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传永 刘兰兰

高校继续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还存在着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制度建设落后等一系列积弊。 如何破解高校继续教育所处困境、重振高校继续教育成为目前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初期那种靠“学历补偿”以及后期靠数量“快速扩张”的“外生驱动”做法已经无法在当前的高校继续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 为此，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继出台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高等学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法规，试图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引导和推动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但是，中国高校继续教育的转型实践至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教育改革不能只依靠顶层设计， 必须将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有机而辩证地结合起来，基层探索是渐进式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1]因此，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政策背景下，本文将“内生发展”理论引入高校继续教育领域，在遵循继续教育内在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为高校继续教育发展提出一个“自下而上”的内生发展分析框架和路径选择。

一、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国家和社会对高校继续教育办学的基本要求

高校继续教育要紧跟时代发展新趋势。当今世界，高等学校已从遗世独立的“象牙塔”走向社会发展的轴心，它和社会经济不再是相互分离、各自发展的“平行线”，而是密切结合、共生共长的“螺旋体”[2]。 面对新一轮蓄势待发的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校继续教育要审时度势， 在坚守服务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挖掘自身优势，谋势而动，努力在培养时代新人的教育发展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变”与“高质量”是十九届五中全会的两个关键词，而“创新”是最关键、最核心的要义[3]。因此，高校继续教育也唯有创新，唯有以变应变，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等继续教育要满足社会发展新需求。 “十三五”期间高校面向党政干部、教师、企业高管的继续教育相对充足，而面向农村户籍人员、老年人、劳动密集岗位从业者等群体教育供给不足。随着我国终身教育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构建，高等继续教育将面临新的发展需求，主要表现在：一是从城乡结构看，2019年乡村常住人口55162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9.4%[4]， 农民依然是我国人口体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在国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教育部开展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之际，高校继续教育要主动谋划和参与其中。二是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将成为继续教育新的主流群体。2.41 亿老龄群体有望通过继续教育素质的提高成为社会的“正能量”。教育对象在类别上横向扩大的同时，教育需求也在纵向加深。 2019年我国新增劳动力中接受高等教育者占比达到50.9%[5]。 继续教育对象已经实现从学历需求到职业需求和学习需求的转变。

高校继续教育要适应教育发展新形式。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到要“强化高等学校的继续教育与社会培训服务功能，开展多类型多形式的职工继续教育”，未来的高校继续教育在办学形式上将呈现更加开放和多元的局面。 同时，伴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数字化学习也成为教育领域的新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 ”因此，高校继续教育要以更加开放的、多元的、信息化的教育手段来适应这个时代。

由此可见，面对新趋势、新需求、新形势，我国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类型和路径也应随之转变，这是内在的逻辑要求。 然而，要实现高校继续教育向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和类型多样的内涵式发展转变，内生发展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和支撑保障。

（二）高校对继续教育办学的自我发展需要

高校继续教育的内生发展是高校与区域社会共生的价值选择需要。继续教育在大学事业中的价值，大致有几个方面：是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服务社会的窗口，也是社会了解大学的重要渠道；继续教育能够为大学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升大学美誉度，增强“软实力”“增值无形资产”[6]。 “一所大学要继续生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足够稳定地保持它得以产生的理念，二是必须有足够的行动同支撑它的社会保持联系”[7]。因此，高校继续教育的价值选择应当跳出“高校”的狭隘空间， 站在区域社会这一更广阔的空间来思考，实现高校与区域社会共生。 高校与区域共生的价值选择要求高校继续教育走内生式发展模式。在国家和区域社会提供的广阔舞台中，高校一方面要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利用自身教学和科研特色优势，对继续教育统筹设计，实现继续教育发展与学校建设“同频共振”，提升高校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通过高校继续教育的参与和推动实现地区教育、文化和经济水平的综合提高，区域内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地区资源和技术最大限度地灵活运用。

