芈凌云，杨 阳，李 乐，贾田雯，吕 涛

（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中国要实现“30·60”宏伟目标面临着诸多挑战。截至2020 底，中国63.2%的电力仍依赖高碳型的燃煤发电，且短期内以煤电为主的电力供给结构还难以根本改变，这成为中国实现碳减排目标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1］。2021 年，中国居民生活用电量达11 743 TW·h，同比增长7.3%，其增长量占全社会用电增长总量的10.2%，成为拉动电力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因此，促进消费侧节电成为中国当前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建筑内的用户行为对于消费侧的低碳节能具有重大影响［2-3］。因此，关于促进中国家庭住户节能行为的文献越来越多［4-5］。其中，财务策略（如：电力价格、节能补贴、优惠奖励等）被证实对家庭节能有显著效果［6-7］。然而，对于缺乏财务动机的群体用能者而言，如何促进其节能还缺乏关注。与家庭住户不同，群体用能者的能耗成本被群体成员均摊或所在单位承担。因此，这些群体用能者对能耗的财务成本感受性不足。如果个人实施节能行为，就需要付出自我约束（例如减少空调使用、减少电器待机等），而由此获得的节能收益和环保收益却是外部共享的。为此，如何通过非财务策略促进公共建筑群体用能者主动节能变得更加重要。

在通过非财务策略促进家庭节能的研究中，设置目标被认为有利于促进节能［8-9］。研究者们认为：目标设置通过激发居民的内在动机而促进节能行为［10-11］。而且，关于家庭节能的实验研究证实多种方式耦合干预策略的节能效果优于单一的干预策略［12］。考虑到群体用能者与家庭住户相比，是否节能具有更强的非财务属性，而且当个体处在群体中时，其行为方式也会与在家庭等私人领域不同。因此，面对难度不同的节能目标，群体用能者会如何反应？关于目标管理的研究认为：人们对目标的承诺是目标管理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13］。那么，群体用能者对节能目标的承诺方式是否也会导致其实现目标的努力产生显著差异？这些问题在已有研究中尚未得到回答。此外，以往关于中国居民节能行为的研究大多采用问卷调查法［14-15］，现场实验十分稀少。问卷调查法以被试自我报告的方式评估其节能行为，难以避免“自我报告偏见”的影响。为了填补上述研究缺口，该研究开展了一项为期14 周的现场对照实验，评估不同节能目标（高目标、低目标）和承诺方式（公开承诺、私下承诺）耦合的干预策略对促进群体用能者主动节电的有效性，以期为促进公共建筑的节能减排提供理论依据。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节能目标难度的高低

Locke 等［16］的目标设置理论指出：合理的目标设定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它能把个体的需要转变为动机，使个体行为朝一定的方向持续努力。在个人对结果有一定控制权的诸多领域，目标设置理论都体现出良好的有效性，因此，也受到节能研究者的关注。Karlin等［11］对于居民节能的元分析显示：目标设置在改善个人的节能行为方面具有显著促进作用。Mccalley 等［17］在荷兰埃因霍温开展的一项洗衣实验也发现：无论是指定的节能目标还是自我设置的节能目标，设置目标的参与者都明显比未设置目标的参与者节约了更多的能源。

