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美丽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8)

《栟榈文集》为宋朝邓肃之文集，其宋元旧刊皆散佚不存，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罗珊所刊二十五卷本，是现存年代最早的邓肃文集刻本。明清以来的众多版本，皆从此本出。道光初，邓肃后世孙邓廷桢(1)邓廷桢，字维周，号嶰筠，江苏江宁(今属南京)人，清代官吏，工书法，擅诗文。于万竹园重刊正德本《栟榈文集》，这是邓肃文集诸版本中少有的精刻本，影响较大，然其刊刻年代、刊刻过程、校勘所依据校本，却一直都没有确论。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刊刻时间

关于邓廷桢刊刻《栟榈文集》的时间有如下几种观点：

其一，邵懿辰、莫友芝认为《栟榈文集》刊刻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载：“嘉庆十九年邓廷桢重刊本二十五卷，较四库本完善，附邓旭《林屋诗集》四卷。”[1]除没有标明卷数之外，莫友芝的记载与邵懿辰基本相同，二人一致认为邓廷桢重刊《栟榈文集》是在嘉庆十九年。从版本学角度而言，如果没有版刻的时间牌记，一般会退而求其次，寻求著作的序跋或题词时间等作为刊刻时间的旁证。在邓廷桢重刊的《栟榈文集》的三篇序言中，明确标注了写作年代：首有钱仪吉《重刊栟榈文集序》，题为“嘉庆十有九年岁在阏逢阉茂季秋之月十有六日壬寅，赐进士出身、户部主事、大清会典馆纂修官、前翰林院庶吉士、嘉兴后学钱仪吉顿首谨序”[2]2-3；后为林孜和胡琼正德十四年的两篇原序。在这两个年代中，钱仪吉序文的时间更晚一些，因此《栟榈文集》的刊刻年代被认定为嘉庆十九年。

一般来说，序文年代与刊刻年代较为接近，按照序文年代推测刊刻年代较为可信，钱仪吉序文中亦称：“太守既得斯集，喜且泣，将重刊之。又以《林屋集》仅家藏本，亦无板，遂并镌焉，而属仪吉为之序。”[2]2钱仪吉，初名逵吉，字蔼人，号衎石，又号新梧(一作心壶)，浙江嘉兴人。钱仪吉为邓廷桢弟子，二人感情深厚，交往频繁，如道光十四年(1834年)，钱仪吉没有如期自粤来皖，邓廷桢“有《长亭怨慢》词，抒失望之情”[3]。嘉庆十五年(1810年)，邓廷桢出守宁波时，从萧山汪氏得到正德本邓肃文集非常高兴，打算重刊，遂于嘉庆十九年请钱仪吉写了序。然不知何因，嘉庆十九年前后，邓廷桢并没有重刊这两本著作，而是直到九年后才开始这项工作。

现存邓廷桢重刊的《栟榈文集》不仅在开卷书名页有时间牌记，卷末还有邓廷桢所撰跋文，邵懿辰、莫友芝为何没有看到，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对于二人的结论，学界已知其非，如王岚认为：“当是邵懿辰等因其卷首钱仪吉《重刊栟榈文集序》作于嘉庆十九年，且云‘《林屋集》仅家藏本，亦无板，遂并镌焉’而误。”[4]

其二，通行看法是该书刊刻于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本《栟榈文集》书名页题署三行：“道光癸未年镌，栟榈文集，万竹园藏板。”(图1)这为断定此本著作的刊刻年代提供了直接证据。不仅大多数图书馆在关于该书的馆藏信息中这样著录，而且在关于邓肃及其著作的研究论著中，也大多是这样论述。例如：章钰在《栟榈集校本跋》中说：“群碧楼藏远祖宋左正言《栟榈文集》二十五卷，为先曾门嶰筠制军道光三年刊本，仿宋开板，今不多见。”[5]黄曾樾亦认为《栟榈文集》“清道光癸未三年(1823)，江宁邓廷桢重刻于秣陵”[6]。因此，邓廷桢于道光三年重刊《栟榈文集》这种说法大体上没什么问题，但笔者认为还不够准确。

