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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化词语的四个阐释因素及其当代研究价值探讨*

2022-07-28

关键词:新词汉语词语

安 静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066004)

202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的第二十个年头。回望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外几乎同时出现了对网络语言的探讨。从最初以严防和规范为主的学界态度,逐渐转为观察和引导为主的官方把握。2006年5月,国家语委首次召开“中国语言生活状态报告新闻发布会”,之后形成惯例,每年五月由教育部语信司和语委联合发布上一年度的《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至今已发布了整整十五个年头。2018年起,还增加了《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在民间,多家语言类学术刊物和主流网站也会在当年底选出这一年的“十大(网络)流行语”。其中一些新词还会入选国外权威词典,比如在2008年北京成果举办奥运会之后,《牛津词典》收录了“Chinese Cheer Jiayou(中国加油)”。这些无疑是语言应用价值的体现。随之而来的汉语规范化问题受到多方关注,其中一个焦点是对日益快速产生的新词的理解与使用。新词的出现与构造方式与民族语言文化密切相关,具有可复制性,往往以词族的系列形式存在,新词族的生命力较一般网络用语更强。

新词来源多样,包括国际热点词语、网络词语和突发公共事件用词。新词的明显特点是随着媒体特别网络媒体的广泛传播而应用到社会中;较之一般词语而迅速更新。新词与一般词语的构造及其产生机制大致相当。词根构词法是汉语衍生系列新词的重要手段。其成词便捷,表达效果生动,反映了类推思维,是层出不穷的新词主要产生方式之一。因此,系联同根词有助于理解汉语词族。21世纪以来形成的稳定词族不少,如“裸X”“X族”“秒X”“X门”“X帝”“X哥/姐”“XX咖”“微XX”“X隔离”“X码”等。目前研究界多从语义学角度进行分析。事实上,大量新生词族除了在语法层面有明显的成词依据,更不能忽视词义和语用角度所体现的深层文化影响。即,从源头的文化词语角度归纳释义方法,是系统解决新词包括新词族等规范问题的有效探索。

一、文化词语含义

汉语史上对词语的文化义早有关注,主要是对抽象概念义词语的训释。随着20世纪末期跨文化交际深入,专门的文化词语研究引起更大范围持续关注。但是文化词语、文化词语和词的文化义之间关系,久未厘清。《从文化词汇谈起》更是直言“语言词汇中的词语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必也不可能分辨出一种文化词汇来。”[1]而《古代文化词语考论》的序言中,黄金贵指出文化词语、文化义是“在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热潮推动下必然会产生的概念”“文化义本质上既然也是语言义,自然一般也反映概念”“(文化义)可以表现为储存状态的词义,也可以表现为运动状态的语义”[2]2。这些论点旨在说明关于文化词语、文化义的产生原因、概念所指范围和表现形式几个关键问题。要明确“文化词语”的含义这一基本问题,就需首先清楚该术语是如何提出的,汉语史上是否有类似概念和相关探讨,以及是否有必要引入语言研究等问题。

(一)前人研究

“文化词语”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跨文化交际受到国内学术界关注,当时许国璋首发有关论文探讨了什么是文化词语,及其与英文教学的关系[3]。随后出现专门研究“文化词语”“文化意义”的中外文翻译领域论著,并影响了对外汉语领域的热烈探讨。随后20年,对“汉语文化词语”与“词语的文化义”进行区分的讨论始终存在。

⒈ “文化词语”源头

中国古代研究者对此概念的认知,早在一些训释词义的文献中有所记载。如《墨子·经上》第12~27个词,就是将和文化方面意义有关的一些词放在一起解释。

厚,有所大也;仁,体爱也;义,利也;直,参也;礼,敬也;忠,以为利而强低也;孝,利亲也;信,言合于意也。[4]309

又如,我国第一部近义词音训专著《释名》,把普通词语和专有名词分开,卷四《释言语》所训释即多为文化词语。这些词在不同民族、地域、时代的语境下,其意义不尽相同,解释时必然带上附加色彩。换言之,这种文化词的确切含义很难超越民族或时空等语境而言传。故而,汉语文化词语的概念及其阐释方,皆应与民族文化、语源、汉语词汇史乃至方言词语等研究相联系。且越是基本的文化词,越常作为词根而结构出很多新词,即衍生了词族,这正是文化词的一大特征。