然而，目标设置对激励节能的作用会受到目标难度的影响。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个体会根据目标难度来调整自己的努力程度［16］。具有不同难度的目标对家庭节能的激励作用存在显著差异。怎样的目标难度更能激励节能，已有研究尚存争议。Becker［18］最早开展目标与节能关系研究，他在实验中为参与家庭分别设置了节电20%和节电2%的两种难度的目标。结果显示：设定较高难度目标（节电20%）的家庭实现了节电13%～15.1%，而设置节电2%的简单目标组的节能效果不显著。后来，Harding 等［10］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让消费者自主选择节能目标的实验研究发现：73%的消费者选择了相对现实而积极的目标（节电0～50%），12%的参与者选择了一个不现实的高目标（大于50%），15%的消费者选择了不节电。结果显示：选择相对现实而积极目标的消费者实现了11%左右的节电效果，而选择不现实的高目标或者很低目标的消费者并没有实际的节电效果。Abrahamse 等［8］在荷兰开展的一项家庭节能实验显示，设定5%的节电目标，并提供量身定制的信息反馈，在五个月内节约了5.3%的电力。Xu 等［19］在新加坡开展的一项家庭节能实验中，将节能目标分别设定为5%和10%时，结果发现分别带来8.18%和12.56%的节电效果。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在私人领域，5%左右的节电目标是一个相对轻松可以达到的目标，而10%～20%的节电目标是需要通过较大努力才能达到的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2019 年，Mi等［5］在中国开展的一项为期18 周的家庭节电实验研究，结果发现，给居民设置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较高目标（节电15%）与邻里对比反馈的耦合可以有效地促进家庭节电14.45%和11.86%。但是，在撤销反馈之后，目标本身的节电效果不可持续。这是由于没有区分目标难度，只设置了单一具有挑战性的较高节能目标导致的？还是由于参与者只是私下承诺节能目标这种方式导致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回答。

与私人领域的家庭用能不同，群体用能者实施节能的财务收益和环境收益都是外部性的。个体付出自我约束的节能行动，并不能给个人带来直接收益，而且，个人的节能努力也可能会因为其他共同用能者的不节约而被抵消。因此，对于公领域的群体用能者而言，节能目标的设置，是否会成为激励群体节能的动力？哪种难度的节能目标具有更好的节能效果？值得进一步探索。然而，在公领域，关于目标设置与公领域节能的现场实验研究还没有受到关注。2018 年，Bull 等［20］对欧洲五个国家的17 所大学宿舍（这些宿舍都参与了2014—2016 年的SAVES 项目——Students Achieving Valuable Energy-Sa-vings）进行节能水平调查，结果发现，在2014—2015 学年，这17 所大学的宿舍实现节电5.26%，并在2015—2016 学年实现节电8.76%。因此，参考私人领域家庭节电目标的难度设置与Bull 等人的节能调查结果，该研究将群体节能的目标难度设置为高目标（节电15%）和低目标（节电5%）两种目标难度开展实验研究。

此外，已有研究中通过设置不同难度目标来促进节能的实验研究大多在西方国家进行，而且针对的主要是私人领域的家庭用户，缺乏对群体水平用能者的关注。关于目标设置理论的研究证实：目标对个体行为的激励作用受到国家之间文化差异的影响［21］。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更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希望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因此，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对于群体用能者而言，是否设置难度高一点的节能目标更能促进群体用能者主动节能？为此，提出假设H1。

H1：目标设置能够显著促进群体水平的节电行为，且高目标的节电效果优于低目标。

1.2 对目标的承诺是否公开

承诺是促进积极行为的有效手段。Lokhorst 等［22］关于承诺的一项元分析认为，无论是公开承诺还是私下承诺，对于亲环境行为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例如：当承诺节能后，更多的人会选择乘坐公共汽车［23］，家庭对报纸的回收利用也显著提高［24］。Werner等［25］还认为承诺提高了人们对回收活动的参与程度并维持长期的后续行动。

Cialdini 等［26］认为承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当人们承诺并坚持一种行为时，他们会努力使自我概念与实际行为保持一致。Werff 等［27］的研究指出：私下承诺是通过强化个人规范来使人们认为自己在道义上更有义务去完成他们所承诺的行为。同时，当人们做出的是私下承诺时，由于其他人并不知道，因此不太可能通过他人对自己的期望约束来改变行为。这就有可能导致私下承诺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作用不如预期。然而，相比私下承诺，公开承诺对提高人们行为和所表达态度的一致性的影响力更大，更能促使人们行为的改变［28］。Pallak 等［29］的研究证实，与私下承诺相比，选择公开承诺节能的那些人明显节约了更多的能源。Mccalley 等［17］关于回收易拉罐的实验也发现，公开承诺的回收效果明显大于私下承诺。