图1 《栟榈文集》封面注：图片由笔者摄于南京图书馆。

其三，《栟榈文集》刊刻于嘉庆十九年到道光三年。关于邓廷桢刊刻《栟榈文集》的年代，也有学者认为是从嘉庆十九年到道光三年。例如，祝尚书认为：“清道光初，二十一世裔孙江宁邓廷桢于江宁万竹园翻刻《栟榈先生文集》。早在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钱仪吉即为其作序，称底本‘乃于萧山汪氏得正德十四年刻本’，凡二十五卷。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刊成，邓廷桢有跋。”[7]831按这种说法，邓廷桢刊刻《栟榈文集》的时间应该是从嘉庆十九年到道光三年的这一段时间内，并于道光三年刊成。在没有更多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此外，王岚亦说：“邓廷桢重刊《栟榈文集》是在道光癸未三年(1823)，并非嘉靖十九年，亦非道光五年。”[4]“道光五年”(1825年)是指邵章的说法，其在《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载《栟榈集》“道光五年重刊正德本”[1]。道光五年的提法是王岚作为反证提出来的，但邵章的说法虽无记载依据，亦非空穴来风。

其四，《栟榈文集》刊刻于道光三年至道光五年。《栟榈文集》重刊于道光三年是大家公认的看法，但具体是道光三年刊成还是道光五年刊成，还需作进一步的论证。事实上，刊刻年代还可以通过邓廷桢与友人的交游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陈用光，字硕士、石士、实思，江西新城(今黎川)人。他是邓廷桢嘉庆六年(1801年)的进士同年，又同出姚鼐门下，所以相交甚笃。二人诗词往来频繁，其中就谈到邓廷桢刊刻《栟榈文集》之事。陈用光《陈晓峰邓嶰筠两同年皆以今冬五十初度用东坡作子由生日诗韵各赋一章以介其寿》一诗云：

昨来感述董相坟，镂版贶示栟榈文。(君以宋正言公栟榈先集见示)[8]

从诗题来看，这首诗写于邓廷桢五十岁之时。邓廷桢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其“五十初度”之时应该是在道光四年(1824年)，因此此诗应写于道光四年，而诗中二人谈论话题就是刊刻祖先著作之事。其时，邓廷桢刊刻《栟榈文集》，陈用光亦校刊其祖父的《易义剳记》，二人都以这种方式致敬祖先。因此，可推知邓廷桢刊刻《栟榈文集》的时间可延续至道光四年。

通过进一步的资料搜集，笔者又从甘熙《白下琐言》中发现了新资料，确证了前面的推论，并推断出更为确凿的刊刻完成时间为道光五年。

金陵甘氏是江南望族，家有“津逮楼”，藏书万卷。万竹园邓氏与熙南里甘氏是世交，两家往来频繁。甘福、甘熙父子都是藏书家，精于金石，勤于著述。道光三年，邓廷桢因事谪归，与甘氏父子过从甚密，因而把早年欲刻而未刻之《栟榈文集》交与甘熙刊刻。甘熙《白下琐言》载：

万竹园邓氏，自元昭检讨旭始由寿州迁居金陵。其先世居苏州之洞庭山。始祖肃为南宋承事郎守左正言。肃于宣和壬寅，以论艮岳事被斥。靖康后，张邦昌僭乱，间关奔赴行在。其生平与杜少陵相类，著有《栟榈集》三十卷，残阙重编仅存十六卷，采进《四库全书》目中，世罕传本。道光癸未，嶰筠方伯廷桢以事谪旋里，将所得《栟榈集》钞本及元昭检讨《林屋山人集》两书命代为校刊。其《栟榈》一集讹脱最多，从《宋诗钞》《宋元诗会》《宋百家诗存》诸书中搜补以成足本，付之剞劂，阅二载书成归之[9]。

该文述及邓氏一族渊源和《栟榈文集》卷数之变化，与钱仪吉序和邓廷桢跋相较，并没有提供更多新的东西。但是关于甘熙与邓廷桢交往的叙述，为我们确定《栟榈文集》的刊刻年代提供了新的证据。

道光二年(1822年)秋七月，邓廷桢在江西布政使任上，“以前守西安时渭南柳金璧案，檄往陕西对簿，嗣以失察属吏得赃，革职归里”[10]。《白下琐言》载“以事谪旋里”即是指此事。道光三年六月，道光皇帝赏邓廷桢七品职衔，命其前往保定效力，邓廷桢大约在九月份到职。因此在道光二年七月到道光三年七月间，邓廷桢居住在江宁万竹园，与甘熙所记时间相符。道光三年，邓廷桢将《栟榈文集》和《林屋山人集》交与甘熙代为校刊，并为两书写了跋文。由于两书讹脱较多，经过搜补校勘，直到两年之后，即道光五年，甘熙才完成两书的刊刻任务。因此，《栟榈文集》的刊刻时间应该是从道光三年到道光五年。邵章“道光五年”的说法，应该是指《栟榈文集》刊刻完成的时间。

