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莹，刘鹏飞

(1.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2.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31)

一、引言

“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原因。”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规)和非正式制度(如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研究了正式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很难完全以正式制度来进行解释。相对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和灵活性，能够有效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信任是指对其他个体行为的一个最高的期望和信念，它既来源于经济主体特征、激励和知识积累，也来源于经济主体间的重复交流。信任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核心，其重要性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一般将信任分为个体信任和社会信任，个体信任是行为人对另一行为人的一系列认知，需要靠较长时间的交往才能够建立；社会信任是对某可识别群体中成员的认知，往往是即时性的，具有随机性，这也是大量研究的重点。社会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可以促进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提升大规模组织的绩效，并且提高司法效率、减少腐败、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GDP增长。社会信任是社会系统的润滑剂，在缺乏社会信任的社会中，即使有投资机会，个人也不能获得资金，使得贫穷持续。刘凤委等(2009)发现社会信任较高地区的企业交易成本较低。BLOOM等(2009)认为社会信任越高的地区，跨国企业越倾向于分散化经营。WU等(2014)认为较高的社会信任有助于企业获得商业信用。CINAGANO和PINOTTI(2016)发现社会信任提高有助于该地区的产出和出口增长。吕朝凤等(2019)发现社会信任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能够通过行业契约密集度影响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特征。以上研究考察了社会信任对经济的影响，但多为宏观层面的研究，微观层面的研究则为企业经营的不同方面，如分散化决策、信贷成本等等。以上研究均没有考察社会信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核心衡量指标——全要素生产率。

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其重要性历来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指出“生产率不是一切,但从长期来看,它几乎就是一切”，充分显现了生产率的重要性。全球经济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进入缓慢增长的时期。如何提高生产率水平从而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制度在一个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影响社会的交易成本，塑造经济主体的激励结构，对生产率具有重要的影响。我国经济在面临“新常态”的背景下，通过释放制度改革红利，提高生产率水平，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很多学者也对我国制度因素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相关研究多从正式制度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研究，或重点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只对制度性影响进行描述，而没有详细分析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多元化的文化体系差异是造成欧洲诸国社会信任差异的重要原因。中国各地区之间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各省比较独特的历史轨迹，也形成了差异化的社会信任水平。同时各省还受到全国性的法律和行政体系的约束，有助于控制正式制度体系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从而有助于我们集中考察各省社会信任水平差异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避免一些遗漏变量的问题。以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本文集中考察了不同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差异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企业的生产过程也是与劳动力、管理者、中间投入要素提供者之间进行交易的过程，而每个交易合约的进行都会产生相应的成本，例如，合约的信息搜集成本、签订成本、监督成本等等。由于经济活动充满了不确定性，经济行为人在做出决策时需要考虑交易对手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在较高的社会信任环境下，行为人对交易对手具有良好的稳定预期，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资源的浪费和错配，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本文基于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视角分析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社会信任影响经济绩效的研究增添了微观证据，也丰富了制度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深入分析了社会信任环境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化影响，社会信任改善对规模较大的企业、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促进作用较大，而对规模较小的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促进作用较小，丰富了制度与企业治理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企业的生产过程实际上是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组合的过程，劳动、资本、中间产品投入、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需要合理有效地组合运用才能实现最优化的产出。然而由于存在各种冲击，企业的生产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使得各种生产要素从要素所有者到企业的产权转让过程中，出现很大的交易成本，从而阻碍要素的最优使用、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将企业的交易成本分为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来考察。内部交易成本即企业内部组织劳动要素进行生产时由于代理问题造成的成本，外部交易成本为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交易过程中面临“敲竹杠”等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交易成本。

首先在企业内部使用劳动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会出现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由于企业生产中会受到随机因素的干扰，劳动者的劳动投入和产出间的关系不是完全可观测的，由于机会主义的影响，劳动者会倾向于偷懒，而将产出损失、成本增加带来的外部性留给企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很难用法律执行等正式制度进行监管。若企业降低工资水平，则容易引发逆向选择问题，即高能力的劳动者会选择离开企业，而留下低能力的劳动者进行生产，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企业对劳动者支付高于竞争性市场的工资水平，即制定“效率工资”，但这种做法也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如果企业能够与劳动者建立可靠的信任关系，双方会形成真实且稳定的心理预期，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劳动者的机会主义行为，随之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提高企业的生产率。

