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煌 马小成 梁 健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一、问题的提出

政策执行既是检验政策制定成效、为政策评估提供信息的必要环节，也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根本途径。然而，风险社会的到来对政策执行提出了更大挑战，尤其是政策执行过程中“阻滞”现象的出现稀释了政策制定效能，导致“好政策不一定带来好效果”。疏通政策执行环节，提升政策执行效率，对于实现政策目标、增强政策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公共政策学者开辟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二者整合的政策执行研究路径，并从组织、制度、网络分析等多维度提出了诸如政策执行的互适模型[1]、循环模型[2]、组织模型[3]等多种政策执行模型，为我们理解政策执行提供了有益启发。政策执行研究在我国兴起后，国内学者基于本土情境，其研究主要聚焦于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执行偏差的原因、执行的优化路径等方面。并提出了诸如行政发包[4]、政策示范[5]、调试性联结[6]等本土性概念，拓展了中国情境下政策执行理论的可解释空间。

政策归根到底需要执行落地。前述政策执行相关研究都必然需将政策执行者纳入考量。当前，探究政策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及其逻辑的相关文献并不少见，现有研究分化为了主动影响与被动塑造两条路径：主张“主动影响”路径的学者认为应从执行者本身去寻找其行为逻辑。例如，有学者用“基层共谋”[7]这一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解释政策执行在基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原因，也有学者关注到街头官僚“自由裁量”行为带来的政策变通性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