因此，邓廷桢重刊《栟榈文集》应是在道光三年雕版刊刻，道光五年刊刻完成。

二、刊刻过程

(一)搜集整理资料历经十几年

邓肃为邓廷桢远祖，其气节为邓廷桢所敬仰。邓廷桢亦心期述祖，在文章中屡屡提起这位“直声震都下”的祖先，然可惜的是，先祖邓肃的《栟榈文集》虽在明正德、万历、弘光朝屡经重刊，但影响不著，鲜为人知。吴之振《宋诗钞》集名具录，诗则阙如；《四库全书》福建巡抚采进之本，有诗词各一卷、文十四卷，仅十六卷。在“家失旧藏，世鲜完本”的情况下，为弥补缺憾，邓廷桢尝求之十余年。《栟榈文集跋》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

此文历叙见此书之始末。嘉庆十三年(1808年)，邓廷桢“官编修时”，任《全唐文》的总纂官，从《永乐大典》中得邓肃词一卷；后又从嘉善曹廷栋《宋百家诗存》中得诗一卷；嘉庆十五年，邓廷桢任宁波知府，又在萧山得汪氏藏正德十四年刻本。为使祖先“熊熊之光，弗沈于埋照”，邓廷桢决定按照正德本“部别之例”进行重刊，以表达对祖先的“毣毣之思”。按邓廷桢所说，其所得邓肃文集资料合计有二十七卷，至付刊时，则全据正德二十五卷本。嘉庆十九年秋，邓廷桢由京赴陕，门下弟子为其饯行。作为弟子，钱仪吉应该参加了此次聚会，而师生见面讨论的内容自然就是《栟榈文集》的刊刻事宜，钱仪吉《重刊栟榈文集序》就写于“嘉庆十有九年岁在阏逢阉茂季秋之月十有六日壬寅”。然嘉庆十九年之后的几年里，刊刻《栟榈文集》的计划并没有实施，它的刊刻要到道光三年邓廷桢里居之后才真正提到日程上来。

(二)众多名家参与校勘

道光三年，邓廷桢将所得《栟榈文集》刻本及邓旭《林屋山人集》两书交与甘熙，请其代为校刊。除甘熙总领其事之外，参与校勘的人员还有鲍桂星、李兆洛等人。在《栟榈文集》卷末，附有《栟榈文集校勘记》三十三条，题为“后学歙鲍桂星撰”。鲍桂星，字双五，一字觉生，安徽歙县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官至詹事府詹事。鲍桂星师从姚鼐，与新城陈用光、江宁邓廷桢同为姚鼐最为显达的弟子。鲍桂星论文以经术为宗，不尚浮藻；为诗力守师说，用力尤深。无论是从同门之谊，还是从为诗为学的崇尚来说，鲍桂星都是校勘《栟榈文集》的合适人选。道光四年八月，邓廷桢补授陕西按察使，鲍桂星作《柏梁体为邓嶰筠廉访廷桢五十寿即送之秦臬任》为之送行，诗云：“栟榈二十一世孙，钟山之英谁比伦……是时十月月上弦，当君五十称觥年。”[11]此亦是鲍桂星参与《栟榈文集》校刊之旁证。关于李兆洛参与校勘之事，邓廷桢重刊之《栟榈文集》不见记载，然缪荃孙《艺风藏书再续记》载：

《栟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宋邓肃撰，宋时刊于乾道淳祐间，书已久佚。明正德十四年林思舜(2)林思舜即林孜。得于故家，而南海罗君廷佩(3)罗廷佩即罗珊。刻之，前有胡琼序、思舜序，后有廷佩后序。此钞即从正德本出，李申耆先生为邓澥云(4)澥云应为嶰筠，即邓廷桢。制府精刻亦此本[12]。