⒉ “文化词语”定义

黄金贵最早给文化词语下了一个定义:“根据语言反映文化的不平衡性,作为全部词语总和的词汇,可分两类:有不同程度文化色彩的文化词语和无特定文化色彩的通义词语。”[5]1其另一论文《论古代文化词语及其训释》指出,《尔雅》前三篇解释一般词语,即相当于这里的“通义词语”,而其后十六篇涉及多个文化领域的词语解释,即相当于这里的“文化词语。进而谈到文化词语的特征有三:名物性、系统性和民族性。后来的《方言》《说文》等书中也含有这种词汇分类[5]1455。这在后世如《辞海》分册编纂模式上也有所表现。同一时期,常敬宇也做了类似定义:“(文化词语)是指特定文化范畴的词汇,它是民族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6]同意此类定义的研究者还有孟子敏、王国安等人。

苏宝荣指出:“有些词语一开始就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只有文化意义、没有一般的语言意义,属于文化词语。”[7]并举例“华表”“闰”等。可见,这一定义更为直接地将文化词语从一般词语中对立出来,特别关注其“仅有的”文化意义。相对来看,黄金贵的观点更为全面包容。他在《古代文化词语考论》序中明确了“文化义本质上既然也是语言义,自然一般也反映概念”[5]1。

以上是从训诂学角度就汉语词汇的文化意义进行定义的早期观点。此外,还有从翻译和对外汉语方向就汉语词汇文化内容进行的定义。如杨德峰[8],王德春[9]、梅立崇[10]等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国俗语义学”;曲彦斌[11]、谭汝为[12]等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提出的“民俗语汇”,这些都是在为汉语文化词语作更明晰的正名。另外还有从文化附加义层面分析文化词语概念的,如张占一[13]、张慧晶[14]等。

可见,文化词语的相关研究虽久已有之,且随着中外语言交流和时代新词的需要有更大范围更专业的探讨,但核心概念一直未能厘清。近几年关于古汉语文化词语研究的论著不少,却存在基本问题。如将汉语词汇分成人文类和物质类词语[15],这样的分类不与题目一致对应,恐怕正是核心概念未有准确定义的缘故。

(二)本文义界

回到“文化”的字面来理解文化词语,应是比较可信的途径。《礼记· 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16]1004《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叉。”[17]185“文”的本义,指多色有序交织成纹理。 “化”的本义为改易、生成,如《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16]《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18]79“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之于《易·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8]26

可见,“文”即由纹理之义演进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道自然规律。在此基础上的“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际纵横交织的关系网。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了解时序变化,又须观察人文,教化天下之人遵从文明礼仪、行为得当。可见,早期“以文教化”的思想早已十分明确。西汉以后,“文”与“化”合成一个整词,如《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19]398又如《文选·补亡诗六首》:“文化内辑,武功外悠。”[20]909这里的“文化”,或与天地自然相对,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因此,在汉语系统中,“文化”归根结底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本属精神领域范畴。随着时间的流变和空间的差异,现在“文化”已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而其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

笔者以为,“文化词语”指能表现民族独有的物质文化或民俗内涵的词语。如汉语文化词语的代表“华夏”“太极”“五岳”“元旦”“饺子”等等。这一特定词汇类型由来已久,载体样式广泛,不仅在传世文献中大量存在,在出土文献如墓志中也是类型多样[21]291。这些词语是一个独特体系,有着规律化的解释方式。

