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阎连科

作为人的女人和作为女人的人

《她们》的法语版就要问世了。这部作品不同于我以往在法国出版的任何一本书。

诚实说，《她们》的写作不是虚构和想象，更非为小说。《她们》中所有的章节、人物和例事，除却第七章中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女性主义惨案》一节不到2000字，余皆百分之百的非虚构。不过这样的非虚构，就文本文体而言，更近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和随笔，而非今日流行世界的“纪实”和“报告”。然你把它当成东方的散文、随笔去读时，它却又对中国的散文、随笔进行了许多改良和改造，似乎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散文和随笔了。我最初也确是本着对中国散文、随笔进行修良的意义去写这部长篇散文的。姑且就说《她们》是一种“新散随”的文体写作吧。

诚实说，《她们》不是一部今日在世界上如火如荼的女性主义作品。或说它确真不是写女性主义的。尽管它在中国一经问世，就被贴上女性主义标签，引发了意外热烈、激情的女性主义再讨论，正如我们出门要骑单车到近郊去旅行，却被送上高铁到了远方样。这让我惶惑而不安，又有一种乡下人第一次坐火车的新奇和兴奋。我不知该对“搭错车”的意外收获——作品的热闹和畅销，到底该说什么好，但我相信时间会帮我回答这一切。甚至我还盲目地相信，《她们》在岁月的四季中，不会因为季节一过就很快枯萎和消失，有可能会陪着岁月到时间中漫步许久。

为什么？

因为在《她们》的写作中，我倾力投入了所有的真诚和对人——她们——的理解与爱，及对生而为人的她们的尊重和敬重。

《她们》虽然不是一部讨论女性主义的作品，但“作为人的她们和作为她们的人”，却给了我重新认识一百年来我家族内外、四代女性以及今天作为人的整个中国女性新的契机和窗口，使我有可能对东方散文、随笔这一古老的文体注入新的、现代意义的活力和拓展。缘此，我对法国、对巴黎——这一“女性主义的源头和圣地”，充满感激和敬意。

《她们》是我家族百年来人物走廊中的女性全画册，也是整个中国大地上女性作为人和非人的人的百年生存、微笑、哭泣和哭笑不得的写照与诉说。对过去，它是一种未来；对未来，它是一种敬请不要抹去的记忆。而对我，它是文学的、艺术的，决然不是任何别的、其他的。

在虔诚地读完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些著作后，使我惶恐和自责——原来女性主义已经如此成熟和丰富，而我不过是永远站在东方的教室门外那个望着老师、同学和姐妹们的一个无知者。先前对她们的尊重，只是天然地觉得应该尊重而尊重，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理解和尊重。如今因为读了这些书，有一束光照进了我模糊、懵懂的灰暗里。从而隐约地感觉中国大地上的女性和她（他）们谈的女性是不一样的人；是不一样的女性们。我是从这个“隐约”开始写作这部《她们》的。谈论“第三性”时，我想到的是那块土地上我的母亲、大姐、二姐以及村里那些我熟悉的女人们。她们到底是女人还是男人呢？她们当然是女人，可她们又几乎人人身上都有一种异性“男人气”。这种由传统、国家和意识形态赋予她们与生俱来的身体上的男人气，使她们既承担着女人“应该”承担的一切，受孕、怀孕、生儿育女和一切家里的烦琐之家务，又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土地上的“男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比如播种、锄地、施肥、收割和爱集体、爱国家等几乎所有男人承担的一切。她们完全被塑造为如男人一样的“被解放的劳动者”：生育的机器，社会生产的机器和家务劳作的机器。这三种钢铁般的机器的重量，压得她们的人生难有一丝喘息的机会。很少有人尊重她们；也很少有人去理解她们。事实上，我们世世代代说的、歌颂的“伟大的母亲”，在此是多么的残忍和空洞。“伟大”两个字，恰恰剥夺和掩盖了她们作为人的女人和作为女人的人应有、应该得到的理解、爱和作为人的被尊重。

