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赜博儿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建构中国气派的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既需要充分吸收西方美学的资源并实现创造性转化，又需要对本土美学传统的推陈出新。因此，厘清西方美学的汉译情况便成为一个绕不过的难题。学术翻译作为对外来文化吸纳和接受的一部分，一方面体现出中国学界对外来学术资源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又彰显出本土美学界的学术旨趣和关注焦点。本文基于跨文化的比较知识学范式，以文献计量学方法来统计相关数据，着重考察2001—2010十年间西方美学家中“谁/在此时空间/出场/言说什么”，进而揭示数据背后的诸多深层次的文化问题。

西方美学汉译十年图谱

翻译(translation)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交往活动，晚近已经成为跨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依照一些翻译研究专家的看法，翻译的范围包含三个层面：第一，翻译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由译者将书面文本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转换过程；第二，书面产品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它在目标语社会文化语境中发挥作用；第三，由前两者共同构成的认知的、语言的、视觉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现象。(2)B.Hatim and J.Munday, Translation: An Advanced Resource Book, London: Routledge, 2004, p.6.这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指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转换过程；第二个是这个过程的结果及其功能，亦即译本在目的语言中产生作用；第三个是对译本在目的语言社会文化中产生多重作用的规定，从认知到语言到视觉到文化一直到意识形态等。对本文来说，这三个层面理应都包含在研究内容之中，但我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是：哪些西方美学家及其著述被译介到中国当代语境之中？为什么中国学者选择这些西方美学著述加以翻译和研究？它们为中国本土美学研究带来了什么新观念和新问题？

在进入具体的文献样本统计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我国这十年的文化环境进行简单回顾。从时代背景来看，前后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我国于1992年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二是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都意味着我国在获得高速发展机会的同时，也要遵守严格且完善的市场规则。正如高建平所指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外部动力，还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市场及其法律法规和管理体制；从国内来看，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极大地影响了文艺发展。”(3)高建平：《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09页。这些变化对于学术著作的译介亦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出版行业日益规范，由于版权意识的增强，获得授权成为翻译的前提，这提升了西文学术著作翻译的门槛，意味着译者和出版社在选择作品时需要投入更多的考量与预判，让译介工作变得更加审慎和更注重学理性。

统观2001—2010年美学的发展，会发现该阶段本土美学不仅与国际美学前沿逐渐接轨，开启了不少直接对话与交流，还在本土美学中孕育催生了许多美学热点问题，如“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活审美化”“审美现代性”与“艺术终结”等议题，都密集地出现在这十年间。(4)参见刘悦笛、李修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序言第3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题的形成与西方美学文献的译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西方美学著述的汉译是特定时期本土美学界的选择，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本土美学知识生产。以下我们以数据统计图表的方式，对2001—2010年西方美学译介作总体概观，并在此基础上对该阶段西方美学中国接受的主要特征加以分析和总结。

在时间维度上看，从图1和图2的数据我们会发现，2001—2010年西方美学翻译相比于此前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第一，译介的数量均衡，这十年的译著数量均在15本以上，形成美学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知识增长点，一些著作的汉译引发了国内美学的热议，并形成了值得关注的创造性转换。这尤其鲜明地表现在生态美学领域，西方美学译介所引发的本土生态美学热，一方面受到来自西方美学界的启迪，另一方面又接续了中国本土固有的哲学和美学传统，加之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态问题凸显且令人忧虑，所以中国美学研究者在这一领域深耕，在吸纳西方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多样化资源的同时，创造性地建构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生态美学的独特性，这是中国当代美学进入国际美学话语舞台的一个成功范例。

