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河

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司法及矫正领域开始“趋严”政策, “反毒品战争”硝烟四起。(1)参见江山河：《美国社区矫正的起源、发展、现状和问题：兼议对中国的启示》，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9 年第2 期。伴随“趋严”政策的结果是，监禁人数和社区矫正人数加速度式的蹿升。从1980年到2008年，美国监禁人数(包括监狱和看守所犯人)从50万 激增到231万， 社区矫正人数也从134万 到509万。(2)Brown, J. M. 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4.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1996; Maruschak, L. M. and Minton, T. D,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17-2018.2008年，美国监禁犯人总数，社区矫正服刑人员总数及所有矫正人数的总和都达到最高峰。自那以后，监禁人数开始下降。 根据最新的官方数字，美国监禁人数仍高达212万, 世界在押人数之最。近10年里， 美国每年有80余万犯人因假释离开监狱，返回社区。包括缓刑和假释的社区矫正人数仍有434万。(3)See Maruschak, L. M. and Minton, T. D,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17-2018.面对大量的缓刑犯和假释犯，美国不得不加速探讨和试行各种各样的社区矫正方法。在众多的矫正方法或方案中，毒品法庭(Drug Courts)及其衍生的各种专业(或专门)法庭 (specialty courts) 是最有效的矫正方法之一。(4)See Logan, M. W. and Link, N. W, Taking stock of drug courts: Do they work? Victims & Offenders, 14(3), 283-298, (2019)；Roman, J. K., Yahner, J., and Zweig, J, How do drug courts work?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riminology, 16, 1-25, (2020).

一、毒品法庭及其特征

“毒品法庭”一词由drug courts一词直译而来。根据它们创立的目的和实施模式，drug courts可译为戒毒法庭。在美国， 也有人称drug courts 为problem-solving courts(解决问题法庭)或specialty courts (专门法庭或专业法庭)。根据美国司法部的信息，毒品法庭是一种专门针对具有酗酒和毒品依赖问题的犯罪嫌疑人，成年和未成年罪犯，及享有儿童福利的父母的转移督管或矫正机制。这种机制旨在通过犯罪危险及需求评估、司法互动、监管，累进的(graduated)惩罚和激励， 治疗及其他各类康复服务等减少吸毒复发和重新犯罪。毒品法庭一般由司法各部门及其人员的参与，包括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社区矫正官、社会工作者及各类治疗服务专业人员，这些部门及相关人员的参与通常是非控辩式的。毒品法庭也鼓励警察、所涉家庭及社区参与听证、治疗和服务方案及各种活动如完成戒毒方案毕业典礼等。上述对毒品法庭的定义或描述简单指明了它的服务和监管对象，服务和监管内容及其参与者和合作者。

与传统法庭相比，毒品法庭有几个显著的特征差异。第一，毒品法庭试图快速处理案件，并为逮捕后尽快开始治疗做好准备。这包括对毒品犯的及时诊断、评估、治疗和服务等。第二，毒品法庭采用了一种合作的方式而非传统法庭采取的控辩的方式处理案件。合作团队包括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治疗与服务方面的专家。第三，毒品法庭的法官积极参与案件过程，主持听证会，定期与治疗人员和缓刑官会面，并向罪犯提供反馈。在毒品法庭中，法官的角色是主动的，全方位的，是自始至终的领导或协调者。最后，毒品法庭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治疗服务，而不是简单地监督和惩罚。(5)See Belenko, S, Research on drug courts: A criminal review. New York: The National Center on Addiction and Substance Abus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Latessa, E. J. and Lovins, L. B. Corrections in the commun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9.这些特征将在后面的毒品法庭十大关键组成部分的介绍和讨论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二、毒品法庭的发展历程

美国公认的第一个毒品法庭于1989年诞生佛罗里达州戴德(Dade)县。在戴德县毒品法庭产生的短时间内，美国其他地方也相继创立了少量类似的法庭。有学者认为，至少有三个主要条件或背景促使了第一批毒品法庭的产生：第一，反毒品战争和“趋严”量刑法规导致大量非暴力毒品案件及被量刑的毒品罪犯。尽管美国有较长的反毒品历史，但许多人认为美国总统尼克松是反毒品战争的首任总司令。1971年6月18日，尼克松宣布，药物滥用是“公共的头号敌人”。自此以后，美国反毒品的战争逐步深入。随着《量刑改革法案》和 《反药物滥用法案》在1984年和1986年相继颁布，美国对药物滥用的定义更加宽泛，量刑更加严厉，如最低监禁量刑和《三振出局法》。不断趋严的反毒品战争不仅导致了法庭毒品案件的大量增加和积压，同时也导致了监狱因毒品而判罪的犯人的急剧增长。(6)See Delen, D., Zolbanin, H. M., Crosby, D., and Wright, D. To imprison or not to imprison: an analytics model for drug Courts.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2021, online；Gottfredson, D. C., & Exum, M. L. The Baltimore city drug treatment court: One-year 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 stud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9(3), 337-356 (2002).到1989年，当第一个毒品法庭出现时，几乎20%的监狱人口因毒品犯罪而服刑。(7)Snell, T, Corrections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9 full report.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1991).