母亲觉得她一生的生活有很多问题，但她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在中国的乡村土地上，非常多的女人都觉得自己这辈子活得窝囊，但是为什么？窝囊在哪里？她们一生都说不清。因为说不清，就归结为命运。但如果以“作为人的女人”和“作为女人的人”的问题来解释，可能就解释得相对清楚了——“窝囊”就来自这地方。作为人的女人，你首先要尊重她是个“人”，是个个体的人。在这个体人的基础上，我们再去讨论第二性、第三性、两性或作为女人的人。中国女性主义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平权和解放，在当今并非一个成功的过程。如果说有什么改变和成就的话，更多是纸面上的理论和著述，与社会实践、法律法规是没有根本联系的。这和20世纪60年代直到今天的欧美的女权主义在行为上是完全不同的。想一想，这些年一桩桩、一件件，吵得沸沸扬扬的性侵事件，有哪些从手机屏幕跳到了地上和法庭，有了真正的结果呢？不都以不了了之而告结束吗？不都是热烈地开始，悲凉而寂然地沉寂下去吗？在《她们》的第七章中，我虚构了萨特、波伏娃和安托瓦内特·福克及西蒙娜·薇依等外国学者，来到我家乡的那个小镇上，他们为当地受欺压的女性打抱不平，结果却遭到当地人的暴打和怒骂，闹成了轰动世界的大事件。这个表面的虚构，其实是最为内在的真实。那些来自西方为女性维权、理论的人，在那儿会成为笑柄，会被当成是神经病。此番境况，大约不只是在中国的乡村会如此，在许多超大城市的很多场合、单位也一样如此吧。广袤无垠的中国乡村，是女性主义最大、最辽阔的空白地。这预示着女性主义在中国被广泛接受还有一段漫长、漫长的路，也预示一个作家的写作，距离某种文本、文体的丰富，也一样还有漫长、漫漫长的路。《她们》的写作，在我只是一种开始和尝试；只是一个文本、一种文体的新努力；是一种永远的打开和迎接。

前面尽是同行者

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孤独一词对作家说来更为得体、高贵了。作家对孤独一词的向往与尊崇，仿佛暗夜在遥望黎明样，像寒冬在等待春至样。

我不渴望孤独。

我也从不感到孤独。

哪怕全世界人都觉得你的写作，一如一只雀鸟被囚在无边无际的林网里，你需要自己在写作前，对题材、情节和细节，反复地斟酌和过滤，然后交给出版社的编辑后，再认真地听取审读者的各种意见和建议，配合着认认真真去修改，或者面带笑容地由了他们删节和修正。如此地出关和入关，烧香又拜佛，书终于出版了，和读者见面了，可正在读者对此有着各样的关心和讨论时，又不知为何它不让加印了，不能再版了。

没有人给你解释为什么。也不需要有人解释为什么。事情原本就是这样儿，如从来没人追问上帝为什么说世界上需要光也就有了光，需要水也就有了水。我已经相当习惯这些了。这就是生活或生活不可分的一部分。何况你身边、你周围、你的远处还有很多、很多挚爱文学的人，等待帮助你的人，如同你累了，回到家里总还有家人、亲人接过你的行囊对你微笑样。

我从来不是一个孤独者。

我几乎从来没有感到孤独过。

我甚至觉得我比别人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爱。有一种更热烈的拥抱总在等着我，激荡着我的写作与追求。那些千方百计帮你发表、出版的人，那些因为删了你一句话和一个情节而不断向你解释道歉的人，那些相信文学中唯有想象、自由和艺术，而绝无其他的同仁们。我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在中国，在国外，总能相遇理解与温暖，相遇那些一味追求文学与艺术的同道者。

这部研究的专著是一本普通的书，也是一本极不普通的书。意大利的汉学家莫冉先生和香港的蔡元丰教授决定要编辑这本书；Routledge出版社决定要出版这本书；之后他们不顾劳烦地邀约世界各地的译者、学者和批评家。为了这本书，那么多人都在携手和拥抱，都在为中国文学做着摆渡和努力。这哪儿是一本研究的专著和辑作，这分明是一次同道的呼唤和迎春，是洒落在孤寒路上的光亮和温暖。然尽管这样儿，我还是坚信大家仅仅是为了文学到了一块儿，为了艺术才有了这本书。