高校继续教育的内生发展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教育内生发展往往是为解决教育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而问题又是具体的、个别的[8]。 那么高校继续教育发展的基本样态如何？ 存在哪些实际问题？主要包括：一是高校认知不足。 在单一目标导向的大学评价体系之下， 高校普遍更加重视科学研究、全日制人才培养职能，对体现社会服务职能的继续教育处于长期忽视状态。 二是人才培养质量不高。人才培养结构的不合理和高校继续教育的趋同化办学体系已经无法培养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 三是体制机制不健全。 在我国高等教育语境下，受科层制组织结构的影响，继续教育长期盛行“行政主导型管理模式”，办学主体单一，结构封闭，无法适应市场需要[9]。四是资源整合困难已成为掣肘高校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难题。高校要转变继续教育这种尴尬的境遇，必须从教育内部开始寻求发展变革，必须要依靠学校内部成员和区域社会成员的力量，整合学校和地方的资源、技术，走内生发展路径，夯实生存发展根基，实现转型升级。

二、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理论模型

（一）内生发展理论在高校继续教育研究中的适切性分析

内生发展理论被定义为一个本地社会动员过程， 通过建立将各种利益团体集合起来的组织结构，构建符合本地意愿的战略规划过程及资源分配机制，实现提高本地在技能和资格方面能力的最终目的[10]。 首先，用内生发展思想诠释高校继续教育理论的内涵要点，是向上构建中国特色继续教育理论体系的基础与前提，也是向下扎根中国大地建设高质量继续教育的现实要求与理论“指针”。在外生发展模式中，外部力量的介入限制了高校在继续教育办学和发展的自主性，忽视了高校继续教育的特殊性，致使高校在继续教育发展过程中深陷主体迷失与作用异化困境。相比外生发展“自上而下”的特征，内生发展实现了“自下而上”的转换，更加彰显了高校在继续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角色和作用。

其次，从发展目标来看，高校继续教育的内生发展在于回答“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为什么”的功能和价值取向。 长期以来，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一直被赋以“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指出高校继续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不断更新和补充知识， 通过对人的培养和再创造，进而实现推动生产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的社会价值。 然而，这种价值的目标和定位并没有为高校继续教育带来“永动机式”的发展，反而使高校继续教育陷入发展之困。内生发展模式直指高校继续教育本身，旗帜鲜明地表明提升高校继续教育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是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直接目的。 这并不与其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相悖。通过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及其“自我价值”的实现，能够更有效发挥高校服务地方的能力，促使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良性互动和发展，也因此帮助高校在推动区域内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更有担当和作为。 因此，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对高校及其继续教育而言更具适切性和可持续性。

（二）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模型建构

本文把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现象和教育发展方式过程中的问题，还原为高校继续教育发展的要素分析，主要从要素分析、构成和联系等视角，阐明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机理以及内生发展模型。内生发展具有五个显著特征：1.内生潜能。 内生潜能指在有限的时空内某地方所拥有的发展机会的综合，具体包括自然资源、技艺以及能力等。 2.地方经济。 在坚持地方经济开放的前提下，强调地方经济的自主性以减少对外部因素的依赖。3.可持续发展。内生发展不局限于经济方面，而是包括经济、生态、社会在内的全方位发展。 4.参与。 以地方需求为指向，地方居民参与政治决策过程是内生发展的基本特征。5.地方认同。地方认同将居民凝聚起来，促进他们参与社区事务，形成群体认同感以进一步加深地方居民的归属感和相互间的沟通与合作[11]。 在上述特征中，内生潜能、地方经济所表达的是当地发展可利用的资源； 可持续发展特征是一种发展目标，主要由能够体现当地人意志、并且有权干涉地区发展决策制定的组织执行。结合上文对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内涵特征的分析， 我们可以认为认同、参与、资源和组织是推动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四个基本要素，也是高校继续教育实现内生发展的关键变量。

1.认同。 认同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12]，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对对象的承认、认可和赞同，并内化为主体的价值体系和实践行为的过程[13]。 认同为高校继续教育的内生发展注入了精神动力。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认同有三个基本意涵：

