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笛

从一定程度上讲，成都茶铺和茶铺生活也可以笼而统之地称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这即是说成都茶铺反映了中国文化和公共生活的一个普遍现象。

事实上，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扬州、南通、成都等地的茶铺，都有不少共同点：人们以茶馆作为市场、客厅、办公室、娱乐场所、解决纠纷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们都是“中国茶馆”。

然而，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茶馆的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

在北方，如北京，戏院在17～18 世纪便产生了，北京的茶馆多是从演戏的戏院发展而来，刚好与戏园从茶馆产生的成都相反。在北京的公园里，树荫下的圆桌和方桌，铺有白桌布，上面摆着瓜子、花生和其他点心，也卖汽水和啤酒，卖茶并非是其主要的生意。

在华北的茶馆是用高木桌、长凳子、茶壶，坐起来不是很舒服，茶壶泡茶也不利于品茶，而且顾客加开水还得另付钱。因此，人们称这些茶馆为“无茶无座”。

北方人一般喝白开水、冷井水，仅那些老头或地方士绅去茶馆饮茶。人们很少在河北、河南、安徽、陕西、东北等地看到茶馆。在许多地方，比如天津，居民在“老虎灶”买开水回家泡茶，并非待在茶馆里喝茶聊天。

在南方，茶馆发达得多。在《梦粱录》《儒林外史》等有关中国古代茶坊的描述，也几乎都集中在南方，如杭州、南京等城市。那些近代作品中如舒新城、黄炎培、张恨水、何满子、黄裳等人关于茶馆的回忆也几乎都是南方城市。

有人观察，在广州，老人们称茶馆为“茶室”，这些茶馆主要是卖点心，但其座位舒服得多，所以人们称是“有座无茶”。广东一般称茶楼，表面看起来像四川的茶馆，但显然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与四川的“平民化”茶铺不同。这些茶楼可以高达四五层，楼越高则价越贵，因为那里使用的桌椅、茶具等都比较高档，光亮照人，茶客是有身份的人，不是士绅，就是富商。他们不但喝茶，还买点心小吃，把茶铺作为会客或洽谈生意的场所。

扬州虽然在长江北，还是习惯上被视为南方的一部分。在那里，茶馆和公共澡堂经常合二为一，一般早晨卖茶，下午成为澡堂。南京的茶馆比成都少得多，顾客一般只在早晨光顾，茶客多为中下阶层。南通则有三类茶馆，即点心、清茶馆和堂水炉子。所谓堂水炉子，即老虎灶，只卖热水和开水，都为下层人民服务。

在上海，性别间的限制较少，妇女被允许进入茶馆也较成都早得多。在19 世纪70 年代，越来越多的上海妇女进入茶馆、戏院、鸦片烟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年轻妇女也喜欢在茶馆约会，当然也会有一些妓女混迹其中。19 世纪80 年代，中下层妇女也经常与男人同处一个公共空间，虽然上层妇女拒绝到这样的地方。

事实上，茶馆在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甚至不像咖啡馆那么重要，例如原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在他的《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中所指出的，咖啡馆“在欧洲特别是法国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充满政治和文化意义”，在20 世纪30 年代的上海，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聚会地，成为“当代城市生活的象征”。如果说上海人去咖啡馆追求“现代生活”，那么成都居民则在茶铺里捍卫“传统”生活方式。

虽然茶是中国的“国饮”，在全国大江南北的城镇甚至乡场都有茶馆，但没有任何城市像成都人那样，其日常生活与茶馆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人类学家也同意，在华北饮茶不像南方那么普遍，茶馆和茶馆生活对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重要。

巴波在其回忆中，讲到他坐茶馆的经历，他发现茶馆的数量，“北方不如南方多，南方要数四川多，四川境内要数成都多”。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饮茶习俗。例如，北方人说“喝茶”，南方人说“饮茶”，四川人说“吃茶”。

成都茶铺是中国茶馆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茶馆文化的精华。也可以这么认为，成都的茶铺是中国茶馆的代表，因为它具有中国茶馆和茶馆文化最丰富的历史和最有影响的文化现象。它是根植于地域、生态、生活方式而发展起来的，是地方文化的最突出的表现。如果我们想了解中国日常生活文化和公共空间关系的话，那么成都茶铺无疑是最典型的观察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