第二，公众对毒品和暴力日益增长的恐惧成为媒体焦点和政治议题。例如，《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1989年8月的民意调查中发现，64%的人认为，毒品是美国社会面临的头号问题。(8)See Oreskes, M. Washington Talk: Drug War Underlines Fickleness Of Public.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6, 1990. Retrieved on May 10, 2021 from https://www.nytimes.com/1990/09/06/us/washington-talk-drug-war-underlines-fickleness-of-public.html(1990).在公众对毒品日益增长的恐惧中，有两点看法值得特别关注:(1)吸毒与犯罪相关；(2)强效可卡因(crack cocaine)随处可见并与严重暴力密切关联。(9)See Logan, M. W. and Link, N. W, Taking stock of drug courts: Do they work? Victims & Offenders, 14(3), 283-298 (2019); Reinarman, C. and Levine, H. G, Crack in the rearview mirror: Deconstructing drug war mythology. Social Justice, 31, 192-199(2004).与粉末可卡因(power cocaine)相比，强效可卡因更便宜且更多黑人吸用。媒体的关注除了民意调查，撰文报道外，甚至在商业广告中也常有关于上述两点看法的传播。公众对毒品和暴力日益增长的恐惧成为政治议题的一个最好佐证是美国总统布什1989年在全国电视黄金时段发表的演讲中把毒品问题看作美国社会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并继续反毒品战争。

第三，传统体系在有效治疗吸毒成瘾的罪犯方面的无效性。20世纪70年代中叶，两个重要的评估影响了社会及政策决策者们对吸毒犯治疗有效性的看法。一是对戒毒训练营的评估。戒毒训练营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创立。这些设有最低警戒的戒毒训练营(minimum security camps)旨在降低监狱拥挤并更好、更有效地治疗涉毒罪犯。这些运营了近50年的训练营因监管犯人不当及无效的戒毒措施而于1975年关闭。(10)See Campbell, N., Olsen, J. P., and Walden, L, The narcotic farm: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first prison for drug addicts. New York, NY: Abrams Publishing , 2008.与此同时，罗伯特·马丁森( Robert Martinson)于1974年发表了一篇对社区矫正影响甚大的评估。该报告评估了231 个有关矫正治疗的项目, 包括对毒品犯矫治的项目。报告的基本结论是，除少数例外，矫治模式对降低再犯率无效。(11)参见江山河：《美国社区矫正的起源、发展、现状和问题：兼议对中国的启示》，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9 年第2 期。

进一步说，上述三个条件不仅促使了第一批毒品法庭的产生，而且推动了它们的发展。(12)See Logan, M. W. and Link, N. W,Taking stock of drug courts: Do they work? Victims & Offenders, 14(3), 283-298(2019).毒品法庭的发展在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规模的发展。从1989年的创立到现在，毒品法庭发展到3,700个以上。二是外延的扩展，即现在的毒品法庭包括狭义的毒品法庭和广义的毒品法庭。狭义的毒品法庭或严格意义上的毒品法庭指专门处置毒品罪犯的法庭，英文是drug courts, 包括成年人毒品法庭(adult drug courts)、未成年人毒品法庭(juvenile drug courts)、 家庭毒品法庭(family drug courts)和部落毒品法庭(tribal drug courts)等。广义的或泛指的毒品法庭包括狭义的毒品法庭和根据毒品法庭哲学或原则创建的各种专门法庭(specialty courts)或解决问题法庭(problem-solving courts)，包括精神健康法庭(mental health courts)、 重新融入社会法庭(re-entry courts)、 性犯罪法庭(sex offender courts)、家庭暴力法庭(domestic violence courts)、退伍军人法庭(veterans’ courts)和酒驾法庭(DWI courts)等。

三、毒品法庭的现状

本文描述和讨论的毒品法庭的现状包括规模、种类 (包括处置对象)、法庭运行模式以及运行效果或有效性。

(一)毒品法庭的规模

表1显示了美国毒品(或戒毒)法庭和其他矫治法庭的数量和类型。 表中数据来自于美国司法部司法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反映了美国有关方面的最新资料：狭义的毒品法庭有3727个，广义的有4016个。

(二)毒品法庭的类型

美国有许多广义的毒品法庭类型。这里简单地介绍它们中的一部分。成人毒品法庭是最多的一类专门法庭，处置和治疗与毒品犯罪相关的成年。它的运行原则和操作方式符合上文对毒品法庭的一般描述及毒品法庭运行模式一节的介绍和讨论。

家庭毒品法庭的一般原则和运行模式与一般成年人毒品法庭类似。该类法庭旨在帮助具有毒品问题的父母重新与孩子共同生活并建立稳定的家庭。具体措施包括帮助父母在精神、经济方面自立，发展父母技能并给他们的孩子提供需要的服务。(13)See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 Drug courts.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ojp.gov/pdffiles1/nij/238527.pdf (2020).第一个家庭毒品处置法庭于1994年在纳瓦达州里诺(Reno)市创立。(14)See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 Family Dependency Treatment Courts: Addressing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Cases Using the Drug Court Model.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ojp.gov/pdffiles1/bja/206809.pdf(2004).

