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甜 ［贵州财经大学，贵阳 550025］

学术界关于“神思”和“诗性”的研究大部分是从艺术思维和诗性语言方面入手，将诗性语言看作“神思”的一部分。刘勰《神思》篇认为，语言是将构思这种无形的意象之物转化为有形的实体之物的载体，“刻镂声律，萌芽比兴”“寻声律以定墨”，指出作家要借助外在之物“声律”来实现文学创作中“神思”所要达到的审美意象。“诗性”回归的说法大多体现在现代诗歌创作、绘画艺术、书法艺术中。“诗性”并非只有语言功能这一说，“诗性”对作家的艺术构思提出了新要求，即诗性智慧、诗性思维的出现。有些学者认为诗性思维就是刘勰所说的“神思”，这种诗性思维是基于中国的语境，而西方的诗性与“神思”有相同之处，但二者存在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一、“神思”与“诗性”

对“神思”与“诗性”展开比较研究，应先对两者进行明确的界定。“神思”是中国古典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神思”从魏晋时期曹植的“摅神思而造象”，到刘宋时期宗炳的“万趣融其神思”，到齐梁时期刘勰的“‘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再到现代鲁迅的“其神思之澡雪”等，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充实。“神思”运用的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文论、书画论、影视论等各个领域都有所涉及。对“诗性”的界定应从中西方两方面入手，“诗性”一词是西方最先提出的，作为“诗的国度”的中国，虽未提出“诗性”一词，但“诗性”的历史远比西方要早得多，色彩也较为浓厚。因此，关于“神思”“诗性”的比较应先对二者进行溯源和界定。

（一）“神思”

追溯“神思”的概念，应先从“神”与“思”这两个概念着手。在中国古时很早便有了“神”的概念，“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易·系辞》），神是变化无常的，没有固定的规律，它以“虚”的形式存在，老子受到《易经》的影响从而提出“道法自然”的哲学主张。从李健先生及其他学者对“神”的研究来看，“神”可以从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进行划分，作为一个具体指称的概念，“神”一是指天神、鬼神，是一种虚体的神灵或神明。此种定义是因古人希望通过神明求得上天的佑护，如鬼神祭祀之说，“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国已有君矣”（《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经·感应》）；二是指雷电，“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从示、申”，“申，神也”（《说文解字》），从文字的流变上看，申的基本义是电，后又引申出鬼神之义。人们因受科学技术的限制将不能够解释自然现象称之为“神”。作为一个抽象概念的“神”，看到了实体的“人”的存在，“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神统一”是在形体的基础上讲“神”，二者不可割离。抽象的“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神是指人的一种生命活动，它是有“神气”贯穿其中的，“气韵生动”，是说气韵的流动就是生命活力的表现。“精气为物”（《易·系辞下》），认为天地万物是由气构成的。“人之生，气之聚也……通天下一气耳”（《庄子》），气是生命的物质基础，是化生神的基本物质，气充则神旺；狭义的神是指精神，是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等活动，是一种状态，一种心神，“心主神明”。《庄子》曰：“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抽象意义的“神”是指人。“神”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是由神到人的发展。刘勉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神思是神的下降，“中国古代神的观念经历了一个从神灵到神道，又从神道到神人，最后再从神人到神心以至神思的过程”。神不再是人们所不可触及之物，不再是指高高在上的神明，神的指涉从天到人的下降，促进了神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发展。

首先将“神思”合称提出的是曹植的《宝刀赋》：“规圆景以定环，摅神思而造象”首次提出“神思”，这里的神思是具有神性色彩的，《洛神赋》中的“思”乃“神”之“思”，“神”“思”一体，是指人的精神。后来画论家宗炳在论画中加入“神思”这一理论，而刘勰是第一个对“神思”进行文学理论建构的人。刘勰真正将“神思”用于文学创作，是作家在创作时的一种艺术构思。刘勰受庄子的影响，“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作家创作要有想象，并且处于一种自由的状态才能实现“神思”。这种艺术构思是需要灵性的，同时刘勰也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认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

（二）“诗性”

“诗性”一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意大利学者维柯的《新科学》，是关于历史哲学范畴的。18世纪文艺复兴，教会掌握了文化的统治权，文人学者认为历史具有实用教化功能，促进了历史学科的建立，历史也从神意中脱离出来。在《新科学》中，维柯为避免与教会发生冲突，运用隐晦的语言来解释自己说的只是“异教民族”等。“诗性智慧”在维柯《新科学》中用来讨论各异教原始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具有诗学、美学思想。维柯认为研究异教民族应该从最原始出发，从他们的神话起源开始。“诗性思维”是在维柯“诗性智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维柯为解决人类的思维方式，提出“诗性智慧”的观念，后来这种诗性观念被运用于多个领域。维柯提出了这种诗性观念在思维方式上的特性和规律，包括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辨析、以己度物的隐喻、想象性类概念等内容。中国的很多学者将维柯的诗性思维定义为一种原始思维，是一种回到研究原始的诗性思维方法，是一种溯源。林雪铃教授直接将维柯的“诗性智慧”译为“诗性思维”，并对诗性思维进行概念性界定：“诗性思维，又称原始思维，意指人类儿童时期所具有的特殊思考方式。”用以指导学生进行诗歌创作，是对维柯关于诗性思维的研究在诗歌创作中所运用的比喻、象征手法等的运用。

