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敏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痰盂事件”的发生也许是因为赛金花的娼妓身份让她故乡的一些人感到不光彩，这些人想将四十年代剧社逐出南京？并非绝无可能。在该事件发生的第二天（1937 年2 月23 日），一向巨细无遗地刊载娱乐界各种新闻并高度关注赛金花话题的《南京晚报》，却未有只言片语提及此事。想想前一天该报还发布了“四十年代剧社全体演员，均分住‘国际’‘大同’等处旅社，每日饭食费约需四五十元左右”的消息，这确实让人浮想联翩。直到1937 年2 月24 日发表的《〈赛金花〉剧本应该改编》中，该报才提到了1937 年2 月22 日晚的事件。文章作者明确支持闹事者：

中国人今天谈耻辱，明天谈耻辱，天天在受着勾践精神的训练，偶然化钱逃避到影戏园子里去，还要眼睁睁地看中国人向外国人磕头，难道中国人真是生成了苦命的。四十年代剧社下次再演《赛金花》，如果不把全剧改过，恕我也要“茶杯上台”了！

这一番言论，放在当时的语境中，可谓“政治不正确”，就此也可以推测其作者大约并非政治人物。当然，最后决定禁演该剧的还是国民党当局。该剧被禁可以说是张道藩观剧的失败经验的直接结果——它在演出前经过南京市戏剧审查机构审查，“痰盂事件”后亦未被该机构禁演。这个结果与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方治（1896—1989）也有关系，此公20 世纪20 年代在日本留学时，与夏衍发生过冲突。夏衍在回忆录中说：

1927 年春天，我在东京，任国民党（左派）海外部驻日总支的常委——组织部长，正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欢庆上海武装起义成功的时候，突然爆发了“四一二”事变。几天之后，在东京的西山会议派分子，由方治（安徽人）带头，纠集了一些留学生，捣毁了我们设在神田中国青年会的总支部，双方混战一场，我们奋勇夺回了总支部的全部党员名单，和空白党证。

在政治上，方治和张道藩均属国民党CC 派，方和夏衍早有过节，张道藩观剧受辱，这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夏衍的《赛金花》这么快就被中宣部密函查禁了：当时中宣部主事者是方治，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刚刚当选中宣部部长的邵力子一开始并不主张禁演该剧，但在他到部视事之前，公文就已经发出了。而后张道藩担任次长的内政部迅速发出禁演的密咨，更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公文中禁止所有以赛金花为题材的戏剧作品，可能是因为当局已经知道熊佛西在创作并排演《赛金花》了：1937 年3 月7 日《北平晨报》载，北平剧团正在排演《赛金花》的消息曾经见诸报端，南京当局认为这个题材本身是不合时宜的——赛金花即便无伤国体，也很难从正面“激发”国人。1937 年5 月7 日，在来南京参加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六届年会的一些上海电影制片公司为感谢国民党招待而举办的宴会上，一度反对禁演《赛金花》的邵力子就表达了类似观点。他批评了《赛金花》作者的“生意经”，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剧作不应该鼓励赛金花式的“瓦全”，而应该鼓励“玉碎”精神。熊佛西的《赛金花》真可谓生不逢时：它后来在北平被严厉查禁，改剧名为《落花梦》都无法蒙混过关，其中也有德国驻华外交部门的因素。但熊佛西版《赛金花》后来还是上演了，1939 年上海剧艺社在“孤岛”时期演出的《赛金花》就是以熊佛西版为基础，由魏如晦（阿英）改编的版本。

其实在此之前，夏衍版《赛金花》已有冲破禁令上演的尝试。1937 年4 月1 日出版的《影与戏》周报第17 期上有《火炬剧团二十六日在宁波演出〈赛金花〉》一文，其中记载：虽然夏衍版《赛金花》被禁，但是宁波大光明戏院的老板愿担负一切可能的损失，于是火炬旅行剧社（文中记为“火炬剧团”）突破禁令，于3 月26日在该院演出了该剧。此说有可疑之处。虽然写这篇文章的记者言之凿凿地说《赛金花》演出了，但其信息来源只是剧社给记者的一封信，而信中只说“今日起”在戏院公演而已。也就是说，剧社给记者的信应该是在演出之前，而非成功演出之后发的。

1937 年3 月24、25 日的 《宁波民国日报》上，出现过火炬旅行剧社将在成记大光明戏院演出《赛金花》的预告，26 日该报也确实出现了当天上演该剧的广告，其中说该剧为夏衍原著、胡寿山导演，并谓每天上演日、夜两场。从广告内容可以看出《火炬剧团二十六日在宁波演出〈赛金花〉》一文有可存疑之处——导演并不是它所说的傅威廉。