酒驾法庭的处置对象是因酒驾违法的成年。其目的是通过各种干预措施减少酒驾违法者的酒精依赖性并降低再犯的几率。酒驾法庭常用的措施包括早期的治疗干预和长期的治疗干预，频繁且随机的药物测试、司法监督、强化缓刑、提供教育和就业支持、两周一次的法庭出庭及家访等。酒驾违法者除要求配合上述干预措施外，还可能要求社区服务、参与戒酒匿名互助会或禁毒匿名互助会。 与其他专门法庭一样，酒驾法庭由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官牵头，工作团队包括检察官、辩护律师、缓刑和执法人员、专业治疗提供者以及其他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15)See Latessa, E. J. and Lovins, L. B, Corrections in the commun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9.

精神健康法庭是狭义毒品法庭的扩展，旨在解决传统法庭系统中无法有效解决罪犯中因精神健康及其伴随的各种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精神健康法庭的法官与法庭工作人员、社区监管人员、精神健康治疗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合作，主动与罪犯接触和互动，并确保他们遵从所确定的治疗计划。(16)See Miller, S. and Perelman, A, Mental health courts: An overview and redefinition of tasks and goals. Law & Psychology Review, 33, 113-123(2009).精神健康法庭最初以犯有最轻微罪的罪犯为重点，现在已开始将其服务范围扩大到更严重一些的轻罪和相对轻微的重罪。随着转向更严重的违法者，精神健康法庭也做了一些相应的改变。许多法庭已经从先判决模式转变为后判决模式。后判决模式允许法庭先接受认罪。因此，如果罪犯不接受治疗的话，法庭就更容易根据认罪作出相应的量刑。这种模式有助于罪犯接受治疗。另外，具有精神健康问题的罪犯的监管责任从社区精神卫生人员转移到缓刑官。看守所作为中介惩罚的使用已经显著增加。(17)See Miller, S. and Perelman, A, Mental health courts: An overview and redefinition of tasks and goals. Law & Psychology Review, 33, 113-123(2009).参与精神健康法庭的一些重要条件是参加者是自愿的，罪犯的违法行为可归因于精神疾病。与其他专门法庭一样，法官是牵头人，法官与其他相关人员组成合作团队，处置和帮助具有精神健康的罪犯。

退伍军人治疗法庭特别服务于退伍军人，有时也为现役军人服务。退伍军人治疗法庭通常整合毒品法庭与精神健康法庭治疗。因此，该法庭为退伍军人提供戒毒和精神健康治疗服务，降低他们被监禁的概率。(18)See 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 , Veterans’ courts. Retrieved on May 10, 2021 from https://www.ncsc.org/topics/alternative-dockets/problem-solving-courts/veterans-court/resource-guide(2021).由于退伍军人通常有权通过他们的退伍军人福利获得服务，退伍军人治疗法庭通过一个协调应对措施来帮助促进清醒，恢复和稳定，协调合作对象包括一些传统的合作伙伴如毒品法庭和精神健康法庭，退伍军人医疗保健网络部门，退伍军人福利管理局，州退伍军人事务部，自愿服务退伍军人的生活指导，以及为退伍军人和退伍军人家属提供支持的各种组织。(19)See Latessa, E. J. and Lovins, L. B, Corrections in the commun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9).退伍军人治疗法庭是最新发展的一种专门法庭，于 2008年首创于纽约州水牛城 (Buffalo)。(20)See 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 Veterans’ courts. Retrieved on May 10, 2021 from https://www.ncsc.org/topics/alternative-dockets/problem-solving-courts/veterans-court/resource-guide (2021).

重返社会法庭的创立旨在帮助每年大约60-80万需离开监狱的假释犯重新融入社会。重返社会法庭的目的是与仍在监禁期间的犯人合作，帮助他们在释放之前清除那些阻碍其成功融入社区的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障碍。(21)See Hamilton, Z, Do reentry courts reduce recidivism?New York: Center for Court Innovation, 2010.2008年4月9日乔治布什总统签署第二次机会法案，重返社会法庭得到了推动。这项立法授权为政府机构和非营利组织提供联邦拨款，借以改善从监狱，看守所和少管所返回社会的犯人的境况来减少再犯。第一个重返社会法庭创立于2001年。(22)See Latessa, E. J. and Lovins, L. B, Corrections in the commun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9.