李兆洛，字申耆，江苏阳湖(今属常州)人，史学家，学问渊博精深，于经史、考据、舆地、辞章、天算无不淹通。李兆洛精于校勘，“以梓人自随”[13]，是编刻书籍的最佳人选。缪荃孙称李兆洛为邓廷桢精刻《栟榈文集》，不知何据，但亦透露了李兆洛曾参与此集刊刻的信息。邓廷桢刊刻《栟榈文集》的底本为萧山汪氏所藏明正德十四年刻本，所以“李申耆先生为邓澥云制府精刻亦此本”的判断,亦符合实际。艺风堂曾藏有《栟榈先生文集》旧钞本，虽不知是何人所钞，但缪荃孙从钞本卷数以及前后序跋，判断出其源于明正德罗珊刊本，并请人按照此钞本又重新抄录了一本。今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缪氏艺风堂《栟榈先生文集》钞本一部，钤有“荃孙”朱文长方印、“蒹葭楼”朱文方印，此即为缪氏艺风堂据旧钞本抄录之本，卷中有朱笔校字。《艺风藏书再续记》云：“今与明十八世孙四教、四维重刊十二卷本对校，亦有一二佳字出邓刻之外者，今全录于此本。”[12]由此可知，缪氏曾以此钞本与明万历年间邓崇纯刊、弘光时邓四教及邓四维重修本(弘光本)及道光本对校过，卷中红字即缪荃孙据弘光本补改。由于《栟榈文集》讹脱最多，甘熙等人从《宋诗钞》《宋元诗会》《宋百家诗存》诸书中搜补以成，历经两年至道光五年，甘熙将《栟榈文集》交与邓廷桢，《栟榈文集》道光本刊刻工作完成。

三、校勘特色

(一)刊刻精美

道光本《栟榈文集》以明正德本为底本，由邓廷桢按照正德本二十五卷的编次重新刊刻而成。明正德本《栟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是今存年代最早的邓肃文集刻本，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等皆有收藏。“在宋刻古书失传的情况下，明刻足本便凸显出其文献价值”[4]。然从国家图书馆所藏正德本来看，明正德本印刷质量不佳，多处文字模糊漫漶，不可辨识。

邓廷桢刊刻《栟榈文集》卷十一及卷二十五有“秣陵陶士立慎斋写，江宁顾建亭董刊”刻工条记一则，可知其版刻工作由金陵著名刻工陶士立承担。道光本刊刻精美，版面清爽，书中字体镌刻极为俊俏，印制水平极佳。黄曾樾在比较了邓廷桢所刊道光本和邓国选咸丰九年(1859年)刊本后说：“此刻(5)此处指咸丰本。粗陋，与道光刻之精雅，有上下床之别，尤疏于校勘。”[6]亦即肯定道光本的刊刻之精。

(二)校勘精审

校勘精审是《栟榈文集》诸多版本中道光本最为独特的地方。

首先，经过“重新精校”[4]的道光本，文后不仅附有鲍桂星的《栟榈文集校勘记》，在异文处还有用小字写成的“校”字。其次，校对时参考了众多版本。据上述道光本序跋以及甘熙的记载来看，甘熙、鲍桂星等人据以校对的本子有《宋诗钞》《宋元诗会》(6)本文所用版本为钦定四库全书本。《宋百家诗存》(7)本文所用版本为曹廷栋《宋百家诗存》,清乾隆六年(1741年)曹氏二六书堂刻本。等。虽然《宋诗钞》有目无辞，于校勘无补，《宋元诗会》只有邓肃七首诗，但通过诸本异文对照可知，道光本是参照过这些本子的。例如：卷三《分岁雪》：正德本(国图藏本)和弘光本作“四时欲尽三更鼓”，《宋元诗会》作“四时欲尽三更漏”，道光本则是“四时欲尽三更鼓(一作漏)”；卷三《别陈少卿》：正德本和弘光本作“四海风流陈太丘”，《宋元诗会》作“四海风流说太丘”，道光本则是“四海风流陈(一作说)太丘”；卷四《题梅斋》：正德本和弘光本作“夜半竹折惊残雪，醉起卷帘千山月。肺腑洗空龙麝腥……”，《宋元诗会》作“夜深竹折惊残雪，卷帘醉起千山日。洗空肺腑龙麝腥……”，《宋百家诗存》为“夜半竹折惊残雪，醉起卷帘千山月。肺腑洗空龙麝腥……”，道光本则是“夜半(一作深)竹折惊残雪，醉起卷帘(一作卷帘醉起)千山月。肺腑洗空(一作洗空肺腑)龙麝腥……”从中可以看出，鲍桂星等人在校对时参考了各家版本，对不同的异文采取了文中小字注的形式展现。这与他们没有在底本上径改校对出的异文文字，而是以校对记“第几页第几行某当作某”的形式放在文末一样，虽有推测的成分，但正体现了谨慎的态度。