但是，26 日《宁波民国日报》的广告也不能证明火炬旅行剧社当天确实演出了《赛金花》，因为第二天这条广告就不见了踪影，代替它的是成记大光明戏院上映电影《石室奇冤》的消息——26 日火炬旅行剧社的演出是完成了还是当晚就被禁止了，似还未便遽下定论。稍后该报上还出现了大光明戏院上演《雷雨》的消息，该剧的导演、配音分别是火炬旅行剧社的傅威廉、章漫夫，舞台督监是潘公亮，但是演出团体却变成了上海联艺剧团——也许连火炬旅行剧社这个名称都跟《赛金花》一起被禁了。

至于1939 年夏衍版《赛金花》之所以没有被重新搬上舞台，固然是“孤岛”政治环境之限制，更应该被视为夏衍自己选择的结果——该剧不仅被当局禁演，也遭到了左翼文化阵营的批判。除了众所周知的鲁迅、茅盾，光未然撰文批判“戏剧运动庸俗化”，倾向明显也是针对夏衍的：

所谓“庸俗化”的倾向，是指的目前整个运动的路线和戏剧运动的本来意义背道而驰的倾向而言。更具体地说来，可以指出剧作家的“生意眼”，导演的“噱头主义”，国防戏剧的被唾弃，古典剧本之无计划的上演，以及整个戏剧界工作态度的不严肃……

另一位左翼名流艾思奇，甚至把赛金花视为“事实上的汉奸”：

不要靠赛金花这样的人来替我们保持部分地方的安全，不要让各地守土的将士孤军独战，要决定全国规模的抗敌政策，然后中国的自由解放才会有希望。

艾思奇的看法和邵力子的反对“瓦全”精神已经很接近了。这似乎可算得上一道奇观：夏衍的剧作受到了文化界左、右两方面的批评。仔细想想也不奇怪：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正统”，在关注作品的意识形态上，在对于民族、国家话语道德纯粹性的强调以及相伴而来的对赛金花其人其事的不屑与排斥上，都是很一致的。在两面夹攻的语境中，夏衍在《〈上海屋檐下〉自序》中表示要“反省”，要改变自己创作《赛金花》时“戏作”的态度，去学习“更写实的方法”，他的戏自然也就不会复演了。而熊佛西的剧作即便上演，也还是需要进行政治伦理清洗的：魏如晦在改编的剧本中让女主人公临终时喊出“现在的中国，是再也不需要赛金花，像我这样可耻的女人”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意味。

然而魏如晦改编的《赛金花》得以上演，显然不会是因为主人公最后喊出的几句口号。其实，这几句口号让改编者显得有些自相矛盾：既然当时的中国已经不需要赛金花了，那又为什么劳心费力去改编一部已经失去时代意义的剧作？答案应该是经济。《赛金花》作为上海剧艺社职业公演期间的第一个古装剧，“是为了挽回前期的营业亏损而选择的剧目”。也就是说，市场才是上海剧艺社冲破国民党政府禁演令的主要推动力。对于当时一些观众来说，花钱进戏院看戏的主要目的是娱乐而不是受教育，“状元夫人千古伤心恨史！苏州名妓一生奇遇艳迹”，远比赛金花手书的“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更具吸引力。上海剧艺社于1939 年、1941 年分别在璇宫、辣斐两剧院上演该剧，共演38 场，只是目前还不知道它究竟为该社贡献了多少收入。

在当时的上海，除了熊佛西、魏如晦版剧作，还出现了赛金花题材的影片。在上海剧艺社第一次公演《赛金花》期间，艺华公司创始人严春堂就亲自偕宣传主任叶黛黛到璇宫观看，还搜集了夏衍、熊佛西的剧本，准备投拍电影。虽然艺华公司的影片并未问世，但1940 年上海合众公司的《赛金花》出现了；翌年香港民生公司又完成了同名电影作品。这两家电影公司不避竞争，几乎同时拍摄同一题材的作品，展示了赛金花这位“脑门上镌着秾艳的史诗的女人”惊人的市场号召力。

或许是当局禁令执行严格，重庆市档案馆馆藏中未见抗战时期话剧或电影《赛金花》在重庆演映的记录。放映电影《赛金花》的记载出现于1946 年，大众电影服务社在这一年的年底曾到位于重庆的兵工署第二十工厂放映国产片《赛金花》。熊佛西版话剧《赛金花》复演比电影要早一些，时间是1946年9 月。在当月6—13 日的重庆版《中央日报》上，可见中国边疆剧社在抗建堂演出该剧的广告6 条。按照广告所示，该剧社共演出了5 天7 场，导演是苏怡，舞台监督是苏丹，主演是潘自新和姚远，其他演员还有李恩琪、李健等15 人。

这次《赛金花》演出的场次不多，但并非剧社私自上演，而是经过重庆戏剧审查机构核准的：中国边疆剧社在演出之后有税款贰拾叁万叁千玖百肆拾伍元叁角未能缴清，翌年4 月申请上演《锦香囊》（即《杨贵妃》）时还被重庆市社会局、财政局追缴。

