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金春华

重大主题与中心工作报道被视为党媒的“立身之本”。[1]在具体报道中，记者不可避免遇到“讲述者选择”问题，比如是由中心工作的实施者来讲述，还是中心工作的最终受益者来讲述？不同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现实中，我们也曾发现很多中心工作报道过于聚焦工作实施者的视角，使报道过于工作性，不为读者喜欢；但如果过于集中在受益者角度，又会使报道变得琐碎、缺乏系统性。这一选择其实是对传播效果的一种必要的预评估，需从多个角度来综合考虑。传播学中，角色理论（Role Theory）告诉我们，人会有很多社会化行动（比如点击阅读并转发某一报道），这些行为是否发生，与受众对处在特定地位上的人（比如记者）的行为存在某种期待相关联。而分众理论（Demassification Theory）则提醒我们，受众有着不同的属性，且受众接触媒介的动机就是要满足自己的需求。

笔者认为，在为重大主题与中心工作报道传播效果做预评估时，或者说在讲述者选择中，可能并不只是做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选取不同受众、不同角色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或者以一个受众、一个角色为主，同时能够尽量满足其他受众、其他角色的需求为辅，去尽量满足不同受众、不同角色的阅读需求。本文以2021年度浙江新闻奖一等奖作品《我的数字化改革故事》全媒体系列报道为例，探索中心工作——数字化改革——报道中如何在坚持“用户视角”的前提下，借助系统集成的理念，以“小人物”与“大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聚焦群众、企业负责人、基层一线干部等的视角来开展报道，形成综合的宣传报道效果，全面呈现数字化改革给浙江带来的改变。

以群众为“主基调”，并配以“多声部”

诸多学者研究指出，从传统大众传播到媒体融合时代，核心的转变是从“受众模式”到“用户模式”的转变。“受众模式”的传播过程是单向的、被动的，而“用户模式”则是积极的、主动的、有选择的、双向的、跨平台的；用户更加分众化和个人化，甚至还主动地融入到了生产和服务创新中。[2]进入数字化改革报道，媒体记者不得不面对一个特殊的现象：数字化改革相比于其他改革，它的很多工作大都在党政机关内部进行，比如各部门工作的流程再造、系统重塑，比如构建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但是，这项改革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改革成果要由群众来评价。如何讲述才能把两者结合起来，满足读者用户的需求？

我们在前期摸排中发现，其实以“用户视角”来讲述是能够“胜任”的，因为每项工作内部改革是否到位，总是要体现在外部的办事效果中，也就是群众的办事体验中。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政府议程”转化为“公众议程”。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坚持群众立场的主基调，但也要明确具体方向，特别是要凸显中心工作特点。我们知道，中心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很可能是一致的，比如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不同的中心工作总是有各自特点。比如浙江之前开展的数字化转型，也让群众办事更便捷。如果只是让讲述者说“现在办事更快了、更方便了”，那其讲述就只停留于表面，不能体现数字化改革的精髓。所以，我们在讲述者的选择、讲述内容的选择方面也会强调要触及数字化改革的特点、其体现的方向。比如在《龙泉农民借手机“种”灵芝 年产值超500万》一文中，讲述者项永年是一名农场负责人，他不仅讲了贷款更加方便了这种较为浅层次的获得感，也分享了当地农民终于可以清楚知道自家林地的面积、位置等更深层次的变化，而后者是数字化改革对当地林业管理方式方法的一大重塑。

其次，坚持让“用户”呈现多层次、多维度，让曲调发出“多声部”。新闻记者在学习时就被告知，对同一个信息来源要通过不同的群体、不同渠道进行交叉验证。我们发现，在基层，数字化改革的“用户”其实不止群众，还有基层干部，他们是一个个重大应用的使用者，他们的故事看上去可能是工作性的，但由于跟群众接触最直接，也是一种群众视角。比如在《“渣土统管”让城市告别“灰头土脸”》中，我们请街道干部来讲述自己工作的变化，如何从以前的“灰头土脸”到改革后的“风清气爽”，使故事更有说服力。我们在报道中选择了“陪读妈妈”、第一次买房的市民、种粮大户等不同角色，用意也在于此。

