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廷勇 马富祺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随着数字技术创新和迭代速度的加快，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专篇谋划“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对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营造良好数字生态作出明确部署。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再次强调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据统计，2020年我国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7.8%，并且到2025年有望超过10%。可见，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正成为继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之后的新型经济发展驱动要素。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极端天气频发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二氧化碳排放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为实现节能减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明确了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然而，在保障经济发展与实现“双碳”目标的共同导向下，化石燃料大量消耗、愈发严格的环境规制以及对低碳技术的迫切需求等给企业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新的风险，即碳风险。碳风险是指气候政策收紧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不确定性，主要源自三方面：一是监管风险，即企业在减排政策规制下可能面临的经济处罚；(1)吕鹏、黄送钦：《环境规制压力会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吗》，《南开管理评论》2021年第4期。二是商业风险，即由于企业现有能源储备消化、流通困难而引发的商品价格下跌风险，以及企业因大量消耗化石燃料、重业绩轻环保而导致自身外部形象、声誉受损的风险；(2)Lash J., Wellington F.,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a Warming Plane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85(3), 2007, pp.96-102.三是技术风险，即企业受到低碳技术、低碳产品需求冲击的风险。(3)Bolton P., Kacperczyk M., “Do Investors Care about Carbon Risk?”,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42(2), 2021, pp.517-549.围绕如何降低碳风险，现有研究从发展清洁技术、对温室气体排放征税等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4)Acemoglu D., et al., “Transition to Clean Technolog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4(1), 2016, pp.52-104.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基于传统经济形态展开，且主要关注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对数字经济背景下微观企业应对碳风险的行为缺乏充分探讨。因此，本文从理论上分析数字化转型发挥碳减排效应的机制，并实证检验其降低企业碳风险的效果，进而探讨最大化数字化转型碳减排效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碳风险的理论机制

(一)减排增效效应

第一，基于能源供需的角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能够带动数字技术融入企业的生产端和物流端，促进能源供给的高效化、精细化，为资源流动、供给方式升级等奠定技术基础，也为能源采购、采集和组织管理提供数字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将数字技术融入能源供需两侧，使能源从供给侧的生产、运输到需求侧的消费、流通变得可控制、可预测，使企业在同等条件下能获得更高的能源利用效率，从而达到减排增效、降低碳风险的目的。第二，基于能源消费结构的角度。数字技术能够强化清洁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性，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降低企业对非清洁能源的依赖性，(5)陈晓红等：《数字技术助推我国能源行业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路径探析》，《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年第9期。同时也为清洁能源的研发和推广奠定了技术基础，驱动企业改变以化石燃料消耗为主的生产方式。第三，基于能源监管的角度。一方面，相对于传统工业技术，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企业能够更加准确、及时地捕捉数据和信息，(6)肖旭、戚聿东：《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维度与理论逻辑》，《改革》2019年第8期。基于多维传感器技术实现部门与生产设备联通，实时动态采集与企业碳排放活动相关的各类要素信息，进一步优化企业对碳排放的预测与监测机制；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可以更好地掌握能源市场的变动情况，通过定价、补贴等方式控制能源供应量，从而加大对企业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监管力度。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发挥减排增效效应，使企业能源消耗量、碳排放量等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标准，从而降低监管风险。

(二)供应链优化效应

第一，基于信息传递效率的提升。首先，在传统供应链模式下，供应商选择的准确性受信息不对称的影响难以得到保障，供应链数字化则能通过对供应商信息进行挖掘和整合，捕捉并规避供应链上的风险，提高供应链的稳定性。其次，应用数字技术对供应链实施全流程实时监控，有助于企业及时准确地获取各环节、各步骤的信息，进一步提高企业对客户需求变化的敏感性，缩短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反应时间。(7)龚强、班铭媛、张一林：《区块链、企业数字化与供应链金融创新》，《管理世界》2021年第2期。再次，数字平台为促进供应链中各企业之间信息共享、消除节点企业间信息孤岛提供了良好环境，使节点企业能够跨组织沟通协作，进一步提升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交换效率，推动供应链网络产生更多更密切的合作形式。第二，基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取决于各类生产要素的配置组合模式及使用效率，而供应链集成是企业与其他主体通过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及战略联盟等协作方式，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降本增效的合作模式。(8)陈正林、王彧：《供应链集成影响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14年第2期。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对市场变化的捕捉能力，促使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剖析消费者动态化、多样化的需求，及时调整价值创造模式以适应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对数据要素进行高效的归集和分析，有助于企业重新配置能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促进相关商品在合理范围内生产和流通。第三，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优化。一方面，数字技术融入企业的管理流程，打破了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有助于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实现扁平化管理，进一步提升了对供应链的监督和管理能力，如ERP系统的实施有助于企业实现对各类资源的一体化管理和跨部门共享。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基于自身发展目标，优先对供应链关键环节实施数字化转型，迅速提升供应链的运转效率，有效促进企业自身发展能力的升级。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优化供应链，促进能源、商品等资源快速流通，从而降低商业风险。