虽然现在没有档案直接显示当局为什么解禁《赛金花》，但从抗战结束之后重庆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不难发现其中原因。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对战时“首都”重庆的戏剧演出的审查是相当严格的。到了抗战胜利之后，由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以及戏剧从业者的强烈要求，重庆戏剧审查的力度实际上是减弱了。1946 年4 月3 日重庆市政府参事室给重庆市社会局的函件中称，1946 年2 月26 日行政院曾下令，重庆市的法令与“中央”所颁有关人民基本自由之法令抵触者应予废止，《管理本市书店、印刷店联系办法》《重庆市社会局戏剧审查实施办法》就和人民之出版、演出自由有抵触，属于应该废止之列。

此前（同年2 月6 日）重庆市社会局的李恒勋在一份签呈中则写道：

查关于过去禁演各项戏剧，其中有一部分系因剧情不合战时需要而决定。现值抗战结束，新闻检查制度亦已废止，民主思潮日益高涨，前项禁令渐失时效。兹为适应潮流及便利执行起见，拟定期召集剧审所、市党部及各剧场编导人员会商，重行审查或改编试演办法。如经试演与审查标准无大抵触者，即予开禁并于试演后将应行禁演、应行开禁节目分别成表报请中宣部核备。

这当然也是戏剧从业者们的期望。重庆市电影戏剧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朱典常在1946 年2 月19日给重庆市社会局的呈中说：

窃查各戏院所演旧剧剧本为数无多，前于抗战期中在严格审查制度之下，凡缺乏抗战意识及稍碍抗战情绪之剧本，均已禁演，因此各院排剧殊感困难且有精彩剧本因局部关系全部废止，戏剧艺术无形中贬低价值。今抗战胜利结束，战时法令逐渐废除，如已禁演将近十年之话剧《雷雨》，今年亦已重新搬上舞台。拟请对于所有已禁、未禁之旧剧剧本一律重新审定，并将禁演名剧准予局部修改上演。

在这样的语境中，熊佛西版《赛金花》被解禁，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了。

① 剑：《〈赛金花〉剧本应该改编》，《南京晚报》1937年2月24日第2版。

②《夏衍四事》，《人物》1986年第3期，第137页。

③《〈赛金花〉 北平剧团加紧排演》，《北平晨报》1937年3月7日第5版。

④ A记者：《中宣部长和熊佛西氏谈禁演〈赛金花〉之辩说忆记》，《光明》1937年5月25日第2卷第12期，第1548页。

⑤ 参看《系维中德邦交禁演〈赛金花〉》，《影与戏》1937年第17期，第269页；艾立中：《1930年代“赛金花”题材戏剧禁演史实考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2期，第72—83页。

⑥ 上海联艺剧团演出《雷雨》的广告载于《宁波民国日报》1937年3月31日第2张第4版。

⑦ 光未然：《“庸俗的戏剧运动”批判》，《光明》1937年5月25日第2卷第12期，第1535页。

⑧ 艾思奇：《赛金花的风波》，《实践与理论》，读书出版社1940年版，第254页。该文写作于1937年3月。

⑨ 夏衍：《〈上海屋檐下〉自序》，见会林、陈坚、绍武编《夏衍研究资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176页。

⑩ 穆海亮：《政治化与世俗化的合流与悖反——上海剧艺社研究》，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7—118页。

⑪ 1939年9月27日魏如晦（阿英）改编的熊佛西版《赛金花》在上海璇宫剧院正式上演，这是当天《大晚报》第6版上刊登的该剧广告用语。

⑫ 以上关于摄制以赛金花为主题的电影的材料，见《赛金花将上银幕 艺华决定摄制》，《青青电影》1939年第28期，第12页；《香岛李丽主演之赛金花已完成 上海合众公司也拟请英茵主演》，《电影生活》1940年第13期，第6页。需要指出的是，香港民生公司由何强导演的《赛金花》1940年并未拍竣，1941年才正式出品，反倒是上海合众公司朱石麟导演的同名之作在1940年就完成了。

⑬ 云若（刘云若）：《垃圾集（六十三）·五十八岁的美人》，《天风报》1932年3月31日。

⑭ 《大众电影服务社关于定于1946年12月13日来厂放映国产片〈赛金花〉届时请备车派员前来搬运机片致兵工署第二十工厂的函》，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1750001015040000095。

⑮ 《重庆市社会局关于边疆剧社演出〈赛金花〉欠缴税款和财政局的往来公函（1947年3月）》，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640008017260000217000。

⑯ 《重庆市政府参事室关于废止重庆市社会局戏剧审查实施办法及书店、印刷店联系办法致重庆市社会局的函》，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600001000030000007。

⑰ 《李恒勋关于重新审查各项禁演戏剧上重庆市社会局各级领导的签呈》，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600003000330000011。

⑱ 《重庆市电影戏剧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朱典常关于请重新审定旧剧剧本放宽检查尺度上重庆市社会局的呈及该局的指令》，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6000010040900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