现代企业制度中，公司这一企业组织形式逐渐居于主导地位，而现代公司制的重要特点是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随之部分劳动者成为公司的管理者，管理者与所有者的委托代理问题也成为了影响企业效率的重要方面。两权分离，允许家族之外的专业管理人才经营企业，突破了家族成员经营能力不足的限制，也有助于减少家族成员因为格外宽容形成的工作松懈，分散企业所有权集中形成的风险，降低融资成本，减少家族成员的过度消费，增加科研资金的投入，长期来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另一方面，经理人具有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例如，经理人可能会过多地追求职务消费、进行无效率投资、工作不作为等等，有好想法和优质客户的经理人还可能离开公司自己创业或者跳槽，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管理费用等运营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企业内部的这种代理问题难以使用法律等正式制度来有效避免，因为委托人难以完全预测和识别所有可能的状态，并监督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和表现，使用法律等正式制度来约束企业的内部合约执行有很大的交易成本。因此企业的内部治理更加依赖于信任关系的建立。社会信任会降低所有者对管理者的猜疑，管理者也会减少自身的经营顾虑，管理者拥有更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能够更专心地集中于企业的运行，降低了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

企业在与上下游企业的交易过程中，也会受到机会主义的影响，交易双方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需要对交易进行大量协商，造成了巨大的交易成本。现代化的复杂生产过程往往会涉及许多种中间投入，而这些投入要素又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某一种要素供给方违约将使得整个生产过程无法进行，无疑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企业在销售商品过程中，购货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会提高企业的销售成本，社会信任较差地区的企业会有较高的销售成本，降低企业的稳定现金流，挤占企业的科研投入，降低企业的生产率。社会信任能够在事前降低信息搜寻费用，事后减少合同监督和协商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的销售费用和融资费用等交易成本，促进企业的稳健运行，维持稳定的科研投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在企业进行外部交易的过程中，法律等正式制度有助于维护交易合约，降低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但现实的变化千差万别，交易合约难以对交易的各种可能情形进行全面的规定，对于这些不确定性也需要社会信任的调节。因为社会信任对人们交易行为的约束无处不在，促使交易双方按照真实意图进行合作，降低企业与其他企业进行市场交易而产生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综合以上分析，得到本文的第1个假说：

假说1：社会信任改善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规模较大的企业生产过程中涉及的投入要素种类往往更多，生产过程更为复杂，一方面大型企业获得了规模经济形成的较高生产率，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企业协调各种生产要素的难度。大型企业管理层级较多，委托代理的层级也较多，因此企业内部的代理问题也更加严重，从而约束企业的规模扩张。社会信任提高可以缓解企业内部的代理问题，促使委托人将更多的任务委托给代理人，委托人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提高企业效率上，从而大幅促进大型企业生产率提高。双边信任程度较高的地区，代理成本较低，跨国公司更倾向于设立多个分支机构，CEO通过将更多的任务分配给分支机构的经理人，有才能的CEO管理的企业规模将不断扩大。另外，规模较大的企业在与供销商进行交易过程中处于较为优势的地位，大量研究表明规模较大的企业面临较小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有较低的融资成本；规模较大的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可能相对较低，信任改善对于减少外部交易成本作用相对较小。因此信任度提升将大大缓解大型企业内部交易成本较高的问题，所以大型企业的运营效率对于信任水平具有较高的依赖性。从而得到本文的第2个假说：

