资产的机会，从而形成较高的获得感；而中老年居民则更在乎安稳性，因此社会保障的正向影响相对更大。此外，年龄仅在中老年居民模型中显著为正，年龄越大的中老年居民获得感更高。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特大城市居民资产拥有与获得感关系的量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资产拥有状况会影响特大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其中住房资产和汽车资产有显著正向影响。住房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影响存在世代差异，仅有住房资产的增长会显著提升青年居民的获得感，而住房、汽车和金融资产均是中老年居民获得感提升的来源。具体而言，住房资产对特大城市青年居民和中老年居民的获得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住房资产对青年居民获得感的正向影响更大；汽车资产对中老年居民获得感的正向影响更大，但世代差异并不显著；金融资产对获得感的影响整体不如住房和汽车，但从世代差异角度来说却是三种资产中最大的，金融资产对中老年居民获得感的影响要显著大于青年居民。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下文将做进一步分析。从横向来看，资产正成为新的分层指标。住房不论是对青年居民还是对中老年居民都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以收入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分层指标，以房、车为代表的资产指标对人们获得感的影响更为显著，由此说明在地位获得、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及获得感的研究中应该“把资产找回来”，引入资产概念对于探究居民主观心理获得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社会分层指标中教育的影响仍然显著，说明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是提升青年居民地位获得感的一个重要渠道。经典的工业化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关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于个体向上流动的积极作用再次得到验证，特大城市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出生于中小城市或农村的新一代城市白领新移民)仍然主要通过教育来获得特大城市的居住权(非农户籍)和发展权(白领职业或创业)。教育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人们对日后资产拥有的预期。以上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特大城市居民的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社会态度存在一致性，并未呈现明显的“阶层衰落”和“碎片化”的状况。只是因为住房等资产作为新的分层指标替代了原有的传统经济地位指标，所以对于资产的忽视才会造成表面上的阶层地位与社会态度不一致的“获得感悖论”现象。从纵向来看，整体上资产拥有对于“80后”青年居民的影响相对于“80前”中老年居民来说有所减弱，这说明虽然目前中国社会并未表现出“阶层衰落”和“碎片化”，但却存在类似的可能性发展趋势。对特大城市的青年居民来说，第一，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特大城市由于人口急剧增加，资源竞争使得资产获得的难度随之加大，然而资产拥有与人们长期的定居意愿相关，当特大城市青年居民对于各种资产拥有的获得感降低到一定水平时，则要警惕人才流失的风险。从住房资产对获得感的影响结果可以看出，获得住房成为特大城市青年居民的“城市梦”。因此，相较于其他资产类型，对于青年居民而言，在真正落实“房住不炒”政策、抑制特大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同时，为他们提供生活设施齐全、交通便利的公租房和廉租房，将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获得感。然而，推及本研究数据未涉及的中小城市，情况可能完全不同，随着经济下行，房地产泡沫在中小城市有破灭可能，因此，住房资产对获得感的影响需要重新评估。第二，相较于中老年居民，青年居民的价值理念正在重构。汽车资产对获得感影响的结果表明，特大城市居民对于汽车这一资产的文化价值、使用价值和符号价值的看法正在发生改变。虽然特大城市公共交通设施较为发达完善，但拥有一辆汽车可能不仅限于代步，私人空间的扩大、时间的有效利用以及社会网络圈子的拓展，也是城市居民在汽车购买决策中较多考量的重要因素，人们在追求高效率和高品质的生活过程中离不开汽车，因此汽车资产依然是人们获得感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其影响在青年居民中并不显著。本研究同时发现“豪车”并不能给城市居民带来更高的获得感，这说明带有炫耀性和符号性特征的豪车消费，其地位分层和群体认同的属性正在发生变化。第三，相对于中老年居民，青年居民的金融资产对其获得感的影响不够显著，这既与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是互联网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相关，也与特大城市青年居民追求高消费、超前消费的消费理念相关。因此，提升青年居民的投资风险意识，转变其不合理的消费理念，倡导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同时从公共政策上保证青年居民的资产性收入稳步增长，使该群体在迈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征程中发挥突出的中坚作用，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