考虑到中国是一个高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兼顾他人利益的行为更符合全社会倡导的行为规范。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能源消费行为更容易受到社会规范和他人行为的影响［30］。而且，面子意识对人们消费行为决策的影响根深蒂固。“爱面子”作为重要的心理动机对公开承诺的履行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事实也证明当存在外部监督时，人们更倾向于维持自己的承诺［31］。一项关于企业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也发现：公开承诺是优于私下承诺的激励手段［32］。然而，考虑到群体用能者的节能收益具有外部性特征，群体成员对节电目标的承诺方式不同是否也会导致其节电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仍需探究。为此，提出假设H2。

H2：对目标进行承诺能够显著促进群体水平的节电行为，且公开承诺的节电效果优于私下承诺。

1.3 耦合干预

耦合干预是通过两种干预方式组合，共同对微观主体行为施加影响的策略。在家庭节能领域，耦合干预措施被认为是更加有效的。Karlin 等［11］采用元分析的方法综合分析了42 篇实验文献后认为，信息反馈耦合其他干预措施的节能效果比单独的信息反馈能更有效地激励家庭节能；芈凌云等［12］对家庭住户开展的一项为期16 周的随机对照现场实验，对比了信息宣传框架和信息反馈框架分别在单独干预和耦合干预情境下的节能效果，结果发现：相比于单独干预，只有耦合干预能持续有效地激励中国城市家庭主动节电。而且，对目标设置而言，接受者总是会存在某一种承诺方式来接受目标。因此，探究不同目标难度与不同承诺方式耦合干预的节能效果，对现实的节能管理也更为重要。

与家庭用户不同，考虑到群体内每个人对节能的贡献无法衡量，节能带来的收益由他人或外部共享，这导致群体中的个体缺乏强烈的财务动机去主动节能。目标设置与承诺等非财务措施的耦合干预似乎更加重要。因此，为了检验目标设置难度的高低与承诺方式公开与否的耦合干预策略能否有助于促进群体用能者主动节能，哪一种耦合干预策略的节能效果更好，该研究设置了一个2×2 的现场对照实验，用于检验两种节能目标的难度（高目标、低目标）与对目标的两种承诺方式（公开承诺、私下承诺）耦合的四种非财务干预策略在促进群体用能者节能的有效性，并提出假设H3。

H3：目标难度与承诺方式耦合的干预策略能够显著促进群体水平的节电行为，且不同的耦合方式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

2 实验方法与过程

2.1 实验对象

一般而言，公共建筑的群体用能者主要包括工作场所的员工、集体住宿的学生群体等。由于群体中个人用能的财务成本是所在的工作单位或学校承担，或被群体成员均摊，所以他们对个体用能的财务成本和节能的财务收益的直接感受并不清晰。因此，非财务干预就变得非常重要。由于工作场所的群体用能行为受到的外部干扰因素复杂，不同部门和工作群体所在的物理环境差异大，相同环境中群体规模、人员结构、用能设备等复杂多变，而且，工作群体能耗的测量与跟踪困难，不利于现场对照实验的开展。而大学生集体宿舍的环境可控性较高，容易排除外部干扰，厘清实验干预的净效果。例如，建筑的围护结构、室内面积、居住人数等是影响用户电力消耗的重要因素。因此，考虑到实验的可靠性和干扰因素的可控性，选择集体住宿的大学生群体作为群体用能者的代表，在大学的本科生宿舍开展群体节电行为的跟踪实验。由于实验组和对照组是来自同一群体，在有效控制干扰因素的情况下，可以准确地评估干预策略的真实节电效果。而且，中国每年有900 万的大学新生进入大学集体住宿，同时，几乎同样数量的大学生毕业离开校园，进入职场。因此，对大学生群体的主动节能习惯的培养，不仅有助于直接减少大学校园的能耗，而且有助于推动工作场所和社区形成主动节能的风气。

该次实验选择在教育部直属的一所重点综合大学的本科生宿舍进行。该大学共有19 栋本科生宿舍楼，每栋楼有217间宿舍，每栋楼的建筑设计、围护结构、宿舍的房间布局和居住面积均相同，有效地控制了建筑热性能等较为重要的外生因素。而且每个独立宿舍固定有8 名学生共同居住。每个宿舍内的主要耗能电器由学校统一配备。包括：6 盏照明灯、2 台风扇、集中供暖系统、空调系统、热水系统、一台饮水机等，每个学生除了自备的台灯、手机、电脑、iPad 等之外，其他电器的使用均受到严格限制。这些为现场实验提供了良好的控制环境，不仅能容易地将节能效果归因于居住者用能行为的改变，也有利于保证现场实验的外部效度。

