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石

乔羽同志是一代大词家，人称词坛“泰斗”“词圣”，也不为过。大诗人、歌剧《白毛女》主要执笔者贺敬之同志前几年还曾对我说过：“当代歌词，乔羽写得最好。”

他遽然离去，消息传开，人们纷纷哀悼，送别这位党培养的人民艺术家。他一生用他的笔歌颂祖国、歌颂党，无愧人民给他的称号，值得人民对他的怀念。

突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几乎不敢相信。证实后，网上已是一片哀悼送别声。心里难过，一时也不想写什么，仅拟了副挽联为他送行，没有鲜花，也没有“好酒”。我想等过了这一阵子，等心情安定下来后再写不迟，免得有鲁迅先生所说的“谬托知己”之嫌，也省去有“借光自照”之讥。

《歌剧》杂志要出乔羽纪念专栏，游主编约我写一文。我自然义不容辞，谨以此文为他送行，既为乔羽，也为我自己的一点哀思。

一、歌剧《农奴》

初识“乔老爷”，与他的歌剧《农奴》有关。

1965年秋，我从厦门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歌剧舞剧院。当时，乔羽正好在剧院写《农奴》的歌剧剧本。我住八单元集体宿舍，他住七单元客房。他当时和陈紫他们已调到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室十三位有实力的剧作家、作曲家，人称“十三太保”。

那时乔羽已很有名。和几乎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也崇拜名人，既好奇又有点胆怯，觉得“名人”

了不起。当听人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乔羽时，并不敢贸然上前问好、搭讪。他那时40岁不到，正值盛年。只见他中等个，脸虽白净却并不帅（后来熟了，我曾说他有一副“罗汉相”，他则自称长得像“孔子”。影视剧《孔子》还想请他当主演呢）。他戴着一副白框眼镜，配上他那有点谢顶的大脑袋，显出他是个斯文、有学问的人。平时，院里也难得见到他，只有在开饭时，才见他下楼，匆匆去食堂用餐。

当时，文化部挨了批，急忙抓革命现代戏，在两个歌剧院一下子抓了四部重点剧目（中国歌剧舞剧院是歌剧《农奴》、舞剧《南海长城》;中央歌剧舞剧院是歌剧《阿依古丽》、舞剧《红色娘子军》）。

歌剧《农奴》是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由院长马可亲自挂帅，并担任作曲，外加他从中国音乐学院带来的两三位学生（李西安、李吉提、军驰）。

乔羽在创作上是个极其认真的人，所谓“慢工出细活”，不写到自己满意绝不肯轻易拿出来。他也爱喝酒，后来有人问他写歌词，是否和李白一样“斗酒诗百篇”。他说：“我哪有这本事？喝多了什么也写不出来了。”他知道歌剧《农奴》的分量，也许因为是他创作生涯中关键的一部，哪肯赶任务似地写完稿就拿出来？用他后来的话，叫“头未梳成不许看”。

然而，全院上下，特别是歌剧团都眼巴巴地盼着，“等米下锅”。特别是“中央院”的《阿依古丽》上演之后，“中国院”的压力就更大了。后来，也许是为避开院里人们喋喋不休的催问与关切的目光，乔羽搬回垂杨柳的家中去写了。听人说，院长马可几乎每个礼拜都上他家去，了解剧本进展如何。也许又不好意思太逼他，每次都得带条好烟去，表示慰问。

有一次，我在食堂正碰见马可那三位得意门生之一的李吉提（听说是李富春家的孙女，名字有点“俄罗斯”味），随意问了一句：“曲子写好了吗？”

她答非所问：“那就看乔羽的了。”意思是，乔羽剧本拿不出来，怎么写曲子？

一直到后来，“文革”开始了，全院上下急切盼着的重点歌剧《农奴》排演的希望也就彻底破灭了，只成了文化部搞“假繁荣”的批判材料。不过也好，戏没拿出来，创作者马可、乔羽他们的“罪状”

反而减轻了许多。戏没上演，连音乐都没有，剧本无大瑕疵，想批也无从下手。不像“中央院”的《阿依古丽》，公演了，铁证如山。“文革”大批判，我印象中，乔羽没怎么因歌剧《农奴》而挨批，这也算是“因祸得福”。

那么，该剧剧本写完了没有？音乐又写了多少？院里的群众大都不清楚。案头本子、曲子连个影子也没见到，排练、演出等等就更说不上了。歌剧《农奴》“胎死腹中”，成了未解之“谜”。

“文革”中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剧院饭厅地下室的一大堆旧书和材料中发现了歌剧《农奴》的两份本子：一份是打印的“剧本提纲”，一份是刻蜡板印的“文学剧本”。看那“提纲”像是“剧本”

的简缩本。一般情况，是先有提纲后有剧本的，“提纲”不可能附上很多唱词。但从该剧“提纲”上每幕都有大段大段的唱词看，它又像是从剧本中抽出来的，所以我称之为剧本的“简缩本”，而非剧本的“草图”。这跟乔羽一贯的严谨认真的做法有关。

