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站杰

(贵州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1 引言

贵州省是一个缺油、少气、富煤的省份，丰富的煤炭资源为其早期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而当下贵州省正逐步经历经济结构、增长动力与增长色彩的三重变化，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低碳绿色特性以及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效应。因此，如何在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推进贵州省煤炭的高效开发利用，进而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将是贵州省煤炭企业亟需解决的现实难题。

目前，一些学者开始尝试构建煤炭企业的生态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体系并使用多种方法对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展开评价与分析。李芊霖等[1]结合DPSIR模型探究煤炭企业的绿色转型问题，并从该模型的“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五维度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有效结合了煤炭行业的特点；王喜莲等[2]则从煤炭企业的绿色转型实际出发，构建了包含25个指标的DPSIR综合评价体系；张沛沛[3]在使用TOPSIS综合评价法测度煤矿区生态环境治理绩效的同时，基于障碍度模型进一步诊断影响治理绩效的障碍因子；姜津等[4]将DPSIR模型运用到化工企业的节能减排效果评价中，运用熵权法对中国石化的节能减排绩效进行了评价与分析。赵婷等[5]和王丽等[6]分别利用基于共生理论和多中心治理视角构建了京津冀生态环境协调共生治理模式。

综上所述，煤炭企业的生态环境治理绩效评价研究大多基于DRSIR模型进行体系构建，使用熵权法、TOPSIS综合评价法等单一方法进行评价研究，未能形成较为全面、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煤炭企业生态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鉴于此，本文以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盘江股份”)为例，使用DPSIR模型构建科学、适用的生态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体系，基于改进的熵权—TOPSIS法对贵州煤炭企业生态环境治理绩效评价进行深入探索和分析。

2 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构建

参考以往学者[5～8]的理论研究和DPSIR模型在不同研究领域的应用情形，借鉴相关的煤炭企业生态环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7，8]，最终构建包含22个具体指标的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东方财富网、和讯网中关于贵州盘江股份2011～2020年度报表及社会责任报告、其他相关公告和资料等，并按其官网和其他网站的相关数据信息对个别数据缺失值进行了修正和补充。

2.2 研究方法

综合分析熵权法与TOPSIS法的优缺点，同时考虑本文所选取指标数据的实际情况，本文将采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法对盘江股份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先用熵权法计算出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再通过TOPSIS法计算理想解。此方法的优点在于改进了评价值公式，可以得到更加合理化的评价结果[9]。

(1)数据标准化处理。数据标准化转换方式是极值法[10]，把指标体系第i个维度和第j个指标的数值设为xij(0≤i≤m,0≤j≤n)，正指标计算公式为：

上述公式中xij为初始指标数值，yij为标准化后的值。

(3)评价指数的计算。首先，构造一个加权规范化决策矩阵：Rij=WijYij(i=1,2,…,m;j=1,2,…,n)

其次，在矩阵中找出并确定最优解和最劣解。最优解(S+)及最劣解(S-)与加权决策矩阵中不同年份指标的数值大小有关，分别为：

评价目标到(S+)及最劣解(S-)的距离值d+和d-被称为距离尺度，其中，d+表示评价目标与最优解之间的距离，d-表示评价目标与最劣解之间的距离，d+和d-可以通过欧几里得距离计算得出：

最后，每个评价目标都可以通过计算得出一个评价指数λi，它主要用来表示在最优解与最劣解的连线上，各项评价目标与最优解的贴近度，其间需要对评价目标与理想解之间的距离进行综合考量。值越大，则贴近度越高，即表明盘江股份的生态环境治理绩效评价越优[12]。

目前，我国煤炭企业的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水平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所以本文借鉴已有生态环境治理绩效的研究成果[13]，将表示治理绩效水平高低的贴近度λi分为了较差、一般、良好和优秀4个等级，具体评判标准见表2。

表2 煤炭企业生态环境治理绩效评判标准

3 评价结果与分析

3.1 整体变化趋势分析

将评价指标体系与改进的熵权-TOPSIS法相结合，利用相关指标数据测算评价指标体系的整体评价值，然后以此为基础使用各年所有的指标数据来测算各年的整体评价值和各维度数值，测算结果和变化趋势如表3和图1、2所示。由表3和图1可以看出，2011～2020年贵州盘江股份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水平整体呈“稳中有升”的趋势且阶段差异特点显著，以国家颁布新《环境保护法》的2016年为界可分为2个时期。