（1）价值认同。 无论高校教师还是区域社会成员都要从根本上树立终身教育的价值理念，“终身教育孕育着真正的教育复兴”[14]。 高校继续教育作为一种介于传统学校教育与终身教育之间的跨界型教育模式，为终身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模板[15]，是支撑国家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中，高校教师和区域社会成员作为主体力量，需通过价值认同在意识层面激活主体性，积极参与发展决策并进行抉择和监督，促进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自主性的形成。

（2）文化认同。大学文化是人类文化中的一种高层次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积淀和创造的大学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的总和，不仅服务于社会而且可以引领社会前进[16]。 文化认同不仅强化了教师对身处大学文化的认同，也反映出高校教师的领土意识和归属感，为高校教师的整合提供心理纽带。同时通过融入区域社会，将地方文化与高校特色资源融入高校继续教育发展进程中，着力打造特色继续教育品牌和模式。

（3）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确定了高校教师的社会身份特征，高校教师隶属于大学机构，大学的组织特性决定着高校教师的身份属性，并影响其身份认同[17]。 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是现代高校的三大基本职能，高校教师作为承担高校职能的重要主体，其身份职责和角色定位都应与高校保持一致，无论是地方社会、高校还是高校教师都要建构这一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为高校继续教育事业提供参与动力，有效激励高校教师和地方社会的参与行为。

2.参与。 内生发展是一个参与的过程，通过参与，地方居民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对决策过程产生影响[18]。 高校继续教育要实现内生发展，参与是关键。 一般来说，参与高校继续教育发展的主体主要有：一是高校教师。首先，高校教师是“育人”主体，他们不仅教授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而且在互动中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高校全方位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其次，高校教师参与发展决策过程，并能够产生有效影响。 对于高校来说，“教师参与将产生更好的政策。 因为教师拥有关于学生和课程的详细的、丰富的知识，由于他们参与而做出的决策将建立在学校背景的深刻了解上，将更明确。 ”[19]再次，高校教师作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参与，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同时享受其发展带来的成果。 二是作为学习者的区域社会成员。 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高校继续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后教育时代，教育对象也由精英变为全民[20]。 高校继续教育内容必须面向学习者的多样化需求，不断调整和变化。因此，高校继续教育的内生发展离不开区域社会成员的参与。通过参与，社会成员表达自己对教育的需求，引导内生发展方向；通过参与，社会成员在高校继续教育发展过程中受益， 实现个人需求的满足和发展。 三是其他利益相关者。 除了高校继续教育的施教者和受众以外，诸如政府、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也为推进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外部支撑。通过与高校及其内部推动者的共同参与，形成协同效应，助力其转型发展。 因而，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是高校教师居于内核，整合区域社会力量参与的过程。

3.资源。 内生发展理论指出为培养本地发展的能力，最好的途径是以当地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为路径依赖，发掘本土内部潜力，合理有效利用外部经济、技术和智力资源等[21]。 因此，在该理论视角下，资源的概念融合了各学科尤其是社会学对于资源的定义，内容比较丰富，具体可以划分为内生性资源（endogenous resource）和外生性资源（exogenous resource）[22]，且内生性资源以显性（tangible）和隐性（intangible）两种基本形式存在[23]。

一般来说，内生资源由高校提供，包括高校的教育科研设备、图书资料等显性资源，以及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人力、智力、文化等隐性资源。与显性资源相比，隐性资源在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内生资源是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高校开展继续教育的优势和特色所在。随着我国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有研究者提出高校继续教育要从单一走向多元，要形成高校、政府、行业、企业、社会机构等利益相关者的高校继续教育共同体[24]，实现教育的纵向衔接与横向沟通，最终达到各种教育资源围绕人的一生开放整合和优化配置的目的。 因此，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离不开外生资源的支持。外生资源主要指那些并非根植于本土孕育出来的各种资源[11]，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制度、资金以及其他途径的继续教育资源等。