针对道光本的校勘，黄曾樾曾说：“道光本附有鲍桂星校勘记，所疑误之字大抵咸丰本不误，已见上表。校勘记之名不妥：鲍氏只有一正德本，并无他本可资校对也。因此，只能作疑似之辞云某当作某，所推测而当者固多，误者亦不免。至于道光本空白字较咸丰本多，殆因所据之正德本有残破，无法填补之故；而误字亦较多，则因咸丰本经邓四教、邓国选一再更正也。”[6]咸丰十二卷本，为邓国选于咸丰九年刊，其底本为弘光本。黄曾樾通过比较认为，咸丰本历经邓崇纯、邓四教、邓国选更正，在内容上比道光本更为完善，非常有见地，亦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王岚认为万历本“实际收录诗文数量并没有删减，且文字完善，有重要校勘价值。清顺治本则据以重修，文字更为齐整”[4]。此处顺治本即弘光本。祝尚书在比较各版本的异同后亦云：“然今存正德本时有磨损残阙，四库本往往以意填补，至不可读，十二卷本正好补阙纠谬。”[7]833咸丰十二卷本虽亦有讹误，然其校勘价值较大，为大家所公认。至于说鲍桂星“无他本可资校对”却不准确。

道光本与澹生堂本所配清钞本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南京图书馆藏有明祁氏澹生堂写正德本，该本卷帙散佚不全，因此卷一至卷十一配有清钞本。清初钞本众多，所以不知所配钞本为谁所抄，然与道光本对照，亦能发现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例如，道光本卷四《题梅斋》一诗：

江边芦苇风飕飕，东君一点破寒愁。窗间疏影横春瘦，枕上冷香寻梦幽。夜半(一作深)竹折惊残雪，醉起卷帘(一作卷帘醉起)千山月。肺腑洗空(一作洗空肺腑)龙麝腥，落笔天香斗清绝。

如前所述，这首诗参校了《宋元诗会》《宋百家诗存》等书为异文作了注，然与澹生堂本所配清钞本对校发现，两书中此诗字句及作注形式完全一致。除此之外，在一些异文处，两书字句及处理方式也基本一致。以此推测，澹生堂本所配清钞本或为道光本参校版本之一，或二者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此外，道光本未曾参校过弘光本。关于道光本与弘光本的关系，王岚曾得出结论：“其异文多与万历本以及清顺治重修本同，说明它参校过万历本以及顺治重修本”，“经过清人重新精校的道光本，当是以正德本为底本，参校了万历本或顺治重修本而刊刻的”[4]。今通过与国家图书馆藏弘光本(8)此本卷一天头有“云轮阁”及正文“栟榈先生文集卷之一”下有“荃孙”二章，所以此本即缪荃孙所藏并据以校对的十二卷本。对比发现，道光本所附三十三条鲍桂星校勘记所疑误之字中只有八条与弘光本一致。其中，“卷十九：一页后九行‘阎’当作‘阁’，此当以班史为断”，“卷廿五：二页前六七行‘此论本公吾不凭’，此用苏句，‘本’当作‘未’”[2]两句，明显是依据事实判断，而不是依据弘光本。由此可知，道光本并不曾参校过弘光本。

四、诸本文字之异同

本文依照国家图书馆藏明正德本二十五卷的编次，再选择道光本与弘光本、缪荃孙钞本的一些异文进行比对，进一步指出各版本之间的渊源关系。为行文简省计，下面分别用正、弘、道、缪来指代正德本、弘光本、道光本和缪钞本。

1.卷五《寄兴国福圣二老》：

正：“今□□□□□□ ，不□□□□细肋。”

弘：“今我在陈粮殆绝，不梦杏浆浇细肋。”

道：“今我在陈粮始绝，不梦杳□□细肋。”

缪：“今我在陈粮始绝，不梦杳□□细肋”改补为“今我在陈粮殆绝，不梦杏浆浇细肋”。

按：道光本、缪钞本同，后缪荃孙据弘光本红笔改补。

2.卷六《和谢吏部铁字韵三十四首·纪德其三》：

正：“□□□□□□翁。”

弘：“何妨笑学杜陵翁。”

道：“□□□□□□翁。”

缪：“□□□□□□翁”补为“何妨笑学杜陵翁”。

按：道光本、正德本、缪钞本同，后缪荃孙据弘光本红笔补。

3.卷六《和谢吏部铁字韵三十四首· 对酒其一》：

正：“忘形惟有醉乡真。”