凡是要上报、公之于众的作品，哪怕是征求意见稿，他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

这份“提纲”打印得很是讲究，估计是上报的;剧本刻印则装订一般，应是征求意见的。让我深感惊讶的是，剧作每页都附上一页空白纸，显然是让看剧本者随时可以写上意见的。这真是用心良苦。

我看过不少剧稿，乔羽的《农奴》剧稿是唯一这样征求意见的一份（估计发送的范围不大）。

歌剧《农奴》这两份提纲与剧本，我反复看了多遍，认为它可被称为“精品”之作。文字十分讲究，连幕前的舞臺布置提示也写得异常之好——一两笔写景，气氛境界全出。最为我赞赏的是该剧的唱词，用“绝妙好词”不足以形容其唱词之美。歌剧作曲大师陈紫就常对我夸赞乔羽剧词之美，并举二幕农奴小强巴放羊那一场开头的一段唱为例，大意是：天上飘着云霞，他想把云霞剪下来，做件花裙子送给妈妈……情景交融，音韵和谐，把孩子的天真和对妈妈的爱写得很浓很深，既自然又感人。

记得“文革”后期“下放”部队农场时，我与乔羽同在一个班，彼此很熟了，无所不聊，自然也聊起歌剧《农奴》。我怪他未免写得太慢了，失去了一次上演的机会。他似乎也并无悔意，只说了一句：“那唱词每一句都是精雕细刻的。”是的，写歌剧不像写歌词，每次只有一首，至多十来句。一部歌剧需要写几十首甚至上百首唱词，大的唱段甚至达到四五十句甚至更多。能写出那样精美的唱词，每一句都得苦思冥想、“精雕细琢”，快是写不成的——我有点错怪他了。

我这个人也是“好读书，不求甚解”，那剧本，我虽读过，剧中情节已到了最后的“平叛”。但看那“幕序”只有三幕，我以为后面还有第四幕（歌剧一般都是四幕），还想“平叛”后，他怎么“翻”上去、还能“翻”出什么新的来？一直到乔羽晚年，有一次见面，我又和他谈起他的《农奴》。我问他：“本子没写完吧？”他说“写完了。”“怎么只有三幕？”“就是三幕。”

可见乔羽的本子是写完了的。难怪1980年代后期——他还在院长的位置上——突然想排演《农奴》，却又找不到本子。我听说后，便把我收藏的那两种本子给了他。我当时少了个心眼，没让他复印一份给我。我想要排演了，剧本的生命在舞台，戏公演后，剧本也会公开发表，还留个本子干什么？然而，后来戏没排，本子竟也丢了！这个疏忽损失巨大，现在想起来仍十分后悔。

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歌剧《农奴》最终也没弄成。估计与由谁担任作曲有关。当时作曲家也选了几位，好像有瞿希贤、舒铁民他们。马可已去世多年了，瞿希贤岁数大了，别的年轻的作曲家又没有十分把握。要完成这样一部大歌剧的音乐，没有大量藏族音乐素材是不可能的。作曲家至少总得去趟西藏吧？当年乔羽和作曲、编导、演员、舞美他们一帮主创人员是去了的（不知馬可去了没有？可能没去，应是身体、岁数或工作上的原因）。

这一来，戏没排成，那本子也不知下落了。这些年，我一直在查问这件事，都没有结果。去年，我让剧院派人去原来的资料室找，仅找到那打印的“提纲”。有“提纲”怎会没有“剧本”？前不久，我又希望院里再派人细细找一下，结果找到的还是只有“提纲”。

现在大家都知道乔羽是个“写歌词”的（据传他自拟墓志铭：“这里埋的是一位写了几首歌词的人”）。其实，他不仅是一位词作家，还是一位剧作家。而且，他大半生主要精力还是写剧本，先后写了儿童歌舞剧《果园姐妹》等儿童剧（大小儿童剧有五六部之多）、电影歌剧《刘三姐》、电影《红孩子》、歌剧《农奴》《擂鼓台》（均未上演）与《矿工的女儿》、话剧《杨开慧》。其中废弃的或不为人知的也许不在少数。如朝鲜歌剧《卖花姑娘》来华演出版的全剧唱词，就经他改写或润色（这是文化部外联局一位主事者对我说的，他住在剧院，部分词稿也给我看过，说是乔羽写的。此事未问过“老爷”，未得到他本人证实，只能存疑）。

乔羽遗失或废弃的剧稿中，最重要也最可惜的就是歌剧《农奴》。这是他剧作的巅峰之作，更是他词作的宝库，丢了是无可弥补的损失。但愿老天有眼，有朝一日，此剧稿能重见天日（近年有关线索都问了，希望渺茫）。

歌剧《农奴》剧本的丢失，对于乔羽这位过于“认真”的剧作家来说，他的这种“不认真”态度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一部千辛万苦、精雕细琢写出来的“心血之作”，随随便便就给弄丢了，也不想办法去找（“文革”中全国唯一一部于张家口上演的四幕歌剧《矿工的女儿》，本子也找不到了）。他似乎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丢了就丢了。可他又好像不是这种“马大哈”之人，真是怪哉！

