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雪，李紫烨

(1.河北金融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2.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 250100)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完整且宏观的历史脉络中成就自我的合法性来源，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世界历史浪潮中举旗定向、扬帆远航的根基所在。中华民族站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角。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与文化具有内在的逻辑相关性，二者具有共源的时代性、共通的价值性、统一的实践性，内嵌于意识形态塑造与思想文化发展的共同体之中，互为保障、相互促进。因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必然蕴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逻辑。只有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深入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与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双向建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

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性夯实文化强国战略的发展根基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总是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与思想观念，为统治阶级的合理性统治进行合法性辩护，凸显鲜明的阶级性属性。同时，意识形态必然有其文化属性。所谓意识形态的文化性就是指意识形态是社会系统——文化这一精神产物的有机构成要素，意识形态以文化的面貌呈现给社会公众，反映社会存在，以其强大的社会舆论意向与价值引领作用，决定着国家文化的生存安全与发展方向。因此，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说，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必然以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为政治底线，即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免受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威胁状态。这就意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守正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力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文化的全面渗透，切实发挥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强基固本的作用，以意识形态安全之根铸牢文化强国之基。

第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指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与文化共同根源于一个时代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意识形态必然通过客观的文化载体进行呈现，传播统治阶级的价值导向与利益诉求。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意识形态体现出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基底和时代内涵，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中的普遍利益诉求与价值立场。意识形态作为维护国家政权的思想根基，划定全体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界限，其价值导向与精神指引决定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向，凝聚了一定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思想与价值认同倾向。这就意味着，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价值共识。通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通力协作、齐头并进，让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制高点”，在全球信息爆炸的时代“发语”“发声”，在后真相时代敢于亮出真理之剑，积极捍卫和巩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铸牢我国文化安全的阵地防线，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从文化大国迈向文化强国的历史性飞跃。

第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生成根源于原有文化的更新再造，即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出服务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体系。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文化性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更新再造。一方面，传统文化渗透进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披上“主流文化”的宣传外衣，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失去统治地位的传统文化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改头换面之后重新以“思想文化”的面貌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素材，重新唤起人们对旧有文化的记忆，以维护自身的统治阶级地位。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明确地指出，统治阶级从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语言、宗教、服装、口号等各类具体的文化形式以及文化样态中汲取巩固政治权威的历史智慧，使得文化成为“演出世界历史新一幕”的必不可少的素材。因此，意识形态的文化性总是表现出新旧两种文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即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所说的“文化的紧张”。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意识形态的张力根植于埃德蒙·伯克的“古代观念和生活规则”中。可见，任何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都必然重新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文化内涵，为统治阶级的合理性统治进行辩护。这就意味着，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导，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活化意识形态的历史文化底蕴，用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内涵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内核。同时，积极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在文化安全与文化发展的有机统一中延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根脉，铸牢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让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同质性文化发展格局中大放光彩。

第三，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防范国内外敌对势力文化的全面渗透。“作为一个文化体系的意识形态”(克利福德·格尔茨语)始终是不同利益集团表达价值倾向与利益诉求的实现方式。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非主流意识形态，多重文化样态的华丽外衣都是传播意识形态的最佳工具。因此，统治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积极引领主流价值观念，有力防范敌对势力文化的全面渗透与颠覆。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思想建设、能力建设、组织建设等各方面强化中国共产党整体构筑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实践智慧，着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习近平指出，当前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思想侵蚀有增无减：抢占网络公共空间，宣扬网络无政府主义，鼓噪“以儒代马”“以儒反马”的复旧论调，喧嚷新自由主义的媚外心态，极力赞颂西方普世价值观念，虚化中国人民的革命奋斗历史，致使思想舆论领域的价值观念繁杂不纯，呈现红色、黑色和灰色的“三个地带”，带来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化危机，“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因此，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全面审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诸多问题，科学研判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文化意义。质言之，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稳固，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才能生生不息。

二、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向度

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是指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样态、表现形式、交流模式与内容体系都必然呈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表征出文化“为何人存在”的阶级立场与权益诉求、“向何处发展”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路向。可见，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体现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质言之，一个政党或集团对文化样态的选择代表了它的阶级立场，一个国家或民族对文化样态的认同程度则关系着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纵观中国近代社会的百余年文化史，中国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直接决定了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形成了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才能延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锻造出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从安全独立发展到自信自强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未来发展方向。