假说2：相对于中小企业，信任程度提高对大型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大量研究表明，国有企业面临较为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严重制约了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国有企业面临“所有者缺位问题”，导致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委托代理层次太多，导致高昂的代理成本抑或没有有效的经营者选拔机制等等。这些问题增加了国有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平新乔等(2003)估计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使得其效率只达到了30%～40%。李寿喜(2007)以四川长虹为例分析了国有企业中高昂的在职消费成本与坏账、存货损失，并利用2000—2004年的电子和电器产业数据库企业，发现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较高的代理成本。信任环境改善有助于缓解国有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将更优秀的经理人引进国有企业，减少经营者和劳动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促进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面临的代理问题相对较弱，信任程度改善对其影响较弱。从而得到本文的第3个假说：

假说3：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信任程度提高对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作用更加明显。

三、计量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借鉴余林徽等(2013)研究产权制度和契约执行制度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思路，与刘凤委等(2009)研究社会信任对商业信用影响的思路，构建如下的回归方程考察社会信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1)

其中表示省份年度行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为省的信任度指数，表示年度固定效应，表示行业固定效应，控制变量包括：

企业年龄()。大量的实证文献均发现企业年龄对TFP具有负向影响，即新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率。

企业所有制，参考杨汝岱(2015)的方法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具有不同的经营特点，其生产率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般认为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较低，而外资和民营企业的生产率较高。

企业的销售收入(ln)，使用实际主营业务收入的自然对数值衡量企业的规模。企业规模增大，有助于通过学习效应提高生产率。

资本劳动比率()，使用实际固定资产合计数除以从业人数表示。使用这一指标控制企业在资本和劳动要素上的技术选择状况。

资产负债率()，使用总负债除以总资产，用来控制企业的负债状况。

市场化指数()，使用市场化指数来控制市场化程度，众多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对企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

金融市场化程度()，金融市场也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率，金融竞争有助于企业融资，促进企业间的竞争和生产率提升。

(二)数据说明与数据来源

全要素生产率()。使用传统的Solow余值方法测算生产率，会受到同时性偏差问题(simultaneity biases)和选择偏差问题(selection biases)。同时性偏差会使得可变投入的系数有向上的偏误，而选择偏差会使资本的系数有向下的偏误。固定效应估计只有在不可观测的企业异质性生产率是时不变的条件下，才能解决同时性问题。使用半参数方法(即OP方法)来估计生产率，实质上使用投资作为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而选择性偏差问题使用生存概率方法解决。由于OP方法有效克服了生产率计算的这两大问题，因此成为文献中测算生产率的主流方法，所以本文亦使用OP方法计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参考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的做法，选择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变量。使用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数据衡量产出，使用固定资产合计指标衡量资本存量，投资指标使用固定资产合计数额的本年变动额加上本年折旧计算得到，以企业的从业人员衡量劳动投入。使用以1998年为基期的省级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工业增加值进行平减；以1998年为基期的省级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资本和投资进行平减。然后对所有的变量均取自然对数。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最新数据，该数据库包括了中国所有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即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参考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与毛其淋和盛斌(2013)等的处理方法，删除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合计、中间投入合计为空值或小于等于0的观测值，以及从业人数小于8、资产合计小于流动资产、资产合计小于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小于本年折旧的观测值；同时删除1949年以前成立的企业样本，删除年龄小于0的样本。各地区的市场化指数使用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金融市场化程度使用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市场化指数分项。地区的社会信任引用自“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企业信任度调查，这也是当前文献常用的衡量社会信任的指标。图1中绘制出各省社会信任程度与平均TFP水平的散点图，可以发现社会信任与各省TFP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使去掉上海、北京等社会信任最高的7个省份之后，社会信任与生产率水平仍然保持了明显的正相关性。

图1 社会信任与生产率水平 数据说明：根据OP方法计算得到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自然对数值，再计算各省内企业TFP自然对数值的平均值，具体数据为作者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得到。社会信任指标数值来源于张维迎和柯荣柱(2002)[6]。左图为所有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的数据，右图为去掉天津、浙江、山东、江苏、广东、北京、上海7个省份后，余下24个省份的数据。