4.组织。 内生发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依靠基层力量推动的发展模式，而不是自上而下依靠行政命令推行的发展模式，因此建立一个有力的基层组织是内生发展的重要前提[25]。 高校继续教育基层组织在促进内生发展过程中，其主要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体现参与主体的意志，在建立信任和互惠准则的基础上增强内部认同感，推动高校内部协商机制和契约关系的形成和建立，为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提供良好的行动基础。 第二，有效整合高校继续教育参与主体和资源。参与主体在高校继续教育发展中不能被预设为作为一支整体力量参与其中，基层组织要负责将他们整合起来，并在整合过程中消弭他们之间的利益分歧。 第三，基层组织同时重视内部与外部、高校与地方的联系。 在内生发展过程中，通过基层组织的协调联系，充分利用地方社会的资金、技术与资源等要素，催化高校内生资源的运用，促进高校继续教育的内生发展。 同时，要使服务职能不被边缘化，就要在大学中成立专门机构将服务职能制度化，与社会机构结成广泛的战略联盟，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26]。

认同、参与、资源和组织四个要素是内生发展的核心内容，其基本结构与关系变动会对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从参与主体对高校继续教育的认同出发，通过不断强化参与主体的“理念”“文化”和“身份”认同，各相关主体作为“共同体”的归属意识和主体意识不断加强，促进他们有效参与到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在参与过程中对高校、地方社会进行沟通协调以整合开发内外部资源和参与主体力量，实现高校继续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内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源的整合过程中，各个参与主体的关系和作用被逐渐厘清和明确，认同感不断加强；组织与上述三要素进行联系整合、相互作用，为内生发展给予引导和支持，保障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整个过程的有效推进。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由“认同—参与—资源—组织”四大核心要素构成的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模型，如图1 所示。 模型中的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最终实现高校继续教育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

图1 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模型

三、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路径选择

内生发展以认同、参与、资源和组织四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为要义，为当下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个恰切的视角。在高校继续教育研究的场域中， 笔者认为内生发展的四要素主要体现为：1.主体认同是其发展的前提。 主要包括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2.合作参与是其发展的基础。合作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实现共同目的而彼此配合的一种联动方式，是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基础，也是组织参与高校继续教育的一种表现形式。 3.资源创新是其发展的核心。 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困境是如何实现高校内外部资源的有效协调，而创新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是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灵魂”。 其中，制度资源和技术资源的创新是破解困境的关键所在。 4.组织赋权是其发展的关键。赋权是组织管理与创新的必要环节， 是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变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式。 因此，本文基于内生发展理论从高校继续教育的四个方面探讨和推动其内涵式发展、整体能力的提升，为高校继续教育全面振兴导航开路，注入活力，解决其在全面发展过程中自身的积极性、发展可能性与可行性等问题。

（一）主体认同——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前提

1.理性认知高校继续教育发展规律，强化价值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和各行各业蓬勃开展的继续教育对于提升国民素质，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高校继续教育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教育不强，教育强国的目标也会落空。

首先，办好继续教育是影响全局的“国家意志”。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都把“大力发展继续教育”写入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之后的“落脚点”就是“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彰显出继续教育的战略地位和社会价值，也是事关实现“两个百年梦”的根本问题。

其次，继续教育能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美国在世界上率先提出“继续教育”概念，1929年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特大金融危机时， 美国依靠继续教育抵御了若干次国家的重大风险。美国由此将继续教育列为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我国，已经接受过不同层次学校教育进入社会的继续教育适龄群体达10 亿人， 是美国人口的三倍多，在未来的整个教育领域中继续教育可望成为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最大的一类教育。

再次，终身学习和继续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欧洲大学终身学习宪章》强调指出：大学发展应植入终身学习理念，大学使命和发展战略中应包含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规划[27]。 北京大学在对国外23 所一流大学研究发现： 世界一流大学几乎都拥有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和继续教育三大办学类型，基于终身学习理念的继续教育多以大学后教育为主，是大学本科、研究生教育的延伸，并拥有一定的数量规模[28]。 高校要树立发展继续教育自信心，促进全日制教育与继续教育协调发展，主动将高校继续教育融入国家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从顶层规划上体现办学理念和使命。

