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 峰 安徽省怀远第一中学

中国史学的传统之一是“通古今之变”，意思是研究和学习历史要贯通古今人事的因果变化。朱汉国教授认为“贯通的意识”是高中学生必须掌握的史学品格之一。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中的“时空观念”也蕴含了对历史贯通意识的要求。因此，《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在“教学建议”部分给出建议：“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需要整体梳理教学内容，把握每个学习专题所涉及的范围、重要史事和核心问题，并将这些核心问题的解决与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联系起来。”新课标的这条教学建议与培养史学贯通意识在理念上是契合的。

下面以统编版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三单元“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为例，对此做一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一、整合教材，理出核心问题

新课标对“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单元的学习要求是：“通过了解两宋的政治和军事，认识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新变化；通过了解辽夏金元诸政权的建立、发展和相关制度建设，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围绕这一专题，教材安排了四课内容，两宋“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新变化”分散在其中三课。然而，由于变化巨大，史事繁多，如果不能深刻理解这些变化，从较高层次驾驭这些内容，既有违编者初衷，也会给学生学习带来很大困难与负担。如：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存在明显的弊端，为什么会进行如此的调整？“积贫积弱”的宋代经济、文化为何会有快速发展？宋代的社会变化为何如此剧烈？缺乏对这些问题的合理解释，当然也就谈不上核心素养的培育。

两宋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化与隋唐的历史发展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因此，在进行第三单元教学时，就可以从由唐入宋的历史演变中，梳理出贯穿这两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核心问题，把前后两个单元的学习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研读教材和相关学术文献，笔者发现由唐入宋发生的诸多历史变化与科举制的演变与发展密切相关。把科举制发展与宋代政治建设、经济发展以及边疆危机等重要史事结合起来，可以较为全面地展示宋代的社会面貌，进而深刻理解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发生新变化的内在因素。

二、精选史料，实现核心贯通

科举制度由唐入宋的发展变化与宋初政治制度建设息息相关，其变革内容可以反映宋廷政治建设的动机以及时代背景。

1.科举授官与政治建设

教学中可呈现以下材料：

材料一：唐代科举及第到释褐授官，一般要经过吏部关试以及长时间的守选过程。也就是说，科举及第仅仅获得一种身份，若要取得官资，还需通过吏部的考试。

——摘编自胡星、李岩《唐宋变革视域下科举制演进的制度基础与现实动力》

材料二：（宋太宗时规定）第一、第二等进士并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并送吏部免选，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簿尉。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

问题1：对比材料一、二，分析宋代科举制度发生了什么变化？原因何在？

宋太宗时起，考中进士即可直接授官。这一变化是当时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通过兵变取得皇位的赵匡胤，鉴于唐后期以来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教训，想方设法削弱地方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并分散各机构的权力。其中包括：派文官任各州长官，节度使成为虚衔，并设通判牵制知州；设诸路转运司负责地方财政；设枢密院、三司、参知政事分割相权。因此需要大量的官员，以稳定新兴的赵宋王朝。

第二，新官僚体系的产物。宋初为强化专制统治，参考前代的做法，确立了官、职与差遣分离的官僚体系。将作监丞和大理评事都是寄禄官，通判属于差遣。寄禄官仅表示官员实际等级的阶位和称号，作为叙迁资格，有官名而不任事，除非皇帝特命。差遣有“临时派遣”之意，负责具体事务，握有实际权力。这势必导致官员的缺口进一步扩大。

第三，推行崇文政策的反映。虽然宋朝有契丹、西夏的边境威胁，但唐末五代以来军队将领的内部威胁似乎更令人担忧。因此宋初统治者实行崇文政策，这在科举制度上也有体现。建宋之初，太祖在科举制度上有所调整，但取士人数上基本沿用五代旧制，在位16年，平均每年录取数不足12 人。宋太宗继位后便扩大取士人数，其重要目的就是“兴文教、抑武事”。

第四，改革科举制度的结果。伴随着庶族地主势力的崛起和贵族阶层的没落，科举的价值日益显现，因此愈受重视。五代时期，废除了唐代盛行的行卷、通榜等做法；南方诸国相对安定，南唐、后蜀、吴越等国也实行科举，读书风气日盛。宋初，科举制增加殿试、弥封等方法，使科举制度更加客观公正。这些变化为扩大取士人数奠定基础。

宋代商业发达，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堪称“商业社会”的时代。科举制发展也因此带有明显的商业社会痕迹。

2.科举资格与商业社会

宋代科举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及时授官上，还体现在放宽资格上。可呈现下列材料：

材料三：（唐高祖武德七年）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八·志第二十八·食货一》

材料四：（宋太宗淳化三年）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第9 册）

问题2：依据材料三、四，指出宋代科举资格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变化折射出怎样的时代信息？

