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已经进入媒介化社会，媒介场正全景式塑造着社会结构和生活场域，从而内在化形塑个体的价值系统和主观福利。过往研究重点关注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主效应，鲜有探讨社会信任的作用机制。文章以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为视角，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媒介使用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传统媒介不仅直接显著提升民众幸福感，还通过培育社会信任而提升其幸福感；新媒介不仅不能直接提升民众幸福感，还通过侵蚀社会信任而降低其幸福感。上述结论从理论层面揭示了传统媒介和新媒介分别在幸福感的媒介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建构效应或解构效应，并揭示了社会信任在二者间的中介机制。因此，新闻主管部门在信息治理进程中，既要充分释放传统媒介的天然优势，又要推进网络舆情治理，加强网络伦理建设，最终消除新媒介导致的幸福流失现象。

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媒介使用；社会信任；主观幸福感；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13-0001-05

随着媒介形态和场域空间的不断变迁、延伸和渗透，中国已经迈入媒介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场域对媒介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媒介逻辑不断嵌入社会实践的各个层面，并以其特有的叙事风格和框架属性传播信息、建构关系，致使现实与媒介化现实、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异质性日趋复杂化、模糊化。当媒介作为肌底性力量解构和重构着社会生活情景时，民众脑海中关于外部客观世界的“主观建构”不可避免地被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所修正和重塑，因此对幸福生活的主观评判也开启了媒介化进程。关于中国民众的幸福感，研究表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其幸福感不升反降，形成了中国幸福悖论之谜。

一、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幸福感的媒介化路径：媒介使用的直接效应

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基于自身内在文化规范和价值系统，形成对过往经历和生活状态的直观判断和主观评价，主要包括整体生活的满意度和情绪感受的理性评估。学界以往对媒介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主要存在效果范式和文化范式。前者聚焦“媒介对人做了什么”，即特定的媒介信息对个体或群体的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效果。后者的着眼点是“人们使用媒介做了什么”，主要探讨民众通过接触和使用媒介所引致的幸福感消解或强化。然而，当媒介全景式渗透至生活场域和社会结构，其便从影响生活的独立因素演变为解构和重构生活的内生变量。

具体来看，传统媒介作为生产和输出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场域，其对幸福感的影响契合媒介信息属性框架的解释逻辑。现有的研究结论普遍证明，使用传统媒介能够显著提升民众的幸福感。譬如，姚军喜基于对中国九省调研数据的分析发现，民众对生活幸福与否的判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媒介对生活现实的报道宣传，以报纸为主的印刷媒介对民众的幸福感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1]。曾凡斌以“涵化理论”为解释逻辑起点，指出民众借助媒介实现社会交往互动，并且在互动中完成价值观与幸福感的再生产与再构建，因此传统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及形成的特定价值观能够强化民众的主观幸福感[2]。本文认为，传统媒介对个体幸福生活群像式的呈现，在极大程度上勾勒出契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幸福象征图景。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使用传统媒介能够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

与传统媒介的单向度传播模式不同，新媒介的传播模式具有多中心、多场域和多维度的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话语权的重新分配，赋予了数字民主愿景。新媒介对幸福感的影响既存在于媒介技术层面，又来源于媒介信息场域。目前学界对二者间关系的研究存在促进效应和削弱效应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赞成促进效应的学者普遍认为，新媒介（互联网）的脱域性机制使得民众从地方性知识框架中脱嵌出来，并再嵌入充满流动性和广泛性的新场景之中。这能够有效提升信息传播效率，促进人际交流，改善社会关系，从而提升人们感知幸福的比例[3]。支持削弱效应的学者认为，新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并不总是正面的，也存在着专家和用户意料之外的消极影响。这可能缘于过于频繁使用互联网，特别是消遣性使用挤压用户从事“建设性”事业时间，进而增加了个体心理层面的负面压力，从而侵蚀个体幸福感。网络新媒介过度偏重于虚拟化生产模式，造成了信息生产的匿名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网络中大量的负面信息、语言暴力、隐私泄露并不利于提升幸福感[4]。

综上所述，关于使用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幸福感以及怎样影响幸福感的问题，还有待学界进一步检验。本文认为，上述促进效应和削弱效应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会以共时性状态作用于媒介使用者。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使用新媒介不能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

