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达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两汉时期，年少即入朝为官的现象尤为突出。王子今称之为“少年吏”。他在《两汉的少年吏》中最早提出两汉“少年吏”，并论述了“少年吏”现象、“少年吏”求仕途径和为官表现。关于两汉“少年吏”，研究学者不多。笔者尝试从分析两汉“少年吏”现象入手，结合汉代仕进制度，探讨产生原因及其影响，以就正于方家。

1 两汉“少年吏”现象

西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被打破，各诸侯国招贤纳士，卿相养士成风，故苏轼在《论养士》中说“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甘罗年少以客事文信侯，12岁即拜为上卿。秦朝丞相李斯也有“年少时，为郡小吏”的经历(《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1]1977。可见，汉代之前已有少年参政情形。

何谓少年？古时关于年龄的界定有不同的说法。《礼记》载：“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2]2520《论语·季氏》亦载：“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疏曰：“少，谓人年二十九以下。”[2]2520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户口考一》中说：“汉法，民年十五而出口赋，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给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役之且税之也。”汉代赋、役起征时间分别为15岁和20岁，所以汉代对少年的界定应当在20岁，即少年及冠前后。

汉代400多年历史中，少年为吏的现象屡见不鲜。史籍记载中的少年为吏大致可分为4种。

1) 年少从军。纵观汉代历史，诸侯国叛乱、少数民族入侵、宫廷内部争权等会致使一部分少年或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史记·万石张叔列转》载：“高祖东击项籍，过河内，时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楚汉争霸时，高祖侍从小吏“万石君”石奋15岁。《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1]2240“冠军侯”霍去病18岁入侍宫中，之后受诏领兵远击匈奴，两次河西之战，得以军功封侯，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因病去世时年仅23岁。汉初的七国之乱、王莽篡位到光武立国、汉末的诸侯争霸，少年从军现象自不必多说。

3) 年少仕州郡。少年凭借博学能治经入仕亦不少见。汉初以黄老之术治国，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博学有才、能治六经入仕的少年不在少数。汉代名士贾谊就是典范。《汉书·贾谊传》载：“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召置门下。”吴公升迁为廷尉时向汉文帝推荐贾谊。贾谊18岁时以通读诗书、擅写文章被太守征召至门下，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时才20多岁。还有“少好学明经，仕为郡吏”的龚胜，“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的王吉，韩韶之子韩融。《后汉书》卷六十二《荀韩钟陈列传》载：“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声名甚盛，五府并辟。”[4]2063

4) 乡间小吏。《后汉书·文苑列传》载：“黄香字文强，江夏安陆人也。年十二，太守刘护闻而召之，署门下孝子，甚见爱敬。”黄香因至孝出名，被太守征召为官时仅12岁。御史大夫朱博因勇武、“捕博敢行”任亭长，安一方太平。《汉书》卷八十三《薛宣朱博传》载：“家贫，少时给事县为亭长，好客少年，捕搏敢行。”[3]3398少年以勇猛果敢、机智聪颖仕于亭长、游徼、啬夫之职者屡见不鲜。

上述所列举年少为吏现象仅是“少年吏”中很少的一部分，然窥一斑而知全豹，汉代官场中，少年身影层见叠出。

2 两汉“少年吏”入仕途径

两汉少年入仕途径繁多，如依靠父辈恩荫入朝为官，凭借才学特长被举荐为官。依据汉代官职制度、本传分析少年入仕的原因。

1) 少年凭世资、察举等入仕为郎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载：“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又期门、羽林皆属焉。”郎官侍奉皇帝左右，担负给事禁中、执戟宿卫职责。汉武帝时，为削弱丞相权力，加强皇帝对朝廷的控制，设立内外朝制度，打破了郎官仅给事宫中禁署、以宿卫为职的传统，以郎官给事外朝各卿属，如张安世。《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载：“少以父任为郎，用善书给事尚书，精力于职，休沐未尝出。”[3]2647《太平御览》卷二百二十一《职官部十九》载，刘歆给事黄门时，其父刘向劝诫“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显处也”[5]1052。还有以侍中给事内朝，如大将军霍光便是以兄任为郎，后迁为侍中。这样，郎官原为皇帝的宿卫近侍之官，仅参与建议而无实权，现变成给事内外朝并握有实权的显官。郎官除给事内外朝之外，还优先出补地方官吏。《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上言：“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3]2512东汉末年，袁绍凭借家族“四世三公”得以年少入朝为郎官，且20岁出任濮阳县长。

汉代的郎选制度随时代而变化。西汉初选郎以訾选、荫任、军功特拜为主。訾选是用财物捐官为郎或侍中，如桑弘羊13岁“以心计”入訾为侍中，因“能言利事，析秋豪”被汉武帝看中，后官至大司农，主管财政。荫任是汉初有任子令。清孙星衍《汉官六种·汉旧仪》载：“吏两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这为公卿世家、外戚王侯子弟入仕为官大开方便之门。从《汉书·苏武传》中“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冯野王、冯参以父冯奉世任官可以看出，任子可以不只1人。汉武帝时期以察举选郎为主，着重选拔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如桓荣以通明经特拜为郎，侍讲禁中，官至太常，其子桓郁、其孙桓焉以父任郎侍讲禁中，全家累世以治经为郎出身，皆官至公卿。汉武帝改革军制，强化贴身禁卫，增设羽林、期门军。其中羽林、期门郎多为六郡良家子弟，如上官桀。《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上》载：“桀，陇西上邽人也，少时为羽林期门郎。”[3]3957汉末董卓被召为羽林郎后得立军功而显名。东汉，废除任子令，公卿大臣的子弟改为由朝廷擢拜为郎，但对郎官数量和官秩无特别限制。如此，出身高贵的少年入侍为郎更容易了。