他赠送我的《乔羽文集》只出了两卷：《诗词卷》与《文章卷》，另外的几卷特别是重要的《剧作卷》也没有下文了。后来几次见面，我都催问为何不出《戏剧卷》，他也不说原因。估计与他后期写的两部剧作找不到有关，特别是歌剧《农奴》。也许觉得没有这个戏，其他的出了，似乎也没太大意思。也可能不是这原因：现有的完全可以先出，丢失的等找到了再出续集。

乔羽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与他的对作品存亡得失的见解也许不无关系。记不清是他的歌词或文章中写过这样意思的话：该留的，谁也赶不走;不该留的，谁也不能留。这是他的见解，也是他的哲思：得与失、成与败等等，无不如此。用毛主席所说的话，这就叫“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他似乎想开了、看透了，丢了又何须惋惜？

二、“下放”岁月

如果说，从歌剧《农奴》的前后遭遇，可以看出乔羽作为剧作家，对自己心血之作的过于“认真”与过于“不认真”的完全不同的态度来，那么，三年的“下放”岁月，则把乔羽作为普通人的性格展露无遗。

而从我与他的关系来说，则从较为陌生转为十分熟悉，闲聊起来，可以无话不谈，彼此没有戒心。

剧院“下放”河北蔚县部队农场。此地属古蔚州，唐末设置、宋辽著名的“燕云十六州”之一，文物昌明之地。春秋时代的古“代国”属地，更早的据说还是黄帝部族游牧迁移的场所（营地所在的壶流河两岸近年已挖出相关的地下文物）。

但我们去时，谁也不注意这些。“代国”则是爱文物的塞克老人说的（有一次连里开卡车去运稻草，我还登上一段古城墙的残垣。塞老则捡了几片砖瓦片）。乔羽下地时一戴上草帽，帽檐两侧往上一翻，有点像《水浒》中杨志卖刀戴的“军笠”。他便会得意地显摆：“这是范阳笠。”我懵得很，不明所以。大概该处离古范阳也不远。

当时，乔羽与我同在一个班，文艺三连二排五班。塞老与陈紫则分在四班。各班都有不少老前辈。不是雨天，上下午一般都得下地干活，排着队，一起出发，一起回来——半军事化的管理。我年轻，农家子出身，干农活不算什么。但老前辈们大都五六十了，如塞老60多了，陈紫50多了，乔羽也40多了。毛主席关于“下放”五七干校的指示最后还特意加上一句“……除老弱病残者外”，但下面的执行者根本不管这些，“老弱病残”一锅端，全都得下去。

那段生活当然是清苦的。一开始住的是“干打垒”（据说是清华师生留下的），几个人挤在一个炕头睡。一日三餐，名副其实的粗饭淡菜。早餐大多是玉米糊糊、窝窝头夹咸菜（馒头很少），中、晚餐则是二米饭（白米与小米掺在一起）。吃饭时，一班人坐“马扎”围成一圈，中间是一大盆玉米粥或二米饭，另有咸菜或一两盘炒素菜（油水也少）。

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底：周总理已给保留了北京户口，早晚是要回去的。“下放”锻炼是毛主席的号召，是“斗、批、改”最后的重要环节。就个人而言，吃点苦、受点累，也有利于去掉自己身上的一些杂质。所以再苦再累，大家都努力扛着。我没有发现有人叫苦叫累或怨天尤人的。愁眉苦脸、哀气叹气是有的，那是家里有事来信时。

乔羽从一开始，就表现得较为适应与乐观。老革命前辈们也大致如此，他们都是从延安或解放区一路摔打过来的。刚到时，正逢“十一”国庆，班上出墙报。每人自愿写稿子，乔羽写了《满江红·国庆》，最后两句我还记得：“……看全球举火，纸虎成灰！”

我效颦也学填词，写了《沁园春·韶山》，末句：“湘江上，望千帆竞发，不负东风。”他帮改了一个字：“湘江”改为“湘水”。壁报须用毛笔抄写，乔羽的字好，抄写的事自然归他。舞文弄墨惯了，他也乐于当这“文抄公”。

初冬坝上长城外寒流一到，北风呼呼一吹，天冷得很快。一直到初春过后，也仍是天寒地冻。为了保护稻田里的秧苗不受冻，得盖塑料薄膜，需要大量草绳。连里便发动各排各班搓草绳。搓草绳一学就会，但要搓得好也不容易。我看乔羽搓的草绳，又细又结实，几乎成了“工艺品”了。班上就数他搓得认真搓得细致。我甚至怀疑，他把写歌词那股子“认真”劲也用到这手艺活儿上了。

最不可思议的，也是我不得不佩服的，是乔羽竟乐意去揽洗猪肠子、鸡肠子的活干。每当过年过节，连里自养的猪、鸡、兔子都会宰杀一些，以犒劳大家。那些猪肠子、鸡兔肠子舍不得扔，得有人清洗。这个又腥又臭的活兒没几个人愿意干。奇怪的是，每次几乎都是乔羽带头去干。是班上分配的还是他自己揽的？大半是后者。没有人会把这脏活专门派他去干的，那就近于惩罚。