2.共创高校继续教育发展愿景，激发主体文化和身份认同。 共同愿景是根据学校实际情况，由学校组织内成员经过长期充分的研讨酝酿达成的共同的学校发展目标、使命和教育价值观[29]。 高校继续教育的参与主体通过分析了解学校历史文化、学科构成及专业布局，结合所处区域社会的文化特色和资源优势等，在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中找准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空间，并确定服务面向、发展目标及任务。 在共同谋划高校继续教育发展愿景过程中，各参与主体作为核心力量，一方面可以在意识层面激活领土文化意识，通过对高校及其所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色的分析了解，进一步形成主体在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和开发中的文化认同感；另一方面通过充分表达自身诉求，强化共同的情感和目标，唤醒参与主体的身份意识， 产生学校发展的精神动力，同时也避免学校所宣扬的“理念性学校文化”与参与主体实际享有的“事实性学校文化”[29]存在差异或冲突。

（二）合作参与——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基础

1.高校主动对接，构建与区域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继续教育新格局。高校继续教育的振兴发展要求高校必须遵循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继续教育结构。 从空间维度来看，需立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性和内需性来认识高校继续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组织结构。 一方面，高校继续教育发展的框架设计、主体确定等都要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协调好国家、地方政府、高校之间的各种非线性关系。 另一方面，高校继续教育发展需具备适应性与开放性，形成不同层次、结构和规格的特色办学模式，强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 从时间维度来看，高校继续教育的供给结构和供给内容要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社会结构特点和发展动力的变化而变化， 更好地维持发展的长久效能。同时，高校继续教育供给侧结构改革，在理论上更加强调继续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度超前性。

2.建设集约共享的交流机制，打造继续教育立交桥。合作共享是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理论重要的特征之一， 它强调在基于高校内部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并将这些整合成为发展动力。“集约共享”就是要聚合各个高校办学特色和优势，构建高校继续教育联盟，实现课程、师资、场地等资源的有效互补和充分利用， 放大资源集群效应。因此，在校际和校地间构建互惠共生合作机制，纾解高校继续教育单方面资源供给困境，建立继续教育资源合作共享模式。 具体而言，校际间可采取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继续教育学分互认、项目联合开发、共同打造继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等途径，摆脱单兵作战的状态，实现协同发展。同时，确立开放共享的参与意识，促进区域内企业教育、社区教育与继续教育的深度融合， 通过建立学分银行制度，实现各种教育资源的整合优化， 努力为国家构建“时时可学、处处能学、人人皆学”的自助学习平台。

（三）资源创新——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灵魂

1.制度创新。 制度资源是高校继续教育的“隐性”资源之一，制度创新是教育目标落实、教育结构调整、教育方式转变的保障，是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直接动力。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制度路径就是转变其教育管理方式， 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一是建立高校内部分权机制。在继续教育管理内部学校让渡部分权利给学院，实行学校集权与学院分权共治模式。学校集权主要体现在制定继续教育发展规划、统筹协调校内外资源、合理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布局、执行监督管理等职能，学院分权主要涉及其实施继续教育办学中所涵盖的人员、经费和过程管理等。 在继续教育领域实施集权与分权，可以提高高校的统筹发展能力，同时给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带来“活力”，实现继续教育“善治”。 二是形成多元主体治理机制。 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将高校、教师、学习者作为直接参与主体与地方政府一起共同商定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决策，并从利益相关者视角，通过构建参与主体协商机制实现资源整合和可持续发展。 此外，制度创新还要着眼于高校继续教育的学科和专业的标准设置与结构优化。高校应根据自身优势资源及区域文化特色科学制定教育分类和专业设置标准，完善继续教育层次结构和专业结构；坚持成人导向，建立多层次、多类别、专业结构合理的继续教育制度， 规避资源浪费和“千校一面”的办学境遇，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