弘：“忘形但有醉乡真。”

道：“忘形惟有醉乡真。”

缪：“忘形惟有醉乡真。”

按：正德本、缪钞本、道光本同。

正：“□□□□吾安之，□□□费数州铁。”

弘：“铸成此错吾安之，何妨与费数州铁。”

道：“铸成此错吾安之，何妨□费数州铁。”

缪：“铸成此错吾安之，何妨与费数州铁。”

按：弘光本、缪钞本同。

4.卷七《刘忠显挽词》：

正：“军中相庆得左车，□□□□混天宇。”

弘：“军中相庆得左军，便觉笑谈混天宇。”

道：“军中相庆得左车，便□□谈混天宇。”

缪：“军中相庆得左车，便□□谈混天宇”补为“军中相庆得左车，便觉笑谈混天宇”。

按：道光本、缪钞本同，后缪荃孙据弘光本红笔补。

正：“此膝那屈穹□□。□□□□□□□。”

弘：“此膝那屈穹庐中。平生数奇似李广。”

道：“此膝那屈穹庐中。□□□奇似李广。”

缪：“此膝那屈穹庐□。□□□奇似李广”补为“此膝那屈穹庐中。平生数奇似李广”。

按：各版本都有所不同，后缪荃孙据弘光本红笔补。

5.卷七《哭施叔异》：

正：“天上楼成求俊笔，今古共嗟李长吉。”

弘：“天上楼成求俊稚，今古共嗟李长吉。”

道：“天上楼成求俊笔，今古共嗟李长吉。”

缪：“天上楼成求俊笔，今古共嗟李长吉。”

按：正德本、道光本、缪钞本同。

正：“□□□□□□□，高视青衿气横秋。”

弘：“平生疾恶端如仇，高观音矜气横秋。”

道：“平生□□□如仇，高视青衿气横秋。”

缪：“平生□□□如仇，高视青衿气横秋”补为“平生疾恶端如仇，高视青衿气横秋”。

按：道光本、缪钞本同，后缪荃孙据弘光本红笔补，弘光本“观音矜”三字应为讹误。

6.卷八《游鼓山》：

正：“素志岂因□□□，□□□□□□人。”

弘：“素志岂因风雨改，悟适当如未悟人。”

道：“素志岂因风雨改，悟道当如□□人。”

缪：“素志岂因风雨改，悟道当如□□人。”

按：道光本、缪钞本同，弘光本臆补。

7．卷九《尘外堂》：

正：“纷纷尘□□。”

弘：“纷纷尘垢耳。”

道：“纷纷尘□□。”

缪：“纷纷尘□□”补为“纷纷尘垢耳”。

按：正德本、道光本、缪钞本同，后缪荃孙据弘光本红笔补。

8.卷十五《太平兴国堂实璨公语录》：

正：“已住太平。”

弘：“已住太平。”

缪：“□住太平”补为“已住太平”。

按：道光本、缪钞本同，后缪荃孙据弘光本红笔补。

9.卷十八《一枝庵》：

正：“芬芬鼎烹。”

弘：“芬芬鼎烹。”

道：“芬芬□烹。”

缪：“芬芬□烹”补为“芬芬鼎烹”。

按：道光本、缪钞本同，后缪荃孙据弘光本红笔补。

综上可知：正德本漫漶最为严重，此本与邓廷桢所据汪氏藏正德十四年刻本应不是同一印本；弘光本比道光本脱文更少，文字更加完整，但也有讹误之处；道光本与缪钞本基本相同，可证他们所据底本为同一本，亦可证明缪荃孙“此钞即从正德本出，李申耆先生为邓澥云制府精刻亦此本”[12]的论断是正确的。

五、结论

邓廷桢于万竹园重刊的《栟榈文集》是邓肃文集诸版本中少有的精刻本。学术界以书名页的时间和邓廷桢撰跋的时间为依据，认为《栟榈文集》刊刻于道光三年。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根据甘熙《白下琐言》及同时期诗文记载，《栟榈文集》真正刻成于道光三年至道光五年。道光本《栟榈文集》以正德本为底本并参校了众多版本，集合众多知名士人参与，从汇集成书到刊刻完成历经十几年。与正德本、弘光本、缪钞本相较，道光本虽不是文字最齐全、最完整的，但经过众多名家的重新校勘，当不失为一个校勘精审、刊刻精美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