我确实不是一个孤独的人，前后左右都是同行者。在这儿，除了真挚、真挚地谢他们，我也想向生活鞠躬和致谢。对于作家而言，只要笔还在，书房里还有那些书，生活就总是美好的。有日落也就有日出，有日出也会有日落。日出日落本就是生活最原有的样。

无论日出或日落，朝前走，终归遍地都是同行者。

生命驿站之灵光

没有什么事情比作家回忆当年的写作更为感慨和忧伤。

二十几年前——我总是这样令人厌烦地去回忆那时的写作和悲伤——缘于远远死不去，又必须尴尬地活着的腰疼症和颈椎病，让我一边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求医和问药，又一边缘于活着就不得不每天趴在床上读书和写作。这样三年五年后，忽然有一日，我在中国西安远郊种满玉米地的荒野上，因病有所疗效并缓解，便神安在那空旷无人的静谧里，让宁寂的声息在我的脚下卷着漫溢着，于是走着走着间，我咣的一脚立下了——

“如果一部小说只写一个人和一棵玉米会是什么样？”

我被这个念想震住了。

我开始相信文学中说的灵感和从美国移居到英国的诗人艾略特一直说的灵视和神恩。

我看到寂静的神恩之灵光，如微型闪电样，在我头脑中一闪一晃后，神走了，把它的光影留下了。如此我就急急从寂静的空旷回到人烟稠密的世界和住处。第二天，又急急告别了我的恩医乘坐火车回到北京我的家。第三天，我开始仰躺在中国残联工厂为我设计制作的椅子上，面向天空，胳膊双举，在那为仰躺特制而横架在半空的写字铁板上，开始写作着这部《年月日》。

一稿而就的一周后，我把这部清誊完稿的小说寄到中国的《收获》杂志社。之后关于这部小说面世的惊呼与热闹，对我都没那么重要和持久。而重要持久的，是我开始有了对写作宗教般的迷信和神秘感——我开始相信文学是一个人生命驿站的光，是写作中的灵至、灵视、灵感和灵之光。没有灵光照耀的写作，一定也能产生杰作和伟品，一如人仅仅一日日地活着也是伟大的一生样。但于我，没有灵至而写作，没有灵光和灵视，我就坚信我是走在漫漫无际的黑夜里。这灵光与灵视，如果不是神恩或上帝与作家的悄然耳语声，那至少也是作家生命驿站中春光乍泄的一束文学圣光吧。

《年月日》是我生命驿站中的一束灵至灵视的光。

《耙耧天歌》和《天宫图》，是我生命驿站中另外灵至灵圣的光。就是始于那几年，我的生命和写作，使我开始直视甚或逼视着人的活着、生存与现实，并开始寻求异样的阅读和冥思。乃至今天，我的阅读、生活和生命，都依然是为了等待并深陷落坠于那种对文学宗教的迷信和寻求、期待神秘的灵至、灵视的灵光到来之写作。

异常感谢金泰城先生和熊津出版社，是你们的慧目翻译与劳作，方使得这几部中短篇可以问世在丰盈的韩语世界里，也才使我有机会把一直隐藏在内心的关于“文学的灵至、灵视与灵光”的信仰说出来。

在中国的那块充盈太久的革命和现实主义的大地上，我这样说出来，就不仅是作家之狂妄，而且还是文学之迷信，哪怕它是真的实在的。

为写不出满意的作品而羞愧

长篇、中篇和散文，都厚脸无颜地在日本出过了。每出版一本日语翻译书，我的内心都有多日的忐忑和不安。知道那儿的读者好，出版社和我的译者好，他们的包容如一片海水对注入一股浑浊小溪的包容样。可现在，要面世我的短篇小说了，短篇小说因为短，反而不能藏拙纳垢如森林对枯腐朽木的接纳样，如山脉对无用之石的接纳样。