我后来知道，他喜欢炒猪“下水”下酒。但我们每餐吃都在一块，并没有看见他拿回来炒猪肠或炒鸡肠下酒（连里几乎没人敢公开喝酒）。况且那猪肠子，每次都让名摄影师“老游子”全做成香肠了。

乔羽人缘好，跟谁都合得来，与炊事班老蔺师傅的关系也没得说。这位圆通又老于世故的“乔老爷子”

是否偷偷地与他们约好，夜深人静时私下在厨房炒鸡肠子下酒，那就不得而知了。其实，乔羽想喝点小酒，一招呼人家都会叫他，完全不必为了解馋去受那清洗臭猪肠子、臭鸡肠子的罪。

“下放”后期，管理没那么严了。该看病的看病，该住院的住院，一般连里都能准假。而这又给了乔羽一个“好差事”——给连里住镇上小医院的男女病号当“陪床”（现在文雅些，叫“陪护”）。这活虽比下地干活轻松却不值得羡慕。为什么会落到他头上？我全然不知。只知道好一阵子乔羽从连里消失了，上过医院的人说他在那里当“陪床”呢。大概每月底他才会回连里一趟，领工资、取粮票。有时来去匆匆，有时会在班里炕上过一夜。我看他脸上丝毫也没有当“陪床”的无奈与倦态，似乎还有点乐此不疲的样子，便开玩笑地说：“老爷，又有美差了？给老小姐们端尿盆了吧？”他欣然一笑，拉着京腔：“啊哈——！美——差呀！哈……”

让大作家去当“陪床”，说来几近荒唐，但在当时并不奇怪。现在想来，此事也是有因果、有踪迹可寻的。首先这是时代使然。当时就是干部“下放”

劳动锻炼，“斗私批修”阶段，人人平等的风气很浓。

再大的名人，也不能更不敢摆架子。谁摆架子，只能说明你没改造好，不仅让人瞧不起，还会自取其辱。所以名人们尤其要小心谨慎，努力表现好。有时也没大没小，说话很随便。一次，我说乔羽：“老爷，听说你是本院怕老婆的一二号种子？”乔羽并没生气，反问：“谁不怕？你还没娶老婆，不懂！”

司机班年轻的李师傅对塞老说：“老塞克，你大字报写的字还没我写得好呢。”塞老呵呵一乐。他的字很好，写的是“二爨”（北魏名碑《爨龙颜》与《爨宝子》），碑派字，李师傅不懂。那时连里风气就是这样，不见外才随便调侃。

其次，也有具体的主客观因素：客观的是，我们“下放”的部队农场属65军，军部设在“北疆锁钥”——张家口，师部在古军事重镇柴沟堡。全院编成三个连：文艺一、二、三连。西合营有一位团政委坐镇统管。当时部队时兴办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正缺节目。像乔羽这样的名家，这位团政委是不会放过的。他应该请乔羽为宣传队写过小节目。记得有一回乔羽独自在西山坡一个小碉堡里写东西。那时已快开始抓“五一六反革命”了，气氛已显紧张。但我还没被隔离，还能自由走动。我去那碉堡看他，里面很小，一桌一凳。他正在赶稿，面前小桌上散放着些写好的稿子。他随便拿了一两页给我看，埋头继续写他的。我大致扫了一眼，都是些唱词（好像不是小歌词，有可能是表演唱或小歌剧之类）。为宣传队写节目，这样他就会常去西合营接受任务，甚至临时住在那里。他是个热心人，听说连里有人病了住院，也会去探望;又听说需有人“陪床”，从连里调人又会延误，他便会自告奋勇充当这个角色。

以上是我的大致推想，应不无道理。因为后来乔羽又专门充当了一次真正的“陪护”，负责照看一位因替“五一六”翻案挨批受刺激、脚腿行走出现障碍的病人。乔羽陪他四方求医，从西合营到柴沟堡再到张家口，除了不能回京之外，这几处的医院几乎跑遍了。

前几年，一次见面时不知怎么又谈起西合营的事，乔羽突然说起这位“仁兄”来：“你大概不会想到，他是装病。”我大为惊讶：“怎么可能？！”他说医生测了病人双腿与大脑交叉反应的感觉。病人反应不是“交叉”，是“一顺撇”。医生说：“你这病人的病是假的。”装病逃避批判，可是不小的罪。如果乔羽揭发了，他定罪责难逃。但乔羽替他隐瞒了，多少年后才偶尔谈起。另有一位院领导，与那“仁兄”本是“合谋同案”的，不知是为了掩盖或为了表现“积极”，竟拼命批判他、整他。两相比较，人之善恶，一目了然。

乔羽为《纪念陈紫百年诞辰文集》口述纪念文时说：“陈紫是个好人。他不整人。”他把“不整人”