考虑到三年级、四年级学生因实习等情况造成住宿时间不连贯，所以本次实验对象选择以一年级、二年级学生宿舍为主，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样本。在该大学中男生占比约为68.1%，女生占比约为31.9%。因此，抽样时考虑了学校的男女性别比例。经过1 周的招募与筛选，在剔除实际稳定居住人数不满8 人的宿舍后，共有来自74 个学生宿舍的592 名本科生参与实验。其中，男生宿舍占68.92%，女生宿舍占31.08%。样本的性别比例、学生宿舍的分布特征与该大学的学生性别结构基本一致（表1）。

表1 参与者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2.2 实验设计

该实验采用2（目标难度：高目标、低目标）×2（承诺方式：公开、私下）的被试间析因设计来检验目标难度和承诺方式对群体用能者节电效果的影响。因此，设置了4个实验组和1个对照组。采取这种实验设计的原因是：①析因设计不仅可以评估和比较四种耦合干预策略的节能效果，还可以考察单一因子的作用效果，能够提供更多的实验信息。而且，采用两因素析因设计更加符合现实情境。②由于实验时间从春季到夏季的跨度较长，天气逐渐变热，各宿舍的用电量都会增加。但由于无干预对照组的设置，与实验组在相同的气温条件下，可以排除天气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干扰。

目标设置理论证明，当允许人们自主选择目标时，人们对目标的认同程度更高，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更大［16］。因此，该研究由参与实验的宿舍自主选择节能目标的难度和对目标的承诺方式。首先邀请参加实验的74 个宿舍自主选择各自的节能目标，其中38 个宿舍选择节电5%的低目标，24 个宿舍选择节电15%的高目标，12个宿舍选择不确定。目标选择结束后，进一步进行对目标承诺方式的选择。选择低目标组的38 个宿舍中有21个选择私下承诺，17 个宿舍选择公开承诺；选择高目标的24 个宿舍中12 个选择公开承诺，12 个选择私下承诺。由此形成4 个实验干预组，不确定节能目标的12 个宿舍被作为对照组，最终形成了5 个不同的条件组，分别为：无干预对照组（n=12）、实验组1（低目标+私下承诺）（n=21）；实验组2（低目标+公开承诺）（n=17）；实验组3（高目标+公开承诺）（n=12）；实验组4（高目标+私下承诺）（n=12）。为了保证实验功效，使用G*Power 软件对实验各组的样本数是否达标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当效应值为0.6，α为0.1，统计功效（1-β）为0.8 时，所需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样本之和至少为19。在该研究中对照组与实验组的样本量和均达到统计要求。实验设计及分组情况详见表2。

表2 实验设计及分组

实验包含1 周拜访期、6 周基线期和8 周实验期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

图1 实验流程图

拜访期是为了征集实验参与者宿舍，该研究参与者对本科生宿舍进行入户拜访。只有当宿舍的8 位共同居住成员实验期间都住在学校，并且全部同意参与实验才能成为样本宿舍。在成为志愿者宿舍后，宿舍成员需要填写一份基本信息调查问卷。

基线期是设置在拜访期之后，实验正式开始之前的一段无干预观察期。在此期间参加实验的所有宿舍均不进行任何干预，仅从学校电力系统内采集各宿舍的实际用电量及其变化数据。设置基线期主要有三个作用：首先，有利于消除拜访期征集实验参与宿舍可能产生的“霍桑效应”。上门拜访可能会使参与实验的宿舍成员在知道自己被关注后短期内有意识地节能，从而对实验结果造成干扰。第二，判断实验分组的有效性。只有各个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基线期用电量不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才表明分组是有效的并将之后实验期的组间用能量的差异归因于干预措施。第三，排除参与者已有用电习惯的影响。基线期的用电数据可以显示参与宿舍的已有用电习惯，通过对基线期所代表的用电习惯是否会影响实验时段的用电行为进行检验，可以排除已有用电习惯对实验效果的干扰。