盆景是不能多出一枝或随意裁去一枝的。

手表是不能少缺一齿牙轮或不慎落入壳内一粒尘沙的。

多出一字或一句，在短篇犹如人的脸上长了疮。然若少了意蕴和韵致，那又如身脸皆好的一尊蜡人了。读芥川龙之介的短篇时，总有精美坚硬的手雷在人头顶的炸裂感。夏目漱石的短篇让我的心思沉沉朝着暗处渊处落。川端的短篇从我眼前、内心过去时，我看见樱花在风里雨里纷飞着，于是想起了《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哭泣和眼泪：

花谢花飞花满天，

红消香断有谁怜？

桃李明年能再发，

明岁闺中知有谁？

昨夜庭外悲歌发，

知是花魂与鸟魂？

尔今死去侬收葬，

他年葬侬知是谁？

三岛的短篇像冰天雪地的梅花样。太宰治的短篇有着深广的痛。还有谷川润一朗，思精巧构，是画的杰作。2010年和2018年，在中国的《作家》杂志上，相继读到两期日本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辑，有中村文则、青山七惠、山崎纳奥可乐、西加奈子、村田沙耶香、羽田圭介、柴崎友香、中上纪、谷崎由依、阿部智里等十余位让人新颖又愕然的短佳制作，真是一次璀璨的日本小型照相机的镜头、镜片展，所摄所写之艺术，让人兴奋、激动又无言。而今自己的短篇也要去往那里了，委实为未能写出一篇《竹林中》和《伊豆的舞女》那样的作品而羞愧。为一生努力，都未写出满意的作品而羞愧！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又有可能怎么办！

所到之处，樱花漫天。想那樱花无边的美，不会耻笑路边的一草绿黄吧。都已经把盆景做成庭院了；把庭院做成村街广场了，哪还苛求一个人在瓦盆里种养野草碎菊的事。何况野草也有野草的绿，碎菊也有碎菊的黄。

我为没有写出一篇满意的作品而羞愧；为在樱花盛景下一处砖草瓦花的盆摆而羞愧。

出一进十的灵悟

如同枯粒种子的重新发芽样，我竟然在香港科技大学教写作课已经三年了。

这是为科大大学生与校外其他香港年轻作者编的第三本小说集。经历宛若虚幻般，不真实的感觉从未自我头脑消失过：“我怎么能教人写作课？”这样的责问，一如良心未泯的小偷在窃盗以后的不安。清静如圣的校园，谦谦君子般的科学家与教授们，还有那些单纯如洗又个个怀抱美愿理想、宛若我家孩子样的同学们。忽一日，我突然出现在那儿的讲台上，一如孤苦的山羊混迹于青山的鹿群中，之所以被接纳，是缘于鹿群与青山，实在不在意一只野羊的闯入和占有。

就这样混迹其间，凭空获得许多优惠与照顾。因为明白出一而进十的巨盈，所以每每上课，不敢有半点的马虎——不是马虎后怕人看出破绽来，而是害怕残存在心的那点良知之鼠嘴，会丝丝吱吱不停地咬。然而没有想到，尽力敬业地去上课，却也是一种新的出一进十的收获和剥夺。

一半是香港的学生，一半来自内地；一半是学校人文中心文科生，一半是科大先天势优的理工科。他们齐齐寂寂地坐在那，每一张脸都蓝天白云素洁着，对文学与写作的灵悟与专注，仿佛从深冬缝隙看到春天前脚的慧眼，于是我知道了他们生命的重量，一钱重于一斤，一寸长于一里，那光泽的神圣，仿佛传说中佛道显灵的神色。