当成“好人”的标准。按此标准，你不能不说，乔羽也是个“不整人”的好人。他的心地是善良的。

一开始刚“下放”，他是背了个“大案”在身的。

而搞这个案的正是与这位“仁兄”关系密切的“战斗队”（他是“为首”或是“后台”，已说不好了）。

他们不止一次上垂杨柳抄乔羽的家，甚至顺手牵羊拿走字画（乔羽多次对我提起某人拿走字画的事）。

人性之善恶，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是由一件件大事小事表现出来的。

我至今难忘的是，有一回乔羽又回连里来了。

天已傍黑，他便在班上住下了。四五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九点一過，哨子一响，熄灯了，大家都上炕躺下，都习惯性地一声不吭。不一会我忽闻到一股肉香，随即便有一团纸包的东西碰了碰我的腮帮子：“拿一块，传下去！”——唔，是吃的！我接过那纸包着的肉，拿一片放嘴里，又传给边上的。啊，好香的酱肉！也分不出是牛肉还是驴肉。就这样，躺炕上的几个人传过来传过去，把那一包肉全下肚了。屋里黑乎乎的，神不知鬼不觉。谁也没出声，谁也没再问——我知道，那是乔羽特意捎回来给大家解馋的。

说起当年这偷偷分肉吃的事，有点“斯文扫地”。但几十年过去了，每想起那情景，心里总有一点暖意、一点温情。平生牛肉、驴肉吃了不少，独有那夜的那包肉最香、最让人难忘……

三年“下放”岁月，全连上百口男女老少、诸多趣闻逸事，一本书也许都写不完。光乔羽的也远不止上述这几件事。他后来和陈紫为张家口文工团写歌剧《矿工的女儿》去了。大半年后他们再回到连里时，我已被关在山坡上小黑屋，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了。他和陈紫曾特意爬上山坡去看我。

我当时已低头认罪，形容枯槁，心情极坏，低着头连招呼都没打。只听“老爷”嘀咕了一句：“很好，很好！”陈紫则一声不吭（也许勾起旧事，想起当年在延安被打成“特嫌”的事）。我听了自然不快：什么很好？既来看我，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过后慢慢琢磨，他的“很好”，和毛主席“坏事变好事”的意思差不多。人生太顺利了不好，挨这一下，会让我明白了许多，也算是好事。

无论如何，有一点，我与乔羽的心是相通的：三年“下放”岁月，我们从来也没有改变对毛主席的景仰与崇拜。我们一有空，常海阔天空地聊，也谈毛主席、谈鲁迅。看得出他对毛主席的崇敬是发自内心的。他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主要撰稿者，并专门写了《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这是乔羽写的篇幅最长的一首长歌。开头几句我都还记得：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心中的太阳！

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

身上都闪耀着您的光芒;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

都好像近在您的身旁……”

歌词质朴、深情，没有对领袖深厚的感情，这样的词是写不出来的。

坦率地说，在部队农场，过着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生活，也可以说是“清教徒”式的。物质上清苦，精神上还是向上的，不分尊卑、上下平等。应该更准确地说，“下放”生活有苦有甜、有辛酸也有快乐、有悲剧也有喜剧。但我们从来也没有将它当成是“劳改”或是“地狱”。

平心而论，单从物质生活上看，我们比附近乡村的老乡已好了许多。老乡们祖祖辈辈、年年月月生活在这里，繁衍生息，也许从黄帝时代就开始了，至今三五千年。我们偶尔下来一下，才短短三两年，最后还回到城里。难道这就是“劳改”，就是“炼狱”？

世上哪有这种道理？某些人所崇拜的西方不是一直在高喊“人人生来平等”吗？农民在乡下辛劳是正常的、应该的，你下乡干点活就是不正常、不应该的。这公道吗？如果连这起码的一步都反对、都否定，又怎么能走向消灭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以及贫富差别的社会？实现共产主义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说实话，“下放”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会有“劳改”的这种邪门念头。这是后来许多写“下放”、写干校的名人“大作”出来后，才铺天盖地把“下放”

写成“暗无天日”的地狱般的日子。我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有背作为人的良心的。

我承认，在精神层面上，人与人不尽相同，而是因人而异、千差万别：有心胸豁达的，有心地狭窄的;有想得开的，有想不开的;有活得明白的，有活得不明白的;有还想着别人的，有只想着自己的;有不整人的，也有总想整人的。

从以上零星数例，不难看出乔羽为人的若干侧面：他是心胸豁达的，他是想得开的，他是活得明白的，他是还想着别人的，同时他也是不整人的。

但人无完人，乔羽也不是完人。

三、剧院春秋

大概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乔羽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先后当了副院长、院长，总共十年左右时光。

这十年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冷暖自知”，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歌剧院的院长，荣誉虽高，官位很低，与“七品芝麻官”差不多。当时“文革”

刚结束，歌剧荒芜了十年，“青黄不接”，既缺人才又缺资金。全院四五百口人，要正常运转已不容易，排戏就更加困难。排一台戏，仅很少的几万元，都得求爷爷告奶奶，千方百计往上打报告要钱。

乔羽上任后，很忙。我与他反而接触少了，没事我也不愿打扰他，除非是我的剧本，才会请他过目，让他帮忙安排。他在院里负责抓剧目（我的每一部戏，都经过他的手，助力甚大。其中有成的有不成的。本文暂不涉及，待另文再作介绍）。因此，乔羽当院长后更多的情况，我所知不多，不敢妄谈。以我之见，可圈可点的，也就是剧目。毫无疑问，他的长处也在这上面，他抓剧目是有眼力的。