唐代工商业者既然没有做官的资格，必然无法参加科举。宋代“工商杂类……亦许解送”的规定说明，工商业者获得了科举资格。这一变化折射出以下时代信息：

第一，宋代工商业发展迅速，商人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许多学者认为，宋代经济领域发生了“商业革命”，表现为坊市制度崩溃、海外贸易兴盛、城镇经济快速发展、纸币流通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力量不断壮大，社会地位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特别是他们所拥有的巨额财富，更令世人称羡不已。但是，宋代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与其经济地位极不匹配，士、农、工、商的社会观念仍然存在。于是，有些商人采取同官僚、士人联姻，或者捐纳买官的办法，提升社会地位，但这是杯水车薪。因此，现实生活中有商人子弟想方设法通过科举入仕。

第二，由唐入宋社会关系发生显著变化。经历五代十国的社会动荡，传统社会发生了重要转变，不仅士庶制度、良贱制度受到冲击，而且作为士农工商之间的等级职业差别也日趋淡化，以士绅、自耕农、佃农和以工商业者为主的市民成为社会多数，市民成为具有法律地位和自主经济的平民，商人的职业身份因此而淡化。宋政府为扩大官吏来源，满足政权建设的需要，突破了商人的身份限制。故而，社会关系的变化，为商人取得科举资格创造了条件。

第三，宋代市籍制逐渐瓦解。唐代实行市籍制，城市居民“邑人”包括官僚、城居地主、士兵、仆役及市人。市人指居住于市署周围，或在市署著籍即登录于市籍之人。市籍户内，实际经营的工商业者及其子孙均属工商杂类，都不在科举范围之内。唐后期到宋代，随着城市内客户的增加，特别是坊市制的瓦解，市籍制逐渐名存实亡。五代至宋，城市居民为“坊郭户”代替。与市籍制相比，坊郭户包括城市所有居民，工商业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工商业者与城市其他居民混杂在一起，专门针对工商业者的科举资格限制自然难以执行。

宋代“积弱”的现实自然也对科举制产生了影响。

3.武举设置与边疆危机

宋代还设置了武举。天圣八年（1030），宋仁宗“亲试武举十二人”。仁宗皇祐元年（1049）又下令废止，宋英宗治平八年（1064）九月正式恢复武举。可呈现下列材料：

如闻所习者率逢掖诸生，编户年少，以至舍学业而事筹策，矫温淳而务粗猛，纷然相效，为之愈多。朕方恢隆文风，敦厚俗尚，一失其本，恐陷末流，宜罢试于兵谋，俾专由于儒术。

——《罢武举诏》，见[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第9 册）

问题3：罢止武举的政策性原因是什么？恢复武举的现实需求是什么？

设置武举，反映了赵宋王朝对军事人才的高度重视，以及急于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强烈愿望。但武举与文治的政策不符，宋朝统治者忌惮武人地位的提高，设置武举也易于对社会产生错误导向。况且，武举的生源也存在问题，真正在行伍中有实战经验的军人，没有能力应对文化和战术方面的考试；而普通的读书人又鲜有习武者。

罢止武举后，宋王朝又面临着辽政权甚至西夏政权的巨大威胁。而通过武举选拔出的军事人才，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改变了人们对武举的看法。恢复武举后，由于北方战事日益增多，对于军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所以武举得以延续。

由此，以唐宋科举制度沿革为核心，把唐宋之际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变化融为一体，帮助学生从宏观上理解宋代的新变化，贯通的历史意识也因此得以形成。

三、深入开发，达成核心拓展

如果进一步扩大视野可以发现，科举制度的变化还引起了社会许多方面的变化。取士人数的大幅增加，激发了士人读书热情，对书的需求大增，尤其是与科举考试有关的书籍，这促进了造纸业、印刷业的发展。读书人的增加，使私塾、书院、州县学等官私学校大量出现，官私藏书楼的修建，又促进了建筑业的发展。大量的考生赴州、进京赶考，带动了交通运输以及住宿、餐饮的发展。士人们读书之余，需要精神享受，各类娱乐活动以及相应的勾栏、瓦舍由此兴起。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因此得以完善和外传。这一切又创造了许多就业的机会，教师、手工业者的队伍扩大。宋代人口最多时虽已突破一亿，但并没有感受到人口压力，更未因此出现社会危机。因此，我们将教材的主体内容与核心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纷繁复杂的史事也因此有了依托，以此为据渐次延展开来，学生对两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新变化既有微观了解也形成了贯通的宏观认识。

[1]朱汉国：《历史学科核心素养释义》，《历史教学（上半月）》2018年第3 期，第3页。

[2][3]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47、13页。

[4][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94页。

[5]王炳照、李国钧、阎国华总主编，乔卫平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宋辽夏金元卷》（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0—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