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家戒”是刘汉兴自创的一种模式，就是通过送钱等不正当手段，以所谓的“家庭戒毒”为由，把强制戒毒人员提前“捞”出来。这种荒唐之举是典型的滥用职权，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是对毒品犯罪的纵容，挑战了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

近日，陕西省纪委监委披露了曾任榆林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刘汉兴的忏悔书。

2020 年11 月，刘汉兴因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榆林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刘汉兴案一审已开庭。但截至本刊发稿，公开信息中未有披露判决结果。

主动“自首”，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

2019 年2 月，榆林市公安局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队长刘汉兴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自己的55 岁生日。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汉兴听说榆林市纪委监委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正在对当地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进行调查。

刘汉兴对这个涉黑组织并不陌生。早在他担任榆林市第一强戒所所长时，就曾为这个涉黑组织中的一名成员刘某违规办理过请假出所手续，并安排管教民警为刘某伪造了虚假评估出所档案，致使原本应该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刘某脱离管教，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无意中听到的这个消息，让刘汉兴一下子警觉起来。2019 年6 月4 日，刘汉兴主动来到榆林市纪委监委“自首”。为此，他还准备了一套避重就轻的说辞，并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企图蒙混过关。

然而，随着审查调查的深入，刘汉兴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

2008 年，在榆林市公安局经济文化保卫支队工作的刘汉兴被任命为榆林市第一强戒所所长。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戒毒人员的强制隔离戒毒期限为两年。执行强制隔离戒毒一年后，对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诊断评估后，就能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但须经报备批准。

刘汉兴刚到榆林市第一强戒所工作时，一名民警因为家人被强制戒毒，给他送来3 万元，希望能帮帮忙，尽快把人放出来。

“刚进来不可能出去。”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刘汉兴表现得很谨慎。他虽然把钱收了，但仍是在强戒满一年后，才给对方办理了评估出所手续。

尝到大权独揽带来的快感后，刘汉兴就再也不愿意收手了。他在忏悔书中直言：“只要人可靠，我就会以各种形式为一些涉毒家庭开绿灯。”他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收3 万元，后来收5 万元甚至10 万元。

滥用职权，公然藐视法律法规

深耕警界多年，刘汉兴很清楚，受贿和滥用职权是犯罪。但在他看来，只要不明目张胆收钱，只要收的是熟人给的钱，就不会出事，就可以瞒天过海，躲过法律制裁。

当然，他还有另一重盘算。公开资料显示，刘汉兴出生于1964 年，榆林佳县人，虽然在农村长大，但父亲是干部，家庭条件并不算差。早年与刘汉兴共事过的一个同事回忆：“他很有胆识，做事果断，执行力很强。”刘汉兴曾将榆林市第一强戒所打造成“全国标兵强制隔离戒毒所”“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他还在组织的关怀和呵护下获得不少荣誉，被业界称为“戒毒专家”。

刘汉兴觉得，荣誉可以成为他的“护身符”和“挡箭牌”。然而，在纪律和法律面前绝无功过相抵一说，更不会有网开一面与法外开恩。

经查，在担任榆林市第一强戒所所长期间，刘汉兴利用职务便利和职务影响力，收受他人所送钱物合计53.8 万元。他多次以违规批假、伪造诊断评估档案等方式，共为1099 名强制戒毒人员解除强戒措施——他们的戒毒时间大都不满一年。

更有甚者，这些人中竟有335 名强制戒毒人员是刘汉兴以“转家戒”方式提前释放出所的。“转家戒”是刘汉兴自创的一种模式，言下之意就是通过送钱等不正当手段，以所谓的“家庭戒毒”为由，把强制戒毒人员提前“捞”出来。这种荒唐之举是典型的滥用职权，不仅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更是对毒品犯罪的纵容，也是对深化禁毒人民战争的严重亵渎，挑战了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

执法犯法，视公权力为牟取私利的工具

丧失理想信念是刘汉兴堕落的根源。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的他长期忽视思想政治学习，一边想办法捞钱，一边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把“功”看得太重，把“过”看得太轻。当他开始后悔，想要找回初心、回归组织的时候，却为时已晚。

2010 年6 月，刘汉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高调表态：“不为人情所左右，不为金钱所动心，不接受戒毒人员亲属的宴请，坚决抵制各种诱惑，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那个时候，在媒体镜头前的刘汉兴意气风发。

事实上，他执法犯法，将公权力当作牟取私利的工具，从没为自己敲响悬崖勒马的警钟，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

刘汉兴最终被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在失去自由的第一天晚上，他一整夜没有睡觉，反复琢磨一句话——“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他叹道：“这一天到来了，我醒了、我怕了、我累了。”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握不好就会使自己鲜血直流。所有有求于我的人，无非是看中我手中的权力，让我收受贿赂、滥用职权去满足他们的利益。”刘汉兴的忏悔虽姗姗来迟，却为后来者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