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琪

天皇制贯穿日本近代史，并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自近代开始，中日两国学界就对天皇制展开过多方讨论，用一百多年的时间为学界和读者呈现出一个涉及政治、文化等多角度的近代天皇制形象。梳理近代天皇制的研究情况，不仅有利于明晰近代日本天皇制的不同侧面，也有利于寻找研究空白，补足相关认识。近代天皇制的经济基础就属于相关研究中有所欠缺的部分，以往的研究往往笼统地将近代天皇制的经济基础视作近代日本国民经济，并未从不同的经济成分出发，对其加以区别论述。本文现就近代日本天皇制及其经济基础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近代天皇制的研究概况

天皇制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具体的制度，而是一种以日本天皇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按时间来划分，天皇制大概可以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而本文讨论的是近代天皇制的研究情况。中日学界关于近代天皇制的相关研究均起源于明治维新，并延续至今。概括起来，近代天皇制研究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时间跨度大；二是内容丰富，且视角多；三是阶段性特征明显。

关于近代日本天皇制的研究，国内外可谓硕果累累，相关文献更是汗牛充栋。中国学界关于近代天皇制的专门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甲午战后的《日本变政考》，日本则可以追溯到吉田松阴等人的论述。然而，“二战”前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对近代天皇制的论述学术价值都不是很高，数量也相对有限。由于长期的军阀混战和外敌入侵，导致国内有关日本的学术研究倾向于日本军队等实用性质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天皇制研究数量少且从属于其他研究，如戴季陶所著的《日本人 日本人》以“神权迷信与日本国体”为题，只以一个小章节介绍了天皇和天皇制。“二战”前受到极端政治条件的影响，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只能在认可和颂扬天皇制的情况下进行，如各种形式的《宪法学讲义》《皇室制度讲话》等，一切关于皇室的研究都要受到严格的政治管控，幸德秋水等人被处死的“大逆事件”就是这种强力弹压的直接体现。关于近代天皇制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集中在“二战”后。昭和天皇发表《人间宣言》以后，关于天皇和天皇制的禁忌从法律上和思想上被破除，日本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为我们呈现出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多个侧面。

1953年，东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井上清的《天皇制》一书，该书可谓战后天皇制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代表了那个时期天皇制研究的总体特征。井上清将以往自己关于天皇制的所有研究成果汇集于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分析法，从政治史的角度论述了天皇制的历史演变和构成，深入批判了近代天皇制的封建性和剥削性。林屋友次郎(《天皇制的历史根据》)、尾高朝雄(《国民主权和天皇制》)等人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天皇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反思近代天皇制为主，兼论象征天皇制相关内容，如布施辰治就直接出版了《天皇制の批判：打倒？支持？憲法改正(私案)》[1]一书，对近代天皇制进行猛烈抨击，并就新宪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政治体制的日益稳定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人们开始将焦点逐渐转移到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天皇制研究逐渐降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昭和天皇去世，日本迎来“平成时代”。这一时期，日本学术界再次将视线转移到天皇和天皇制研究上来。进入新世纪，天皇和天皇制研究更加细致和丰富。2010年，安丸良夫[2]从现实对比寻找历史，对日本“近代天皇观”的形成做了解读；2012年园部逸夫[3]等则以“思考皇室制度”为题，对战前和战后的日本皇室制度进行考察和对比，提出了皇室制度或将发生变革的观点；2016年，浅见雅男[4]则以“皇族和天皇”为题，在介绍日本皇室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对近代天皇和皇族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做了深入探讨。此外，石井宽治等经济学者则从日本近代产业革命的视角出发对近代天皇制的经济意义做了诸多有意义的探讨，后文会着重加以介绍。

中国学界早在戊戌变法前后就有零星关于近代天皇制的论述，民国时期，戴季陶、蒋百里在《日本论 日本人》[5]中以“神权迷信与日本国体”为题，对近代天皇制的思想来源做出剖析，并将天皇制这一国体总结为“古来的神道”，对天皇制的宗教和文化本质进行了精辟解读。由于抗日战争的持续深入，相关学术研究被迫中断，近代天皇制研究出现长期的空白。新中国成立后，相关研究虽然有所进步，但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1975年，商务印书馆以内部参考为目的翻译的《天皇制》[6](井上清著)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近代天皇制研究的特征：以翻译为主，数量少而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天皇制是资本主义压迫人民的工具”等表述成为那个时代天皇制研究特有的注脚。