未成年人毒品法庭是另一类规模较大的专业法庭，首创于1995年。(23)See Latessa, E. J. and Lovins, L. B, Corrections in the commun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9.未成年人毒品法庭可细分为一般未成年人毒品法庭， 未成年人精神健康法庭、未成年人共存障碍法庭、未成年重新返回社会法庭及未成年逃学法庭等。未成年人毒品法庭创立之初是以成年人毒品法庭为模板但根据未成年特点修改而成的。2005年，美国最高法院再一次确认了美国早期未成年人法庭采用政府监护权处理未成年案件的认知：1.未成年犯缺乏成熟，对刑事责任认识不足，他们浮躁，鲁莽，不计风险；2.未成年犯更易于受到负面影响和受制于外在压力； 3. 未成年犯的性格和气质尚未确立，可以改邪归正。因此，一般而言，与成年相比，少年司法程序有几点重要差异：第一，少年司法过程更多强调的是关爱，教育，支持和矫治。第二，未成年人法庭法官更主动且更多的参与从拘留审查评估到处置与矫治的过程。第三，少年司法程序更强调家庭，学校及其他社区力量的参与和支持。第四，比较成年犯而言，司法系统对未成年犯相对少一些的惩罚。(24)参见江山河：《美国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21年第1期。未成年人毒品法庭也具有一般未成年人法庭的上述特征。根据未成年人的特征，美国未成年及家庭法庭法官全国咨询委员会 (National Council of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 Judges)在2003年发布了帮助计划，执行和操作未成年重返社会法庭的原则性指南。这些指南内容包括：1.重返社会计划应采用恢复性司法模式；2.一旦青少年犯到达居住矫正中心，重返社会计划就应立马启动；3.重返社会法庭法官应监管青少年犯从量刑到重返社会的全过程； 4.重返社会计划应是全方位的， 且适于青少年犯危险度及需求的； 5.应形成应对任何违反重返社会计划要求的渐进性处罚。(25)See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Reentry courts. https://ojjdp.ojp.gov/sites/g/files/xyckuh176/files/media/document/reentry_court.pdf (2010).在实际操作中，未成年人毒品法庭既具有一般毒品法庭的特征，也具有一般未成年人法庭的特征。毒品法庭的特征，未成年人法庭的特征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法官的指导性和全程参与角色，司法各部门的相互协助而非对抗，社区、专业服务提供机构及受害人的配合和支持等。因此， 未成年人毒品法庭或未成年人重返社会法庭的创立哲学和操作对于少年司法参与人员并不是很陌生。

(三)毒品法庭运行模式

尽管因联邦、州、县等方面的差异，美国毒品法庭的操作模式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基于早期毒品法庭的经验和教训，美国全国毒品法庭专业人员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rug Court Professionals)于1997年总结并提出了成年人毒品法庭应该具有的十个关键组成部分(或要素)。这十个组成部分不仅是后创毒品法庭的指南，也是每个毒品法庭评估的标准，因此，非常有利于理解美国毒品法庭的运行模式。(26)See Kearley, B. and Gottfredson, D, Long term effects of drug court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a 15-year follow-up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riminology, 16, 27-47 (2020).2004年，美国全国毒品法庭专业人员协会的毒品法庭标准委员会又重印了包括这十个部分的文件。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严管遵守该协会推荐的十大要素对于达到最佳治疗效果至关重要。(27)See Marlowe, D, Research update on adult drug courts. Alexandria, VA: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rug Court Professional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untsvillebar.org/Resources/Documents%20CLE/2013/adc_research_update.pdf (2010).下面是有关十个关键组成部分(28)Se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rug Court Professionals, Defining Drug Courts: The Key Component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ojp.gov/pdffiles1/bja/205621.pdf(2004).的简单描述及某些后续研究。

第一，毒品法庭整合酒精和其他药物治疗服务与司法系统案件处理过程。首先，毒品法庭的使命是阻止过度饮酒和使用其他药物及其相关的犯罪行为。酒精和其他药物都是可能因过度使用而导致毒害的化学物品。其次，毒品法庭是多部门的参与，是司法与专业服务的结合。司法部门包括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缓刑官、警察、审前服务机构等。专业服务机构包括专业评估人员、各类社会服务和治疗机构。因此，毒品法庭是一个跨机构、跨行业、跨专业的具有广泛联系的工作团队。再次，毒品法庭或毒品法庭的法官是这个团队的领导，负责领导和协调阻止过度饮酒和过度使用其他药物及其相关的犯罪行为的全过程。该过程包括三个主要阶段：稳定阶段，强化治疗阶段和转化(transition)阶段：稳定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生理脱毒(detoxification)，初步的治疗评估，教育和其他测评。稳定阶段最关键的任务是评估和确认哪些人适合于毒品法庭。研究表明，当把低风险的罪犯或被告置于强化治疗时，效果会适得其反。(29)See Latessa, E. J., Brusman, L., and Smith, P, Follow-up evaluation of Ohio’s community based correctional facility and halfway house programs - Outcome study. Cincinnati, OH: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available at www.uc.edu/criminaljustice. (2010)；Lovins, L. B., Lowenkamp, C.T.,Latessa, E. J.,& Smith, P, Application of the risk principle to female o?end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 23, 383-398 (2007)； Lowenkamp, C. T., & Latessa, E. J, Increasing the e?ectiveness of correctional programming through the risk principle: Identifying o?enders for residential placement. Criminology & Public Policy, 4, 263-290(2005).强化治疗阶段一般包括个体和群体咨询及其他主要的治疗。最后的转化阶段集中于社会再融合，包括提供和协助教育、就业和住宿等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rug Court Professionals，2004)。(30)Se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rug Court Professionals, Defining Drug Courts: The Key Component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ojp.gov/pdffiles1/bja/205621.pdf (2004).Carey等学者(2012)发现，强化治疗加上转化服务可使毒品法庭效果达到最优化。