（二）幸福感的媒介化机制：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

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义，社会信任对个体幸福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客观功能层面分析，社会信任作为经济交易和人际往来的润滑剂，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促进经济繁荣，提升民众物质生活水平，进而提升幸福感。从主观体验层面来分析，社会信任为个体提供情感沟通和社会支持的基础，缓解个体心理压力，促进个体心理健康，从而强化个体的幸福感知[5]。由此可知，较高的社会信任能够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在媒介化社会中，作为个体的心理选择机制，社会信任受到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的影响。支持“媒介动员论”的学者指出，媒介使用有助于塑造“知情的”社会，激發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和意愿，从而增强民众的社会信任。赞成“媒介抑郁论”的学者则认为，媒介的戏剧化、夸张化和煽情化的叙事风格，致使其充斥着暴力、色情、恐怖主义等负面信息，勾勒出消极象征性的现实图景，造成了信任的消解。此外，传统媒介（电视）的使用挤压了民众社会网络交往时间，致使出现“独自打保龄”现象，最终削弱了人际信任[6]。本文认为，有别于西方传播模式，在中国“市场+宣传”的传播模式中，媒介使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应对不同类型的媒介展开分析。

关于传统媒介与社会信任的关系，现有研究结论偏向于“媒介动员论”，认为传统媒介中所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会正向涵化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以党报、党刊、党台、国家通讯社等为代表的官方媒体主要使用传统媒介进行政治宣传，不仅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以及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还是党的重要文化阵地。虽然西方学界不断强调电视媒介为了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进而大量报道诸如腐败、性丑闻、毒品、冲突等轰动性事件，甚至夸大事实真相，而这些负面消息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的负面评价。但在中国，电视媒介的有限商业化运行模式使得电视媒介依然保持着政治宣传和政策动员的角色，正向涵化着民众意识形态，从而增强民众的社会信任[7]。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社会信任在传统媒介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传统媒介通过强化社会信任，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

关于新媒介与社会信任的关系，目前学界更倾向于“媒介抑郁论”，认为新媒介对社会风险的放大效应会导致社会信任的削弱。与传统媒介严格的信息审查机制和信息发布流程不同，新媒介具有匿名性、隐蔽性、发散性和随意性的特点，加之监管制度并不完善，新媒介不仅在客观上参与了风险生产与传播，还介入了主观风险的建构与想象，从而降低了民众的社会信任。胡百精通过分析互联网所产生的不交往、浅交往和脱域交往三大现象，指出新媒介放大了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危机，引发了社会信任流失危机[8]。同时，新媒介依托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将偶发风险与日常风险、宏观社会情境风险与微观个人生活挑战联结起来，成为社会风险前所未有的放大场域。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4：社会信任在新媒介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新媒介通过削弱社会信任，降低民众的主观幸福感。

基于上述假设，本文从媒介使用、社会信任和主观幸福感的视角切入，探究媒介化社会中民众主观幸福感变动的内在机制。首先，本文从媒介化视角切入，探究媒介使用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认为传统媒介与新媒介对民众的主观幸福感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其次，本文关注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并认为社会信任在传统媒介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着正向的中介效应，在新媒介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则发挥负向中介效应。最后，本文认为政府与新闻主管部门在媒介信息治理的进程中，既要充分释放传统媒介的天然优势，又要推进网络舆情治理，加强网络伦理建设，最终消除新媒介导致的幸福流失现象。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这是一项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发起的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学术调查项目。该调查主要收集关于个人生活方式、社会态度、生活习惯、阶级认同等方面的信息，现已成为中国学界研究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数据来源之一。

（二）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主观幸福感。学界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主要从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两个层面展开[9]。生活质量视角的主观幸福感被定义为个体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测量的维度主要包括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领域满意感。基于此，本文基于生活质量路径，从居民总体的生活滿意度视角测量主观幸福感。

2.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媒介使用。本文以数字化作为新旧媒介分界线，将媒介划分为传统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新媒介（互联网、手机定制消息）两个子维度[10]。采用“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介的使用情况”题项测量，回答选项分别赋值1～5分，分值越高，代表使用频率越高。

3.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是社会信任。社会信任主要指涉的是民众对社会上绝大多数成员的普遍信任。因此，对社会信任的测量，本文采用问卷中“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题项。

4.控制变量

回顾以往主观幸福感研究成果，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对数、政治面貌、身体健康、宗教信仰、房产数量、阶层认同、社会公平感知、基本医疗保险。

（三）计量模型

数据类型与被解释变量类别共同决定计量模型的选择。本研究所选数据为截面数据，主观幸福感为离散型变量（衡量相对效用），理应采用有序逻辑斯蒂模型或有序线性模型分析。此外，本文采用最小化回归模型残差平方和的估计方法作为稳健性检验。对于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检验，本文同时采用逐步检验法和系数乘积法。