知道作家是不可教的，但世上又不存在没有启悟就天灵自开的写作。

知道文学的式微，一如街市上黄昏到来前摊卖的花草。然而不为写作和成为清贫的作家，可读书，终归还是不可或缺的灵魂的衣食与住行。

那就一块儿读书。

一块儿讨论所读之书。

我教不是为了你写，而是为了让你怀疑并问异。课堂上有几分肃严，也有几分温暖和放松。大家是师生，却也是文学的一个大家庭。文学一笑，世界就变得明亮了。言语有诗，冬天就会歇下逼近的脚步。读读写写，写写读读；说说论论，论论争争。到了期末，每人必写一个短篇小说来。是作业，更是人生的一次创作和文学之试探。阅读这些作业小说时，让我感到惊艳和感叹，想我在他们这个年纪时，倘能写出这样的小说来，而我之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对生活热切的爱，对世界的敏锐和感激，语言的透明与雅稚，写作目的的轻松和坦荡，尤其对文学与写作所葆有的那种初来乍到的探秘心，凡此种种，都是我失去并急切要重新回头寻找的最质感的写作之必备——哦，就像走失了岁月的人，面对别人青春的无限感叹样。他们让我知道我丢掉什么了，我必须在以后的写作中去求获和学习什么了。

是我在教授他们写作吗？

还是他们在教授、指点、启示我？

他们从我这儿获得了什么、获得多少我实在不知道，就如不知道他们这一生，有一学期跟着一个作家读书和学习写作到底有什么意义、有多少意义样。但于我，反倒太知道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得到什么了——纯粹、爱、对世界和生活的好奇与试探，写作必备的敏感和忧伤，从晨曦的日光中透视黄昏、人生、未来的明亮和美。这些对我实在太为匮缺、太为需要，我太渴望重新拥有并伴我至老了。

教书不仅是他们跟着我学什么，反倒是我跟着他们学什么。出一而进十，我总是站在大赢必赢的位置上。

远渡重洋，寻找那个阅读的人

一个生命要在另外一个国度嫁接重生了，一如匈牙利的苹果要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过移植、光合作用而结出新的果实。想到最初感受裴多菲的诗、阅读凯尔泰斯·伊姆莱和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小说时，都会有一种血脉偾张、几要炸开那感觉，也因此就觉得在中欧匈牙利的土地上，每棵树木的肤裂，会不会流出来的都是匈牙利人的血；每一株野草自晨时醒来的摆动和叽言，会不会都是匈牙利人在世间踮脚举项的呐喊和喘息。及至近年读到马洛伊的《烛烬》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撒旦探戈》，以及萨博·玛格达和马利亚什·贝拉等作家的作品后，才感到匈牙利文学的宽阔、雄厚及柔美，如草原、山脉、河流彼此的相间和缠绕、渗透与互补，自成着一种文学的天地和世界。

可以这样说，多难、伟大的匈牙利，是又一个真正的“小国大文学，人少众经典”。

匈牙利的文学，在中国广泛地被认知和接受，当然源于它自身文学独特的审美和创造，然两国彼此间曾经相近、相似的历史与文化，也给这种接受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和渠道。也正缘于此，才会使哈拉兹蒂的《天鹅绒监狱》那样的一册小书，悄悄地来到中国后，会引起作家和读者压着嗓子在私底的惊呼和欢喜，因此我们也就可以对着天空大声地唤：

匈牙利万岁！

匈牙利的文学万万岁！！

现在，《受活》也要远渡重洋，翻过语言的山脉和水域，去到匈牙利的土地上，如同匈牙利文学要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大地上，这让那个姓阎的作者怀着惴惴的欢乐和等待。因此间，也就想到十五年前《受活》在中国面世时，曾因为小说的形式与思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冒犯和不恭，而引起喧喧闹闹的争执和论说，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彻底静下来；而其故事和内容，对中国现实与历史的冒犯和骚扰，就不仅是一种争执和论说了——因为它的出现，我被一脚“踹”出了服役了26年的军营——这就完全改变了我的命运和人生。

再说到读者去，他们并不仅仅讨论《受活》对中国文学、历史和现实的冒犯和侵袭，更重要的是，它还冒犯了“人”——几乎所有而特殊的“中国人”。所以说，说好的就把它说到天上去，不接受的会面带讥笑一连声的“NO，NO，NO”！

说到底，《受活》是开启我从此被过度争议大门的一部书，乃至于今天它连重新再版的大门也被闭关着——这么讲，匈牙利的读者是会理解它在匈牙利终于问世时，我为什么会如此惴惴的欢乐和等待；说到底，无论什么语种的读者，当每一个人捧起这部小说时，我都能听到他们献给在争论中沉默不言的文学的歌。正是因为这样的歌，在这儿请让我诚挚地感谢把当今匈牙利文学译作带往中国的余泽民先生样，感谢把《受活》译作带往匈牙利的我的译者和出版者。