第二，起诉和辩护均采用非控辩方式促进公共安全并保护参与者的正当程序权利。作为一个团队，控辩双方的集中点是被告人的康复和守法行为。控方要通过选择符合条件的人参与毒品法庭，保证他们遵从法庭所有要求，进而保护公共安全。辩方既要保护被告人的正当程序权利， 也要鼓励他们参与所有的过程。

第三，尽早确定符合条件的参与者并立即将其置于毒品法庭方案中。这一关键组成部分强调的是时效。一旦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审前有关机构应根据客观标准尽快对他们进行评估并选择那些符合进入毒品法庭方案的参与者。这样可使法官快速与控辩双方及治疗服务机构诊断并选择适当的治疗。

毒品法庭为参与者提供连续的酒精、毒品和其他相关治疗和康复服务。这种连续的服务始于毒品法庭团队的筛选，持续于后面的各种诊断、治疗和重新融入社会的各种服务。治疗应该是全面性的，包括个人与家庭咨询、群体咨询、复发预防、预防性医疗服务、医疗排毒等。重返社会服务包括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交通、法律、理财以及行为认知重塑，情绪管理等等。如前所述，强化治疗加转化阶段的连续服务可使毒品法庭效果达到最优化。(31)See Carey, S. M., Mackin, J. R., and Finigan, M. W, What works? The ten key components of drug courts: Research-based best practices. Drug Court Review, 8, 6-42 (2012).

第四，通过频繁的酒精和其他药物测试促成禁酒、禁毒。频繁的测试可以是随机的，也可以是在预定的时间间隔内进行的。但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应不少于一周两次，随后依情酌定。测试的指南应该是清楚的，测试程序应该是确定的，奖惩应该是分明且赋予实施的。

第五，用协调的战略管理参与者遵守法庭治疗的进展。与第一关键组成部分密切相关，这个要素再一次强调毒品法庭各参与者及不同参与过程的协调，做到及时报告每个参与者的进展和问题，计划奖惩的具体方案和步骤并保证落实。

第六，与每个毒品法庭参与者的持续司法互动至关重要。这一要素特别强调两点：1.法官的领导作用；2.持续参与的重要性。毒品法庭要求法官跳出一般法庭法官传统的独立，客观的仲裁者的角色，积极介入毒品法庭阻止过度饮酒和过度使用其他药物及其相关的犯罪行为的整个过程。因此，除了法律知识外，毒品法庭的法官还要具有一些有关治疗过度饮酒或过度使用其他药物的知识。实证研究发现, 法官是毒品法庭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32)See Cooper, C. S. and Bartlett, S. R, Drug courts: Participant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6；Logan, M. W. and Link, N. W, Taking stock of drug courts: Do they work? Victims & Offenders, 14(3), 283-298 (2019)；Roman, J. K., Yahner, J., and Zweig, J, How do drug courts work?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riminology, 16, 1-25(2020); Zweig, J. M., Lindquist, C., Downey, M., Roman, J. K., and Rossman, S. B, Drug cour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How program implementation a?ects o?ender substance use and criminal behavior outcomes. Drug Court Review, 8, 43-79 (2012).研究也发现，能够保持参与者连续参与的法庭更有可能取得长期变化的成功。(33)See Carey, S. M., Mackin, J. R., and Finigan, M. W, What works? The ten key components of drug courts: Research-based best practices. Drug Court Review, 8, 6-42 (2012)；Goldkamp, S. J., White, M. D. and Robinson, J, An honest change: Perspective of drug court participants-findings from focus groups in Brooklyn, Miami, Seattle, Las Vegas, and San Bernadino.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rug Court Program Office (1998).

第七，监控和评估测量毒品法庭项目目标的实现情况及其有效性。毒品法庭成功的基础是协调管理，监控和科学评估。因此，毒品法庭需要详细的监控步骤和具体的评估指标。毒品法庭项目的每个目标不仅需要概念清楚，而且需要有具体可测量的指标。与测量指标相关的资料的收集最好标准化、格式化、电子化。如果可能，项目目标达成度的评估应由独立的评估者完成。毒品法庭的主要参与者如法官、控辩双方、法庭具体负责评估的职员等应积极参与，配合独立评估者的评估、评估反馈等。

第八，继续跨学科的教育，促进有效的毒品法庭规划和实施。这一要素强调定期的教育和培训。毒品法庭的职员包括法官等需要通过教育和培训更新有关治疗过度饮酒和过度使用其他药物的知识。实证研究表明，定期的教育和培训不仅增加了解和更新治疗的专业知识，也促进毒品法庭团队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增强协作，并达成矫治的目标。(34)See Wormer, J. v., Holbrook, M. A., Lu, R., Lutze, F., and Mei, X, Collaboration Within Drug Courts: A National Survey of Drug Court Professionals. Justice Evaluation Journal, 3(2), 178-199 (2020).