第一，继承革命文化，牢牢掌握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坚持文化独立发展。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民族文化的生存之路，但无论是洋务派固守封建帝制的器物救国运动，还是君主立宪派制度救国的主张，抑或是辛亥革命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方案，都无法开辟出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道路。李大钊、鲁迅等人掀起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思想文化革新运动，表达出重新塑造文化主体性的强烈诉求。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在百余年的西方列强侵略史中历尽浩劫、自降品格，“文化不再是解决方式的一部分，反而成了问题的一部分”。缘于此，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勇担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历史重担，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与护佑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积极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公共语言，表达出最广大人民的政治诉求，开启了社会主义文化独立发展的历史序幕。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高举社会主义文化独立发展的旗帜，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提供了根本保障。同时，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奋斗史铸就的红船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谱写了一系列荡气回肠的革命史诗，不断鼓舞着党和人民永葆初心、艰苦奋斗，续写出中华民族奋力开创新时代的精彩华章。革命文化通过新颖的文化载体、严谨的历史教育、鲜活的历史形象发挥着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主力军”作用，阐释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逻辑与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历史逻辑。因此，“续写红色基因”成为筑牢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防线、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有效途径。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陶铸公共理性的秩序性规范，坚守文化安全发展。文化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文化安则国家安，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国家强。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立足中华文化立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让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样态发挥凝神聚气、固本培元的基础作用，坚守文化安全发展的政治底线，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丰富的精神滋养与强大的智识保障。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凝聚中华民族价值共识的“风向标”，是团结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稳定器”。一方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纠偏引正，涵养文化安全发展的思想定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具有强大的问题“释疑”能力与舆论引导能力。因此，可以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识别各种思想文化的“非马”本质，评判各种错误思潮的“反马”倾向，有效应对外来腐朽文化的全面渗透，抵御不良思想文化的侵蚀，导引社会舆论的主流价值取向，扩大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声”阵地，纠正公共空间的失范行为，以唯物史观的看家本领持续涵养文化安全发展的定力，坚守文化安全发展的思想防线。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神聚气，汇聚文化安全发展的动力源泉。马克思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始终坚持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将人民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力量。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落实、落小、落细”，凝聚文化安全发展的思想共识，将内在的主流价值要求外化为全体人民的行动自觉，积聚文化安全发展的力量源泉，自觉抵制不良思想倾向，积极弘扬主旋律,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队伍，以全体人民的切实行动陶铸文化安全发展的秩序规范。

第三，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坚定文化自信发展。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这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源性资源，是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根本性保障。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文化强国的精神共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丰富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与精神标识，它以多姿多彩的表现形态彰显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浮沉中的价值坚守与精神追求，筑就了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民族共同体，培育出具有谦逊有礼、兼济天下等多种优良道德品质的中华儿女，不断激励着中华民族积极进取、拼搏有为、团结协作，共同创作出一部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不断感召着中华文化实现从独立安全发展到自信自强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广泛凝聚出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精神共识。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文化强国的内生力量。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其内在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品质，使得中华文化具有吐故纳新、历久弥新的创生能力，从而成为人类文明长河中唯一虽经磨难而从未中断的文明。习近平再三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必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传承、滋养育人的教化功能，更要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能力，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返本开新、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融合创新，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雅俗共赏的文化作品潜移默化地培育爱国主义情怀，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真正做到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实历程中实现“以文化人”与“以人化文”的有机统一，增强文化强国的持久内生动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爆发出无尽的活力，助力社会主义文化自强发展，成长为“一种足以掌握并协调日益巨大的物质力量的成熟完备的精神形态”。