实验期是基线期结束后开始实验干预的阶段。根据实验分组，将选择公开承诺的两个实验组的节能目标在所有参与实验的宿舍大群里公开，并点对点提醒选择私下承诺的两个实验组的节能目标。对照组的12个宿舍在实验期间不进行任何干预。实验期间，统一在每周日早上10 点采集各宿舍的实时用电量，实验组干预频率均为一周一次。

3 数据分析

3.1 基线期数据分析

在现场实验中，某些因素会对实验的真实结果产生一定的干扰，这些干扰因素可统称为协变量。在该实验中能够保证每个宿舍的建筑围护结构、居住人数、房屋布局和面积等均是相同的，所以主要控制性别、楼层及年级等可以影响实验净效果的协变量。这些协变量的影响可以通过均衡的组间分配将其消除。即各个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协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首先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基线期特征进行比较分析以判断分组的有效性（表3）。

由表3 可见：4 个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协变量以及基线期电力消耗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可以说明在4个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协变量得到了很好的平衡，分组有效。这可以确保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在实验开始前没有系统性的差异。

表3 实验组与对照组基线期特征比较

3.2 平行趋势检验

该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s-in-Differences，简称DID）进行实验效果的检验。在双重差分应用之前需要对实验数据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即要求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干预措施实施前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该研究中即为判断各实验组在实验干预之前与对照组基线期的用电量走势是否类似，若用电量的走势相似则应用双重差分计算方法得到的实验干预结果是可靠的。运用STATA 16.0 对整体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1 与对照组、实验组2与对照组、实验组3与对照组、实验组4与对照组分别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见表4。

由表4 可见，无论是整体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还是单个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在实验干预开始前的基线期的系数均在0附近波动，且都不显著。而从实验干预开始的第一周以后，系数变得显著。因此，可以说明各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接受实验干预之前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即满足了平行趋势假设。这在图2—图5中可以直观地显示。

图2 实验组1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图5 实验组4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表4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3.3 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为了精确地评估4 种耦合的非财务干预策略对促进群体节能的效果，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验数据分析。双重差分法通过比较实验组干预前后与对照组在实验开始前后用电量之间的差异，消除了随着时间变化的干扰因素（如天气、电价）和不随时间变化的一些固有属性（如：居住面积、人口特征）等的干扰，从而得到实验干预的净效果。双重差分的核心是构造双重差分估计量，而双重差分的估计量可以通过回归方程（1）得到：

其中：Yit为宿舍i在第t周的用电量。由于该用电量数据已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将宿舍用电量除以实验期间对照组的平均耗电量并乘以100），因此可以将回归系数直接解释为用电量变化的百分比。β1、β2、β3、β4为回归系数，Xit为控制变量性别、年级和楼层的合集，β0为截距项，εit为随机误差项。Dit为是分组虚拟变量，若宿舍成员受到干预策略的影响（即该宿舍属于在实验组中），对应的Dit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Tit是时间虚拟变量，若时间处于的实验期，Tit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其中，分组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Dit×Tit的回归系数β3为双重差分的估计量，μi为个体效应，λt为时间效应。通过方程（1）对宿舍实际用电量进行分析得到的目标高低与是否公开承诺的回归结果见表5。

表5 的结果显示：实验组1（低目标+私下承诺）节约了7.061%的电力，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t=-1.40，P=0.163）；实验组2（低目标+公开承诺）（t=-4.34，P=0.000）、实验组3（高目标+公开承诺）（t=-4.47，P=0.000）和实验组4（高目标+私下承诺）（t=-3.41，P=0.001）均在1%的水平下具有显著节能效果。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3的节电效果最好，节电比例为25.221%；其次是实验组2（节电比例为20.511%）；最后是实验组4（节电比例为17.821%）。因此，假设H3得到验证。