第九，建构毒品法庭，公共机构和社区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提高社区支持并增强毒品法庭项目的有效性。如前所述，毒品法庭是一个广泛合作的项目，合作伙伴包括法庭/法官，公共司法机构, 私营治疗服务机构和社区组织。社区组织的参与既可与社区分享矫治信息，提高社区支持度，也有利于促进毒品法庭项目的矫治效率。

第十，毒品法庭项目的时间长短因地而异，常见的有12个月，甚至两年的服务。(35)See Latessa, E. J. and Lovins, L. B, Corrections in the commun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9.Rossman, S. B., Roman, J. K., Zweig, J. M., Rempel, M., and Lindquist, C. H,The multi-site adult drug court evaluation: the impact of drug courts.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2011.毒品法庭项目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也因时因地有别，也可能因抽样方法，测量指标和评估方法显异。乐观的是，大多数科学研究和评估揭示了毒品法庭的有效性。(36)See Logan, M. W. and Link, N. W,Taking stock of drug courts: Do they work? Victims & Offenders, 14(3), 283-298 (2019).

(四)毒品法庭评估

毒品法庭评估有过程评估也有结果评估，以结果评估为主。结果评估包括成本效率评估，自我支持程度评估，和再犯率评估等，再犯率评估占绝大多数。再犯率又细分为再逮捕率 (re-arrest rate)，再判定有罪率 (re-conviction rate) 和再监禁率 (re-incarceration rate)。评估时长有6个月、1年、2年、3年和3年以上，一般在3年或3年以内。评估有单个研究也有荟萃分析(meta-analysis)。荟萃分析是对许多已发表的单个研究的综合的定量分析。 荟萃分析揭示众多单个研究中某个变量的平均影响程度。(37)See Logan, M. W. and Link, N. W,Taking stock of drug courts: Do they work? Victims & Offenders, 14(3), 283-298 (2019).因此，与单个研究相比，荟萃分析的结果包括更多的研究项目，对象和区域。但单个的研究能更快地评估研究对象的现状和发展。下面先回顾对毒品法庭效果的荟萃分析，然后简单介绍几个对毒品法庭效果的最新评估。

表2：毒品法庭效果的荟萃分析

表2列举了毒品法庭效果的荟萃分析。结果清楚地表明，尽管再犯率的测量指标不同，降低程度有异，毒品法庭普遍降低再犯率。另外，扩展的毒品法庭或其他专门法庭也有正面的结果。例如，对精神健康法庭的荟萃分析或系统评估显示，精神健康法庭对再犯率有一定的降低作用。(38)Dean, R, What is the impact of mental health court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Retrieved from https://sophia.stkate.edu/msw_papers/721(2017); Honegger, L. N, Does the evidence support the case for mental health court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Law and Human Behavior, 39, 478-488 (2015);Lowder, E. M., Rade, C. B., & Desmarais, S. L, Effectiveness of mental health courts in reducing recidivism: A meta-analysis. Psychiatric Services, 69, 15-22(2018).另一个最新的对精神健康法庭研究的系统分析发现，精神健康法庭计划的完成对是否降低再犯率至关重要。完成计划的参与者的再犯率明显低于未完成者。(39)See Canada, K., Barrenger, S., and Ray, B, Bridging mental health and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impact of mental health courts on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Law, 25(2), 73-91 (2019).

据美国国家司法项目办公室(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的2020年最新报告，与对照群比较，毒品法庭参与者的吸毒率低20% (56%与76%之比)，再犯率低13% (40%与53%之比)。因再犯率的降低，估计每个法庭参与者(或罪犯)的参与可帮政府节省5,680 - 6,208美元的开支。

学者对235名与毒品相关的罪犯的15年追踪研究发现，与非参与者比较，毒品法庭戒毒治疗参与者在再逮捕率，再监禁率等方面都有明显的降低，精神健康法庭有助于降低再犯率。他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应急医疗服务(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在精神健康法庭成功项目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40)See Kearley, B. and Gottfredson, D. (2020). Long term effects of drug court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a 15-year follow-up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riminology, 16, 27-47.

整体而言，无论是定量的荟萃分析或其他综合的文献回顾，还是最新的评估研究，它们一般都显示毒品法庭特别是成年人毒品法庭在节约开支，降低再犯率等方面是有效的。这种高度一致的发现在其他社区矫正方案中是比较少见的。当然，没有一种矫正方案是完美无缺的，毒品法庭也不例外。例如，未成年人毒品法庭明显没有成年人毒品法庭成功。一些未成年人毒品法庭的评估(41)See Stein, D. M., Homan, K. J., and DeBerard, S, The effectiveness of juvenile treatment drug court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literature. Journal of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44, 159-168(2015); Sullivan, C. J., Blair, L., Latessa, E., and Sullivan, C. C, Juvenile drug courts and recidivism: Results from a multisite outcome study. Justice Quarterly, 33, 291-318 (2016); Tanner-Smith, E. E., Lipsey, M. W., and Wilson, D. B, Juvenile drug court effects on recidivism and drug u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riminology, 12, 477-513 (2016).甚至揭示了与期待相反的结果。在被监管期间，毒品检测不过关，违反毒品法庭规范，违反学校规定等是未成年人毒品法庭参与者失败的一些征兆。即使是成年人毒品法庭也有极少数项目没显示降低再犯率的。(42)See Belenko, S., Fagan, J. A., and Dumanovsky. T, The effects of legal sanctions on recidivism in special drug courts. Justice System Journal, 17, 53-81(1994); Deschenes, E. P., and Greenwood, P. W, Maricopa County’s drug court: An innovative program for first-time drug offenders on probation. Justice System Journal, 17, 99-115(1994).Listwan 等人发现，参与毒品法庭降低了毒品相关的再逮捕率但对再监禁率没有影响。(43)See Listwan, S. J., Sundt, J. L., Holsinger, A. M., & Latessa, E. J. (2003). The effect of drug court programming on recidivism: The Cincinnati experience. Crime & Delinquency, 49, 389-411.Miethe 等人甚至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毒品法庭参与者有更高的再犯率(26%与16%之比)。(44)See Miethe, T. D., Lu, H., and Reese, E. (2000). Reintegrative shaming and recidivism risks in Drug Court: Explanations for some unexpected findings. Crime & Delinquency, 46, 522-541.

