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侃 俞坚 吴美纯

（1.2. 3.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2）

本文的撰写源于中国美术学院的横向课题《泉州古城文化规划编制（三）——古城文化振兴的发展定位与导向性策略研究》。这项课题的目标在于，探讨在2021年泉州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之后的“后申遗”时代，泉州古城的文化品牌如何定位，古城空间如何优化提升，文化规划如何开展，文化项目如何策划推进，如何实践“用艺术提升古城”的思想和方法。基于此，课题组对泉州古城在2019 年5 月、7 月、10 月对泉州古城进行了三次实地考察，并结合诸多文献，形成了一份相对完整的研究报告。

本文即是课题组实地田野考察的记录及拓展性的分析和思考。同时，本文也试图探讨一座东方古城，从古代到当代，如何在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中续存与发展，其东方文化遗产的因子又如何能成为构筑其文化特性的要素。

一、文化规划与“艺术提升城市生活”

课题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回答“什么是文化规划”？在进行实地田野考察之前，课题组对这一理论问题进行了详细梳理。总的来讲，文化规划（culture planning）就是针对文化需求和文化资源的城市规划方法。“自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就已经有一群城市规划者、设计者以及艺术人员开始尝试对‘文化规划’的定义及涵盖内容进行界定，‘文化规划’的正式提法见于1979年的出版物，当时经济学家和城市规划者哈维（Harvey Preloff）在《用艺术提升城市生活》一文中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推荐给社区建设，以达到社区文化认同和社区文化资源运用的双重社会目的。这种方法一方面来源于19 世纪开始的宜人规划（amenity planning），世纪之交的城市美化运动，20 世纪30 年代劳动发展管理部门（the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进行的对文化工作岗位的开拓计划，以及40 年代艺术运动的先驱活动。”这一理论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城市规划建设中都形成了影响。

我国在21 世纪以来，对城市文化规划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引进。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建设，有学者认为：“文化规划一方面是作为针对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的规划方法，是在城市和地区发展中对文化资源整体性及策略性的运用，用以提升城市和地区的竞争力，以及城市和地区的适宜性，它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文化规划作为一种规划思想和理念，是城市规划设计的艺术，代表了以文化的观念来解决城市问题的发展理念。”

而“用艺术提升城市生活”这样的话题在近几年的艺术人类学的学术探讨中经常见到，也涌现出很多成功的实践与研究案例。“如方李莉学术团队承担的‘北京798 与宋庄等艺术区研究’和‘景德镇传统手工业的变迁、转型与复兴’课题研究。”这两个课题一个以宋庄艺术家群落为研究对象，一个以当代景德镇陶瓷手工业为研究对象，尝试将艺术人类学方法运用到提升传统乡镇、城市发展的研究中。对此，方李莉认为：“田野考察仍然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根基，只是今后的艺术人类学田野，不仅在乡村，也在城市，在有艺术家群体的各个角落，因为其所要关照的是作为人类艺术的整体。”宋庄在乡镇，景德镇是城市，但二者艺术群落生发与兴起的规律都可以为当代艺术人类学研究提供借鉴意义，特别是更具产业性的景德镇“陶瓷艺术产业生态”。“由于市场的需要，在很多地方，手工艺的技术、生产方式和生产制度等都已经消失了。但是在景德镇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得到了复兴与发展。正因为如此，才吸引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艺术家，还有年轻一代刚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来到景德镇从事他们新的设计和新的创作。”(而这种在各种历史因素、机缘巧合和地域文脉转译的背景下对某一地域、某一城市的艺术提升，又多是自发发生的。

21 世纪以来，城市间的文化软实力竞争越来越凸显其能量。具有类似“文化规划”性质的城市发展策略不断涌现，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的“联合国全球创意城市联盟”计划（The Creative Cities Network of UNESCO’S Global Alliance），这是一项和文化规划一脉相承，运用文化资源促进国家文化品牌、城市文化品牌的发展策略。目前，我国已经有杭州、深圳、上海、成都、顺德等多个城市入选该联盟。此计划也被视为充分调动和定位城市文化资源的一种举措。

不过，“泉州古城的文化规划编制”项目在进行过程中，也在当地学者中产生了不少疑虑，有一种意见认为：文化的发展是自发的、自由的，不适合进行自上而下的“规划”，国内提的比较多的实际上是“文化产业规划”。这种担忧不无道理，总的来说，就是对传统硬规划有可能带来的粗暴的、缺乏弹性的文化破坏的一种担忧，而这种担忧对于“用艺术提升城市生活”这一话题，也同样适用。我们经常见到的现象是，某知名艺术家，仅因为其显赫声名和话语权，有意无意间，就有可能就某一文化现象、某一城市生活，给予大众单一的、个人的、片面的定义，而远离了对象复杂的真实存在。那么，我们如何去定义某一群落、某一城市的文化生活，并做出合理的“规划”和发展策略呢？或许最佳的方式就是在矛盾中、在历时性中，表述一种呈现不同层次和面貌的、动态平衡的文化生态与共生系统。