图1 2001—2010年西方美学译著、译文数量趋势

注：“AD”在此指代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C”指代世纪。

第二，从图2来看，汉译的原著成书时期也比其他时期更加均衡，译介内容更多元化。从时间维度看，这十年增补了许多对美学史有过重大影响的著作，尤其是18世纪与19世纪的美学经典受到了较多关注。从图2统计柱状图可以看出，1978—2000年，20世纪著作的数量是19世纪的近5倍，这说明改革开放伊始，本土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问题和理论新进展，因此20世纪西方美学著述成为译介首选。进入21世纪，美学研究越来越向纵深推进，本土美学研究的历史感愈加增强，于是，对19甚至18世纪现代美学的历史演变及其学术史谱系的重视，使得该阶段20世纪的译著数量仅是19世纪的2倍多，大大缩小了此前近5倍的悬殊差距。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尤其是对于美学这门古老的学科而言，学术史思想史或哲学史的历史意识是相当重要的，20世纪美学并不是横空出世，许多观念和理论是19世纪甚至更早的美学传统的衍变和转化。更有趣的是，此后十年(2011—2020)，20世纪与19世纪的汉译著作数量的比例接近5∶3，比此前更均衡，这说明中国美学界不再一味追求最新理论，而是更具历史感地聚焦西方美学发展脉络。同时，相较于此前关注的西方美学家，这十年间新增了30多位经典作家，作品种类增至逾百种。其中一些美学家的著述未曾有过汉译：(5)本部分是以经典作家的美学著作为研究对象，所以即使此前有零星的美学文章，或其他主题的著作译介出版，都未算作该作家的美学著作的译介。如德国的赫尔德、奥尔巴赫、达尔豪斯、比格尔，法国的鲍德里亚、德勒兹、巴什拉，英国的哈奇生、罗斯金，还有西班牙的奥尔特加，瑞士的巴尔塔萨，美国的杜威、比厄斯利等。这些美学家的著述都是这十年间被陆续译介的。

第三，与国际美学同步发展的趋势得到加强。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该阶段译介了不少活跃于世的美学家的著作，二是译介了十多部21世纪之后出版的西方美学著作。如法国的布尔迪厄，德国的韦尔施，意大利的艾柯，美国的伯林特、沃林、舒斯特曼、丹托、卡罗尔、桑塔格、萨义德、基维、卡勒、帕克，英国的伯格、克默德、加拿大的卡尔松等。此时我国美学与国际美学发展逐渐接轨，高度关注国际美学热点与前沿问题。较之于此前的翻译，此时新近文献的选择更具问题意识，不再是有什么译什么，而是根据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根据推进本土美学话语体系的现实要求来遴选西方资源。

从空间维度来观照，英语文献(尤其美国文献)在该时段的西方美学著作译介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无论是相比于2000年及其之前阶段，还是相比于2010年后更晚近的十年，该阶段译介的英文美学著述占比更大。这种情况背后的文化问题值得分析，一方面是英语全球通用语的强势地位，导致了英语美学较之于其他语言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在西方语言中，英语最具国际性，而德、法、西、意等其他语言则显然是地方性的。所以，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学著作便捷足先登地吸引了其他语种美学研究者的关注。其次，就本土美学研究者的情况来看，由于国内的外语学习强调英语的首要地位，导致了中国学者在外语能力方面英语独大，大多数中青年学者都受过比较系统的英文训练，所以阅读和翻译英文美学著作常常是他们的首选。再次，美国学者著述在所有英语美学著述译介中占比最高，这也是耐人寻味的跨文化交往问题。这与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有关，也和晚近美国文化的全球扩张不无关系。20世纪，特别是21世纪，美国的美学研究已经逐渐取代老牌美学“强国”德、法、英、意等，进入了国际美学研究的舞台中心。(6)参见周宪：《英语美学的历史谱系》，《文艺研究》2021年第11期。

