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艳平 江鑫源 王占雍 李冰雪 刘昕颐 王雅琪 王炜彦 王金平

(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太原 030024)

线性文化遗产一词是由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基于欧洲国家的文化线路和美国的遗产廊道，针对我国遗产保护现状提出的概念[1]。国内外对线性文化遗产的研究是文化遗产保护从独立的点状物质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到线性和面域的整体性和区域性保护的体现[2-3]。这种把具有一定逻辑关系的节点串联起来的研究方式，将不同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在作用过程中产生的具有相似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列入保护对象中，体现了历史进程中各种因素影响下的复杂性。

国外对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关注比较早。欧洲的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成为线性遗产初期保护与利用的标志性事件[4]，对沿路宗教建筑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遗产廊道作为美国对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手段，目前其运作机制已日臻成熟，以运河遗产保护为例，其主要目标可以概括为：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资源保护、服务与旅游开发、宣传与教育、带动沿路经济四大类[5]。国内文化线路遗产的典型代表如丝绸之路、大运河、南粤古驿道、黄河故道、茶马古道、古蜀栈道、川盐古道。以丝绸之路的长安—天山廊道为例，这一路段集合了中、哈、吉国境内33处代表性历史文化遗存和环境景观要素[6]，成为连接不同地区文明的文化、贸易纽带。

空间基因最初被提出是一个针对城市空间的概念，段进等指出空间基因是城市空间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与各自然地理要素互动契合的产物[7]。赵万民等将形态基因研究与生物基因联系，概括了形态基因的核心，并应用于山地历史城镇保护更新中[8]。吕锋等将空间基因应用在咸阳市明清城促进明清城空间高质量发展[9]。传统村落在历史进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经过漫长的演变，成为特定文化景观和历史信息的承载体，空间基因的概念同样适用于传统村落[10]。张振龙等则将空间基因应用在苏州传统村落的保护[11]。本文对汾河流域的传统村落展开研究，采用整体和区域性研究方法探究传统村落点状要素之间的联系，重点对传统村落的空间基因进行识别和提取，解析评价村庄的形态并做相关研究。对于线性文化遗产这一大尺度、多维度且要素复杂的研究对象，本文基于GIS平台，将基础地理信息、三维模型和汾河流域各种自然人文要素的调查成果有效集成[12]，探究汾河流域内的传统村落在河流、古驿道、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社会经济等各种自然地理人文要素影响下形成演变的内在规律，并选取汾河上中下游的典型村庄，对其选址、空间布局以及民居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汾河流域传统村庄的研究，不仅是对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宗教、经济、社会价值的保护，也是站在区域视角下将汾河沿线的点状要素进行串联，对实现下一步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 村落形成与演变的影响因素探究

1.1 河 流

山西自古就有“表里山河，四塞之区”之称。境内主要山脉、河流大都呈南北向分布，经向性十分显著，全省呈现出“两山夹一川”的地形特征[13]，有较强的封闭性，表现出内向型的空间环境特征。

文明起源于河流。河流流域内肥沃的土壤与平坦的地势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良的地质条件，生产方式由早期的采集、狩猎转变为农业生产。随着农耕文化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流域周边大量人口集聚，推动着早期聚落的形成与发展。优越的生产资源吸引更多聚落聚居，逐渐形成聚落群[14]。汾河作为黄河第二大支流，流域内地理环境条件优越，居民利用自然优势，引水兴灌溉，农业得以长足发展，聚落分布密度较高。

山西的地势给陆运造成困难，而汾河早期发达稳定的河网水系为航运提供便利，所以漕运成为交通运输的重要手段。汾河的漕运史，从春秋战国的“泛舟之役”，到开皇三年，长安仓储空虚“漕由渭入河、由河入汾，以漕汾、晋也”[15]。往来的交通带动了商业繁荣，因商集聚的人群形成聚落。同时往来的交通推动着聚落间资源、文化、信息的交流与置换，带动各聚落单元间的商贸发展，促进聚落间的集聚。