二、文化词语四个阐释因素

文化词语的阐释是一个综合考量多种因素的过程。在此提出四个具体因素,例析这类词语的阐释方式。

(一)从明显的传统文化背景展开系列阐释

民族文化背景是理解文化词语的首要语境。如上述《释名》中对具有中国古代文化色彩的“仁”“义”“礼”“智”“信”等词的阐释。又如“莲”,多数国家、民族或地区对这个词的语言义解释多出于植物学范畴。而在汉语词汇研究中,其意义还具备象征处在污浊环境却保持良好品质的君子,令人见之常唤起对应的附加情感。古诗文中常见此类意象的使用,甚至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华文化特征的意象群,流传久远,为人熟知。

(二)从词语的社会性与时代性特征展开溯源阐释

文化词语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其中社会性包括物质文化、文化制度和文化心理,后两个方面能够更为灵敏地反映社会发展。可见,文化词语随社会及时代发展而不断有含义上的变化,故而最根本的就是在解释过程中探究语源。探究语源就是要清楚构词理据。如“合卺”一词反映我国古代婚俗礼仪,在解释时就要探究其源流。据《仪礼·士昏礼》篇,男婚女嫁前需“六礼”。新妇娶进男方家,经过与丈夫共牢而食、合卺而饮等一系列礼节才算最终成为夫妻。“三酳用卺”就是“合卺”礼的来源。卺为半瓢,一瓠分为两瓢,是谓卺,婚礼中夫妻二人各执卺而饮象征夫妻同体同心[22]。虽在今日不为大众所知,而现代婚礼中“喝交杯酒”风俗正是这一传统礼仪的遗存。

(三)从词语的名物性特征展开客观阐释

文化词语多名物词,所以需有一定名物训诂知识。如“祭”字形体为用手举肉类祭品。其属“示”部,表祭祀义,如“崇”“祀”“祈”“祷”“祝”等。又,阐释“床前明月光”的“床”,它“并非如今日仅是为睡眠或卧床而专门陈设放于卧室的卧具,它是朝会、办公、宴饮乃至睡眠无不使用的坐卧具”[23]1。但后世所谓“新解”没有充分注意词语阐释的社会性原则,对此文化词语的理解有失偏颇。又如“衣裳”,本来上衣为衣,下衣为裳[23]25,而现代人已不了解。《后汉书·舆服志》:“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巛。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24]443此句中,“衣”与“裳”所指明确,且已连用。

(四)从保留的民俗用例中展开辅助阐释

搜集方言和民俗材料以资佐证也很重要。如“胡同”,本为蒙语。此词最初见诸元杂曲,关汉卿《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明朝末年的《正字通》说:“街也,今京师巷道叫‘衚衕’。”[25]“衚衕”即“胡同”的异体字。一般根据所掌握的史料以及对史料的理解,有三种比较普遍的观点。第一,蒙古语称城镇为“浩特(汉字仅记音)”。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建元朝,将北京作为大都,按照自己的习惯,将中原城镇街巷也称为“浩特”,后本土汉人讹音作“胡同”。第二,蒙古语、突厥语、女真语、满语等少数民族“水井”大致发huto音,井水是百姓生命之源,所以胡同的引申意就是平民之居住地,后又被引申为街巷。第三,金、元时期,中原汉人将北方少数民族称为“胡人”。蒙古人建立元朝后,京城汉人仍私下叫他们“胡人”,胡同为“胡人大同”之意。

三、当代文化词语的研究价值

汉语词汇系统庞大丰富,深入研究需以特定范围分析为范例。随着时代发展,产生了较多新词族(由于新词的数量庞大且不断更新,本文只选取其中较为稳定的新词一类。)对其阐释与规范有一定的语言示范作用,故应积极总结这两方面。正如毛远明所说:“文化词语、文化词义是一种客观存在,探索其释义,对于汉语词汇学、语义学、词汇史的深入研究,对于语文辞书的编纂都有重要的意义。”[26]解释文化词语要调动多种方法手段,深入考虑文化的因素“以保证释义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典范性”[26]。