总的来说，该时段我国对西方美学的译介呈现出时代广、流派多、作品新的特点，成就骄人。上至古希腊罗马，下到21世纪，都有数量可观的经典译介。从理论流派来看，浪漫主义美学、实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后)结构主义美学、后现代美学、生态美学、先锋派美学、女性主义美学、后分析美学、文化研究美学等诸多流派，都有不少代表作家进入本土的美学知识场。更具特色的是，该阶段我国学人译介了不少在世美学家、哲学家的美学著作，比如环境美学领军人物伯林特和卡尔松，后分析美学主将丹托和卡罗尔，以及多次造访中国的舒斯特曼和韦尔施等。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译介，让美学界开始直接对接当前国际学术前沿和热点问题，参与文明互鉴的交流与对话，一些新问题和新理论的译介，形成了我国美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格局和热议话题。最后，该阶段另一值得肯定的工作是，我国学者对重要美学家做了系统整理与翻译，狄德罗、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杜威、巴特、贡布里希等人的相关美学著述，都被系统整理和翻译，甚至编撰成集，由此可见本土学界对西方美学文献的体系化译介和研究工作有所深化。高建平总结道：“更理性，也更系统，以梳理、阐释为主，带有更强的时代感和学术性。这一时期对外国文论的接受不仅是停留在方法论、术语等表层，而是向纵深发展，对各种流派和思想的产生语境作更深入的考察，进行系统的研究、清理、深化和拓展，同时，竭力探求新的研究方向，有着更明确的学科发展意识。”(7)高建平：《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第783页。该阶段美学学科体制化更加完善，学术共同体形成了老中青三代薪火相传的格局，很多译者同时也是研究者，他们既做翻译，又做研究，许多重要作品的传播不只依靠汉译本，还借助于深度研究和讨论，这就扩大了这些西方美学著作在中国的接受范围和认知深度。高建平、周宪、孙周兴、陆扬、彭锋、沈语冰等人，在这方面功不可没。他们的翻译研究结合了个人学术兴趣与对美学学科的认识，改变了过去作品译介受个人喜好或意识形态需求所支配的状况，逐渐形成以美学学科发展为目标的译介导向。

此外，与翻译同时展开的跨文化交往还包括本土学者“走出去”进行国际交流访学，以及邀请西方美学家“走进来”，与国内学者面对面对话等。此阶段国内主办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如“审美与艺术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青岛，2002)，“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03)，“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青岛，2005)，“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北京大学，2010)等，毫无疑问，这些形式多样的跨文化互动，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中国美学界的国际学术交流。

谁现身本土美学舞台？

2001—2010年究竟哪些西方美学家现身于本土美学舞台？他们的影响力如何？代表了何种理论学派？无外来学术著述的翻译就谈不上对外来资源的吸纳和接受，所以，我们还需要对这十年间出现在西方美学译介中的美学家做些文献计量学的分析。以下根据这十年西方美学家的译著和译文的统计学结果，梳理本土美学对西方美学文献及作家的译介与接受的特征。

以译介的美学专著与译文为中心，以译介频次为参考指标，可总结出十年间最具学术吸引力的西方美学家。从专著数量来看，2001—2010年，美学专著被译介出版的数量大于等于5部的美学家有：尼采(14本)、本雅明(9本)、康德(8本)、罗斯金(7本)、亚里士多德(7本)、丹纳(7本)、罗兰·巴特(6本)、弗洛伊德(6本)、席勒(5本)、马尔库塞(5本)、黑格尔(5本)、伽达默尔(5本)。从译文数量来看，在该阶段的美学读本、文艺理论读本等类型的选文专集中，作品被译介入选读本频次大于等于8篇的作者，从高到低的排名是：弗洛伊德(24篇)、黑格尔(18篇)、康德(16篇)、本雅明(16篇)、席勒(12篇)、尼采(9篇)、马尔库塞(8篇)。通过对专著与译文两个统计维度中高频作家的比对，会发现两个榜单上的作家多有重合。由此可以认定在两个统计维度中皆“榜上有名”者，基本上是此时段在汉语美学界传播最广、影响最大且最受关注的西方美学家。