1.2 驿 道

驿道是中国古代陆路交通的主要载体，承担着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信息传递的任务。驿道在山西的布局形态与其境内山河相间的地形地貌息息相关，几千年来交通格局没有太大改变，境内交通主要呈现出南北向布线的特点。据《山西通志》(明成化版)记载，明洪武初年，山西全境有重要驿道干线10条，驿站58处。清代，急递铺路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完善了山西北部地区路网，并与省区形成了完整的铺路交通网。此后，山西道路网格局基本形成[16]。

交通是聚落体系形成的外部条件，交通网络是聚落体系形成的支撑系统[17]。四通八达的驿道和急递铺路系统道路网带动了沿线传统村落的兴衰发展。如祁县来远镇盘陀村，背靠麓台山余脉，地处昌源河畔，靠近水源和先发展起来的盘陀驿站、驿道是盘陀村形成的一大因素。明清时期，商贸活动的繁荣发展和军事活动的进行推动着驿路系统的建设。随着晋商文化的兴起，商贸活动激发了村庄活力，从文化、交通、经济等不同方面带动了驿道周边传统村落的发展。驿道的通达性也促进了沿线各村落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在交通枢纽附近，易于形成大片的乡村聚落。线性特征显著的驿路同时对个别传统村落的形态、街巷网络以及建筑布局有着重要影响。

1.3 其他影响因素

汾河流域内的传统村庄的在选址和建造时除了受到河流和驿路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本文重点分析了地形地势与经济条件对传统村庄的影响。

1.3.1地形、地势

山西位于黄土高原，在地貌特点上表现为“千沟万壑，沟壑纵横”；村落往往选址于河流与山脉间的阶地，也就是传统说法中的“前开阔，后有靠”。山西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不充沛，村落选址时更注重水源，多沿河选址，位于山间河谷、丘陵或平原和台地的传统村落距离河流较近，便于取水和农业灌溉，并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生存环境，有利于传统村落特色斑块肌理的形成以及保存。

1.3.2经济条件

经济条件对村庄的影响可以分为村庄前期选址阶段和后期发展阶段。在选址阶段，若经济条件不好，难以建设取水等设施，选址会优先考虑生产生存，靠近水源；若经济发展良好，可建设取水等设施，选址较灵活，会考虑可以提升生活舒适度的区域。在近现代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因为建设活动而导致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因而这一部分地区呈现出传统村落数量少的特点；经济发展较慢且与外界交流少的地区，反而随着保护意识的逐渐加强，传统村落的肌理和建筑得以保留。

2 汾河流域传统村落分布情况

2.1 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基于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于2012—2019年发布的五批“中国传统村落”，通过对汾河流域的传统村落进行统计，共确定111个研究对象。汾河全长716 km，根据中国地理对汾河流域的划分，将汾河分为上、中、下游，河源到太原市上兰村为上游，上兰村到洪洞县石滩村为中游，石滩村至河口为下游，上、中、下游的传统村落分别有3，99，9个。

运用ArcGIS10.0软件，通过百度地图和谷歌地图的校对，将传统村落落实在汾河流域地图上，建立汾河流域传统村落空间属性数据库；进一步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以及与河流、古驿道两个线性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采用核密度、线密度估算法和缓冲区分析等方法进行量化研究[18]。

2.2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

汾河上游发源地和下游汇入黄河的两个区域传统村落数量明显小于中游(图1)。中游的村庄主要集中在孝义—汾阳、晋中—介休两片区域，以这两个地区为核心，村庄核密度向南北两侧逐渐递减。究其原因，上游的村庄受到村民保护意识薄弱的影响，申遗的村落数量少；而下游运城一带由于经济发展迅速，村庄原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受人为破坏比较严重，传统村落保留下来的比较少。