社会信任提高有助于降低企业所有者与劳动者、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经营中的代理成本，促使劳动者、经理人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利用管理费用率(即管理费用除以主营业务收入)作为企业内部代理成本的衡量指标绘制各省社会信任与管理费用率的散点图，如图2所示。可以看到社会信任与管理费用率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表明社会信任较高的地区，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所有者监督和防范劳动者、经理人所消耗的资源降低；劳动者和经理人不用担心自己努力的成果被所有者侵占，也会降低偷懒和在职消费等成本，降低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信任改善也有助于企业与供销商之间的合作，降低双方的机会主义倾向，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企业经营者将精力集中于更有效率的生产行为。使用销售费用率(即销售费用除以主营业务收入)衡量企业与供销商的外部交易成本，考察销售费用率与信任水平的关系。如图3所示，发现社会信任与销售费用率也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

图2 社会信任与管理费用率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社会信任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和机制分析

1.社会信任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基准分析

首先，对回归式进行基准回归，依次加入控制变量进行考察。由表1可知，信任指数的系数稳定在0.001左右，且均在1%水平显著。这验证了前文假说1，即社会信任提高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接下来考察控制变量的系数，年龄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与其他文献一致，表明新成立的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而经营时间越久的企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由于本文选择私营企业作为基准组，可以发现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具有较低的生产率水平，而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最低。企业规模对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干中学”效应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资本劳动比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我国企业中可能存在过度使用资本的现象，造成资本使用效率较低。负债率提高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提高企业经营成本，抑制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因而资产负债比系数显著为负。为了避免遗漏变量问题，借鉴刘凤伟等(2009)的做法，在回归中加入了地区特点的变量，即市场化指数变量和金融市场化变量，见表1的第(7)列。市场化指数和金融市场化指数均不显著，而信任指数的系数基本没有变动。另外还在回归中进一步加入了企业出口价值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补贴收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但两变量系数均不显著，信任指数的系数没有变化，故未在结果中列示。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假说1，即社会信任的改善将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2.社会信任影响企业交易成本的考察

在考察了社会信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之后，进一步考察信任度提高是否降低了企业经营中的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使用回归的方法考察信任水平与两种费用的关系。将管理费用率对信任度()、固定资产规模()、企业所有制(、)、资产负债比()、资本劳动比()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社会信任的提高会使得代理人相信自己劳动的收入不会受到委托人的剥削，而且委托人也相信代理人不会偷懒或损害自己的利益，双方都不用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在提高工作效率上，从而降低了企业内部发生的管理费用，提高企业的生产率。

表2 管理费用率回归结果

使用销售费用率作为企业外部交易成本的代理变量，考察社会信任改善对企业外部经营效率的作用。表3结果也表明了社会信任提高，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的外部成本，降低企业与上下游企业间的“敲竹杠”问题，减少企业外部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与管理费用率回归结果比较，发现信任度系数的显著性较低，表明社会信任改善对企业内部交易成本的影响要比对外部交易成本的影响更稳健一些。

综合两个方面的考察，看到更好的社会信任有助于降低企业面临的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二)社会信任对不同规模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

为了检验假设2，按照销售收入的三分位点，将样本划分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并分别考察社会信任对不同规模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社会信任改善对3种类型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影响几乎没有明显的差异。但大型企业中信任度的系数要大于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表明社会信任改善对大型企业的影响要大于中小型企业，从而支持了假说2。大型企业由于部门较多、层级复杂，往往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而这些问题难以用法律等正式制度解决。大型企业中存在着更多需要合作的陌生人，信任关系的建立有助于促进大型企业中的人员合作，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因此信任对大型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

表3 销售费用率回归结果

(三)社会信任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

表1的分析表明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最低，外资企业次之，民营企业的生产率最高。不仅仅存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3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还具有不同的生产特征，为了检验假说3，进一步研究社会信任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差异性，按所有制将企业进行分组考察。在表5的结果中，可以发现社会信任提高对国有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其次是民营企业，对外资企业的影响不显著，验证了假说3的结论。