首先，从地域来看，这七位美学家都属于德语文化圈(德国和奥地利)，马尔库塞是德裔美籍，由此可见汉语美学界对德国美学的高度关注，以及德语美学在本土西方美学知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其次，榜上有名的美学家中，有一些是我国美学界长期关注的重点人物，如弗洛伊德、黑格尔、康德、尼采等，他们始终位于本土美学的视野中心，重要性无需赘言。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之前并未被高度关注但其影响力在这十年间不断凸显、并跻身高频次译介榜的西方美学家们。这个变化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学界对特定美学家的关注，也折射出这一时期美学研究的特点和变化。“西方美学家谁和谁一起在什么时期共同出现在中国美学场域中，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西方美学经典作家的相关性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的结构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8)周宪：《关于西方美学的比较文献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本雅明、席勒、马尔库塞在这十年中一直吸引着本土美学研究者的兴趣，这说明他们的理论与该阶段本土学者们的问题意识密切关联。他们虽不是新近引入的西方美学家，但影响力却在不断攀升。席勒走入本土美学知识场的中心，也许与这十年间美育在中华大地广泛兴起有关。1999年6月，美育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被正式写入教育方针，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理念，政策上对审美教育的重视，直接推动了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一本书在这十年间出了5版。(9)本文仅统计2001—2010年初版著作，再版书籍不在统计范围之内。如何推进本土的美育？如何厘清美育的思想史？如何建构中国式的美育话语体系？这些都催促本土学者回到席勒，重读席勒，新解席勒，因为席勒是现代美育的奠基人，其《美育书简》是现代美育思想史的奠基之作。随着席勒美育著述陆续登陆中国美学界，关注其美育观念必旁涉他的其他理论。这方面张玉能对席勒的系统译介最为突出，他翻译了席勒大多数与美学有关的著述，分别在不同的文集或专集中刊出，由多家出版社刊行。(10)如张玉能译席勒《审美教育书简》文集中，囊括了除“美育书简”外的另外5篇重要文献，分别是“论美”“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秀美与尊严”“论悲剧对象产生快感的原因”“论悲剧艺术”，该书由译林出版社2009年出版。本雅明和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所以受到特别关注，一方面源于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巨大热情，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理论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现实。本雅明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其著作探究了诸多美学主题，如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摄影史、拱廊计划、作为生产者的作家等，这些问题虽然是研究西方文化现代性的问题，但对思考本土社会和文化有很大的启迪性。再加上本雅明的书写风格与阿多诺晦涩艰深的风格判然有别，所以他的著作可读性非常强，不但引起很多美学研究者的兴趣，而且在大批青年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中颇为流行。至于马尔库塞，作为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诸多美学问题，诸如单面人、爱洛斯、审美造反、主体解放等，都是这一时期本土学者关心甚至深感兴趣的理论话题。由此可见，在德国古典美学长期占据本土西方美学研究中心多年之后，以德国为主的西马美学再次捍卫了德语美学在汉语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

让我们将目光从高频次作家的范围再扩大一些，会发现许多第一次译介到汉语学界的美学家，如德勒兹、巴什拉、利奥塔、比格尔、韦尔什、丹托、伯林特、卡罗尔、舒斯特曼、艾柯、佩尔尼奥拉等。其中有些人在这十年不仅首次在本土有汉译，且数量多达三本及更多。从地域来看，该时段有不少当代法国美学家进入了我们视野，我国对西方美学的译介，形成了德(奥)国一家独大，英美法三足鼎立的局面，甚至在此后十年，法语文献的比例已可与德语文献数量抗衡，足见法国当代美学在近二十年中对汉语美学界的重要影响。细究起来，法国美学之所以流行于本土美学知识场域，与所谓“法国理论”的兴起关系密切。按照通常的理解，法国理论是指“云集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名下的那些思想家及其著述:诸如巴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拉康、福柯、德勒兹、南希和利奥塔”。(11)Warren Breckman,“Times of Theory: O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French The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71, No.3(2010), pp.339-340.这些思想家大多并不是典型的美学家，但他们从思想史、哲学、历史、社会学或文学理论等领域切入，带来了美学观念的革命性变化。在这批重要的思想家之后，又有新一批法国哲学家进入汉语学界，诸如巴迪欧、朗西埃和斯蒂格勒等。此外，法语美学的扩大还与法国政府积极的文化交流与扶持政策密不可分，“法国政府为发扬法兰西语言与文化，扩大法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多年来一直采取积极的措施，增进外国学者和翻译家与法国文学界的联系，为他们提供直接交流的机会。”(12)许钧、宋学智：《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出现了不少法语汉译书系，诸如“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20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轻与重文丛”等。这十年间法国美学经典作家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德国美学，成为汉语美学知识生产中最具生产性的外来学术资源，激发并启迪了诸多新的本土美学议题，尤其是巴迪欧的审美革命、朗西埃的感性分配、斯蒂格勒的技术美学等，都一度成为汉语美学界的新议题。

