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汉，刘大志

（大连民族大学，辽宁 大连 116600）

一、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确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筹安排、科学谋划，带领全国人民为顺利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回望小康社会建设的发展历程，深刻总结和理性审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历史经验与实践智慧，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当前研究在小康建设、民族县域、跨越发展以及政策创新等方面都有较多积累，但真正与本文形成一致研究指向的也不多见。小康主要集中在小康目标的内涵与演进、指标与测评、路径与挑战、落实与对策等方面（杨宜勇，2016；李培林等，2015；谢志强，2016；），以及对小康进程的实证测算。与东中部相比，贫困连片以及民族地区的小康建设虽成绩巨大，但族际与区域不平衡严重，困难和挑战依然严峻（黄启学等，2015；丁赛等，2014；郑长德，2013-2016）。相关文献表明，跨越式发展不仅限于产业技术层面，其外推型、内生型和复合型的跨越模式分类也对区域、国家跨越具有相当适用性。由于跨越式发展往往意味着打破常规和突进（邓光奇，2003；樊纲，2004），要求结构优化和生产力质变在成因上存在着技术—管理—资本跨越的波浪效应（邬文兵等，2005），在约束条件上存在着贫困循环—低水平均衡—比较优势等多重陷阱，因此其在路径和模式选择上必须突破路径依赖，综合运用外源、内源型跨越机遇，推动系统性创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尤其需要发挥特色、因地制宜，特别要打破自然地域与社会活动之间恶性循环的“空间贫困陷阱”（张丽君，2015）。此类模式创新成果，尚未能在民族县域的跨越式发展中得以运用和体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各民族团结携手，共同迈进全面小康，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民族地区，特别是约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五分之一的120 个民族自治县（旗）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关键所在。本文对近年来（2011-2018）120 个民族自治县在全面小康进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希望总结归纳出在此进程中优势发展经验，调整改正不利于发展的因素，以期为民族地区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在综合考虑120 个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以国家统计局2013年发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为蓝本，构建了民族自治县小康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该指标体系由经济实力、生活水平、社会发展和脱贫情况等四个一级指标组成，共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二产与三产产值/GDP、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等10 个正向二级指标和脱贫情况1 个负向二级指标。在指标体系中，一、二级指标权重综合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得出。各指标的参考值确定主要依据两个方面：一是以国家统计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中相近指标参考值为标准，二是以相关指标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由于数据获取性限制，本文整体研究时间为2011—2018 年（2019 年数据缺失严重，2020 年相关数据还未公布）；所使用的数据均直接、间接来源于2012—2019 年的《中国民族统计年鉴》。

表1 民族自治县小康进程中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二）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评价

小康社会进程中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主要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计算二级指标的发展水平。正向指标的计算方法为：

其中，f(X)为第个二级指标的发展水平，X为第i 个二级指标实际值，X为第i 个二级指标参考值。

第二步，计算民族自治县小康社会进程一级指标的发展水平。

其中，F表示第n 个一级指标的发展水平，m为第n 个一级指标中含有的二级指标的个数。d为第i 个二级指标对应的权重。

第三步，计算小康社会进程中民族自治县整体发展水平。

其中，F 表示总体发展水平，K为第n 个一级指标对应的权重。

（三）民族自治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因素

本文拟采用变截距模型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该模型允许各个成员存在个体的影响，并用截距项的差别来说明，模型的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X是k*1 个向量，β 是k*1 向量，i=1，2，3，…，N；t=1，2，…，T；u为个体效应，i 个个体成员方程间的截距项u不同，用来说明个体影响，即反应模型中忽略的反应个体差异的变量影响；随机扰动项ε反应模型中忽略的随个体成员和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

部分民族自治县发展模式为了降低异方差的干扰，对绝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表达式为：

其中，i 表示民族自治县，t 表示2011-2018 年，主要变量和变量符号详见表2。

表2 主要变量和变量符号

（四）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组统计学方法，包括风险探测、因子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探测四部分。由于该方法在应用时没有过多的假设条件，可以有效克服传统统计方法处理类别变量的局限性，目前已被应用于从自然到社会十分广泛的领域，并主要用于分析各种现象的影响因子及多因子交互作用。本文主要运用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模块来定量测度不同影响因素对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空间分布差异的解释程度，其模型为：

式中：Q是因子f 对发展模式d 的影响力探测值；i=1，...，m 为变量Q或因子f 的分层（Strata），即城市数量；n 和n是全区和各城市的样本量，σ和σ是全区和各城市的幸福感的方差。Q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表明影响因素的解释力越强，数值为0 说明影响因素与发展模式完全无关，数值为1 说明影响因素可以完全解释发展模式的空间分布差异。

三、实证研究

本文拟选择2011—2018 年各民族县域标准化后数据对120 个民族自治县小康进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经多次检验分析，此次数据无多重共线性、自相关性和内生性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准确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回归结果均具有可信度。

首先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水平情况，将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分为4 个等级（＜0.6 为低级，0.6—0.7 为中级，0.7—0.8 为高级，＞0.8 为较高级）。然后，根据2011—2018 年每个县所在等级的变化情况将120 个民族自治县分为4 种类型，即缺乏动力型、跨越式发展型、稳步上升型和自主发展型等。其中缺乏动力型为2011—2018 年始终处于低、中级水平；跨越式发展型为直接从低（中）级上升到高（较高）级水平；稳步上升型指从低级逐渐过渡到中、高、较高级水平；自主发展型则始终处于高级及以上水平。