改革开放后，随着意识形态斗争逐渐缓和，国门的打开激发了人们探索外界的欲望。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保留君主制的主要国家，日本和日本天皇自然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菊花王朝》《菊纹大和绘》等畅销作品的出现就回应了这一时期对于认识外界的迫切需求，大学和科研机构乃至民间开始从各个维度去认识、研究近代天皇制。这一时期对于天皇制的认识涉及政治、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乃至花边新闻等各个层面。20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秀武所著《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认为：“明治宪法颁布标志着天皇制国家意识的形成。”2016年，周颂伦、张东合著《天皇制与近代日本政治》[7]从天皇制与日本宪政的角度论述了近代天皇制对日本政治的影响，认为政党政治崩溃后，昭和天皇恢复权威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由此日本逐渐走向法西斯体制。此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日本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天皇退位等问题的出现，学界也会形成对天皇和天皇制研究的小高潮。比如，自2016年平成天皇表达自己的退位意愿到2019年4月30日正式退位期间，关于天皇制的探讨形成了一个高峰，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李卓的“天皇退位的历史与现实”、刘晓峰的“天皇践祚大尝祭的仪式结构与文化解读”等文章就是对这一热点问题的直接回应。2021年，孙源[8]以“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进程中的天皇‘巡幸’——以明治九年为中心”为题发表文章，系统介绍了“巡幸”对于明治天皇权威形成的影响。此外，国内学界对《菊与刀》《明治维新》(诺曼著)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读也应予以关注。

总体来看，中日学界关于近代天皇制的研究主要涉及近代天皇制与日本政治、近代天皇制的思想文化作用、近代天皇制的封建性及其与军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中日研究的历史脉络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首先，研究高潮各有不同，日本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二战”后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而中国则集中于改革开放后。其次，中国学者的研究聚焦于政治、军事，价值落点在反对日本右翼，维护“二战”成果；而日本则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在近代天皇制与教育、近代天皇制与日本资本主义等中国学界较少涉及的方面有不少研究成果。最后，中日学界都会因为某些时政热点出现研究的小高潮，由此构成大高潮与小高潮相结合的研究态势。在近代天皇制相关研究中，总体上把握近代天皇制历史演变规律的文章相对较少，这在给相关研究入门带来困难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小的探索空间。

二、近代天皇制的经济基础研究概况

近代天皇制的经济基础研究实际上从属于近代天皇制研究，呈现出与近代天皇制研究类似的特点，但国内学界对此关注较少。此外，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近代天皇制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呈现出一种“二元格局”，即国民经济和皇室经济共同构成了近代天皇制的经济基础。皇室经济既属于近代天皇制的派生物，又是日本近代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天皇制的内在经济基础。这一点，不论是中国学界还是日本学界，原有的研究都少有加以区别者。总体上讲，近代天皇制的经济基础研究主要呈现出三个特征：其一，皇室经济与国民经济混淆，直接将近代天皇制的经济基础视作国民经济的现象比较常见；其二，对皇室经济及其相关概念界定不足，皇室经济、皇室财政、皇室财产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尚未有学者专门予以说明；其三，研究成果数量较少，内容上缺乏宏观视野。

中国学界关于近代天皇制的经济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研究成果多从属于“近代日本的国民经济”这一课题。2012年周启乾编著的《近代东亚的日本及日俄、中日关系研究》和2019年杨栋梁编著的《日本近现代经济政策史论》等就是这类研究成果的代表。关于“皇室经济”这一课题则更为薄弱，中国学界至今也没有将它与皇室财产、皇室财政的关系予以总结说明。中国学界常以“皇室财产”和“皇室财政”代替“皇室经济”加以研究。在期刊方面，2019年，杨栋梁[9]以“皇权与明治维新”为题在《日本学刊》上发文，提及皇室财政对近代天皇制下皇权的支撑作用。在专著方面，宋成有的《新编日本近代史》[10]虽然将“藩阀”“军阀”“财阀”作为近代天皇制的三大支柱，但并未对皇室经济的制度、规模和影响进行系统论述。此外，一些学者对皇室经济地位与天皇权力变化加以考察，比如全泉[11]以“从历史上天皇经济地位变化看其权力演变”为题，以历史总结的方式，对全日本历史时段天皇经济地位与天皇权力做了简单描述；程宝进[12]则以“近代日本皇室财产初探”在《新课程》基础教育杂志上发文，从历史教学的需要简单介绍了近代日本皇室财产。中国学界关于“近代天皇制的经济基础”这一课题的研究，还有相当程度的探索空间。