基于此，我们课题组认为，泉州的“文化规划”应是针对泉州这座古城的文化整体发展策略，应用“文化规划”相关理论，兼顾地域文化、综合需求、未来趋势三个方面，形成文化、经济、民生、空间的多元化关联性综合分析与表达。进而提出泉州城市文化发展的整体定位、愿景、导向、原则和具体的发展建议与艺术提升的创新策略。

而在具体策略的深入研究过程中，我们实际上面对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泉州古城的文化，如何理解泉州古城多元的历史文化遗产？二是如何保护泉州的文化遗产，如何分析和表达？三是泉州古城的文化如何振兴和发展？面向未来的泉州，文化发展、艺术提升应是怎样的策略？

二、泉州古城的文化基底与生态

泉州古城现属于泉州鲤城区的中心区域，总面积6.41 平方公里。课题组的田野考察也是在此古城范围内进行的。古城包含开元街道、鲤中街道、临江街道大部分（晋江北岸）、海滨街道一部分（笋浯溪北岸）。目前泉州古城总人口在20—22万之间。其中以开元街道最多，有10 万人。但有近1/4—1/3 人口外迁不常住（多为年轻人），其中又以鲤中街道流失最多。

对于泉州古城的文化可以有三个层面去理解：

（一）历史上的泉州古城文化如何形成，底色是怎样的？

泉州古城被称为“鲤城”，源于清乾隆年间的《泉州府志》中的泉州古城地图之意象。泉州的整个历史演进，是一个“城”与“市”不同主导地位的变迁过程：汉以前，泉州为八闽之地，属闽越土著文化；魏晋时期在古城晋江上游形成丰州古城；唐代汉人逐渐南迁，逐渐形成规模性的社会网络，“城”逐渐建立，为“子城”；五代闽南军阀留从效建城，泉州“刺桐城”因而得名；宋至元，泉州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高度发达，由于与各国商人交流频繁，形成了文化多元的局面，“市”成为城市的主导，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明清港口与对外贸易衰落，本土代替多元，教化空间形成；近代，现代城市观念形成，开城辟路，华侨组织发展；解放后，发展一直处于“台海格局”中；近40 年，“泉州模式”形成，经济大发展。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泉州的多元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织特点最被学者们重视：“泉州历史之河流淌过的诸文明因素中，最引学界注目的，有两类：其一，在明以前汇合到此的各种异域文化；其二，发自本土的、有顽强生命力的‘汉人民间文化’。前一类因素，给予泉州一种世界形象；后一类，则与此大相径庭，突显这座海滨城市保留的乡土色彩。”而泉州古城的空间形态从西晋一直到如今，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迁过程。它是一个从聚落到城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南向江海推进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单一到多元开放的过程。

泉州古城的文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多重面向。她的文化基础在于具有闽南文化的积淀和靠江进海的区位优势，她的文化内核是“海丝文化”。在经历了长达千年的文化变迁，泉州古城呈现给世人以多元性地域性的文化表现，并拥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东亚文化之都”这样的城市称号，并以这种文化姿态，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泉州古城的千年文化积淀，很大程度上是在同一个空间中不断累积和叠层的过程，既具有开放和多元，更具有本土性，还具有复杂性。古城的开放性虽在明清两代有所削弱，但随着侨乡文化的不断兴亡，与本土文化和需求不断融合共生，又形成了如今的局面。因此，泉州的“侨乡文化”“台湾祖家之地”“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称号，本身就是一个共融共生的关系。开放多元与本土生成，内与外，泉州文化在不断叠层的过程中，具有一个多重的面向（见图1，泉州文化的多元面向示意图。绘图：王侃）。

图1 . 泉州文化的多元面向示意图

（二）泉州古城的当代城市文化是怎样一种现状

今日泉州的发展呈现出延续自历史的多元化格局。“20 世纪80 年代起，城市东扩，越过原城墙划定的城乡界线，进入本为农田乡野的地区。90 年代起，城市进一步膨胀，穿透四周所有界线，按照‘打开大门、治理两江、保护古城、开发新区’的方针规划建设。”泉州作为海西经济区的重要组成，其空间结构为“一带、四轴、双极、多核”“西进东扩”的发展格局。泉州位于中部核心发展轴，属厦泉漳城市群的经济核心。形成“一湾四区多组团”的空间结构。泉州古城区域则作为泉州湾中心城区的核心组成，在发展空间上，形成联通“内—外”的区位格局。泉州历来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县域经济发达，一直都是福建省的经济最强市，虽然知名度不如福州、厦门，但经济发展凭借“晋江经验”，一直都在省会福州之上，2020 年虽增速放缓，但在福建省各城市GDP 排名中，泉州仍以10158 亿排在全省第一。

2021 年5 月17 日，泉州市人民政府印发《泉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涉及文化战略的部分包括“古城新城齐头并进，古城开展国家城市修复、生态修补试点”，推动“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继续保持“全国唯一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部三大类别非遗名录”的城市品牌，五年内成功举办“两届海丝国际艺术节”等。展望2035 年中，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海丝名城”。