下面重点谈两部他抓成功的歌剧剧目：《原野》与《伤逝》（舞剧有《铜雀伎》）。

先说歌剧《原野》。

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在四川成都举办）前几个月，乔老爷突然给我打电话，说院里决定把我的《郑成功》作为参加艺术节的剧目，时间紧迫，要我抓紧修改。我一听，十天半个月哪改得出来？便回答说：“修改来不及了！”我说的是实话，但也犯了“傻”。什么“来不及”？先定下来，特殊情况搞“流水”作业，边改本子边作曲，即使投入排练，不是也常有修改的吗？哪怕上演了，也是半成品，也可以不断修磨。不然，怎么叫“十年磨一戏”呢？一次难得的机会，就让我一句“犯傻”的话弄黄了。“老爷”也没再逼我，只好另找别的本子了。

正好李稻川、金湘送来《原野》的本子和音乐。因是曹禺的女儿改编的，曹大师本人还给乔羽打了电话。这戏就这样定了下来。

本子、音乐都是现成的，排练很顺利。该剧在艺术节的首演也获得巨大成功。戏剧冲突很強烈，金湘的音乐很有冲击力，并富有现代感（关于该剧的成就与不足，我在《中国歌剧史》下编《原野》一节有详细的评论，这里不赘述）。

排出《原野》的另一个意外收获是乔羽与曹禺关于歌剧的通信，引出曹大师对歌剧的许多精辟见解（登于《人民日报》）。乔羽曾送我一复印件，“歌剧史”也全文引用了。

总的来说，歌剧《原野》是成功的，影响很大。

但是，乔羽为此也付出了些小代价，与一位挚友闹翻了。二人终生都未能复归于好。

分歧是对该剧风格的看法，由此引出“中国院”

该不该排这种带“洋味”的、有“现代派”色彩的戏？

分歧在戏中，风波却在戏外。一直发展到“株洲歌剧汇演”时，告别宴会上乔羽酒后当众骂人（我不在场，是陈紫归来说的）。情况越发不可收拾，友情也更难以挽回。乔羽晚年谈起醉后骂人事，似有悔意，但并不认为排《原野》有什么错。他十分委屈地对我说：“曹禺亲自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排吗？”前辈们矛盾的是非曲直，我们晚辈不必妄加评论，更不能添油加醋、火上浇油。

如果还有什么可以谈的，也只能从艺术的角度上谈。依我之见，乔羽排《原野》还应有另外的因素，那就是他对“洋”与“土”的看法采取比较宽容的、兼收并蓄的态度。他不认为两个歌剧院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作为探索，“洋院”也可以排点“土的”“民族的”;反过来，“土院”也可以排点“洋的”或“偏洋的”。有一次闲聊，他似乎突发奇想地说：“唱美声的能不能也唱点民歌，唱民歌的也唱唱美声的？也许有出人意料的效果。”我估计他这个想法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会只对我一人说。

从声乐的角度上，能不能这样唱？我不懂，而从不同艺术风格的借鉴交流、取长补短上，应该是可能的、行得通的。很多民族唱法的歌唱家包括王昆不是也学习美声吗？同样的，不少美声歌唱家不也唱了民歌？民歌本是东西方都有的。毛主席1956年《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主张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可以杂交、嫁接，不要怕“非驴非马”，说“非驴非马”变成骡子不也很好吗？

再说，“土”“洋”两个歌剧院分院是暂时的，不是永远的，分院“十六字方针”最后不也有“先分后合”“殊途同归”吗？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一切探索都是可能的、允许的。艺术没有对与错，只有高与低。至于成败得失，历史会做出评判。再说歌剧《伤逝》。

《伤逝》可以说是一部很有创新意识、很有探索精神的歌剧。本子也是天津的作者写好了找上门来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与《原野》比较，同样是改编本（歌剧《伤逝》改编自鲁迅同名小说），但它人物很少（子君、涓生两个，外加一男一女两个“歌者”），情节较淡，冲突不强烈。施光南的音乐旋律好听，但戏剧性不强。它的好处是结构很新颖：“春、夏、秋、冬”四场戏。春天他们好了、来了（紫藤花开了），冬天他们散了、走了（紫藤花没了）。四场景与剧情“起、承、转、合”结合得自然简洁、入情入理。我尤其欣赏“冬景”：一棵光秃秃的树上，剩下一个“空巢”，寒冷、凄清……

舞美很有创意，添了不少彩：一开场涓生重返旧居，忆念子君。“歌者”伴唱歌声中，天幕映出子君的特写影像，眼眶里落下一滴泪来！……从未见过，令人叫绝。与之相比，《原野》台上横卧一肥硕的裸女，象征“大地母亲”，想出新反而笨拙，想添美反而碍眼（剧中人物在那裸体上踩来踩去，看了极不舒服）。尽管此设计得到曹禺与乔羽两位大师的认可，我仍觉得未免过于直露和图解了。“结构性”舞美设计不应如此，如《阿依达》的“金字塔”才是天才的创造。（我曾对乔羽谈过这个意见，他听后说：“你说的也有道理。”）然而，一部歌剧的成功光靠舞美不行，舞美只是“包装”。《伤逝》这种人少、戏单的戏是很难排好的，也就很难让人叫好。记得刚一首演，剧院创作室就有人嘲讽它是“二人转”了，估计也不会太叫座。