以故事为主线，以感人瞬间为焦点

共振传播是大众传播理论之一，借用物理学上共振现象对能量的高效传递，强调传播信息应尽可能与目标受众感受形成共振。[3]我们不难发现，中心工作对群众的影响往往会是多方面的，很多也是持续性的。但在讲述中，我们就不能“撒胡椒面”那样什么都讲，而是要通过一种方式让用户产生共振。从我们的探索来看，这种共振可以以讲故事的形式聚焦在一些讲述者自己最有收获感的瞬间。这样，也能够让读者产生足够的代入感，进而打动读者，形成更大的震荡。

这其中也要注意两个方面：

一是寻找共性问题的代表性瞬间。毕竟我们的读者是一个群体，并不是个人。在选择故事、故事瞬间的时候，也要挑选能够让广大读者普遍产生共鸣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瞬间。而这个瞬间，主要就是改革中存在的共性难题、大家普遍遭遇过的“老大难”。这样，每名读者才能有更强的代入感。比如，我们在《柯桥试点这一多跨场景应用 让万余名工程师遇见“伯乐”》中聚焦的是科研成果如何转化、如何推广的难题；在《手指一点服务就来 定海75岁老伯的养老新生活》中关注的是养老服务如何破解监管不到位、服务模式较单一等问题；在《“验房、收房不再是烦心事”》中讲述的是如何破解验房、收房难题。这些共性问题也都尽量体现在标题中。

二是凸显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我们在选择故事时，也经常遇到一个问题：怎样才算是受众能接受、易共鸣的人物和事件？都要有“第一”“最大”“最新”这些鲜明的标签吗？是千挑万选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吗？似乎也不尽然。共振需要有“同频”为基础。而“同频”很多就是读者身边人、身边事，这些并不比典型人物、典型事件产生的感染力差。在前期摸排以及具体开展报道中，我们就发现，有些人物或事件尽管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却能够体现一定的社会普遍性，其呈现的获得感非常能够打动人。比如《“赚钱、顾家两头都不耽误！”》中的“陪读妈妈”，可能这样的人物在很多读者身边都有存在，甚至就在她所在的开化县就有很多。按照传统理论，这个人物可能很难作为“主角”出现。但现实中，可能正是因为她的“非典型性”，反而具有足够代表性。很多读者受到触动，有人留言表示“我会推荐给我的亲友，让他们也试一试”，也有人留言说“真正从百姓角度出发，为民考虑”。

这样的瞬间，也为整组报道中的二次创作奠定了基础。2021年12月31日我们推出《9个瞬间 回眸2021这一年》，2022年1月15日我们推出《数字化改革的浙江24小时》，这两个都是将原先展播的单个故事中的感人瞬间以视频集锦的方式进行了二次创作，都获得了30万+阅读量。

“小中见大”背后的新闻传播与叙述价值分析

《我的数字化改革故事》全媒体报道从2021年12月开始，至2022年1月结束，共展播了15个主要故事，每篇阅读量都在34万+，共获得有效评论2200余条，被100多家媒体转载，并以“群众积极参与”的主要内容登上全省数字化改革例会，引发浙江省内多个市县开展同类题材报道活动。回头盘点这一组报道，我们觉得以“小中见大”的形式来开展中心工作报道，以“小人物”讲述“大改革”，确实在传播学、史料学两方面都有值得进一步探索、发掘的地方。

从传播学角度讲，这样的形式贴近读者、贴近受众，以真实可感可触的形式呈现，很容易引发共鸣，形成足够的传播效应。从新闻叙述角度讲，它更像是一种口述史，或者叫口碑史学。它抛弃了宏大叙事，将社会大变革隐藏在个人故事中，展现了中心工作实施中普罗大众内心的真实感受，也体现了新闻报道的史料价值。

（浙江日报《我的数字化改革故事》全媒体系列报道获2021年度浙江新闻奖全媒体报道系列网络新闻专题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