泉州申遗可谓一波三折，2018年，“古泉州（刺桐）史迹”冲刺我国第53 项世界遗产未果。2021年7 月26 日，在福州举行的第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线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 处世界遗产。目前，泉州已经拥有了多个文化称号和标签，除了刚刚入选的《世界遗产名录》外，在此之前的2013 年，泉州和日本横滨、韩国光州共同当选首届“东亚文化之都”，2015 年成功举办第十四届亚洲艺术节，2014 年成功举办首届首届“中国阿拉伯城市论坛”，2015 年，“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永久落户泉州。

在实地研究方面，本课题组在2019 年，组织师生对泉州古城进行了三次实地考察，我们将泉州古城分为了三个片区进行田野考察，这三个片区分别为“西街片区”“府文庙片区”“城南片区”，分区方式参考了《泉州历史名城保护规划（修编）》，③基本涵盖了目前的泉州古城范围。方法上结合了文化人类学田野考察方法和建筑学考察与测绘方法。

经过实地考察，团队总结了一些直观感受：

三个片区建筑形态混杂多样，新老交织，历史文化“叠层性”突出。沿主干道和水域，新建较多；片区功能交织，学校、公共设施、宗教空间、旅游景点散布在古城范围内；居民生活安适，以老年居民为主，青年人较少，中老年人有较大的的生活帮扶需求；由于业态的不断变化，留下较大存量的、缺乏活力的旧厂房、旧仓库亟待提升改造；由于多年的居民自新建，巷道功能不清晰，亟待疏通整理，但同时可适当保留代表性街巷和代表节点，让古城具有“迷宫式街巷”的魅力。

西街片区是一个多元混杂、闹中有静的文旅片区，是泉州古城历史沉积最久、古迹最多最重要的区域。如今，西街片区是旅游最兴盛的区域，古迹、游人、快销、餐饮与本地生活叠加在这一个区域，形成了保留与开发、闹与静、本地与外来不同方式的融合和矛盾冲突，地域性的艺术生态也在西街片区生长最为旺盛。府文庙片区是一个创新集聚、新旧交织的创新片区。那里有代表性的街区创新改造样本“金鱼巷”（由古城当地政府主推），还是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融合、相处最集中的区域，也是新城建设最突出的区域。从交通集散、核心景点、文化设施、文创园区等各个角度看，府文庙片区是最有条件做出“古城新貌”的区域，也是最有可能在未来孵化、拉动泉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区域。城南片区则是一个生活原态、烟火藏珍的生活片区。城南片区被认为是古城原生态生活风貌最原生态的呈现地，由于缺少了游人的侵扰，这里保留了泉州古城本土产业、日常生活、宗教信俗相互交织的闽南文化生态。特别是天后宫以南的区域，一度被规划为“闽南文化生态园”，但由于缺乏新的产业支撑、规划建设的不到位和年轻人缺乏融入，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衰落倾向。

（三）泉州古城的文化和古城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怎样的关系？

文化规划离不开对地方文化整体性和生态性的保护，构建的是一种“生活世界”。泉州籍的著名人类学学者王铭铭先生在对泉州进行考察研究时，特别强调这种“生活世界”的构建。他认为，“地方生活世界可用人文关系形态来认识，‘人文关系形态’的概念，是从传统人类学方法中关于‘ethnos’或一般称之为‘文化’的内涵之论述中延伸出来的，过去用来具体指任何一个被研究地点生活世界的整体性，或者说文化的物质、符号—概念诸层次的相互关联性，是由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神的关系构成的某种总体形态。我们认为，迄今所见的国内文化保护或开发计划，通常依据某些对文化的零碎化和表面化定义来拟定，然而，它们却也必然面临着处理文化所意味的人文关系的总体形态的任务。”因此，这种文化构建最不能忽视的就是构成这种文化的最基本的民众生活，需求与动力。

我们通过近距离观察泉州古城“社区营造”活动来观察这种文化关系，发现在社区中，这种文化建构与民众存在某种程度的脱离关系。在鲤中街道通政社区的社区营造“触井生情”活动中，社区由于在井亭巷有一块公共空地，特意邀请来了一位留日的设计师，为这片公共空地社区设计一个日式公共庭院，顺道为社区讲授一堂关于“日式庭院设计”的讲座。现场吸引了多位采访者（除了我们课题组还有来自泉州某所高校的师生）。但令人尴尬的是，当地社区的居民对此事件并不感兴趣，社区工作人员经过努力，才勉强请到不到十位居民参加这次活动。而台上讲着“日式设计”，台下聊着家庭日常琐事，彼此“言语不通”（见图2，泉州鲤城区通政社区举办的“触井生情”社区营造活动现场。拍摄时间：2019 年7 月13 日下午2 点。摄影：王侃）。在这次社区营造活动之后，当晚还进行了更为广泛地自由讨论，实际上，晚间的讨论更有价值，社区的各方人员都在座，各抒己见。由于社区居民已经逐渐呈现老龄化，他们实际上并不关心泉州古城“高大上”的“文化形象”，他们关切的是自身的具体生活，如老旧房屋的安全与改造，如接送子女上学时的街巷拥塞，房屋产权的复杂与协调，游人对当地居民生活的侵扰，老年人上下楼（无电梯）的不便和公共老人食堂、公共休息区、铺境庙活动公共区域的扩容等。