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比较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这是制约国有企业活力的重要因素，大量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张维迎(1999)认为国有企业冗长的代理关系造成了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过高。平新乔等(2003)发现由于代理成本限制国有企业的效率只达到了30%～40%。此外，LI等(2011)也认为国有企业面临的公司治理问题是国有企业效率较低的重要原因。而信任度提高能够促使国企代理人减少其机会主义行为，维护国有出资人的利益，有效缓解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民营企业也面临一定的代理问题，社会信任改善也有助于其生产效率的改善。外资企业经营具有全球化属性，在中国的招商环境下享受到政策优惠，其生产率更多依赖于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可能对所在地的社会信任反应不敏感。

表4 按规模分组结果

表5 按所有制分组结果

(四)社会信任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1.社会信任对不同生产率水平企业的异质性影响

继续考察社会信任提高对于不同生产率水平企业影响的差异性，因此选取0.25、0.5、0.75分位点进行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信任度提高对不同分位点的企业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加入控制变量后，信任的系数均变小了，表明信任与其他变量存在着相关性，因此对其他因素进行控制是必要的。信任对较高生产效率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较大，对较低生产率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较小。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年龄较小、规模较大、资本密集度较高、负债率较低的企业。规模较大、资本密集度较高表明这些企业容易受到比较严重的内部代理问题，而负债率较低则表明企业外部约束相对较低。社会信任的改善有助于大幅降低企业内部的代理问题，因此社会信任提高对较高生产率企业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

表6 全要素生产率分位数回归结果

2.社会信任对东、中、西部地区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差异

中国地域辽阔，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各地区之间具有很强的差异性，因此将各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考察社会信任提高对各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分地区考察的结果

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信任对东部地区的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中部和西部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为东部地区具有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企业数量多，并且企业的平均规模也最大，东部地区ln的平均值为5.317；而中部地区的企业数量较少，企业ln的平均值为4.869；西部地区企业ln的平均值为4.817。另外，东部地区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较高、企业年龄较小、资本劳动比率较大、负债率较低，面临的内部代理问题比较严重。东部地区企业的生产复杂化程度较高，企业与大量上下游企业的联系密切，面临较大的“敲竹杠”问题，因此对于信任等制度因素的依赖度较高。信任度提高有助于降低企业内部的代理问题和外部交易成本，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然而社会信任改善对中部、西部地区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不显著。

(五)稳健性分析

由于回归结果可能受到异常点的影响，所以利用DFITS统计量去掉关键样本点，对基准回归式重新进行回归。表8的结果显示信任度系数在1%显著水平为正，且系数值与基准回归数值基本一致，表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8 去掉关键样本点的回归结果

为了避免结果受到被解释变量测量误差问题的影响，借鉴余林徽等(2013)的做法，使用企业的实际人均增加值代替OP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企业生产效率，重新进行基准回归中的估计，结果如表9，信任度的系数在1%显著水平为正，且数值与基准回归结果也比较接近。

由于信任指数在各个地区的差异较大，可能会对回归结果有一定的影响，因此采用秩回归的方法，即将信任指数最低的西藏赋值为1，依次递增排列，将指数最高的上海赋值为31，重新对估计式进行回归，得到如表10的结果。随着逐渐加入控制变量，发现信任指数的系数显著性有所降低，但基本在10%显著水平为正，进一步表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9 使用实际人均增加值的回归结果

表10 秩回归结果

五、结论

制度环境对企业影响的研究，较多关注产权和法律等正式制度对企业的微观影响，而较少关注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的影响。我国法律等正式制度尚未健全，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交易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社会信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存在异质性影响，较好地弥补了这一领域的不足。

本文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社会信任改善降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交易成本，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然后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详细考察了信任改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研究发现信任度提高有助于降低企业管理费用率和销售费用率，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分组考察结果表明，信任改善对大型企业、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大，而对中小型企业、非国有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分地区回归的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提高对高生产率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较大，而对较低生产率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小或者不显著。最后进行的稳健性检验也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提高经济的创新和活力，需要维护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信任的构建无论对于企业自身发展还是整体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府一方面应逐步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另一方面采取多项措施宣传诚信美德，对守信和失信施行对应的奖惩，全方位提高社会信任水平。

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