(一)从文化词语理解词族用例

21世纪以来形成的词族不少于二十种[27]。其中“裸X”族的成员词较多,早已固定,广为人知,此处以这一词族为例作分析。

《说文》:“,但也。从衣,声。郎果切。,或从果。”形声字“裸”本表示袒露,而声旁从到“果”的转变,是音近形简的汉字优化过程。左右结构的,是对上中下结构的的拆解,意即“裸”与“裹”相反,反“裹”为“裸”,由“衣里”变成“衣外”,表示解开衣服,露出衣内的身体。露出上身为“袒”,暴露全身则是“裸”。“裸”还是上古祭礼中的灌祭。如《诗·大雅·文王之什》“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毛传》“裸,灌鬯也”。《周礼注》“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谓献尸求神时”。这不同于“裸”字在后世的常用义。

“裸”发展成当代新词族“裸X”的根词,始终与本义的袒露有着明显联系。如“裸奔”“裸模”“裸照”“裸泳”“裸捐”等。《汉语大词典》收录的“裸麦”“裸子植物”等词,是“裸”由人体投射到外物过程中隐喻义成词的体现。多数“裸”族词语皆含本义抽象出的“空无”“单纯”“彻底”义,如“裸婚”“裸妆”“裸价”“裸考”。这体现了词语范围扩大的逐步稳固过程。具体说来,“一个词语得以扩大指谓范围,将原先不相干的对象容纳进来。这样的义位可能是临时性的,也可能稳定下来成为真正的多义。”[28]

由于与根词“裸”组合的语素自身语义的模糊性或多义性,“裸”族词中一些成员的意义不大明确且固化过程呈现渐变,见表1。

表1 “裸”族词语发展用例

显然,“裸”族词形式稳固,总量较大,而且多数已为大众接受熟用。其实,十年前“裸”族词已广为媒体所用,如2011年4月7号国家发改委的一则消息《中国裸油价低于美国 油价仍未到位》。

可见,“裸X”在现代社会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适用和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甚至成为了令人爱恨交织的生存话题。如“裸辞”即指未找新单位便辞职,不考虑后路,决然离开。因工作超负荷、身心疲惫,或长期缺乏工作幸福感,而被动选择“裸辞”的人群正在增加。那么出于自我安慰的“裸辞”恰是不得已情境下的一种洒脱表达。

(二)从文化词语规范新词使用

由于人们认识的扩充更新及对语言表达的新颖性和实用性要求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词、词族的壮大稳定。那么,规范这类新词族成了一个必要的语言问题。通过上述具体分析,可知新词族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汉语文化背景下的阐释与规范。相较零散地就新词而新解,按照一定方法抓住特点和溯源,显得更为省事和可信。

新词的出现与保留是反映社会热点的重要方式。社会不断发展,国内外热点事件层出不穷,词汇系统就在这变动中催生新词、湮灭旧词。大部分新词有明显的时效性,故而实际的影响范围和生命力均普遍有限。因此,面对新词的基本态度宜平和客观,重在引导规范。研究界最新观念认为:“研究汉语和制订语言政策和语言规范的视野也应该更加开阔,应扩大到全球各地的汉语及其方言。”[29]至于规范的基本方式,不仅关乎语言学理论层面的需要,更与语言的历史、文化、制度和习俗等各方面联系有关[30]。限于篇幅,暂不展开。

词语创新不外乎将传统词语语义重新组合以造成形式陌生化/新颖化,或者吸收方言、外语、新媒体词语等将熟悉词语改头换面。当今时代文化多元,虽然新词/新词族的景象变化纷繁,但语言自身的历时规律始终起着重要作用。总之,从文化词语这一传统角度进行解析,有助于语言教学及词语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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