图2 .2019 年7 月泉州鲤城区通政社区举办的“触井生情”社区营造活动现场

由此可见，居民们对社区营造的需求是有层次的，首先是基本的生活需要，其次才会轮到文化表达，而接下来的考察更验证了这种观察。“触井生情”活动的第二天，考察团队又受邀旁听了在泉州古城涂门街一家画廊中的“社区营造”活动。临江街道溪亭社区邀请了一个来自杭州的创新教育培训团队，以时尚先进的理念为大家讲授儿童教育理念和方法。现场讲解的两位年轻老师的感染力相当不错。但现场来的居民人数仍然不够理想，大约15 人左右。虽然受邀的宣讲团队素质过关，但仍然存在“言语不通”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宣传动员，还有仍是并没有触碰到居民深切关注的“痛点”（见图3，泉州鲤城区临江街道溪亭社区举办的社区营造活动。拍摄时间：2019 年7 月14 日晚8 点。摄影：王侃）。在活动结束后，社区的一位工作人员带我参观了一个居民自发成立的“老年食堂”，该食堂利用开发商的闲置用房、居民集资、社会捐资的方式成立，其空间和理念似乎并不“高大上”，但解决的却是老龄化的居民们的切身问题（见图4，泉州鲤城区临江街道溪亭社区老年人自发组织的老人食堂。拍摄时间：2019年7月15日下午2点。摄影：王侃）。由此可见，居民们对社区营造的需求是有层次的，特别由于社区老年人居多的情况下，他们迫切需要的是解决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诸如上下楼、吃饭、交流等，其次才会轮到文化。

图3 .2019 年7 月泉州鲤城区临江街道溪亭社区举办的社区营造活动

图4 .泉州鲤城区临江街道溪亭社区老年人自发组织的老人食堂

而诉诸文化的社区营造活动也有成功的例子，我们发现关键要找到社区能人进行沟通和“代理”。我们在古城城南临江街道的隘南社区采访时，了解到一次较为成功的社区营造活动。当地社区工作人员谙熟与居民打交道的方式，邀请了一位当地开黄表纸店的“社区能人”“黄声哥”一起合作，经过“能人”的中间斡旋筹划，成功促成举办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动漫创作”及“快闪”等活动（见图5，2018年3月泉州鲤城区隘南社区的“歪脖子系列泉州人”墙绘社区营造活动。图片提供：黄声哥）。此次活动颇为成功，见诸于媒体。

图5 .2018 年3 月泉州鲤城区隘南社区的“歪脖子系列泉州人”墙绘社区营造活动

本文无意评价泉州古城社区营造的工作本身，旨在通过这些事例说明地方文化的建设工作、艺术提升工作未必一定需要具有“新闻效应”的文化表达，而应关注社区本身的“生活流”，在“生活世界”中综合地、整体地看待生活与文化的关系。而做到这一点，文化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在日常就需要和这个“生活世界”融为一体。

三、泉州古城的文化遗产保护

如何保护泉州的文化遗产，同样有三个方面需要思考：

（一）泉州的文化遗产的品类、价值和特色

泉州古城建筑遗产资源。作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古城的文物古迹非常丰富，其中古建筑建造技艺尤其精湛。传统闽南古建筑的魅力在这里得到充分地展现，红砖古厝、燕尾脊等典型的闽南建筑形制在古城中错落呈现，同时还有“洋味道”的“藩仔楼”点缀其中，非常值得品位。

泉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也非常多。截止2021 年，泉州拥有4 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4 项国家“非遗”项目、89 项省级“非遗”项目、224 项市级“非遗”项目。泉州还是全国唯一拥有联合国三大类“非遗”项目的城市。

除了在物质的文化遗产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我以为，对于泉州这样的古城文化，还应有表达“生活世界”的社区生活与空间的更为软性整体的文化遗产。因为，这座泉州古城并不只是一座供外地游人观摩品鉴的城市，而是一座有着几十万居民真切生活在此的城市。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初申报体系中，有一个“文化空间”的类目（目前归于“民俗”一项），似乎就是指的这一“活态”的生活文化。这里用颇具特色的泉州“铺境文化”加以说明这种文化空间的“活态遗存”。