四、美国毒品法庭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与美国比较，中国监禁和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中与毒品相关的比例要小很多，其中曾经吸毒的人更少。但是，中国社会的吸毒人群量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引起政府及社会的关注。1991年，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为14.8万，到2019年底，该数字上升到214.8万。其中，处置强制隔离戒毒22万人次，责令社区戒毒社区康复30万人次。(4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2019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 ，载中国政府网2020年6月28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0-06/28/content_5522443.htm。尽管中美两国在定义毒品犯罪或与毒品相关的犯罪上存在差异，但在防毒、戒毒方面还是可以互相借鉴的。美国防毒和戒毒的起步较早，经验丰富，有些方面对中国会有一定的启示。 这里根据美国毒品法庭的实践和研究提出几个方面。

(一)各部门应当联动

毒品法庭强调司法机构，专业治疗和服务部门，社区和当事人的亲朋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反映了规范(以法律为准绳)、专业(以科学为依据或循证)、社会支持和亲情的整合。如前所述，美国毒品法庭产生的原因之一是过去监禁或封闭环境下的戒毒无效。毒品法庭建立后的众多科学评估(见“毒品法庭评估”一节)进一步表明，毒品法庭中司法机构，专业治疗和服务部门，社区和当事人的亲朋之间的合作比封闭式的戒毒有效，毒品法庭项目参与者比没参与毒品法庭项目的对照群有较低的再犯率。美国的毒品法庭实践和科学评估结果值得中国决策者重新考虑或修改只有戒毒警官，矫治职员和少量义工参与的强制隔离的戒毒，(46)刘成斌、刘露：《戒毒青少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和规范不清及专业不强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47)参见赵芳： 《社区戒毒社会工作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载《社会工作与管理》2015年第5期。在美国毒品法庭多部门多方面的合作中，还有一点可以借鉴的是,有权力和权威的法官统领毒品法庭项目的全过程。在美国，法官一般受到广泛的尊重。有权力和权威的法官有利于法庭控辩双方、法庭职员、治疗与服务的专业机构和人员等积极配合，在明确的法规指导下，尊重科学，利用社会支持帮助戒毒人员戒毒并重新融入社会。中国在统一领导方面应该有体制的优势。这一优势应该运用到戒毒领域。上海等地也尝试着政府领导、社工主治、社区支持的综合干预模式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政府过于强势，专业人员入职门槛太低，专业缺乏独立和自主。(48)参见赵芳： 《社区戒毒社会工作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载《社会工作与管理》2015年第5期。

(二)治疗和后续一条龙服务

与第一点密切相关，毒品法庭强调参与者选择，治疗和后续一条龙服务。服务的每个阶段都有详细且操作性强的矫治方案。美国全国毒品法庭专业人员协会的毒品法庭标准委员会总结的毒品法庭的十大关键要素中提到，选择适当的戒毒参与者是毒品法庭成功的一个前提因素。换句话说，并不是每一个吸毒者都适于毒品法庭。正如前述第一关键因素中所指出的那样，对过去一般社区矫正和独特的毒品法庭的研究发现，当把低风险的罪犯或被告置于毒品法庭强化治疗时，效果会适得其反。选择适当的参与者的标准是客观量化的。选择标准是经过反复测试和检验的。选择参与者后， 治疗的本身更多的由专业人员完成。治疗包括生理脱毒或脱瘾、心理上脱瘾。当生理、心理治疗完成后，毒品法庭参与者的戒毒过程并没有完成，后续的社会服务也是帮助戒毒者脱毒并重新融入社会的主要步骤。这些服务包括职业教育，社会交往技能培养，帮助就业等。没有职业技能，就业成为空话。没有工作，曾经的吸毒者或因吸毒的犯罪者就会无所事事，无所事事就易重走吸毒的老路。同样，没有与亲朋，社会交往的正常能力，吸毒者也易与过去熟悉的“毒”友重新交往。(49)参见刘成斌、刘露：《戒毒青少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赵芳： 《社区戒毒社会工作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载《社会工作与管理》2015年第5期。重新融入社会的服务对于强制戒毒所的戒毒人员成功戒毒尤为重要。过去由于缺乏这种隔离强戒与正常社会的衔接，所内强戒结束后的复吸率达90%以上。(50)参见赵芳：《社区戒毒社会工作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载《社会工作与管理》2015年第5期。戒毒参与者选择，治疗和后续服务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在戒毒过程中的必要性也进一步说明了司法机构，专业治疗和服务部门，社区和当事人的亲朋之间合作的重要性。