(三)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第一，数字化转型可降低技术创新成本，提高低碳技术研发效率。一方面，在数字金融的支持下，企业的融资约束和资源错配问题得以缓解，为企业在价值创造网络中获取创新资源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数字技术驱动了工业知识和经验的数据化、算法化、模型化，有利于缩短绿色技术的研发周期。第二，数字化转型可促进创新主体之间的协作，推进创新要素流动、共享。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为企业突破创新边界、提高创新合作水平提供了技术基础和环境条件，可推动区域内创新要素有效流通，(9)任保平、迟克涵：《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上海商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放大区域内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使企业在把握技术创新活动方向、优化技术开发过程等方面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支持；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增强了创新网络的连接性和创新要素的异质性，(10)刘洋、董久钰、魏江：《数字创新管理：理论框架与未来研究》，《管理世界》2020年第7期。推动了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结、协作和知识共享，使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各方能够及时获取创新所需要的数据以及专业知识等，从而促进了工艺改进、技术进步的实现。第三，数字化转型可提升产品价值，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企业能够对生产设备进行实时监测和故障诊断，降低出现残次产品的概率。同时，数字技术与产品本身的融合能够进一步赋值产品，从而达到提升价值、获取竞争优势的目的。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推动低碳技术进步，使企业避免受到低碳技术、产品的冲击，从而降低技术风险。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风险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07—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并按照如下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公司；(2)剔除ST公司；(3)剔除数据有缺失的公司。最终，本文得到19864个样本观测值。此外，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企业年报数据源自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信息的手工收集。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碳风险(CRisk)，参考沈洪涛、黄楠的研究，(11)沈洪涛、黄楠：《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提高企业价值吗》，《财贸经济》2019年第1期。以计算所得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其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的碳风险水平。(12)企业碳风险水平=企业碳排放量/企业营业收入，企业碳排放量=(行业能源消耗总量×二氧化碳折算系数×企业营业成本)/行业营业成本，其中，二氧化碳折算系数参照厦门节能中心的计算标准设置为2.493。

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数字化转型(DCG)，参考吴非等的方法，(13)吴非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将上市公司年报中数字化转型词频测度结果作为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代理指标。首先参考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的文献，归纳整理出关键词；之后剔除关键词前存在“没”“无”“不”等否定表述以及非本公司的关键词；最后，基于Python爬虫功能提取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形成加总词频，从而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指标体系。进一步在原始词频数据的基础上加1之后进行对数化处理，并以此作为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代理指标。

3.控制变量。为了提高研究精度，本文参考前期文献，引入如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末总资产取对数；资本密集度(Cap)，企业年末总资产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董事会规模(Bs)，董事会总人数；员工密集度(Emp)，年末员工人数与营业收入(百万元)的比值；股权制衡度(Gqz)，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独董占比(Idr)，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两职合一(Dual)，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则取1，反之为0。此外，本文还控制了行业(Ind)和时间(Year)固定效应。

4.模型设定

为了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构建如下模型：

CRiskit=α0+α1DCGit+α2Sizeit+α3Capit+α4Bsit+α5Empit+α6Gqzit+α7Idrit+α8Dualit+∑Year+∑Ind+εit

(三)总体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风险的抑制作用，本文运用软件Stata16.0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列(1)未加入控制变量，此时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显著降低企业碳风险，初步验证了前文理论分析。列(2)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此时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充分说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风险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四)机制检验

1.机制一：能源利用效率

由于能源消费结构和清洁能源的替代应用难以在短时间内显著改善，而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则能够使企业在获得同等效用的情况下消耗更少的资源要素，从而降低其碳排放量，实现减排增效。为了检验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降低碳风险的机制是否成立，本文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能源利用效率(Ene)，并以此为中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由于列(3)中介变量(Ene)的系数不显著，本文选择使用Bootstrap法进一步检验，结果显示存在中介效应，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降低企业碳风险的机制成立，也为数字化转型发挥减排增效效应以降低企业监管风险提供了实证支撑。

表2 数字化转型、能源利用效率和碳风险

2.机制二：供应链优化

从商业风险角度来看，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的优化升级能够缓解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基于供应链数字化对信息获取效率的提升，企业能够更加敏锐地察觉客户需求变动，在此基础上，企业的能源和商品要素流通情况将得以改善，从而进一步降低其面临的商业风险。为了检验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供应链来降低碳风险的机制是否成立，本文参考张树山等的方法，(14)张树山等：《供应链数字化与供应链安全稳定——一项准自然实验》，《中国软科学》2021年第12期。以供应链集中度(Scc)为中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供应链集中度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存在中介效应，即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供应链来降低企业碳风险的机制成立，也为数字化转型发挥供应链优化效应以降低企业商业风险提供了实证支撑。