“‘铺境’一词的提出最早见于1990 年陈垂成先生编写的《泉州旧城铺境稽略》。此前，方志虽有记载，多述及‘铺’而不见‘境’，更无‘铺境’一说。”“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基层社会的控制需要更加细致精密的单元。明末以后，民间久已自然存在的‘境’理所当然地被整合进这一体系。‘铺境’由此成为明清社会基层组织的基本单位。因此，不管是从历史的演变还是‘铺境’的基本要素看，‘铺境’都是一个典型的社区。然而，‘铺’与‘境’的关系也非一成不变的，它们时而呈现上下包容的层级关系；时而有交叠同构。而作为基层组织的名称，‘铺’与‘境’的些微的差异，正表达了二者或上下包容，或交叠同构的多重关系。”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在泉州古城，“铺境”至今仍发挥着作用，它既是信仰空间，也是公共活动空间，发挥着古城民间自发组织活动的功能（见图6，融入泉州古城街巷的铺境宫庙。拍摄时间：2019 年7 月15 日下午4 点。摄影：王侃。右图7，铺境还发挥着生活日常的服务功能，图为甲第宫铺境的老人按摩服务通告。拍摄时间：2019 年5 月31 日上午10 点。摄影：王侃）。铺境作为信仰空间被称为“铺境宫庙”。“明清时期被官方称为‘淫祠’的庙宇，是元起渐次确立的铺境地缘组织单位的系统内部发育起来的铺境宫庙。据泉州地方史家傅金星先生的考证，这些宫庙到了清代初期已经极度发达而系统化。而鉴于傅先生引据的文献属于清乾隆年间成文的奏疏，因此铺境宫庙系统的发展应该大大早于这个时期。”“泉州古城传统铺境社区中因地制宜与崇尚自然的生态理念，反映城市空间对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的适应性。传统铺境社区空间布局要素和空间尺度要素，是构成泉州城市风貌及其空间形态的重要硬质元素；蕴藏在泉州古城铺境社区之中的城市文脉、场所精神和空间意象则是构成铺境空间的软质要素。在‘城市居住社区’这个课题背景下研究泉州传统的铺境空间，使城市及其建筑空间形态在新城建设中表现出城市文脉的稳定性与历史的延续性，赋予城市具有时代内涵的场所精神。”

图6 .融入泉州古城街巷的铺境宫庙，2019 年7 月笔者自摄

图7 .铺境还发挥着生活日常的服务功能，图为甲第宫铺境的老人按摩服务通告,笔者2019 年5 月自摄

然而，在今日泉州古城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振兴策略中，铺境文化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王铭铭先生以聚宝城南（泉州古城天后宫以南的区域）为例，提出了批评：“与铺境分区对应的地方公共庙宇，是个人、家户与社区通过对神明的祭祀表达其历史感与社会感的渠道。以铺境宫庙为中心的社区公共节庆活动，是包括聚宝城南在内的泉州城区最富有历史与社会内涵的文化因素之一。不幸的是，时至今日，在一个‘生活就是文化，社区就是园区’成为口号，‘留文留魂留乡愁’‘见人见物见生活’理念成为文化工作指导原则的时代，铺境系统依旧不被当作关键遗产纳入文化遗产名单，它演绎的人—物—生活社区整体性及其曾在海外交通、华人世界性网络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并没有得到地方精英的认识与同情，却在某种清末以来成为主导观念思维的压力下，时而被排斥，时而被碎片化为零星的文化遗产因素加以博物馆式的集中。如此一来，在聚宝城南，如同在泉州其他地方，从同一地方的历史中演绎出来两种不同传统，一种深深地嵌入（embedded）当地的人文区位和历史情景之中，一种矛盾地将这些情景化约为文化资源，同时又不能克服与这些情景脱嵌（disembedded）的命运，二者在同一时空中时而并存时而分立，创造出另一种文化图景。”

（二）目前泉州古城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和成效

在《泉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总结了“十三五”期间泉州的文化建设成果。《纲要》认为，泉州十三五期间在文脉传承深入人心。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为契机，大力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挖掘和整理，守护好古城、古镇、古村落成为全市上下共同的文化使命和行动自觉。全市新增国家级文保单位13 个，新增世界非遗名录1 项，是全国唯一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部三大类别非遗名录城市。成功举办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两届海丝国际艺术节、四届环泉州湾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成功申办第18 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纲要》总结了泉州古城的“城市双修”成果。泉州古城是国家城市修复、生态修补试点。“中山路、金鱼巷改造提升成效明显，小山丛竹等‘七个一’示范工程部分修缮完成，在‘润物细无声’的微改造中，古大厝修旧如旧，古街巷活化保护，探索市民生活方式、文化风俗的活态传承，全面推进‘留人、留形、留神韵，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保护。”整个古城的保护工作基本回应了古城内涵（功能活力，传统文化，社会生活）和古城外形（蓝绿生态，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两个方面的民生诉求。

