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黑龙江·王树仁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美国军队入侵朝鲜。9月15日，美国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并把战火引向中国边境，轰炸中国安东（今丹东）等地。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38军、39军、40军、42军、50军和66军共18个师，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分别从安东、长甸河口和集安等地跨过鸭绿江，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到1953年7月27日，连遭失败的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只得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在抗美援朝中有成千上万志愿军指战员壮烈牺牲，其中第一位牺牲的是时任志愿军第39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的何凌登。

何凌登，1917 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早年曾在国民党海军“同济”舰当过水手，曾晋升为海军少尉。后因不满长官欺压士兵，参与了士兵反虐待行动而被开除。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来到湖南省岳阳市，并加入岳阳抗日剧团。不久又到长沙市，在参加当地抗日救亡运动中，结识了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后经徐特立介绍，于同年底到达延安，先进入陕北公学，后并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习。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荣获“劳动模范”和延安地区“毛泽东模范青年”奖章。1940年1月在“抗大”毕业。3月进入晋东南八路军总部，4月任八路军115师343旅司令部作战参谋，6月随该部南下豫皖苏改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4旅，任旅司令部作战科参谋、新686团作战参谋。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新四军第3师10旅司令部教育科参谋、第3师作战科参谋。1945年11月底随部队赴东北解放区。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4野战军39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1950年9月17日，美国侵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的第三天，何凌登等4人以及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柴成文被周总理紧急召见，组成东北边防军“入朝先遣小组”，前往朝鲜北部前线，观察美国侵略军的作战实力，了解整个战局。在朝鲜，何凌登等有时扮作朝鲜人民军军官，随部队一道行动，有时穿上便装在各地侦察。10月上旬，他们又按照中央军委的电示，着重在清川江以北的方山、妙香山、宁远、姚德等区域勘察地形，对有军事价值的山川河流绘出详细地图。先遣小组提供的各种情报，为中央最后决定出兵朝鲜起到了参考作用。10月15日，先遣小组奉命回国后，何凌登等结束了在朝鲜25天的战地考察，返回各自的部队。

1950年10月19日下午，何凌登从沈阳回到第39军军部所在地辽阳。就在这一天，第39军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命令，要从辽阳乘火车向安东（今丹东）进发，军指挥部定于下午6时出发。何凌登下午3点钟回到军部，连家门也来不及进，就先向军长吴信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军政委徐斌洲（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军参谋长沈启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等领导汇报了39军将要进入的朝鲜泰州、云山一线的地形民情，并从战术上加以具体说明。下午5点多钟，何凌登才匆匆回到家中向妻子吴为真话别。到了6点50分，第39军军部所有人都上车了，唯独不见何凌登。军长吴信泉发火了，他的妻子俞惠如说：“我去看看!”俞惠如小跑到何凌登家门口，听见了一阵口琴的吹奏声，那跳跃的音符令人心灵颤动。她推开门，看见何凌登一手揽住紧紧偎依在肩头的吴为真，一手拿着口琴在吹。一见俞惠如，他们霎时同时松开，而且脸色羞红。何凌登不好意思地说：“就去，就去!”何凌登快步来到军部大门口，刚刚坐上自己的车位，吴为真紧跟着直奔过来，将口琴塞在丈夫手上说：“带上。”

1950年10月22日晚8点，第39军军指挥部的6辆车到达鸭绿江边。选择晚上过江，是为了防止美国飞机的轰炸。9点20分，部队井然有序地通过了鸭绿江大桥。前方目标是龟城，必须在天亮之前到达。坐2号车的何凌登跑到军长吴信泉乘坐的1号车前说：“军长，我们换个位置，我坐1号车，美国鬼子的飞机厉害着哩。”“乱弹琴!”吴信泉向何凌登瞪了一眼：“我坐1号车危险，你坐就不危险了?”何凌登是吴信泉的爱将，原为副科长的何凌登，直接提升到了作战处处长的重要位置，就是吴信泉军长极力主张的。何凌登坚持自己的意见：“军长，我在朝鲜20多天，熟悉这一带的地形，还是让我坐1号车吧。”两人为此发生“争执”后，在军政委徐斌洲的劝说下，吴信泉才勉强同意换了车。朝鲜到处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没有平坦的大道，夜间行军更困难。到午夜时分，何凌登乘坐的1号车行驶在一座不算陡的山坡时，本来就暗淡的月亮正好被山头遮住，根本看不清路面在哪儿。急于赶路的参谋长下令“开灯”，何凌登知道朝鲜一再强调要灯火管制，尤其夜间声音大点没关系，但不能有灯光，然而没等他说出“别开灯”，司机已打开车灯，猛一加速驶上了山坡。就在这亮灯的一瞬间，他们被空中迎面飞来的美国飞机发现了，美机立即俯冲下来，又是扫射又是投弹，其中一颗子弹从何凌登胸前穿进椅背。敌机尖利的啸叫和炸弹震天动地的爆炸声过后，吴信泉从已爬上山坡的2号车跳下来，迅速冲到1号车旁问：“小何，怎么样了?”在冷清的月光下，吴信泉看见就在自己原先坐的座位上，何凌登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仿佛是睡着了。司机哭了起来：“何处长，他，他牺牲了!”整个车队都停了下来，战友们围住1号车默然肃立，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吴信泉和徐斌洲商议了一下，决定派两个战士护送何凌登的遗体回辽阳军部留守处，部队继续前进。10月23日，时任第39军作战科科长的左勇（后曾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等职）在日记中写道：“昨晚19点半，由安东过鸭绿江，24时半遭敌机空袭，何凌登处长不幸牺牲，无限哀痛。”

时年仅33岁的何凌登牺牲后被安葬于哈尔滨烈士陵园。何凌登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牺牲的第一位中国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