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9年,邹承鲁先生重访西南联大旧址

1946年5月, 即将北返的西南联大在昆明校址上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阳面是冯友兰教授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阴面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刻有西南联大抗战时期先后从军的834名学子姓名, 其中就有近代中国生物化学奠基人之一的邹承鲁院士。

1944年, 侵华日军调集主力对中国大后方发动大规模进攻,直逼贵阳、 昆明和重庆。 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向崇尚科学救国的邹承鲁为了保家卫国,不顾家人强烈反对,积极响应西南联大号召,毅然投笔从戎,于1945年1月和联大200多名同学一起正式加入抗战队伍, 成为一名二等兵。 2月5日,他登上军用运输机, 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前往印度汀江。七八十年前飞越喜马拉雅山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不少运输机因为天气恶劣或其他原因葬身在这段著名的“驼峰航线”, 因此这条航线又被称为“生死航线”。 邹承鲁和其他战士没有任何防护设备,坐在冰冷的机舱地板上, 一旦遇到气流, 就被抛来抛去。 二战时期的美军运输机舱内的恒温恒压功能极差,飞机升高后舱内温度和压力都很低, 让人冻得打颤还透不过气来,幸运的是, 他们最终总算到达了目的地。

经过一个月的“中美汽车学校”培训,邹承鲁开始了他的运输兵生涯,每天开着十轮大卡车往返于兰姆伽和加尔各答港之间,运送军事物资。 经历着战争的残酷和危险,他只是一名汽车兵,但是真真切切地在抗击日寇,在保卫自己的祖国。青年军士兵们面临的危险不仅来自战火、 悬崖, 还来自霍乱、 “红虫病”、 疟疾等传染病威胁, 甚至来自旧式军官对向往民主的青年学生军的迫害。 有的学生士兵因染病身亡, 有的因所谓过激言论被捕甚至被谋杀。 邹承鲁亲眼见到这一切,更加坚定了今后科学救国的决心。

1945年7月,日本战败已成定局, 远征军被召回国。 邹承鲁开着满载军用物资的一辆崭新的带拖斗吉普车,沿着当时刚建成不久的史迪威公路启程回国。 史迪威公路是连接中国大后方和缅甸、印度的唯一公路,被誉为“抗战生命线”。 但是这条狭窄的砂石路因为修得匆忙、用得频繁,刚完工就已经坑洼不平,是世界上有名的险路。 车队一路翻越崇山峻岭,经常遇到塌方。由于山路狭窄,每次错车时,靠沟壑一边的车轮只能紧贴着路沿通过。 如果不小心打开车门,副驾上的人会直接落入万丈深渊。历经11天、 1 700多公里的长途驾驶, 邹承鲁终于回到昆明。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邹承鲁完成了军人的使命。 退役后,他于1945年9月回到阔别八个月的西南联大继续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在邹承鲁心目中,科学和爱国是不可分割的,需要的时候要用鲜血和身躯保卫自己的国家, 科学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强大。

■ 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及碑阴的从军学生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