2018 年的《泉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修编）》也是泉州古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成果。《规划（修编）》的保护结构尊重了泉州古城 “双塔制高，两横一纵，街巷交错，叠水穿城，园林密布”的历史空间格局。保护思路定位为：凸显“保、控、提、用”四个原则：“保”：以价值为导向，对历史城区及其周边环境的山水格局、古城格局、城垣形制、历史地形、空间视廊、坑塘水系、传统街巷以及各类历史环境要素等实行全面、系统保护；“控”：对历史城区及周边环境的高度、风貌实行刚性与弹性相结合的精细化管控，显山露水，传承特色；“提”：落实“老城提质”策略，降低历史城区人口密度，提升历史城区功能，优化交通结构，改善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历史城区及周边环境品质；“用”：保护与科学利用相结合，系统展示历史城区及其周边环境的历史文化资源，提升带动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协调发展。

（三）泉州古城未来的文化遗产保护愿景与规划

泉州古城未来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依然需以《纲要》为指导，面对着“后申遗”的具体要求。《纲要》指出了诸多的未来文化建设目标：“泉州打造世界级文化都市品牌，打响海丝国际历史文化名城品牌，以‘世界古城’、刺桐古港建设为纽带，持续推动古城复兴，打造古城区6.4 平方公里‘国际慢城’；构筑闽南特色的公共文化空间，深化国家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建设，坚持保护优先、整体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

可以看到，未来泉州古城的文化遗产保护在“后申遗时代”的任务框架下，延续着古城保护历史脉络，又有世界性、国际性的表达诉求，确定性地提出“国际慢城”这一概念。不过要谨慎的是，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光环下，《纲要》规划的文化任务在执行中，也存在着脱离地方性色彩的风险。王铭铭先生敏锐地指出：“‘文化遗产’概念本来源于一种有着浓厚全球主义与国粹主义意味的文化态度，但矛盾的是，它是涵括的，既有那些著名的世界奇观（如长城）和历史上朝廷所直接营建的宫殿、公共设施及技术与礼仪体系，又有与全球性和国族性关系不大的项目，尤其是富有地方性色彩的文化遗存。”“地方精英依赖既有的地方文化资源创造出一些地方文化的超地方变体，这些变体时而令地方上的人感到它形同四不像，时而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地方荣誉感。”也就是说，在光环和任务下，文化规划有可能脱离“地方的初衷”。

四、泉州古城的文化振兴与艺术生态提升

本课题是在“文化振兴”的任务中推进，面对着已经推出的“十四五”《纲要》规划，又回到老专家们的质疑——“文化如何可以被规划”？再看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泉州古城的一系列期望，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实施过程中的存在潜在的矛盾：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国际慢城”与文化产业、“文化生态”与“全域旅游”。实际上，文化问题一直以来都在处理这样的一些矛盾关系。

泉州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聚合体，本课题组在泉州的调研过程中，也实际看到古城的多元构成和多元诉求。泉州古城的文化振兴，如何最大程度地使“古城人”参与进来？这个“古城人”，不仅包括在古城土生土长的原住居民，还包括涌入到泉州古城，“泉飘”的艺术创业者，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得泉州具有了今日的色彩。课题组也尝试做了一个较为粗略的泉州古城“用户画像”分析，并记录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诉求：

古城老居民：城里现在人多了，接送孩子很拥挤；临商业街的商铺租金高起来了；都是老年人住在这里，日常生活很困难；旅游也不能搞得太厉害，很打扰我们现在的生活。

古城的艺术家与文创者：古城的开发要适度，现在的商业味道太浓了；现在人多了，生意是好了，但是已经失去了我们要做文化的初衷；我们实际上不是单纯为了经济回报，我们是爱古城，是对古城有感情的。

潮玩商业经营者：现在的旅游产业要发展，就是要打造有创新的、能抓住眼球的网红经济。

旅游经营者：做生意就是为了挣钱，希望古城的人流再大点。

古城管理者：现在做社区营造很难，要让老百姓的心灵开启是蛮难的；泉州古城里这些房子，实际上产权很复杂，搞开发、搞拆迁是相当困难的。

古城旅游者：泉州古城很有特色，有潮的也有老的；泉州这个地方，老百姓很重视传统文化。

这些诉求有共同性，也体现着很多矛盾性。比如西街的临街商家、小西埕的潮玩商业、藏在古城里的艺术文创者、古城的原住民，对古城的发展都怀着不同的期望。有些希望大发展，人流量再多一些，生意再好一些；有些则认为应该适度，保留古城静怡的风貌和生态。清晰处理一座城的所有矛盾关系，作为一个来自艺术院校的研究团队显然是有挑战性的，但回到“艺术提升城市生活”这个文化规划最初的初衷上来，则要对泉州的艺术文创者们多说几句。