三、多元文化的间性交往彰显出文化强国战略的世界维度

从全球视阈来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不仅需要重塑与稳固民族文化的主体身份与独立地位，创造出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具有中华民族独特标识的新型文明形态，更需要以文化间性主义交往的态度，突破西方文化战略的霸权格局，达成多元文化的共通性价值共识，寻求多元文化合作共治的普遍行动，重塑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平等包容、相互证成的和谐关系，勾勒出世界多元文化共荣共生、有机交融的现代文化图景，为人类文明持续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第一，消除意识形态偏见，推动多元文化平等对话。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战略通过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三部著作形成了“理想类型”——“文化矛盾”——“文明冲突”的学术谱系，最终凝聚成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战略，“它(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汤林森认为这种全球化的实质是西方强势文化的殖民策略，即“由帝国主义国家向他国输出支持帝国主义关系的文化形式,然后完成帝国的支配状态”，其后果是抹杀了世界诸多文化形态的存在价值，引发了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的合法化危机与世界文化秩序的规范性危机，导致了“非文化现代性”的发展境遇(查尔斯·泰勒语)。缘于此，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力求突破世界文化一元式的线性发展难题，将多元文化视为不同民族生存发展的合法性来源，主张摒弃固化的意识形态偏见与非此即彼的霸权思维，摆脱民族本位主义的自负傲慢，抵制国家中心主义的同化策略，在平等尊重、彼此包容、对话交往中实现文化自强。正如习近平所言：“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澄明了人类文化有其地域性、族群性、特殊性的多样化形态，同时也蕴含着人类祈望和谐生存、无限发展的价值共识。换言之，世界文化是多样性共存与普遍性价值的有机统一体，多样化的文化形态内蕴着人类文明潜在的可通约性价值。那种否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霸权思维，主张全球文化一元化发展的话语体系与做法，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全球化浪潮背道而驰。因此，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世界多样文明中的一员，在日益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主张以平等的文化主体身份与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消弭文化自卑与傲慢自负的不良心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建设，不卑不亢地掌握文化话语的创造权、表达权、传播权，积极主动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世界其他文明携手共进，为构建平等包容的现代文化秩序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第二，文明成果交流互鉴，助力文化持久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世界多样文明交流互鉴是世界历史与人类普遍交往的必然结果。文化作为某一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必然植根于其具体的生产方式之中。伴随资本市场的持续深入与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世界交往的频率与深度普遍增加，这使得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世界共享的公共财产，也为文明交流互鉴、永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技术保障。习近平指出，文明和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需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才能实现有机体的营养补给，完成生命的新陈代谢；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协同共生，才能“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成为人类文明长河中唯一从未中断的独特体系，就在于它以文化主体间性的开放包容态度，不断在多样文明的碰撞交流中，广泛吸纳不同文明的优秀养分，弥补自身的不足，创新其内在的可能性生长空间，成为人类文明长河中的一颗耀眼明珠，至今仍然散发出智慧的光芒。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不仅消解传统世界“中心—边缘”的文化格局，更以一种开放、多元、包容的间性主义文化交往观主张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彼此证成，为人类文明永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养料，不断生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人类共存状态。正如习近平所言：“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发展基本趋势的深刻洞察，彰显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世界性意义，为持续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人文精神根基。

第三，构建合作共治体系，推动文明互惠进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主张多元文化的间性主义交往，达成平等对话、彼此包容、交流互鉴的价值共识，其根本出发点与最终落脚点在于各民族国家能够消解单边文化逻辑，超越文明冲突论与文明优越论的偏见，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真正实现不同文化彼此欣赏、交流互鉴的良性互动，并能够以文明创新为发展动力，实现文化的经济效能转换，扩大彼此之间在经济发展、医疗卫生、环境治理等各领域的合作，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机制，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全球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各种挑战。毕竟在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责任。”世界文明的永续发展需要汇聚多样文化的合力，积聚全球智慧，携手并进、同舟共济。一方面，各民族国家积极履行全球公民的伦理责任与道德义务，消除偏见、释放善意，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国际争端，在增进彼此包容谅解、互商互量的基础上突破贸易保护壁垒，让重建未来理想文明形态的历史责任化为合作共赢发展理念的积极践行者、自觉承担者，为持续推进全球合作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文基础。习近平指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瑞士联邦大厦穹顶上刻着拉丁文铭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们要为当代人着想，还要为子孙后代负责。”另一方面，在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深刻挖掘世界文明的时代内涵与发展潜力，以文明的强劲流动促生新的经济发展动能，让精耕细作的人文智慧发挥物质生产力的“硬核”功能，催生绿色共享的新型文化产业链，拓展各国合作共赢的新空间，积极谋求经济合作的利益最大化，让文化的创新成果得以广泛应用，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秉持多元文化的间性主义交往观，向世界表达出“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道德理想，展现出一个“兼济天下、护佑苍生”的大国形象，勾勒出世界各国携手共建合作共同体的现代文明图景，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结语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科学应对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坚定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坚持文化独立发展、安全发展、自信发展，为文化自强发展奠定坚实的意识形态根基。同时，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在世界文明内外联动的协调发展中，推动了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