我看演出后觉得它清雅、凄美，把原著提炼得颇有新意，并无“二人转”的感觉。当然，“歌者”

可以扩为“歌队”，也可以上场，以补“人少戏单”的不足。乔羽作为主事者，推出这样的戏，既需要眼光更需要胆量，搞砸了是要挨骂的。

然而，《伤逝》虽有不足，还是成功了。它后来和《原野》都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四部歌剧中的两部（另两部是《白毛女》和《洪湖赤卫队》）。得奖虽不能证明一切，但至少证明它并非失败而是成功之作。

所以，我说乔羽抓剧目是有眼光的，求新求变。“可圈可点”，并非虚言。一个院团长看不出一个剧本的好坏、戏能不能排是很危险的。不幸的是，这样的院团长实在太多了。有的院团长总爱吹他赚了多少多少钱。我说，你赚的钱再多，歌剧史上不会留下一个字，只有传世的好剧目，才会被记上一笔。《原野》与《伤逝》这两部歌剧，是够这个分量的。这正应了乔羽那句话：“该留的，谁也赶不走;不该留的，谁也不能留。”

他抓成的除了这两部歌剧，还有一部舞剧《铜雀伎》，汉代特有的音乐舞蹈风格，令人耳目一新，也很成功，演出轰动一时。

他没抓成的，也有两部歌剧一部舞剧：歌剧《乡情》与《秦俑魂》;舞剧《珠穆朗玛女神》。

歌剧《乡情》据同名电影改编。三位作者，各写一幕（乔羽也是其中之一）。剧本初稿已出来了，因乔羽奉命参加大歌舞《中国革命之歌》而搁置了（该大型歌舞为音舞史诗《东方红》的续篇）。乔羽决定用我刚完稿的《月娘歌》代替（原名《月是故乡明》，写海峡骨肉分离的戏）。

歌剧《秦俑魂》与舞剧《珠穆朗玛女神》选题也很棒，构想也出来了。乔羽先后给我说了两剧的大致构思，很是精彩，没弄成实在可惜。这里不细说了。

关于乔羽的褒贬毁誉，因他是大名人，好的不好的，各种议论当然少不了：喜爱他的，把他捧上天;不喜欢甚至恨他的，把他踩在地。人人都是过客，短短一瞬而已。古人早就看透了：“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褒贬毁誉由人去，千秋功罪任评说。乔羽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心里岂会不明白？连伟人都挨骂，更何况他人？他晚年不少歌词都带有哲理性，说明他已开悟了，成了哲思老人了。

应该说，当上院长，是乔羽的光荣，也是乔羽的烦恼。没当过歌剧院院长的，不少人都羡慕、都想当;当过的，才知道并不是什么好差事。院长几乎没有不挨骂的。无所作为的挨骂，有所作为的也挨骂。1980年代剧院不景气，群众心里不满，院里议论纷纷。有一阵子院里传出一副对子：“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主意多。”一次与乔羽同车外出开会，车上还有创作室另一位同事（此兄对“老爷”一向不太友好，为人尖刻，那‘对子刻薄，很像他的手笔）。车上彼此无话，我忽想起那对子，也不知哪根神经错乱，竟没话找话说：“老爷，都说你是军师。‘决心大的是院长，‘主意多的准是你吧？”乔老爷似乎心事重重，一言不发。当着那位“仁兄”随便调侃他，我是太不懂事了。

我知道，他即使不快，也不会把我这几句调侃当成恶意，更厉害的嘲骂他也受过。听说，有位小有名气的老演员闯进他的办公小屋，不知何故发疯，指着“老爷”的鼻子骂，气得他坐车回家时，手还直发抖。

作为局外人，依本人的观察，乔羽在剧院挨骂，原因多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评职称”。特别是“一级”卡得很严，又不那么“一碗水端平”。很多老前辈、老艺术家本该评上一级的都没评上，而个别刚露点头角的小青年不该评上一级的反倒评上了。卡得严又不公平，怎不招来怨恨与骂声？后来继任的刘院长就觉得奇怪：他原来的民族乐团才一二百人编制，不及歌剧院三分之一，一级名额多达40多个，竟与本院差不多。风气不正，名额靠往上争。估计乔羽不屑于去上面求人争名额，你给多少我评多少。然而，“外不争”的结果，便是造成了“内争”的局面，贻祸至今。每年评职称，“僧多粥少”，都是一场“内争”的灾难。这一件事上，“世事洞明”的乔羽“照章办事”，卡了自家、苦了大家，反显得有点老糊涂和书生气了。