哪怕它在匈牙利的土地上，仅仅存有一个读者、仅仅有一个沉默着捧起它的人。

我以我步走在文学的宪章里

文学最为艰难的要务之一，或说最为重要的去向和目的，就是孕生、形塑并给他们以血脉和灵魂的仅属于某个民族的“民族人”——他不是文学人物中的“这一个”，而是其外的某个“民族人”。数百年来，这几乎是所有伟大作家叙述的靶标和作品合格、成败的最大之印章。是狄更斯、福楼拜和托尔斯泰们为我们最终确认了这部文学的宪法或这部宪法中最为重要的宗旨及条款。紫式部和曹雪芹，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们，是这部宪法的起念者和起草者，其他所有最伟大的作家都是举手表决的代表和最为诚信的践行者。自此之后，在二百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哪个国度的作家敢于提案、修正、删撤这部伟大的文学宪章和条款。即使20世纪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怀揣着背叛之野心，也没有谁能够真正撼动、改篡这部宪章中关于“民族人”的伟大之条款。乔伊斯、卡夫卡等那些西域被称为现代文学鼻祖的人，还有近现代群星荟萃的中越作家们，也从来没有谁不是以孕生、形塑并超越所谓“这一个”的那个“民族人”，为其己任、梦想、野心和最后努力之极终。其唯一的不同之处是，在向那极终尝试走去时，后来者选择了自己的笔墨和路道，并迈定了自己坚实的步伐和行速。而去向的那个目的地，却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坚硬如水》亦如此。

它和所有的先辈一样，丝毫没有背叛宪章之逆想，只不过是在去往宪章规定的极终时，作者渴望在自己写作的道路上，迈定自己的脚步，去迎接他以为的那个超越众人说的“这一个”的那个“民族人”。把中国作家鲁迅笔下的那个“民族人”的代表阿Q，更换为只属于中华民族的又一个漫长阶段的“癫狂人”，借此孕生一个仅属于中国但却能让世人镜照出自己身影的“民族癫狂者”。这——才是我从来不敢告人的隐秘、野心和梦想，并且在这个不懈的努力中，能够找到一条不同于他人和主义——也非完全的神实主义——的径道和桥梁。

请不要让我谈论《坚硬如水》和现实主义之关系、和神实主义之关系，甚至不要谈论它和中国的历史、现实之关系。我只是想从我的写作之路上去迎接、拥抱那个虽仅属于中华民族，但却能映出他地、他族人影的“民族癫狂人”。

在“民族癫狂人”这一点，我知道我是一个失败者。

之所以敢于这样说出来，也缘于我是一个失败者，如贼被捉了会诚实招供样；人之将死会坦然、坦荡般。实在说，当《坚硬如水》这部作品在经过我的同仁——译者和编辑朋友努力再版后，再次与越南读者见面时，我不乞求任何读者说句“恭喜”或“成功”的话，只渴望在所有的越南读者中，有人能说“那个中国作家是在文学的宪章中努力寻路和迈定自己异步的人”！

如此也就异常地满足和充溢着对越南同仁和读者的感激心！

另外一个阎连科

无论哪国的读者，我总是渴望他们读到《年月日》。因为，只有它和《日光流年》等少量的作品，才显示了我更为不同的写作、更不一样的阎连科。尤其日本的读者，和中国一水之隔，声音相闻，传说和听到的我，虽然耳稀音小，多半会是一个狰狞争论的人，批判和被批判的人，是一个被媒体或多或少加工塑造了的人。

无论是人或文学，我以为我不是那样。不全是那样。《丁庄梦》《受活》《炸裂志》等，你们喜与不喜、爱或者不爱，都在塑造着一个作家的形象。那个形象，无论多么被人爱戴，我也总是觉得，作为作家，未免狰狞可怖。所以，我希望你们读到《年月日》《我与父辈》《日光流年》等。读一个、一部更为不同的小说，让那有些狰狞的作家的面孔，缓解下来，有着别样的表情和写作的求向。也许你们在读完之后，会慢慢地合上书页，轻微地感叹一声：“哦，原来他还这样写作，写过这样的小说！”果能这样，哪怕只有一个几个读者的感叹，都是对我最大最爱的褒奖。