（一）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总体特征

根据民族自治县小康进程中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划分可知，2011-2018 年，120 个民族自治县在小康社会进程中，18 个县属于缺乏动力型，20 个县属于跨越式发展型，63 个县属于稳步上升型，19 个县属于自主发展型。其中，缺乏动力型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始终处于低、中级，没有达到高级水平，如广西都安县始终处于低级水平，青海化隆县在2011—2013 年处于低级，2014—2018年处于中级水平；跨越式发展型民族自治县在某一年份突然从低级上升为高、较高级，或从中级上升为较高级，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如河北青龙县和广西融水县在2011-2016 年始终处于低、中级，但2017年分别跨越式发展到高级和较高级水平；稳步上升型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步从低、中级上升到高、较高级，如河北围场县和湖南麻阳县逐步从低级发展到中、高级或较高级水平，吉林伊通县和海南昌江县逐步从中级发展到高级、较高级水平；自主发展型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始终处于高级以上，如河北大厂县始终处于较高级水平，吉林省长白县始终处于高级和较高级水平（图1）。

图1 2010-2018 年不同发展模式的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指数

（二）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空间分布特征

从空间分布来看（图2），18 个缺乏动力型的民族自治县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贵州和北部的甘肃、青海等省份，如都安、墨江、务川、张家川、化隆等县；20 个跨越式发展型民族自治县主要分布在西部的云南、广西和青海等地区，如巍山、双江、门源、大通等县；63 个稳步上升型民族自治县主要集中分布在三个区域，即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省份，如玉龙、三都、石柱、北川等县，南部的广西、湖南两省，如昌江、新晃等县，以及北部的辽宁和新疆两省，如阜新、巴里坤等县；19 个自主发展型民族自治县主要分布在北部的辽宁、吉林、河北、甘肃和新疆等省份，如本溪、长白、大厂、肃南、和布克赛等县。

图2 小康社会进程中民族自治县不同发展模式的空间分布

（三）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

基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通过对四种类型的民族自治县小康进程中社会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影响因素共性与异性并存。现将四种模式类型民族自治县小康进程中社会发展水平影响因素总结归纳到一起进行对比分析，以便更直观准确地总结出各个模式类型民族自治县发展影响因素之间的共性与异性。结果显示（表3），其中人均财政支出水平这一指标因素在各类民族自治县中均呈现显著性很强的主要因素特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这一指标因素对稳步上升型、自主发展型及跨越式发展型三个类型民族县域发展水平提高起到了主要贡献作用，对缺乏动力型民族自治县无显著性；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这一指标因素对缺乏动力型、自主发展型及跨越式发展型这三个类型民族县域发展水平提高起到了主要贡献作用，对稳步上升型县域发展水平提高也起到次要贡献作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这一指标因素对稳步上升型、自主发展型及跨越式发展型这三个类型民族县域发展水平无显著性，对缺乏动力型县域发展水平提高显著性也较弱；医院床位/万人这一指标因素对缺乏动力型、稳步上升型和跨越式发展型三个类型民族县域发展水平提高起到了次要贡献作用。其余社会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则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

表3 各类型民族自治县小康进程中社会发展水平影响因素

（四）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

将选取的11 个影响因子值离散化后和发展模式类型值导入地理探测器模型，得出各因子对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力（即q 值，q 值越大表示该因子对发展模式影响越大，q 值越小表示该因子对发展模式影响越小）。结果显示（表4），对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大小依次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0.36-0.62）、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0.43-0.49）、农民人均纯收入（0.26-0.37）、二产与三产产值/GDP（0.10-0.20）、人均财政支出水平（0.07-0.47）、医院床位数（0.10-0.29）、最低保障人数比例（0.18-0.30）、医院技术人员（0.13-0.17）、医院数量（0.07-0.11）。由此可知，影响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主要因子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农民人均纯收入、二产与三产产值/GDP 和人均财政支出水平等，这5 个因素在2011—2018 年期间，始终对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次，医院床位数在2011—2018 年有显著影响，最低保障人数比例和医院技术人员在2011—2013 年有显著影响，医院数量在2013-2016 年有显著影响，而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中学生数量则在2011-2018年没有显著性影响。

表4 民族自治县经济社发展模式影响因素探测结果

四、结语

通过对全面小康进程中民族自治县社会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各个类型民族自治县的集中共性在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提升、人均财政支出的大力补贴以及政府脱贫工作的不断努力，对民族自治县的产业脱贫多集中在对第一产业的延伸和改造；经地理探测器结果可知其空间分布特征主要受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农民人均纯收入、二产与三产值/GDP 和人均财政支出水平等5 个因素的影响。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已如期完成，但民族地区要牢牢抓住“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契机，从以往的国家政策帮扶和财政转移支持情况下进一步积极培育自我发展能力是谋求下一阶段发展突破的重中之重。就民族自治县空间分布情况而言，以我国城镇化空间分异的演变进程为背景，分析民族自治县在新时代城镇化进程中的区位节点和发展局面，并进一步打造民族县域的“点—群”架构，以此为基准，打通宏、中、微观，同时依托“两纵三横”城镇化战略格局及19 个国家级城市群，重构我国民族县域发展的差异化格局，争取构造新的发展单元。同时对于民族自治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不可忽视，民族自治县的贸易发展情况近年来处于持续增长趋势，但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影响下，增速有所放缓。如何破解民族自治县的对外贸易发展困局，对民族自治县能否进一步实现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也对民族自治县能否更好地融入国内国际大市场和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一个新的挑战。再结合我国“十三五”以来的外贸发展大数据，分析民族自治县在我国外贸发展格局中的价值链方位和发展形势，并在此基础上，聚焦民族县域，对其受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影响过程做出分析，以谋求进一步发展。

但笔者认为，由于各个县域的数据难以获取，对于具体县域部分计量方法无法运行是这篇文章的缺憾。目前分析至此，希望此文对研究全面小康进程中民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及其影响因素有些许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