“诗性”一词虽不是由中国提出的，但中国的诗歌发展从没有文字记载的上古歌谣开始，到有文字记载的先秦诗赋、两汉、魏晋南北朝、唐诗、宋诗、元明清诗，到现在新诗的发展，可考察的历史文化十分丰富。从第一部有记载的诗歌总集《诗经》来看，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远比西方的历史要早。而中国古代讲的“诗性”主要是指作者在诗歌创作时所伴随着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和情感等的使用。

中西方对“诗性思维”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在很多方面还是共通的，杨子怡在她的文章中提到：“维柯所谓诗性思维即原始思维，人类学家认为它产生于‘大洪水时代’，大体处于中国《诗经》的产生和用诗的时代。”中西方原始诗性思维都强调“以己度物”的隐喻方式，也都涉及神话色彩、诗性语言等。从艺术构思上对“神思”与“诗性”（维柯）进行比较，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作为思维方式的“神思”与“诗性”的相同之处

对“神思”“诗性”（维柯）的相同之处主要是从“神”的色彩、主体情感、想象和艺术创造、艺术性语言四方面进行研究。

（一）“神”的色彩

曹植“摅神思而造象”中的“神思”是工匠受到“神”的启发进行铸刀。刘勰关于“神思”的艺术构思方式具有先秦思想中的神秘主义色彩，“诗性思维”不论是维柯从最原始的神话出发去研究，还是中国原始社会通过神话传承的神话思维方式，都有着很强的神秘色彩。从“神思”的概念溯源可知，“神思”中有“神”的色彩，受先秦影响非常大。《易·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易·说卦》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这里用“神”来描述这种万物变化之道。刘勰论述《神思》开篇说道：“‘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这里借用庄子的话，体现“神思”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神思”有一种超越时空、变幻莫测的思维特点。维柯的“诗性思维”指研究要回到最原始的民族研究，也是超越时空界限的，“神学诗人”创造神话与传说，而神话便是民族最初的见证者。维柯在其《新科学》中以己度物的神话性思维、“神意”在民政上的运用，以及他所提出的民政制度是由“神学诗人”通过神话与宗教建立起来的。由此可见，“诗性”与“神思”二者都具有神性的色彩。

（二）强调主体情感

“神思”与“诗性”都强调在艺术构思中主体情感的介入。刘勰的“神思”强调艺术构思中主体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一种主体的审美情感。“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主体的情感一直存在于审美意象的形成过程中。文学创作既要有灵感和想象力，又要有华丽的辞藻，灵感、想象力和华丽的辞藻都离不开主体艺术构思过程中情感的赋予。“情变所孕”主体审美情感的变化创造出审美意象。文学创作中，意象的产生是由于主体在受到外物的刺激下产生各种情感，作者借物抒情形成意象，达到“神与物游”的状态，即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的和谐，是心物的统一。这与“诗性”思维侧重于将主体的情感寄托于客体事物之上，实现心物融合的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诗性”最典型的代表是诗歌，很多诗人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诗人通过感受心灵与自然的原始性，以己度物的隐喻是诗最基本的特点。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到“诗性”是由于他想要借助诗来避免教会的压迫，传达自己的思想。

（三）想象和艺术创造

“诗性”与“神思”都要求有想象的存在，想象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基础，通过想象来创造出新的意象，用意象来表达想象性的认识。维科在《新科学》中说：“因为能凭想象来创造，他们就叫诗人，诗人在希腊文里就是创造者。”维柯指出，诗人具有想象因而创造了异教民族的神话与传说。刘勰的“神思”有想象存在，“神居胸臆”“窥意象而运斤”都强调作家文学创作时思维上的自由，讲究灵性思维，艺术构思取决于想象的丰富，没有想象就谈不上艺术。而想象也要符合艺术创作规律，“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伪，刻镂无形”，刘勰指出想象要符合艺术规律，审美主体在充分发挥自己想象力的同时，做到主客之间相互契合与交流，形成审美意象。维柯的想象性类概念“诗性”是想象的审美体现，是人类的想象力与客观事物融合的展现。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想象力，“诗性”就是主体自己想象力的生动体现。维柯想象性类概念建构的英雄世界，也是创作者想象力的重要表现，这种想象要符合“诗性”的特征。