图1 汾河流域传统村落核密度分析

2.2.1河流影响下的传统村落分布情况

汾河是山西省最大的河流，其水利资源丰富，对山西省的历史文化影响深远。从源头到入黄口，沿途有支流100余条汇入汾河。根据支流的流域面积，将汾河流域水系分为三级，汾河干流为一级，流域面积大于500 km2的洪河、岚河、潇河、文峪河、乌马河、昌源河、浍河等17条主要支流划为汾河二级河流，其他河流则归为三级河流[19]。

首先探究汾河流域河道与村庄分布的关系，通过ArcGIS10.0软件对流域内所有河道进行线密度分析(图2)。结合村庄分布的核密度分析发现：上游河流的聚集程度高，但传统村落数量少；而中游的孝义—汾阳、晋中—介休两片区域出现局部的河道聚集中心，中游的传统村落也主要分布在这两个区域；下游河流的聚集程度相对较低，传统村落密集度也低。因此就汾河流域整体而言，河流聚集度和村庄聚集度相关性并不强；但在中游和下游，则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

图2 河流线密度分析

其次将河流与村庄的关系进行量化，对流域内的河流进行缓冲区分析，统计距离河流1 000～5 000 m范围的传统村落：0～1 000 m之间村庄数量为37个，1 000～2 000 m之间为29个，2 000～3 000 m之间为14个，3 000～4 000 m之间为15个，4 000～5 000 m之间为10个，大于5 000 m范围的村庄数量为6个(图3)。可知：距离河道1 000 m之内的村庄占总数的33.3%，5 000 m之内的村庄占总数的94.6%；汾河流域传统村落分布与河道之间存在较强的关系，且随着距离的增加，村庄的数量逐渐减少(图4)。

图3 河流缓冲区村庄数量分析

图4 河流缓冲区区间村庄数量扇形示意

最后对不同等级的河流缓冲区内的村庄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可知：传统村落的分布与二级河流的相关性强于汾河干流和三级河流，体现在传统村落在二级河流0～4 000 m的各段缓冲区间相较于干流和三级河流均为数量最多，位于二级河流缓冲区的村庄数占总数的53.2%。主要原因是干流附近的村庄在近现代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村庄的历史遗存破坏严重；而下一级河流附近的村庄遗存反而得以保留。

表1 不同等级河流各缓冲区下的村庄数量

2.2.2古驿道影响下的传统村落分布情况

将山西境内的古驿道、急递铺路在ArcGIS10.0软件中叠加，进行驿道线密度和缓冲区分析(图5、图6)。距离古驿道1 000 m范围内的传统村落数量为15个，占村庄总数的13.5%；5 000 m范围之内的传统村落数量为57个，占村庄总数的51.4%。可知：汾河流域内的传统村落分布与古驿道之间具有一定相关性，但驿路对村庄分布的影响与河道相比较弱。

图5 古驿道线密度分析

图6 古驿道缓冲区分析

研究发现，局部的急递铺路与传统村落的分布存在一定关联。以汾州府境的汾州府—孝义铺路为例：“由汾州府总铺南行十里至阳城铺，接孝义县田屯镇，十里至孝义县总铺”[20]。与急递铺路相关的5个传统村落中，有2个村落分布在铺路1 000 m缓冲区间，其余村落位于汾州府—孝义铺路2 000 m缓冲区之间。

3 汾河流域典型传统村落分析

通过对汾河流域内传统村落的分析可以发现：村庄在上、中、下游的分布受到河流、驿路的影响差异较大，而村庄在选址和演变过程中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两个线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再结合地形、气候、经济等多要素对上、中、下游的传统村落进行典型性分析，进一步展开对汾河流域传统村落的空间基因识别。

3.1 汾河上游传统村落研究

汾河上游河段始于管涔山麓，源流地水质优良，但流经山区，地势起伏高险，不利耕植且交通不便，择址于此的村落多建于高山与深谷，并临近泉流。而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对外交通联系的加强，河谷平原的村落不断更新，大多已难见其历史格局，仅有3处村落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