与中国学界相比，日本的相关研究相对比较充分。首先，关于近代日本经济这一课题，速水融、石井宽治、安藤良雄等做了大量深层研究。南亮进则在《日本经济的发展》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策，该书还作为优秀成果由中国经济管理出版社翻译出版。日本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日本资本主义史入门》[13]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构造》则系统总结了日本近代经济发展的经验。一系列关于日本近代经济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在解决了“日本快速实现近代化的经验”这个课题的同时，也为近代天皇制的经济基础研究提供了清晰的历史脉络。然而，相关研究依旧没能认识到近代天皇制经济基础中“皇室经济”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酒卷芳男编著的《皇室制度讲话》《旧華族制度》从明治宪法体制下的皇室财产和皇室财政角度对皇室经济的定义和基本构成做了初步介绍；久保正明从近代华族的“皇室藩屏”地位出发，对华族经济对近代天皇制的影响做了简要论述；学习院大学政经学部刊载北山富久二郎的《皇室财政的变迁》从皇室财政制度角度对皇室财政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将近代和现代天皇制下皇室财政的区别与联系展现在读者眼前；国学院大学刊载的高尾亮一的《皇室经济法制定的过程》则对皇室经济的法律制度做了介绍。1966年，黑田久太在《天皇家的财产》[14]一书序言中提出“皇室财产与近代天皇权力存在某种联系，希望学界予以关注”，这实际上暗示了“皇室经济”对近代天皇制的特殊意义还有待探索。但随着日本进入经济社会快速变革时期，这一点未能得到持续关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皇位更迭，人们重新给予近代天皇制以关注，但此时的主流研究方向早已转向，对近代天皇制经济基础的研究也继续停留在“近代日本国民经济”这一层面上，且缺乏以政治经济学视角总结近代天皇制历史演变规律的研究成果，这成为有关研究另一个需要继续探索的方向。

三、相关研究的成果总结与前景展望

根据前两个部分的铺垫，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外关于皇室经济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通过回顾中日两国学界关于近代天皇制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弄清“皇室经济”研究的价值和存在探索空间。国内外学界对于近代天皇制的研究存在以下特点：一是重视近代天皇制的政治属性，将近代天皇制与日本宪政相结合进行考察；二是倾向于将近代天皇制与军国主义相联系，考察近代日本的侵略扩张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三是关注近代天皇制与近代国家意识的形成，着重考察近代天皇制的思想文化内涵。而对于支撑近代天皇制的内在经济基础——皇室经济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大多是在研究近代天皇制或近代日本经济时，将其作为研究的一个部分进行叙述，且集中在皇室经济的制度和规模这一侧面，对于皇室经济的演变缺乏系统性的归纳，并且许多文章未将“皇室经济”和“皇室财政”“皇室财产”加以区别，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领域研究的水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虽然有田代正一、加藤祐介等人分别以“天皇制与皇室经济变迁的有关考证”[15]“近代天皇制的重组，以皇室经济机构及其变迁为中心”[16]等为题撰文，对皇室经济规模、机构设置等重新加以考察，但多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并未将皇室经济与近代天皇制相结合并置于日本“近代化”这一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也未能从根本上指出皇室经济对近代天皇制影响的本质肌理。中国学界对于皇室经济的研究则更加缺乏，除了零星提及之外，未见系统性、专门性的研究。总的来讲，对于“皇室经济与近代天皇制”这一课题的相关研究呈现出孤立性和片段性等特点，孤立性是指即使提及，也没有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去探讨；片段性是指缺乏相关方面的系统研究。关于“皇室经济”这一课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需要学界同仁进行补充和完善。

四、结语

近代天皇制、近代天皇制的经济基础、皇室经济三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和层次依次递减。其中，近代天皇制的研究最为丰富，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极为可观，但有一点缺憾就是：相关研究缺乏对近代天皇制历史过程的一个系统梳理，未能让近代天皇制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形成某种共识。此外，近代天皇制的经济基础研究相对丰富，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未能区别不同的经济成分，只是笼统地以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也容易滑入“近代日本经济”“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等研究方向，从而偏离主题。最后，日本皇室经济的研究数量最少，可探究的空间也最多，其研究至少可以从皇室经济的形成与演变、皇室经济与近代日本天皇制和皇室经济与近代日本经济三个大的研究方向进行深入思考。关于近代天皇制及其经济基础的研究，仍然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与较大的探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