三、结果分析

（一）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

为了探究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间的直接效应，本文同时采用三种回归分析模型，表1汇报了回归结果。模型1采用有序逻辑斯蒂估计方法，传统媒介的估计系数为0.132，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使用传统媒介能够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新媒介的估计系数为0.019，但并未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使用新媒介并不能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模型2采用有序线性估计方法，传统媒介的估计系数为0.077，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同样表明传统媒介的幸福效应确实存在。新媒介的估计系数为0.011，但并未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也表明使用新媒介的幸福效应并不存在。模型3采用OLS估计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传统媒介的估计系数为0.049，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新媒介的估计系数为0.008，但并未在未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综上所述，假设1和假设2成立。

（二）传统媒介、社会信任与主观幸福感

首先，本文检验社会信任在传统媒介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4中，传统媒介的估计系数为0.136，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使用传统媒介能够显著提升民众幸福感。模型5中，传统媒介的估计系数为0.077，并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使用传统媒介能够显著提升民众的社会信任度。模型6中，社会信任的估计系数为0.176，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社会信任能够显著提升民众幸福感。模型7中，传统媒介的估计系数为0.131，社会信任的估计系数为0.173，二者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使用传统媒介和社会信任均能显著提升民众幸福感。与模型4相比，模型7中传统媒介的估计系数下降。

系数乘积法检验结果显示，索贝尔-古德曼中介检验的Z值为2.221，并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确实存在。综上所述，逐步检验法和系数乘积法均表明，社会信任在传统媒介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即传统媒介通过强化社会信任，进而提升民众主观幸福感，故假设3成立。

（三）新媒介、社会信任与主观幸福感

本文检验社会信任在新媒介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8中，新媒介的估计系数为0.033，但并未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使用新媒介并不能直接提升民众幸福感。模型9中，新媒介的估计系数为-0.045，并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使用新媒介对社会信任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模型10中，社会信任的估计系数为0.176，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社会信任能够显著提升民众幸福感。模型11中，新媒介的估计系数为0.036，社会信任的估计系数为0.175，后者在1%上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系数乘积法检验结果显示，索贝尔-古德曼中介检验的Z值为-1.918，并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存在。综上所述，逐步法和系数乘积法均表明，社会信任在新媒介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即新媒介通过削弱社会信任，降低民众的主观幸福感，故假设4成立。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媒介使用影响民众主观福利的内在机制是错综复杂的。从直接效应来看，传统媒介和新媒介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相径庭。传统媒介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涵化，既体现出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在民众塑造自身价值系统体系和构建本体性安全的渗透优势，也表明在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主的传统媒介场域中，作为媒介使用者的民众主要以受众框架逻辑出现，个体对信息的选择性解读与自主性感知并不能得到充分表达和传播。新媒介作为海量信息竞争、冲突、顺应、同化的场域，改变了个体在传播场域中话语权被动和话语失声的窘境，从而重新定义和建构了个体主观福利和社会福利。然而，数字化威胁带来的网络暴力和隐私泄露，以及数字化生存带来的健康隐患、消极心理和负面情绪，使得新媒介引发了诸如网络谣言、网络犯罪、人身攻击、网络成瘾、人际关系淡漠等社会问题，最终消解了民众的幸福感。

从影响机制来看，社会信任在传统媒介与主观幸福感间、新媒介与主观幸福感间发挥着迥然不同的功效。传统媒介通过培育社会信任，提升民众幸福感；新媒介通过侵蚀社会信任，降低民众幸福感。本文认为，囿于人们本身难以通过发明、创造和组织一种认识机制去超越自身的偶然经验和偏见，进而不得不内嵌于媒介所建构的“拟态环境”中塑造观念和采取行动。聚焦于中国新闻传播语境，传统媒介承担着社会动员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其呈现的社会和谐景象有助于增强社会信任，从而强化民众对幸福的感知。与此同时，媒介天然的放大功能在新媒介场域中得到充分发挥。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新媒介技术加快了风险传播速度，强化了风险体验，增强了风险生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新媒介所承载的信息内容真假难辨，对风险现状和预期的放大引发了存在性焦虑，侵蚀着社会信任，从而降低了民众的主观幸福感。

五、结语

本研究对媒介使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理展开深入分析，上述研究结论及其分析有助于从传播学视域完善对主观幸福感的经验研究，而且也使得传播学理论得以丰富和延伸，使得媒介的主观福利效应愈发成为传播学重要的研究议题。从政府治理启示来讲，为了提升媒介化社会中民众的主观幸福感，新闻主管部门在信息治理进程中，既要发扬传统媒介在增进民众主观福利方面的天然优势，又要推進网络舆情治理，加强网络伦理建设，从而削弱新媒介的负面效应。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限于数据获取的困难，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单一，且未采用截面数据对主观幸福感的媒介逻辑进行跨时空的探讨，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探讨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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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余林星，博士在读，研究方向：新媒体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