泉州古城借着“申遗”成功的态势，走向“后申遗”时代。在这个时代，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文化振兴被更为牢固地捆绑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艺术提升城市”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泉州古城的考察中，我特别注意到的是，正是这一批“泉飘”的艺术文创青年，是泉州古城中弥合传统与当代，商业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并迸发新的创新力量的源泉。他们不是798 宋庄艺术群落那样主要致力于做精英的“纯艺术”，而是面对市场，做更贴近生活本身的艺术和设计，古玩店、文创店、民宿、茶社、咖啡馆、酒吧、潮玩、共享艺术空间、自媒体等等形态都在这里涌现。他们有眼界，有国际视野，在自己的文创店与朋友们聊天，可以对本城的城市建设提出自己的意见，也可以对蔡国强最近的艺术创造做出评价（蔡国强是泉州人，多次在泉州做艺术创造）。他们爱古城，爱古城的历史，爱读书，谈话中，对留从效、蒲寿庚等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评价。他们本可以在泉州更为商业，流量更大的地方挣更多的钱，但他们更愿意呆在古城。这些“艺术泉飘”更深入地融入到泉州生活的各个层面，也成为泉州多层次人群的沟通桥梁。在泉州古城西街北边，艺术创业者何冬冬的古玩文创店“大拾堂”边上就是一家猪肉铺，而穿过边上的巷子，是多位艺术家入驻过的1915 艺术工作室（见图8，笔者和图中左侧的课题组同事俞坚教授一起采访大拾堂文创青年何冬冬。拍摄时间：2019 年7 月14 日上午9 点。摄影：王侃），这些青年艺术家，实际上比798 宋庄艺术家和景德镇的陶艺家们，更融进了这座古城。

图8 .2019 年7 月笔者和课题组同事俞坚教授一起采访大拾堂文创青年徐冬冬，笔者自摄

798 宋庄的艺术和景德镇陶瓷的艺术产品，基本是外部化的，即村民和景德镇市民并不是主要的消费人群，而泉州古城中的艺术青年，则不完全是这样。他们往往将其艺术产品内化到古城中。他们聚在一起唱南音，互相串门到对方的店里面喝咖啡，给街坊的小孩做艺术培训，甚至参与到当地文化部门的相关会议中。我在当地考察时发现，当地文化官员和这些艺术青年的距离实际上非常近，古城办公室的相关领导会关注并亲自介绍一家南音传习所的运作，带领来考察的客人一起听上一曲，甚至会亲自现场监督一所文创店“鲤形象”的陶瓷门头（因泉州古城古称“鲤城”）落成。为了表达对我们的欢迎，他们还亲自在一家文创咖啡店为我们泡制特制咖啡。当听说我们考察了某位艺术青年的集合店时，他们笑着表示我们已经“打入他们内部”了。

这些艺术文创青年和古城西街上售卖烤串的（纯粹的旅游产业）、小西埕中类似“抓娃娃”的潮玩店并不是一回事。这些艺术文创青年并不依靠流量，其目标也不仅仅是商业回报。大拾堂古玩店的徐冬冬和我们抱怨，每当国庆长假期间，店里人满为患，让自己疲于应付，伴随着流量增加的是房租会涨，而他更愿意的则是保持一种古城消闲的节奏，让自己与整个古城融为一体，而不是“干一票”就走。负责1915 艺术空间管理的程婧女士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和我们这些外来者一样，对古城的原生态是否经得起城市发展的浪潮很担忧。麒麒商店的庄麒麒先生甚至为了躲避大流量的旅游人群，以牺牲经济回报为代价，搬去了古城的中山南路，融入到了电瓶车市场一条街中。这些具有地域文化情结的艺术青年处于古城保护与发展矛盾的在第一线，他们甚至比当地原住民更有保护和传承这座古城的意愿。正是这种要文化、要传统、要艺术、要创新，但在经济回报上又不那么激进的艺术人生状态，更有希望将未来的泉州古城带入到更为良性的生态生长序列和发展逻辑中。

五、结语：多元共创下的古城“艺术点亮”

“申遗”成功后的泉州古城，发展仍需应对多元人群的多种需求。这个多元人群构建了一个空间上共存的艺术生态。泉州古城的文化振兴以文化遗产为基底，以艺术生态为抓手，在多元共创的理念下进行，需要在定位和理念上形成一种发展共识。这无疑是一个复杂的各方协调过程。这种共识是多元力量不断交流、不断磨合的“共创行为”，而不仅仅是任务清单式的“超地方变体”；是一种发展导则与机制，而不仅仅是具体项目工程。古城在处理这一“共生”“共创”“振兴”的过程中，需小心翼翼，因为珍贵的“生活世界”，一旦消逝就不会再来。满怀精英感和自以为是的改造，可能使这种原本深厚的历史场景变成“浅盘化”的文化调味品。课题组也在项目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份总结性的答卷：

（一）泉州古城文化的理念定位

1.人本化。泉州古城文化振兴发展规划导则如何能够立足“人本化”，加强调研和实现“古城人”的各方面需求，是成败的关键。

2.叠层化。泉州古城的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在不同时代不断叠层累积的过程；泉州古城的文化振兴策略，如何呈现这种文化的叠层性、交织性、复杂性，是一个核心课题。

3.亮点化。泉州古城的文化振兴还需体现文化的亮点。本课题在策略部分分别在调研的三个区域分层次进行了文化的创新亮点提升，包括一些亲民设计，也包括多个创新的公共艺术设计。面对泉州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也需要进行详细区分、评价和创新提升。