表5 节能目标高低与目标承诺是否公开的回归结果

3.4 目标难度与承诺方式的析因分析

分析显示，在目标难度和承诺方式耦合的四种干预策略中，除了低目标与私下承诺的耦合干预策略节电效果不显著之外，其他三种耦合干预的节电效果都是显著的。但是，究竟是目标设置的效果更大？还是承诺方式的效果更好？析因分析将回答此问题。

首先，进行方差齐性检验。该研究以实验期的周平均用电量为因变量，干预方式为自变量进行方差齐性检验。方差齐性检验（F=0.400，P=0.753）结果不显著，检验通过，可以继续进行单变量方差分析。

单变量方差分析目的是判断目标设置的高低和承诺方式的公开与否之间是否存在交互效应。单变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6。由表6 可知，节电目标设置的高低与承诺方式公开与否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0.354，P=0.554），故两种干预方式对于节电效果的影响是相对独立的，这表明一种干预方式水平有所改变时不影响另一种干预方式的效应。因此继续进行主效应检验。

表6 主体间效应检验

主效应分析是考察单一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当交互效应不明显时，可以直接通过其主效应是否显著来评估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大小。主效应检验的结果见表7。令人意外的是目标设置的高低（F=1.476，P=0.229＞0.1，Partial eta square=0.025）对节电效果的影响不显著，假设H1 不成立。而承诺是否公开（F=3.020，P=0.088＜0.1，Partial eta square=0.050）对节电的影响效果是显著的。同时，公开承诺（M=45.329，SD=2.679）的节电效果显著优于私下承诺（M=51.781，SD=2.571），假设H2得到验证。

表7 主效应检验

图3 实验组2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图4 实验组3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4 结论与建议

该研究通过为期14周的现场对照实验探究了目标难度与承诺方式耦合的4 种非财务干预对促进公共建筑群体用能者主动节电的有效性。以持续获取的电力计量系统上群体用户的真实用电量数据为依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干预效果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适当的目标难度与承诺方式耦合的非财务干预策略能显著地促进公共建筑群体用能者主动节电。但不同干预策略的节电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高目标+公开承诺”的干预策略节电效果最好，与对照组相比，节电25.221%；其次是“低目标+公开承诺”的干预策略（节电20.511%）和“高目标+私下承诺”的干预策略（节电17.821%）。然而，“低目标+私下承诺”的干预策略节电效果不显著。由此可见，在公开承诺下，无论目标高低，节能效果都高达20%以上，因此，对目标的承诺方式是通过目标设置促进节能的一个关键因素。尤其是承诺公开时，会引起他人对自己实现目标的期望，从而形成社会压力，这会导致个体行为趋向于完成他/她所做出的承诺。Barata 等［34］关于承诺对促进家庭节能和节水的研究也认为，相比于私下承诺，公开承诺使个体在社会规范的压力下更注意维持自身的节约行为。对公共建筑的群体用能者而言，公开承诺对促进群体节电的显著效果，也可能与中国重视面子的文化环境有关。在中国文化中，面子意识是人们对自己的公共形象的看法。在群体中，个体的外在形象更容易被观察和发现，群体成员可能出于“爱面子”和群体认同的需要而努力实现公开承诺的目标。

第二，分析显示目标难度与承诺方式之间交互效应不显著。节电目标设置的高低对群体用能者节电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主要是对目标的承诺方式发挥了作用。先前关于目标设置促进中国家庭节电的纵向跟踪实验也发现，目标设置与邻里对比反馈耦合干预时可以显著促进家庭主动节电，然而，当保持目标设置不变，停止反馈后，节电效果随之消失，目标本身对家庭节电的激励是不可持续的［5］。由此可见，不论是私领域的家庭节电还是公领域的群体用户节电，单独的目标设置都不能对用户的节电行为产生显著激励效果。只有目标设置和承诺或者对比反馈等进行耦合干预时，才会产生显著的节能效果。这与西方学者关于目标设置促进节能的研究结论存在显著的不同。Osbaldiston 等［35］对促进亲环境行为的87篇文献进行了一项元分析证明，单独设置目标是促进亲环境行为最有效的4 种单独干预策略之一。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跟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有关。目标设置理论的诸多研究证实：目标对个体行为的激励作用会受到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影响［36］。Osbaldiston 等［35］纳入元分析87 篇文献中只有2 篇来自亚洲，其余大都来自北美和欧洲。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文化具有个人主义和“低情境文化”的特征［36］，人们重视事件发生时所依赖的“内容”而不是“情境”，因此目标设置的激励作用较为显著。而在具有集体主义和“高情境文化”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的能源消费行为会受到他人行为和社会对比的影响，因此，单一的目标设置在中国这种“高情境文化”背景下的作用不再显著，需要与承诺或者社会对比反馈等能体现情境的要素相结合才能体现出有效性。