2) 少年凭才学、特长被征召为属吏。史籍记载中少年被地方政府征召的很多，从功曹、五官掾、督邮、学官到县乡的亭长、啬夫、游徼，涉及地方政事方方面面。秦汉时期，郡守掌治一郡，责任重大，需要佐治人员，除都尉、郡丞、长史等由朝廷任命外，众多属吏由太守辟除，或召、或请、或署，且一般情况下属吏皆用本郡人士。汉法规定：“郡守任职满一年后便有选举权，或为皇帝的特诏，指定其选举的科条；诸如孝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文学明经以及有道之士等都是选举相关。”[6]550

很多少年因博学通经而被州郡长官召至门下，除贾谊、龚胜、王吉外，还有“少好学，能说《易》《春秋》，仕于州郡”的谯玄，“少有才能，仕郡功曹”的杜诗，“少习《易》，并七政、元气、风灵占侯，为郡文学掾”的杨由，“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的吾丘寿王。县乡亦有县吏、亭长、啬夫、游徼类的少年小吏，他们大多是本地人士，熟悉地方环境。举凡国家的赋役、地方教化治安等由乡间小吏负责。如“少时给事县为亭长”的朱博、“少为县亭长、游徼”的臧宫、“玄少为乡啬夫”的郑玄等直接参与基层管理。除被征召外，少年也有迫于生计主动求为小吏的，如王尊。《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载：“尊窃学问，能史书。年十三，求为狱小吏。”[3]3226《史记》《汉书》记载淮阴侯韩信因家贫不得推为吏又不能为商贾，故常寄人以食，由此来看，县乡小吏很可能是谋生职业。

3) 通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学吏制入仕。秦有学吏传统，通过官学、私学等向正式吏员学习业务，从而获得为吏资格，汉初承袭这种传统。如《汉书》卷九十《酷吏传》载，严延年少时“学法律丞相府，归为郡吏”[3]3667。《汉书》卷七十一《隽疏于薛平彭传》载，于定国“少学法于父，父死，后定国亦为狱中、郡决曹”[3]3042。少年借助学吏制度，学习律法、吏员业务，亦是一种入仕方法。

4) 身处特殊时代，或主动或被动参与时代变革。如“万石君”石奋、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少子因军功得以擢升，任敖在汉高祖起事时以客入仕追随，张让等年少“以宦入仕”。

3 两汉“少年吏”的影响

官僚制度是中央集权国家的重要支柱。“少年吏”对两汉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1 积极影响

年少入仕，成为优秀人才，促进了两汉江山的稳定、发展。

1) 匡扶社稷、振兴汉室的中兴之臣。昭宣时期的辅政大臣大多曾年少为郎，霍光、张安世、韩增等官至大司马、大将军，辅佐幼帝治理国家。

2) 征战沙场，为国开疆扩土的虎臣。年少从军，守卫国家、平定战乱的除“冠军侯”外，还有“少时为侍中建章监”的李陵，“少以父任右校丞”的辛庆忌，汉光武时期以军功封侯的“云台二十八将”。

3) “所居而化，所去见思”的地方循吏。少年官吏出守一地，清正为官，治理有方，政绩突出，如黄霸。《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载：“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3]3631后世视之为“循吏”的代表。“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3]3627文翁为人仁爱，兴教育、举贤良、修水利，汉代郡国设立学校自文翁始。

4) 清高有德、治经有术的大家。如开创目录学研究的刘向、刘歆父子，集汉代经学之大成、结束今古文经之争的汉代思想家郑玄等。

5) 创造发明、便利百姓的科技能臣。如南阳太守杜诗发明水力鼓风机，兴修水利，赢得“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美称。天文学家、文学家、发明家张衡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发明了地动仪、浑天仪，为天文历法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3.2 消极影响

“少年吏”也给两汉的政治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少得高位，恃才傲物，骄奢淫逸的情形并不罕见，累世公卿、外戚专权、地方割据的产生与“少年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公卿贵族子弟以父辈荫任为官，后又任自家子侄为官，造成累世公卿、政令一家出的局面。如桓荣，其子桓郁，其孙桓焉，全家累世以治经为郎出身，皆官至公卿。从社会阶层演变来看，东汉时期世家大族的产生未尝不是魏晋门阀士族的滥觞。

2) 西汉时期的王氏家族、东汉末年的梁氏家族把持朝政，乃至废立皇帝。依靠外戚关系少年得封黄门郎的淳于长，依仗皇帝宠信，大肆收受贿赂，把持朝政，导致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的暴动，加速了西汉王朝的崩溃。西汉末年的王莽趁外戚势力强大、皇权旁落得以代汉建新。东汉的梁冀仅因质帝称之“跋扈将军”便在次年将其毒杀，另立桓帝。

3) 郡守自行招募郡县官吏，为士家大族创造了招揽人才的途径，而这种上下依附关系势必造成对中央集权的离心，助长地方割据势力，袁绍、刘焉、曹操等是地方割据势力的典型代表。刘焉提议朝廷 “废史立牧”，即用宗室、重臣为州牧，在地方独揽大权，凌驾于刺史、太守之上，以期安定百姓，结果形成各地割据军阀。包括刘焉在内的州牧上任后基本不再受朝廷控制。

汉代以降，年少为吏的现象亦不少见，入仕途径与汉代基本相同。魏晋时期，陈群提出的九品官人法成为门阀士族巩固特权的工具，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隋唐以后，虽以科举取士为主，但恩荫、入訾、特拜等制度依然可行，尤其是汉代的官吏任子制度，流传至明清。综上所述，“少年吏”在两汉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透过他们可以细致了解两汉时期的社会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