已经记不得是哪年哪天的日子，在中国的西安求医治病，内心凄楚悲凉，独自走在空旷无人的玉米地边，走着走着，头脑如闪炸一样，《年月日》中的故事人物，就轰然到了我的心里。站到了我的面前。那种激动，那种来自灵感力量的战栗，在后来再也未曾有过。或说时常见到，却再也没有那么强烈。

从西安回到北京，就躺在残疾人联合会的工厂专门为我设计定做的使我可以躺着仰面写作的残椅铁架上，用一周时间，写出了这册薄薄的小书——这部中篇。——是的，对的。那些年月，我因严重的腰病与颈椎之疾，不能行走，不能站立，坐起来又头晕不止，在中国四处求医，惘然无助，内心绝望之极。然在这绝望的求医治病之间，为了证明自己活着，就趴在床上或仰躺在那残疾人的椅上，面向天空脸前那特制的写字的架板，写作、写作、写作，竟就恍然模糊，冥冥鬼鬼，写下了《年月日》和《日光流年》那样的小说。

不是说它们一定就好，而是说，它们在我半生的写作中，是那么的不同。而不同，则是我写作最大的欣慰。

终于，它也在日本出版了。并不期盼着它能和在中国与别的国家一样，“人见人爱”，绝少争议、非议的声音，但也还是在惴惴地等待着，有日本的读者在读完之后，会说出那样轻微的感叹：“哦，它和他别的小说不一样呢，是个不一样的阎连科。”如是，也就足矣满矣，是对我一生总是病缠的最大回报。

蚁力负山之求望

一年过去了，宛若事情如期而至样。然在这如期而至中，十二个月的忐忑和不安、惶惑与惊恐，仿若果子不熟在金黄之秋时，而落枝在雪白之冬季。我以为——以我这一年在中国的极度焦虑之体验，今天的现实，不仅不是政治、文化、文学的好与坏，而且可能是极度冰寒到来之前夜。而我们每位虔诚的作者与读者，都有可能被挟裹在这场寒冷中，颤抖与无奈，喘息及无力，使写作、阅读和闲谈，不仅变得多余，甚或为耻辱。尤其我的生活和写作，是那么缺少呼应和暖热，怎么都不会如其他作家的生活和写作在现实中的欢迎样。不用去问为什么，也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接受这个结果就行了。但如果一定要寻根求源的话，我想是因为我的写作和生活，一定是没有完成某种超脱或者超越吧，不然不会总是那样磕磕绊绊，经历曲折；而在世界各地，又总是获得过分丰硕的误读与误解。不知这是因为我生活和写作的局限性，还是某种写作生活对人与世界的关注之必然。总之说，单单是为了生活和文学，我极其渴望在日子那块并不大的水面上，无风无浪，闲闲淡淡，一年四季都静静平平，月圆花好。

渴望一种可以随意闲扯、欢笑、吃饭穿衣的平静和写作。

我们已经知道天宇之博大，而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埃尘，那么普通人的心室里，为什么还要相信它可以容纳无边的宇宙和时间呢？为什么不可以让理想的欲念，缩归到日子油盐酱醋的位置上？人与人的温暖就像碗和筷子一样同室同桌呢？缘于此，我梦想整个人类都盘腿坐在桃花源中祥和读书那场景；也缘于此，我不欲求自己在现实的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读者，都群群股股，山山海海，但我渴求有一种理解，如同冬日之文火，幽暗之光亮。渴求在生活里哪怕仅有一位——仅仅一位，他或她在捧读《两代人的十二月》时，关心的不仅仅是这本书，还有文学和生活之本身。

我相信未来，相信写作，相信文学的力量。我相信，温和的争论和无偏见的阅读，这些才是深沉的爱。相信只要有阅读之超越——那种纯净、纯粹的阅读的存在，人心和语言的裂隙中，就有无数的心丝相连着，以牵扯冰冷的海水不把温暖的彼岸朝着更远更远的地方推过去！