2011～2016年是盘江股份生态环境治理的初级阶段，综合评价指数在0.45～0.5之间波动，该时段发展速度比较缓慢，绩效水平处在一般区间内。第二个发展时期为2016～2020年，较前期治理水平有所提升，特别是2019年达到了0.5980，较2011年的0.4765增加了0.1215，增幅为20.32%；但2020年又有所回落，从2019年的0.5980下降至2020年的0.5582，降幅为6.65%，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综合评价值呈现出“M”型发展走势。

虽然盘江股份的生态环境治理绩效综合评价值在2020年出现回落，但是与近10年来的平均值0.5107相比较还是有所提升。这表明自2016年的 “十三五”开局之年以来，盘江股份在国家和贵州省各行政部门出台的环保政策方针指引下，企业自身环境治理意识增强、污染治理技术有所改进，其煤矿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得到了一定的改善，绿色矿山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4]，煤矿区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提升。

表3 2011～2020年盘江股份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各维度及综合评价值

图1 生态环境治理绩效综合评价值变化趋势

图2 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各维度评价值变化趋势

3.2 各维度评价值变动趋势分析

由表3和图2可以看出，5个维度都有各自不同的变化趋势，呈“非均衡、微协调”的演化格局。其中，驱动力评价值在2011～2020年期间的变化趋势最为特殊，呈先减后增的“V”型发展走势，最低点为2015年的0.0235，之后又呈不断上升趋势，2017年增幅最大，达到了72.64%；压力评价值总体呈逐渐下降的发展趋势，2011～2016年的下降趋势较缓慢，2017～2019年又有所提升，2020年下降到最低点0.3445；状态评价值呈上升和下降交替变化的发展走势，2011～2017年变化趋势幅度不大，均接近0.4，2019年达到最大值0.6831；影响评价值呈逐步上升的发展走势，除2019年有所回落外，整体都是不断上升的；响应评价值也是呈上升和下降交替变化的发展走势，2011～2016年在0.5附近波动，2017年下降到最低点0.3630，降幅明显，之后又开始回升，2020年达到最高点0.6826。

综合比较可知，由于2015年煤炭市场经济发展低迷，大部分煤矿盈利出现负增长状态，盘江股份也仅有0.395的资产收益率，所以导致驱动力评价值为同期各维度最低，这也表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贵州煤炭企业生态环境治理较强的驱动力量，一旦经济发展停滞，便会影响企业各方面的发展。压力维度和状态维度的评价值总体都呈下降趋势，说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废弃物量在逐渐减少，企业生态环境治理压力也就会相应变小，但是两个维度的变化趋势不是太明显，需要进一步优化治理体系，减少废弃物的排放，提高煤矸石、矿井水等的复用率，从而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水平[15]，这也是需要高度重视的两个维度。影响维度的总体发展趋势较为稳定，是盘江股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需要优化和调节的部分。响应维度总体评价值处于中等水平，会随着生态环境治理情况的好坏而改变，因此只有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水平，才能减少响应维度所选取指标的投入。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基于DPSIR模型的因果关系框架构建了煤炭企业生态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法对贵州盘江股份2011～2020年期间的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水平进行评价和比较，最终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从总体上看，贵州盘江股份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呈“稳中有升”的趋势。其中，2016年新《环境保护法》的颁布是其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变化的分水岭，后期生态环境治理绩效速度和效率明显优于前期，表明贵州省煤炭企业坚持“绿色开发、综合利用、生态治理”发展理念，走“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新型工业发展道路取得良效，环境治理绩效水平在逐步提高。

(2)分维度看，各指标发展趋势呈“非均衡、微协调”的演化格局。各维度发展变化幅度较大，尤其是驱动力维度，在2015年出现最低值；而其他4个维度评价值均在2017年后出现明显变化，压力、状态和影响维度都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而响应维度评价值出现了较为特殊的先增后减走势，说明“十三五”期间盘江股份构建了响应国家环保政策治理体系，但对各维度的重视程度有所差异，各维度的优化改善和总体协调度并不是处在一个优良状态。

4.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贵州省煤炭企业应积极响应国家煤炭经济循环发展的新要求新理念。大力实施环境友好型发展战略，使煤炭经济朝着与环境协调互利的方向发展，实现煤炭经济的绿色转型。

(2)构建科学完备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煤炭企业不仅要加大矿区整治的综合力度、强化采煤沉陷区的生态治理，还要积极与政府、科研院所、当地社区等形成合力[16]，多管齐下，形成共享共治的协同治理体系。

(3)注重绿色环保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着力进行洁净煤技术的创新发开，保障生态环境治理的绿色性和循环性，提高煤矸石、煤泥、瓦斯和矿井水的综合利用率，有效保护矿区生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