与译介相平行的是研究，基于译文或原文的研究，可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我国对外来学术的接受境况。通过译介和研究的对比会发现，有些美学家在该时段虽没有被高频次地译介，但却受到了研究者们的高度关注；还有一些美学家，虽说在高频次作家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却未在学术界的研究话语中形成热点。我们对这一时期国内对西方美学经典作家的研究专著与硕博士学位论文的数据做了进一步统计和比较，得到以下一些发现。在已经出版的国内学者撰写的研究专著中，出现频次较高的西方美学家依次为康德(12次)、海德格尔(9次)、黑格尔(8次)、席勒(5次)、马克思(5次)、阿多诺(5次)。在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中，出现频次较高的是康德(44次)、海德格尔(36次)、席勒(31次)、尼采(28次)、本雅明(25次)等，结合前面讨论过的译介数据，整合为表1。

表1 2001—2010年西方美学译介与研究情况对比名录

2001—2010年，在我国美学译介频次中名列前茅的一些作家并没有成为美学界研究的热点，如丹纳、罗斯金等人。从高频次译著来看，频次大于等于5的有《悲剧的诞生》(11)、《诗学》(7)、《歌德谈话录》(7)、《艺术哲学》(6)、《审美教育书简》(5)、《判断力批判》(5)。以丹纳的《艺术哲学》为例，这部该阶段译介频次排第三的著作，却是同时期美学研究中的冷门。究其原因，《艺术哲学》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流行的科普读物，其“种族—环境—时代”的艺术发展论，与本土马克思主义美学强调艺术作品社会背景的语境相契合，加之傅雷先生的妙笔翻译，(13)刘悦笛、李修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19》，第291页。使得该书刊行频次一直很高。但流行性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其学术严肃性，按照当前流行的话来形容，属于“出圈”的美学著作。情况类似的还有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和歌德的《歌德谈话录》，也都被多家出版社作为普及读物出版。鉴于本文考察的是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美学文献的译介与接受，因此对于那些单纯为了满足可读性和通俗性的普及读物，本文在筛选数据过程中做了相应删除。不然的话，《歌德谈话录》将排名第一，这本被纳入“新课标必读书目”的书，早已成为了不少学生的案头备考书。

由此可见，即使该阶段的美学译介相比于前一时期，更趋向于理性与体系化，但一些书籍的“出圈”，造成了译介与研究现状的不均衡。尼采、席勒、康德、本雅明这些经典作家，在这一时期维持着译介与研究的相当热度。此外，我们也惊喜地发现，即使丹托、舒斯特曼等人是在该阶段才被译介到国内学界的，但是将他们作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论文也有了一定数量，可知该阶段我国学界在研究方面已逐渐形成前沿意识和国际视野。

西方美学家在中外学界影响的差异分析

西方美学的汉译是跨文化交往活动，中国本土语境及问题意识决定了本土学者对西方美学文献的遴选和研究。这就涉及汉语学界对西方美学译介与接受的本土特色，这些特色还可以参照西方美学界情况做进一步比较，由此揭示中国和西方学界对美学经典文献的不同认知和判断。这里我们以英语学界为考察范围，以学界通行的英语美学读本为对象。之所以选择读本为对象，是因为在英语学界读本是典型的知识载体，编撰过程中经过了专家的慎重选择，往往代表了学界关于文献价值的共识性看法。

本课题组已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前期工作，我们基于这些前期研究来展开比较研究。通过对21世纪英语世界出版的美学读本进行整理、分析与研究，梳理出晚近西方美学知识场域中的重要美学家与经典篇什，(14)参见祁林、刘静涵：《21世纪英语美学读本中美学问题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本研究以该研究中的两项统计结果为比较样本，即原文中的表2(21世纪英语美学读本中高频次美学家统计)与表3(21世纪英语美学读本中高被选文献书目统计)，具体统计图表可参读原文。这一研究与本文的研究大致相同，即对美学经典文献的译介和接受进行梳理，不同的是该研究关注的是英语学界，而本文则聚焦于汉语学界。