（二）泉州古城文化的发展机制

1.控制发展机制。控制发展是泉州古城的主轴，作为古城，发展不宜滥觞，主要体现在古城建筑风貌控制、商业经济体量控制；文创、民宿、展演等经济形式，本身体量因古城空间限制，不宜求大求炫，而是应注重趣味性、生态性、差异性，进行良性引导、适度发展。

2.官民共建机制。在“海丝国际艺术节”这样的大型活动中，可以参考法国阿维尼翁艺术节“OFF-IN”的官民共建经验，形成一套官方和民间共同协同组织的艺术节，共建古城文化生态。

3.社区需求调研机制。社区需求调研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如在社区营造中，核心在于居民的实际需求调研，这是目标，也是难点，这一工作切忌“拍脑袋”，营造方案则需切合实际，贴近需求。

4.青年扶持机制。泉州古城和很多老城一样，缺少青年人，城市要创新，最核心的需要年轻的创意人才。泉州古城的“泉飘”们，实际上对泉州有着深深的感情，但他们的诉求应被重视，他们要做的事情，应得到一定的扶持。

（三）泉州古城的文化场景想象

1.古城更新提升场景。古城的更新是“微更新”。可分片区、社区，发挥社区基层的能动性、创业创新青年的能动性，自下而上地申报文化微型场景更新创意工程，以设计方案投稿，对于好的创意项目，政府协助落地，形成系列的亮点景观和微改造提升项目。

2.闽南文化活态场。泉州是闽南文化的主阵地，应在空间上，区分保留保存、适度开发、着重开发几个不同层级的区域；在像聚宝城南这样的闽南文化重点传承地，其保护则应尽量避免精英制造的“超地方变体”，应注重整体“生活世界”的保护。

3.文化联合创意场景。泉州古城的文化振兴应充分联合大专院校、文创青年和国际文创青年力量，设置不同形式的联合工作坊、文创论坛，使泉州文化遗产和文化创意创新持续发声发力。泉州古城中，汇集了大批的艺术文化青年，他们都爱泉州、爱泉州古城文化，这是泉州文化振兴的最重要力量，以他们基础，形成泉州的文化创意平台，进而吸引周边各地、中外青年都参与进来，形成泉州的多元文化创新氛围。

4.文化创意产业场景。泉州古城的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有相当的体量和基础，具体体现在各产业园、西街周边、“润物无声”文创品牌，在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生态中，有产品、体验、空间各类型；有商业化强的，也有温吞吞散漫型的；有官方的，有草根的。都需充分尊重。

5.艺术点亮城市场景。应分区以特色重点的艺术项目为抓手，在同一时段，汇聚官方和民间的力量，分设核心展演、流动展演、行走纪等不同的多维艺术形式。并把握当下世界艺术的时尚潮流：互动性、即兴性、小众化（这些艺术活动也是“超地方变体”，但因不是硬场景，对地方文化破坏性不大，反而是一种积极的互动）。

行文到最后，仍要再说一遍关于“文化变迁”的忧虑，依附于古城、古城人与其“生活世界”的历史文化正处于这种变迁之下。在外部文化不断侵扰和影响下，文化的变迁是正常和积极的，但应该看到，人类社会，特别是处于“加速度”的中国，这样快速和大面积的文化变迁前所未见，我们在处理这种“变迁”“创新”“振兴”的过程中，要小心翼翼、满怀谦逊，因为那样珍贵的历史场景与“生活世界”，一旦逝去就不会再来，我们如果自以为充分把握了其“精髓”，便有可能使这种原本深厚的历史变成“浅盘化”的文化调味品。正如王铭铭先生所指出的：“远观当下城市发展的形势，我们看到，这座古城如今已像是一个被吹起来的气球，立体地膨胀。古城依旧存在，但其主要民生设备几乎都在往它的外面走，留给古城去发挥的，似乎只是某种以‘美丽社区’‘ 美好生活’为形容的调调。这个调调的基本内涵是被形容为‘乡愁’的那种东西。”

①泉州古城的城市空间变化，可参阅庄为玑《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载《泉州文史》1980 年第2-3 合刊）一文之详述。

②泉州“一湾四区多组团”的空间布局结构，资料来源出自2010 年公布的《泉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

③泉州属于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历史名城保护规划（修编）》，为2018 年泉州市城乡规划局委托设计方编制而成。《历史名城保护规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编制而成。

④“生活世界”是德国哲学家E·胡塞尔（E·Husserl）在《生活世界现象学》中提出的哲学概念。他认为：所有那些在这个世界中共同存在着的东西，都是由于一条普遍的因果律才具有一种普遍的直接的或间接的。

⑤隘南社区的“歪脖子系列泉州人”动漫形象原由非鱼文化的莫德先生所创，2018 年3 月隘南社区青龙巷的社区营造由非鱼文化进行授权，并参与创作与推广。图片由隘南社区“黄声哥”提供。

⑥可参阅《泉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泉政〔2021〕1 号）之详述。

⑦泉州古城在2017 年被列为第二批“城市双修”的试点单位，在2018 年全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