（四）艺术语言

刘勰的“神思”与维柯的“诗性”构思都强调了艺术语言的运用。“辞令管其枢机”“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突出了语言在艺术构思中的重要性。语言是审美意象的物质外壳，要根据意象的特点来进行物质转化，而只有真正恰当的艺术语言才能正确地将作者所构思的意象与客观物象结合起来。“寻声律以定墨”，作者通过声律的语言艺术来使作品变得具有艺术性。维柯《新科学》提出“诗性智慧”，从研究原始出发，认为语言在本质上就是诗，原始语言即为诗，古老的民族都是“用诗性文字来思想”，这种“诗性”语言中以己度物的隐喻性语言是原始人进行思想表达的载体。维柯将原始语言与诗歌等同起来，认为诗性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具有一种美的特性。

三、作为思维方式的“神思”与“诗性”的不同之处

刘勰的“神思”与维柯的“诗性”在其形成方式、内容侧重、风格和功能上存在着不同。

（一）形成方式不同

作为思维方式，刘勰的“神思”与维柯的“诗性”二者在形成方式上存在着不同。刘勰“神思”的形成强调要虚静，“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指出在酝酿文思的时候，主要在于虚静的状态，排除内心的杂念，使精神得到进化。这种虚静是一种心灵的虚静，首先通过虚静来凝神聚志完成艺术构思。其次，“神思”还强调后天培养的重要性，“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秉心养术，无误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刘勰“神思”的形成需要虚静和后天学习才可以实现。受庄子的影响，“神思”的形成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而“诗性”只是建立在宇宙自然的基础上。维柯的“诗性”强调的是最原始时期的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思考方式，通过自由想象来进行创作。后来“诗性”也指从儿童时期最初的想象力和感受力形成的思维，是人的一种自然本性，指人们回到原始思维，回到儿童时期所拥有的思考方式，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思维方式，“诗性”的形成不在于后天的学习培养，通过发挥想象力来找回原始人类对客观事物的感觉，是一种情感与激情碰撞出来的思维方式。

（二）内容侧重不同

作为思维方式，“诗性”与“神思”的内容侧重点是不同的，“诗性”思维的内容多侧重于想象力。在维柯的《新科学》中，“诗性智慧”是原始人所具有的一种独特思维方式，是诗人的丰富想象力和智慧创造了原始民族，他们的思维是一种诗性思维，是用诗歌语言以己度物的隐喻性创造了原始民族的历史文化。他认为这种“诗性”思维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是原始人即诗人才会拥有的一种智慧，一种思维方式。原始人将对宇宙和世间万物的感受通过想象力转化成隐喻性的语言，即神话和传说的出现。“神思”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心理活动，“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刘勰的“神思”是作为文艺理论的一种方式存在的，内容上虽然强调想象的重要性，即“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同时强调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即“难易虽殊，并资博练”，并没有侧重于任何一方，二者对于作家来说同样重要，在艺术构思方式上是相辅相成的，即“意授予思，言授予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

（三）风格不同

“神思”与“诗性”在语言风格和境界上也有所不同。刘勰的“神思”讲究创作要有华丽的辞藻，要遵循艺术的规律和原则，不只限于用诗歌的语言和创作方式来进行创作。刘勰的“神思”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实现的是一种物我一体、心物交融的境界，“神与物游”中是没有主客之分的。维柯的“诗性”是指语言的创作风格要有诗意化，要有隐喻色彩。维柯讲“诗性”从神到英雄再到人的时期，语言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从神到象征，再到民众的语言，语言的“诗性智慧”并没有发生改变，内含有隐喻和想象。“诗性”并不强调境界，但有主客之分，强调主体情感通过客观事物展现出来，是一种主体境界。

（四）功能不同

维柯“诗性”的提出是在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教会掌握着文化统治权，维柯借助历史的教化功能来谈作为历史产物的诗歌的教化功能，是为实现哲学上的教化功能而提出的，与我国古代诗歌的礼乐教化功能有相似性。维柯借助诗歌的隐喻特征是为避免受到教会的压迫，通过晦涩的语言形式传达其在哲学上的教化作用。刘勰的“神思”并不是一种教化功能，只是一种文学上的艺术构思方式，是指导人们如何进行形象思维创作的构思方式。

四、结语

通过对刘勰“神思”与维柯“诗性”的比较，可以看到，作为思维的两种方式，二者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刘勰的“神思”更多的是文学上的艺术构思方式，而维柯的“诗性智慧”更多的是借助原始思维的方式来体现哲学美。“神思”发展到现在不仅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出现，而且在诗歌、绘画、小说、戏剧等方面都有涉及。现在我们所倡导的“诗性的回归”更多的是讲中国的“诗性”思维，中国诗性思维的发展与“神思”一样，不仅存在于诗歌中，在绘画、戏剧、影视领域也都有体现。他们都是从先秦中发展而来，因方向的关注重点不同而有划分，现代人所讲的诗性思维也神思的一种。

①刘勉：《神思：神的下降与思的上升——刘勰神思论的哲学背景及理论内涵》，《文艺研究》2013年第2期，第48页。

②赵树功：《思·神思·才思——中国古代“才思”论的演生及意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91页。

③杨子怡：《引譬连类与诗性思维——从先秦用诗看中国文化诗性特征之形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