从课题组先前对英语美学读本的统计可知，英美当代美学家及其文献占据了高被选位置，比如排在首位的是美国学者卡罗尔，排名第三的是美国学者沃尔顿，第四是英国斯克鲁顿，与康德并列第五的是美国学者莱文森。前十名中有很多英美美学家在汉语学界并没有得到高度关注。这一方面说明不同文化语境所持有的关注视角不同，汉语学界英语学界自有很多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英语学界更加关注新的文献和新的问题，所以当代英美学者及其著述会进入读本选编者的视野。相比之下，汉语学界更重视美学的历史传统，因此古典和近现代美学家仍占据着汉语学界的重要地位。此外，英语学界当然会首选来自英美的文献，因而当代英美的美学文献便获得先机。而对汉语学界来说，其视野包括英德法意西等诸多西语的美学文献，英语美学不过是欧美知识生产的一部分而已，尽管英语独特的国际通用语地位使英语美学文献的跨文化交往更为便捷。不过，我们前面的研究也揭示了美国当代美学在汉语学界的地位逐年提升，形成了德法英三种语言的美学文献旗鼓相当的局面。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汉语学界对来自美国的当代美学理论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当然，比较中亦可看出一些相通之处，比如对经典文献的确认和判断，本文所考察的时段中所遴选的诸多文献与英语学界的选择多有重合，比如频次最高的康德《判断力批判》(12次)，与较高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7次)，在2001—2010年本土对西方美学译介和研究中同样具有较高地位。也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合理的结论，那就是对于作为源头的古希腊美学和作为重要发展阶段的德国古典美学，汉语学界与英语学界有着相近的认识和判断。至于西方当代美学理论，则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这一点可以参照在英语学界评价甚高的美国学者盖尔的《现代美学史》来比较。(15)参见Paul Guyer, A History of Modern Aesthe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该书有三卷，分别是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第三卷论述20世纪的西方美学，分为四个部分，即德国美学、二战前的英国美学、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美学以及维特根斯坦及其后20世纪下半叶的英美美学。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法国理论”完全被排斥在20世纪西方美学之外。然而，对汉语学界来说，“法国理论”则是西方美学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也是引起本土学者高度关注的美学理论。这说明，英语学界对美学的理解更倚重于当代分析哲学的视角，而汉语学界则采取了更加宽泛的视角，尤其是那些并不典型的相关著作，诸如哲学的、社会学的或思想史的著述，有时对本土美学更具启发性和生产性，促使本土学者并不局限于学理性的美学知识系统，而是更关注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演进中的现实问题。“法国理论”以及后来“意大利思想”无疑比英美分析哲学更胜一筹。

结 语

21世纪头十年汉语学界对西方美学的接受，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首先，对西方美学的关注面更加广阔了，此前一些不被注意的西方美学家及其著述陆续被译介，进入了本土学者的视野。尤其是美学在当代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和跨边界性，所以对西方美学的广泛关注，一方面重塑了本土学者对美学的理解和认知，另一方面又扩展到与美学相关的诸多领域，诸如阐释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化研究、人类学、思想史和历史学等。与英语学界对“法国理论”的不同态度表明，汉语学界并没有狭隘地拘泥于传统哲学美学的特性，而是采取了更加包容和更加开放的态度接纳并认可法国理论中的美学特质。

其次，德法英三种西文的美学文献译介并驾齐驱，这与早些年德国美学独领风骚的情况有了很大不同。这透露出法英美学地位的提升，如“法国理论”的流行，或是美国当代美学的崛起等。比较遗憾的是，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美学资源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此后十年随着“意大利思想”的兴起，情况有所改善。比较来说，我国对德国美学的关注比较集中在康德、黑格尔、席勒等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上，尼采、海德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三个当代热点。而对法英美学的译介则比较偏重于当代性和前沿性，更多地关注新近出现的美学理论和思潮，比如“法国理论”及其后继的相关理论，或是后分析美学、女性主义美学和生态美学等。

再次，这一时段的西方美学译介越来越强调本土问题意识和中国视角。与20世纪后20年的情况有所不同，随着美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完善，随着美学共同体的扩大且越来越年轻化，随着国际交流深化和有留学背景的学者的加盟，汉语学界对西方美学的了解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不少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崛起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本土学者在以我为主学贯中西方面具有了更多文化自信和主体意识。因此，作为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一部分的中国当代美学，在译介西方美学的工作中愈加彰显主动选择和为我所用的特质。随着译介的进展，汉语学界对西方美学的研究也达至一个新的阶段，许多研究成果随着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学术发表进入西方学界，并得到了西方学者的认可和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