第三，与预期不一致的是，“低目标+私下承诺”的耦合干预对促进群体水平的节电效果并不显著。而“高目标+私下承诺”的耦合干预却对群体节电有显著的促进。因此，推论：在与私下承诺耦合的条件下，目标的挑战性也是促进群体用能者主动节能的一个重要因素。Hollenbeck等［37］的一项元分析指出：在对目标做出承诺后，目标的难度是决定绩效的重要因素。面对具有一定挑战性的高目标，人们往往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并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感受到成就感；而面对容易达成的低目标时，则会减少努力程度并投入很少的时间和精力。一方面是低目标的完成与否不会带来成就感；另一方面，私下承诺的低目标也不会为他们带来对外的环保形象，因此，放弃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低目标似乎更为容易。

这些研究结论对直接促进大学校园的群体节能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每年900多万的大学生成为职场的新生力量，也有助于推动工作场所形成节能风气。其次，随着实行集体住宿的中学越来越多，通过目标与承诺的耦合干预也有助于推动中学的群体节能，帮助这些未成年人从小形成节能的生活习惯。还可以通过学生对家长的反向影响，形成节能的社会风气。最后，对于以团队为单位进行工作设计或工作考核的工作群体来说，该研究结论也将为其节能激励措施提供参考。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在创建绿色校园、绿色机关、绿色单位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和管理者需要在传统的宣传教育的基础上，重视并发挥公开承诺的作用。中国人具有“爱面子”的特征，公开承诺可以促使群体成员出于面子意识而维护自己所在群体的形象，进而尽力完成群体所做出的承诺。因此，这是促进实现群体节能减排目标的一条低成本且有潜力的有效途径。其次，根据中国社会重视集体主义和“高情境文化”的特征，相关部门和管理者在进行节能目标分解、倡导和推动群体用能者主动节能时，需要充分考虑将目标设置在一个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合理区间，并与公开承诺、对比反馈等体现“情境”特征的干预措施进行耦合使用。只有这样才可以充分发挥目标管理在促进公领域群体节能中的激励功能。与此同时，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各地公共建筑的群体用户的节能空间也存在差异，因此，政府部门和管理机构需要因地制宜设置节能目标。

尽管本次实验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结论，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实验对象的局限。由于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等领域的群体用能行为受到的外部干扰因素众多且复杂多变，无法满足纵向现场对照实验的控制要求，考虑到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和干扰因素的可控性，该研究选择大学生宿舍群体作为群体用能者的代表开展实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通过非现场实验的方法，研究目标设置和承诺方式对其他群体用能者的影响效果。第二，受到大学学期安排的时间限制和新学年宿舍调整政策的影响，对同一宿舍无法进行持续的跟踪研究。在以后的工作中，将会进一步改进实验设计，并在资源和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展跟踪实验或重复实验，以观察非财务干预的可持续性。在未来还可以尝试通过更多的实验来评估和比较非财务干预对不同工作场所以及在不同情境（即电费是均摊的或完全由单位承担的）下的作用效果。第三，受到样本规模的限制，只考察了目标设置与承诺耦合的事前干预策略，没有考虑这些事前干预与事后反馈相结合的组合干预效果，也没有考虑干预频率的变化。未来在样本充足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考虑目标、承诺与反馈组合的节能效果和不同干预频率的影响。第四，除了承诺，社会对比心理也是促进家庭节电的重要方法之一。这一心理与群体凝聚力等群体特征结合是否会对群体节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值得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