实在说，我知道文学与生活之脆弱，也知道现实于写作之酷寒。因为明白这种不对称的丑陋和冷峻，也就更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如两代完全不同人的一场对话样。

把心交给大地去

《我与父辈》能够获得读者广泛喜爱，这原是我不曾预料到的。我的写作，在这许多年来，磕磕绊绊，都是行走在某种“背离”的道路上，被人失望，被人短长，乃至被大家批评和唾弃，对此我都已经习以为常到如同擦净了桌子必然还会落灰样，而永远地不去擦抹，倒也不觉得那桌子有多么脏了。不擦不抹，不管不顾，倒也有着一个好儿，就是反而可以放下包袱，真正随心所欲而为之，不管读者，不管评家，只管自己的内心——把文学简单到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在你的写作中，你的内心交付出去，交给某块土地和大地，有多少人说好说坏，你就不用再管再顾了。

然而话又说回来，交付内心是有方式、方法的。写散文、写小说，你不可能像舞台剧那样去表演。散文或小说，你交付内心的渠道不是语言与构思，不是人物和故事，更不是技巧与技术。最好的交付方法是，从“心”写来，让你和土地融在一块，把你的心交给大地就行了。那块大地中的土地上，有房舍、有河道、有人流，有寂寞和繁闹、有恐惧和安慰、有出生和离去。那土地虽然贫穷却也富裕到应有尽有着，缺什么它就有着什么呢；什么多到了极处它就反而缺着什么了。

你的心，无法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周全、平均分配，让世事万象在你的写作中都得到你的周全、你的爱。那么着，就把你最真实的内心交还给大地去——把你所有的情感都放在那块或穷或富的土地上。土地是你情感的库藏，是你心之落处和存放处。把你的心交给土地了，完完全全、无所保留地交给土地了，土地会适时宜量地把你的心交给大地上的人、大地上的事，和那大地上的植物、动物和气流。

你所要去做的、能够去做的，就是把你的心交给那大地。《我与父辈》的写作，正是把心交给大地——而不是交给你笔下创造的人物、语言、叙述和技巧的一次努力和尝试。我写过很多带着强烈尝试的小说了，《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和《为人民服务》等，我需要一次不带任何尝试的写作和回归，从走得很远的绝峰回到踏踏实实、扎扎实实的土地上，让写作中的张扬、狂欢和有意压抑的情感，一是一、二是二地回到土地的纯净和质朴中，把叙述中的技巧、技术从写作中剔除得一干二净，除了心和土地其余什么也没有。

我知道《我与父辈》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但我毕竟那样去做了。不构思、不设计、不精雕细刻和推敲琢磨，让笔沿着你最心疼、心暖的思绪走下去，有之则言，无之则止，让你笔下的一朵云、一根草、一声鸟鸣都和柴米油盐联系在一起，和那块土地的黄土生长在一起，和大地的气息相融在一起。

终于写就了《我与父辈》这部长篇散文了。写完后，交给自己最信任的同仁朋友去出版、去翻译。到这儿，这件事情也就画下一个句号过去了。然而意料之外的，是读者对这本书的热情和异国同仁对这本书的爱，这让我感到我虽行走在“背离”的路道上，但我把心交出去，把心交还到和我生命相连的那块土地上，读者和同仁，就还依然与我同道地牵着手，彼此的心，在什么时候、什么境况下，都是纠结在一起，同苦同乐、同笑同泪地一块儿跳动和起伏。这让我再次感觉到，质朴不是无华的实在，而是一种写作的境界和高度。

《我与父辈》的经验是，作家只应有用心写作的义务，而不应有其他要求的权力和想念，因为说到底，读者和同仁朋友对用心和土地写作的人，是会用心和大地般的宽容去衡量评定的，去爱、去泪、去一同感慨欢笑的。深谢韩语的译者金泰城先生。深谢为出版《我与父辈》做出努力的韩国同仁和喜欢这部作品的韩国读者，是你们让我再次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