(三)加强人员培训

戒毒团队特别是牵头人定期接受有关治疗专业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戒毒过程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离不开戒毒团队包括领头人的培训。毒品法庭是司法，戒毒专业和社会支持等多方面的合作。 法官是该合作的领头人。法官及其团队定期参与治疗专业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有利于合作各方了解和理解戒毒项目的目的，治疗的专门措施和知识。评估研究显示，这些知识促进戒毒过程的合作，连续和效率。(51)See Cooper, C. S. and Bartlett, S. R, Drug courts: Participant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1996)； Logan, M. W. and Link, N. W, Taking stock of drug courts: Do they work? Victims & Offenders, 14(3), 283-298(2019)；Zweig, J. M., Lindquist, C., Downey, M., Roman, J. K., and Rossman, S. B, Drug cour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How program implementation a?ects o?ender substance use and criminal behavior outcomes. Drug Court Review, 8, 43-79(2012).

根据赵芳的研究，上海在社区戒毒中建立了以街道政府牵头的由社工、警察、民政、卫生、居委会等多方面组成的社区戒毒工作小组。但参与者之间各自的角色，地位和职责分工不明。(52)参见赵芳： 《社区戒毒社会工作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载《社会工作与管理》2015年第5期。专业人员缺乏自主性，专业水平偏低。如果赵芳的研究在上海乃至全国有代表性的话，美国毒品法庭职责明确，团队包括领导的培训，专业自主等制度建设都值得中国社区矫正及戒毒借鉴。

(四)加强科学评估

毒品法庭运行的成功离不开透明，科学的评估。科学评估是毒品法庭运行的依据。美国在矫正的各个领域都以科学发现和评估为依据。在毒品法庭审制，这种循证戒毒的原则既体现在每个毒品法庭的微观运行中，也反映在它的整个宏观发展过程中。如前所述，毒品法庭中从戒毒参与者的选择到生理和心理的治疗再到后续的服务，每一步都以反复检验过的评估量表，治疗方案和服务方式为依据。毒品法庭有事先计划的评估，评估的结果及时与法庭戒毒工作团队沟通，以便持续和调整下一步的矫治方案。评估者通常是独立于工作团队的。根据毒品法庭矫治方案，工作团队要求积极、主动支持和协助评估者收集，司法分析和解释资料。很明显， 独立的评估确保评估的客观性。评估的方法严格遵守科学程序并可以接受外界的检查以保持透明性和科学的可重复性。毒品法庭循证戒毒的宏观表现也十分明显。在众多的社区矫正方案中，毒品法庭的评估是最多的。在发表的评估中，毒品法庭评估的总量甚至超过了其他刑事司法方案评估的总和。(53)See Marlowe, D, Research update on adult drug courts. Alexandria, VA: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rug Court Professionals，Retrieved from: https://www.huntsvillebar.org/Resources/Documents%20CLE/2013/adc_research_update.pdf (2010).Logan, M. W. and Link, N. W, Taking stock of drug courts: Do they work? Victims & Offenders, 14(3), 283-298 (2019).发表的评估既包括大量的单个研究，也包括许多荟萃研究。这类研究在毒品法庭创立后不久就已展开，且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自己曾参与过美国司法部资助的警务方面的评估研究，研究团队由警察局与学者(独立评估者)组成。合作警务局对独立研究者的支持及评估结果的尊重令我印象深刻。美国司法部对毒品法庭与研究者的合作也有大量的支持。

中国社区矫正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透明、科学的评估却难得一见。千分之二左右的再犯率几乎千篇一律地出现在官网，媒体，和学者的文章中，甚至不同省市，不同年份都表现出高度的一致。(54)参见江山河：《美国社区矫正的起源、发展、现状和问题：兼议对中国的启示》，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9 年第2期。Zhang, D., Irwin, D. D., Jiang, S., and Zhang, H, Staffing Composition, Offender Profiles and Supervision in China’s Community Corrections. The Prison Journal, 99 (3), 285-309 (2019).资料如何收集的，再犯率如何测量的等等都不透明，因此无法审查或做重复性检验。戒毒评估也有与一般社区矫正类似的现状。中国的戒毒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90年代初就有复吸率为90%以上的报道，(55)参见《我国吸毒者复吸率90%专家呼吁将吸毒定为犯罪》，载《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27日。现在仍有同样的复吸率。(56)参见赵芳：《社区戒毒社会工作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载《社会工作与管理》2015年第5期。同样，没有科学的评估，戒毒项目的效果不得而知。中国的戒毒工作可以借鉴美国毒品法庭的经验，开展有计划的，有独立评估者参与的，与戒毒团队及时沟通结果的，透明的项目评估。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四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他们之间既可以相互促进也可能相互牵连。因此，戒毒是一个系统工程。成功的戒毒需要多机构或群体，多专业及各类参与者(包括戒毒人员)在明确且详细可行的计划指导下多阶段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