凡事有因果。在剧院，乔羽挨骂有原因，有他做得不妥的地方，也有别人对他的成见与偏见。而他人缘好、受人喜欢，也自有其原因。固然人们看重他的才华，钦佩他的成就，但对于人与人的交往，这不是主要的。很多有才华、有成就的名人、明星不也是极其招人讨厌吗？乔羽之所以招人喜欢，其中很重要的是他的平民化、好相处。好像他跟谁都合得来，聊天、喝酒、讲废话。食堂的大厨师、司机班的司机、烧锅炉的师傅、院里打扫卫生的杂勤工……更不用说各业务团有名或无名的演员，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只要有人请喝酒，他少有拒绝的。剧院里都叫他“乔老爷”，少有人称他“乔院长”（我则直呼他“老爷”）。

这是我与乔羽接触多年，他最为让我佩服也是我学不来的一点。这跟他的个性、经历有关。他从不摆名人架子，自称是“绿林大學”出身。他曾说，人嘛，既要敢于“跳龙门”，也要准备“钻狗洞”。他常说自己是个“俗人”，“俗人应避雅人”。他一说起“废话”来，并不亚于“废协”主席陈紫，且比陈紫更为自由、宽松：陈紫是个独语者，乔羽是个交流者;听陈紫讲“废话”，你只带耳朵就行。听乔羽讲“废话”，你可以耳嘴并用;陈紫只按他的思路“天南地北”，乔羽可以随你的话题“海阔天空”……

啊，斯人已去，再说这些又有何用？不说也罢。

四、乔羽的遗憾

然而，有些话又是不能不说的。

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别看乔羽一生才华横溢、成就非凡、受人钦佩，似乎风光无限，应该没有什么遗憾的吧？

在我看来，他遗憾多多。别的不说，仅就作品而言，如上述歌剧《农奴》剧本找不到了，《乔羽文集》仅出版了两卷，十分重要的《戏剧卷》没出。当然，他几十年笔耕不辍，写好而丢失的大大小小的作品肯定远不止这些。

而最大的遗憾是，他肚子里装的“宝贝”有的还没有“掏出来”，更没有“掏干净”。这就是他晚年一再说要写却至今没写的两部书：《我所亲历的人和事》与《艺术哲学》。这两部书，一是历史，带回忆录性质;一是哲学，属谈艺录之类。

乔羽一生经历丰富多彩，早年从北方大学到进城，中年从剧协到剧院，晚年在歌剧院几十年到离休。他所亲身经历的“人和事”何止成百成千？这部艺术自传如果能写出来该有多好！那也是一部革命新文艺真切生动的历史记录。解放战争中，少年乔羽就参加了革命。他从华北根据地到新中国建立，从毛泽东时代到后毛泽东时代，历时80年，所亲历的一切，都是音乐戏剧史、音乐文学史、音乐舞蹈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可惜，他想写却终于没能拿出来。

另一部“谈艺录”，用他对我说的话是“艺术哲学”。乔羽好学深思、学问深厚、见解独到。在从解放区来的新文艺工作者中，“行万里路”的多，“读万卷书”的少。乔羽和贺敬之这两位早先的好友，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几位。他们的文字优美、感情充沛，诗歌充满了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党和领袖的强烈的时代精神。这都不是凭空得来的。年长乔羽几岁的作曲家陈紫向以“杂家”“博学”为人称道，私下里对贺、乔这两位年纪小于他的“大才子”也是十分欣赏与钦佩的。

我不知乔羽自称要写的《艺术哲学》都要写些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会写成“教科书”式的东西，不会从艺术概念出发，而是从艺术实践出发，不会从概念到概念，而是从实践提升到理论。这其中应该有他熟悉的、他实践过以及他擅长的音乐戏剧、音乐文学与音乐舞蹈，可能还有他喜爱的书法、绘画。

我是十分看重他这两部书的，尤其是后一部。疫情前那几年，每次见面，我都一再催他快动笔，趁脑子还好使。后来我甚至建议他用口述，先拉个草稿，再细加修磨。他每次都说要写，结果至今也没见到一个字。

这是乔羽最后也是最大的遗憾！

为何会有此遗憾？不能不说，这与乔羽个性上的特点或者弱点有关：他虽说歌剧是个“寂寞的事业”“板凳须坐十年冷”，他又是个“不甘寂寞”、不想坐“冷板凳”的人：他爱热闹、爱交际、爱各种应酬场合与各种能给他带来欢乐的男女……晚年他更几乎成了电视“明星”了。各地有什么庆典，也纷纷请他去，他也几乎来者不拒。他的好友王昆有次对我说：“乔羽很懒，不写东西。”我心里想：他不写不是懒，是忙，忙于应酬。

风花雪月，转眼烟消云散，什么也留不下，作家唯一能留下的是好作品。不过，乔羽留下的好东西已够多了。当代有谁能像他那样，留下那么多广为传唱的好歌？——也许我们不能再苛求他了。

乔羽走了。后人自会从他走过的人生轨迹，寻找出他经历的一切“人与事”;从他留下的作品、言谈中，探求出他的“艺术哲学”来的。这样一想，我倒觉得，乔羽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

乔老爷，希望您在天上更加快乐，再不会有任何烦恼与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