2.技术创新。 技术资源日益成为网络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高校继续教育不可或缺的资源类型，实现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是高校教育内生发展的重要举措。 在高校继续教育实践中，技术创新更加关注微观和核心的教学过程，具体回答继续教育活动“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是提高继续教育质量的关键，也是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根本动力。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技术路径创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依托高校内部资源。在高校谋划学校信息化发展大计之时， 为继续教育领域确定专项规划和保障措施，实现高校继续教育的信息化发展。 二是依靠外部力量。比如：在继续教育培养模式转变初期，可以申请政府资金、技术和信息的投入，支持高校在继续教育领域开展信息化手段， 以达到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的继续教育培养模式；通过高校与企业、社区的合作构建基于大数据、移动终端和教学资源库的“互联网+终身学习”的混合学习模式。

（四）组织赋权——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关键

1.构建科学高效的咨询、决策及其执行的组织框架。高校组织构架及其权力配置是内生发展的核心要素，构建科学高效的咨询、决策及其执行的组织与权力框架是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体系的重点所在。 根据继续教育办学的特殊属性，结合国外一流大学的继续教育管理体系，高校继续教育管理的组织架构可由校继续教育顾问委员会、校党委会、校继续教育发展委员会、校行政管理机构及承担继续教育职能的学院等五大组织组成。 其中，继续教育顾问委员会是高校继续教育的咨询机构，主要职责是为高校继续教育整体政策提供咨询意见并为其开拓资源及发展机会；校党委会是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全面掌控高校内部权利机构设计，讨论决定包括继续教育办学在内的发展规划、人才培养、制度建设等事项；校继续教育发展委员会是继续教育学术决策机构， 负责制定继续教育近期目标、远景规划及相关继续教育政策等，成员包括分管继续教育工作副校长、继续教育管理机构和学院相关负责人、学系主任、教师代表等。学校继续教育顾问委员会、校党委会及校继续教育发展委员会构成了高校继续教育管理的主体，加上继续教育管理机构及以人才培养为具体职责的学院，确保了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组织机构的整体性和高效率。

2.赋予学院提高继续教育办学的积极性和运行效率。内生发展的先决条件在于权利下放，合理赋权可以保证地方拥有资源应用的自主性和决策权[30]。眭依凡教授在对高校内部治理体系调研后指出：大学治理结构现代化的主要行动就是要建立健全校院两级权力机构并通过《大学章程》明确其权力责任及其合法性，让学院（学部、学系）更多地决定和管理自己的事务[31]。 对于高校来说，继续教育学院和承担继续教育任务的学科性学院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主体，要注重给予具体承担教育使命和社会职能的学院赋予充分自主权，以提高继续教育办学积极性和运行效率。 具体而言，高校一方面可以在继续教育领域引入市场化办学机制，通过创构效率优先、注重实绩，适度兼顾公平的激励机制，调动各学院办学积极性，激发办学活力；另一方面在学校制度框架下，通过分权模式赋予继续教育办学单位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即学院在继续教育经费的计划使用、继续教育工作人员的聘用、教学过程管理以及教职工奖励绩效等由学院自主决定，调动和提升学院在继续教育领域的主动性和运行效率。

3.创设主体参与高校继续教育的机制与平台。建立一个能够体现高校继续教育发展意志、并能够干涉发展决策，同时重视内部与外部联系的发展机制是高校继续教育内生发展的根本保障。大学的有效治理模式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治理，参与主体、参与内容、参与渠道缺一不可[32]。 对于继续教育这一具体办学内容而言，高校教师和学习者作为参与主体如何通过参与渠道满足参与需求、实现主体利益就显得更为重要。 首先，要从制度层面明晰主体参与权利。为了鼓励更多的高校教师参与到继续教育活动中，高校可以通过对参与继续教育工作的教师给予绩效奖励倾斜、在职称评定时加强其社会服务职能赋分以及将继续教育授课列入教师全年工作量的考核等制度调动教师积极性。 其次，提升教师参与继续教育等社会服务的能力。高校要加大对教师继续教育服务能力的投入力度，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培训，提高教师开展继续教育工作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最后，打造主体参与继续教育的平台。 通过资源统筹协调和平台机制搭建，为那些有志参与继续教育教学工作的高校教师提供支撑，同时赋予参与主体监督管理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