上游传统村落分布与河流和地形的影响较大，而村庄形态在地形利用的局限下多呈狭长形态，与山形地势相契合，如宁武县王化沟村，建筑建于山腰平地，坐北朝南，随山形向东西向弧形延展。而河谷平原区背山面水，利于农耕，催生了大批村落，如静乐县龙家庄村。但随经济发展以及对外交通联系的加强，河谷平原的村落不断更新，大多已难见其历史格局。

3.2 汾河中游传统村落研究

中游河段夹于吕梁山和太岳山，太原盆地扼东北及西南关口，盆地内地势低平。防御地形和倚山近水的生存环境催生了大批村落。明清时期，沿河驿道演变成商贸之路，晋商繁盛之时更是成就了村落的辉煌时期。

这一河段的传统村落分布受到驿道、河流的影响较大，村庄形态同样受到地形、地势的影响。中游段东北方向丘陵山区的传统村落有驿道贯连，驿站现在多演化成区域城镇，如寿阳县龙门河村、尖山村以及东临松塔水库的西草庄村。

受河流影响的村落类型较多：灵石关口及其他的河谷平原处的传统村落依山临水，或间隔汾河一定距离以事农耕，如介休市田村，远离汾河干流但引渠入村；或沿河发展，如灵石县夏门村，在汾河“U”形湾地处建村，三面环水，据高地而背险山，形成极佳的防御形势。汾河纵贯太原盆地，两侧平川区聚集大片传统村落，但汾河干流近处的传统村落较少，大部分传统村落依山或近支流。

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地形影响呈现多种形态：谷地处的村落形态多狭长，河谷处村落顺河而生，如龙门河村；山谷处村落依山就势，如霍州市贾村。山地丘陵区的村落多占据高台，或邻沟壑或依高山，如夏门村、师家沟村、彭坡头村。平川区村落的建筑多正南北向，村落形态近方形，演变呈核心扩展式，如祁县谷恋村、修善村。

3.3 汾河下游传统村落研究

下游河段经流运城盆地及临汾盆地，此区地势平坦，是汾河入黄的交汇之地，水量充沛，地势低平，利于农业生产，但进入传统村落名录的汾河下游村落仅7处，系下游经济发展、村落更新而导致历史格局的破坏。

该段传统村落的分布受河流和地形的影响较大，在宏观格局上依山傍水，负阴抱阳。位于山地区的传统村落深入沟谷，如稷山县马跑泉村。位于河谷丘陵区的村落或倚山近水，如坐落于汾河“U”形湾口，背靠土冈的临汾市襄汾县丁村；或临河沟而据高地，如稷山县北阳城村、襄汾县陶寺村。丘陵山地区的村落依山就势，沿地形变化呈线形发展，如马跑泉村、北阳城村、陶寺村。平川区村落多以十字街为基本骨架，建筑排布多为南北向，有一定偏斜，形态近方形，自核心向周边演进，如万荣县阎景村、襄汾县西中黄村(表2)。

表2 汾河上中下游典型传统村落

4 结束语

本研究分析了汾河流域111个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对传统村落的空间基因进行识别提取和解析评价。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与河流、驿道等自然及社会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汾河流域整体来看，传统村落分布与河流呈现明显的相关性，且与次级河流的相关性强于干流和三级河流，同时气候条件以及局部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是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在自然环境影响下，驿道、经济发展等社会因素对传统村落的选址以及形态格局演变亦产生影响，村落整体的分布与古驿道之间的相关性虽不明显，但在一些典型的驿站之间村庄与急递铺路之间的关联性较强，在驿道的沿线一定范围内影响到部分传统村落的选址与形成发展。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显得尤为突出，而传统村落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是历史的承载体，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延续的关键。本文对汾河流域传统村落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过程中，以其价值保护与传承为出发点，保护传统村落的物质空间价值，在河流、驿道等线性要素作用下系统地识别解析传统村落的空间基因，以期为汾河流域传统村落的价值认知、聚落形态空间特征的传承以及乡村的保护规划提供重要的依据与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