表3 数字化转型、供应链优化和碳风险

3.机制三：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化转型对信息传递、获取效率的提升打破了信息流动的壁垒，使得创新主体之间能够更加及时地进行知识、信息和数据资源交换，从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进一步驱动低碳技术、清洁能源等的研发。为了检验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来降低碳风险的机制是否成立，本文用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加1后取对数来度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Zls)，并以此为中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存在中介效应，即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来降低企业碳风险的机制成立，也为数字化转型发挥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以降低企业技术风险提供了实证支撑。

表4 数字化转型、绿色技术创新和碳风险

(五)异质性分析

1.环境规制强度

监管风险是企业碳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其中环境规制带来的经济处罚、补贴下降以及声誉受损等更为企业所忌惮。为了考察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本文以企业所在地区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词汇占报告总词数的比重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指标，并按其中位数分为环境规制强组和环境规制弱组进行分类考察，回归结果如表5列(1)和列(2)所示。在环境规制强组，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碳风险，而对环境规制弱组的样本企业无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在高环境规制强度下，企业面临的经济处罚、财政补贴减少等损失更重，更加倾向于响应政策要求进行数字化转型，在规避监管风险的同时获取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额外收益；相比之下，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企业则不必忌惮监管风险，在能够通过大量使用化石燃料而获得收益的情况下也缺乏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动力。

2.行业竞争强度

如前所述，商业风险也是影响企业碳风险水平的重要因素，激烈的行业竞争是其关键诱因，且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程度和碳减排功能的发挥也部分取决于其所处行业的竞争强度。为了探究不同行业竞争强度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风险的影响差异，本文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行业竞争强度，并按照中位数分为行业竞争强组和行业竞争弱组进行分类考察，回归结果如表5列(3)和列(4)所示。对处于竞争较强行业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更显著，而对处于竞争较弱行业中的企业则无明显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处于行业竞争激烈环境中的企业对其业绩、行业地位等更加重视，从而具有更强的进行数字化转型以获得竞争优势的动力；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环境也使企业更可能存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利益的动机，从而更易导致企业外部形象、声誉受损，进一步加剧企业面临的商业风险。

3.数字化转型侧重点

不同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改造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如资本密集度高的重工业企业更加注重对生产端进行数字化改造，而资本密集度低的轻工业企业则倾向于对物流端和销售端进行优化升级。(15)刘淑春等：《企业管理数字化变革能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吗》，《管理世界》2021年第5期。为了检验数字化转型侧重点不同的情况下，其碳减排效果的差异性，本文按资本密集度中位数分为资本密集度高组与资本密集度低组进行分类考察，回归结果如表5列(5)和列(6)所示。在资本密集度高组，数字化转型对碳风险的抑制效应更加显著，而对资本密集度低组则无明显效果。可能的原因在于，侧重于对物流端和销售端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其获益更多源于人工成本、物流耗时的下降，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小；反观侧重于对生产端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能源利用效率和监管效率的提升使企业对化石能源的消耗得到更好控制，从而使得数字化转型表现出更加显著的碳减排效果。

表5 基于环境规制强度、行业竞争强度与数字化转型侧重点的回归结果

(六)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就理论而言，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碳风险水平，而随着碳风险水平的降低，企业也会寻求更高效、绿色的能源资源和生产方式，进而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此外，还可能存在影响碳风险和数字化转型的遗漏变量，如债务约束、运营特征等。鉴于此，本文以各省份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取对数后作为工具变量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回归结果仍支持本文结论。限于篇幅，结果省略，下同。

2.替换数字化转型词频。考虑到本文数字化转型词频源于手工收集，不同来源的词频数据差异可能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以国泰安数据库中的数字化转型词频数据替换本文的词频数据，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替换数字化转型词频后，研究结论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3.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由于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本文将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将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碳风险水平；(2)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升级供应链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三条路径对企业碳风险产生抑制作用；(3)对环境规制强度高、行业竞争强度高以及侧重于生产端转型改造的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对其碳风险水平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制定差异性扶持政策，构建数字化转型的支撑体系。政府应结合企业所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市场竞争强度等因素，构建更具差异性、针对性的扶持政策体系，并做好相关经费保障，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加大支持力度，帮助企业顺利跨过转型瓶颈期、阵痛期。第二，引导企业合理利用数字技术，结合自身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企业应对传统能源生产、采集和使用方式等进行改造，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替代率，特别是碳排放问题较为严重的企业，可以考虑优先对生产端进行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企业应积极参与构建跨行业、跨区域的协同合作方式，致力于发展要素协同、供需联动的数字供应链模式，提升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效率。第三，建立数字技术交流平台，放大绿色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一方面，政府应积极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合作建立技术交流平台，共建共享各类资源要素；另一方面，企业应完善数字化创新生态系统，加快数字技术的研发，结合绿色经营理念，持续释放数字化转型的减排潜力，最大化数字化转型的减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