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涛

聊城付大门墓地顺利通过了专家组验收。半上午在亢奋中给专家汇报着我们的发掘成果和初步认识，生怕遗漏什么。验收的结束，也就意味这个工地的发掘也接近了尾声，再好的大戏也有曲终人散的时候，我觉得该回顾总结这近百天的时光了。我想从头说起。

近年来山东聊城市为改善市民居住环境，加大了对城中村、城郊村的棚户区改造的力度，地处主城区东北隅的付大门村也在此之列。2021 年6 月，在配合付大门棚户区改造的前期考古勘探中，共勘探出墓葬29 座，水井1 口。这些消息都是我后来才知晓得的。2022 年2 月22 日，我与吕凯兄等同事正在胶州勘探官路水库，接到高明奎副院长电话，让我这几天交接好工作，院里准备派我到聊城发掘付大门墓地。2 月24 日我从青岛回济南，准备发掘物资，报批发掘执照。2 月28 日，我到聊城看发掘现场，租赁驻地房屋，3 月3 日，我和技师小伟哥押运了一货车发掘物资奔赴聊城，我们的新工地发掘开始了，一切都轻车熟路，顺风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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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6 日发掘工地开始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安装发掘区域围挡，清除地面垃圾，把原来覆盖的土工布掀开。最头疼的是降水，聊城地处黄泛区，三米深的水位和六米深的遗迹天生就是一对矛盾体。每次在聊城境内做工作降水是最头疼的事儿。好在工程方积极配合，一口口降水井打好，一根根抽水管插入，電线一联，电机一开，水位用肉眼都能看的速度在下降。

我有个习惯，到了一地，爱看当地的老县志，爱问发掘区旁村庄村名的由来。这大概是每一个做历史时期考古人的“通病”。到了付大门也不例外。据宣统版《聊城县志》和我走访调查一些老人的口中得知，这个村原名傅家大门。相传是清代首科状元傅以渐后人居住在东昌城内，城东大片田地为傅家所有，最东即到现在付大门村的位置。傅家在田地东缘修建大门楼一座，以示开门即是傅家的田产。当时租种傅家田地的佃户们就在门楼外集结居住，日久成村，故名傅家大门，后来随着称呼和汉字的简化，改称付大门。现在这个不足五百口人的村庄，姓氏却很杂，我个人认为现在他们村的村民可能有些是当时佃户们的后人。再说傅家，傅以渐的七世孙就是鼎鼎有名的傅斯年先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和领导者，当然在傅斯年先生出生时，这片付大门田产应该早已另归他人，但这种渊源还是我不曾想到的。傅先生也想不到他家曾经的田产下埋藏着重要的唐代墓地。我想不到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华诞刚过就在傅先生家乡，在他家曾经的田产下进行考古发掘。想不到，是巧合也是缘分。

聊城是我在山东省内最喜欢来的一个地区，不必说这里令人回味垂涎的美食，也不必说这里遍布境域的古迹，单单这里的人，我就很喜欢——重感情，有情怀。来的次数多了，聊城市文物局原副局长孙淮生先生，聊城博物馆林虎馆长，光岳楼管理处魏聊主任、东昌府区博物馆于中胜馆长、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和旅游学院官士刚老师，都是我时常想念的前辈和师友。临来聊城前，我用微信一一告诉了他们。他们的回复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热烈欢迎，不见不散。他们的高情厚谊，后学铭感无已。我觉得这一帮有情怀的地方干部，与其说他们疼爱我，倒不如说他们关心地方的文化建设，因为聊城又有考古发掘项目，后续对聊城的古代文化认识又会多一些新资料和新认识。我只是幸运地被院领导安排到这里来开展工作，又幸运地结识了这么一帮有情怀的地方干部。

工地前期准备工作在紧张有序的开展，清表、布方，几天下来，有些墓葬的开口填土已经显现。每位发掘队员都对这个工地接下来工作和即将到来的发现充满了憧憬。然而3 月17 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了我们每天的期盼与憧憬。17 日一早，阴沉沉灰蒙蒙的清晨让人厌恶，我们和往常一样起来洗漱、吃饭、准备上工。7：31 分，于馆长突然发来信息，打开一看是转发的公告——《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今天凌晨东昌府区核酸检测出几人呈阳性，聊城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指挥部办公室下发紧急通知：聊城主城区要严格执行防控措施，确诊病例居住地点离我们工地不到3 公里，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已划分明确。所有公共场所停业、公共车辆停运，平静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所笼罩。我也开始布置考古工地的防疫要求，工地暂停（因为全员核酸，民工也不能上工），全员居家配合驻地的防疫政策，备好水、粮、菜以防万一。于馆长随后又来信息：“有需要我们服务协调的，请随时安排。”一个单位的一把手，这个时候，除了操心一个单位的疫情防控，还要随时准备区里调度，下沉一线防疫值班。但他还想着我们这支在聊城的发掘队伍。第二日下午，他又安排馆里员工联系我，问我们驻地还缺什么生活品，缺少啥他们买了想办法给我们送过来。虽然驻地啥都不缺，但在这种环境下，他们还一直惦记着我们。我，我们全体队员都很感动。好在聊城市疫情防控处理及时，一周后开始渐渐恢复常态。好事多磨，接下来应该就是我们的考古发掘渐入佳境的时候了。

M8墓志出土瞬间

4 月2 日，我們的发掘工地再次开工，在工地上干活的老乡们多日不见，见面都打着招呼，说说笑笑，像久别重逢一样。我安排技师们从发掘区东南角开始，每人带三名民工各自负责清墓。4 月4 日，同事刘禄兄从嘉祥发掘完他的项目也来加入聊城付大门墓地发掘，工地上“兵强马壮”，好不热闹。M3 是个带墓道的砖室穹窿顶墓，因墓室顶部坍塌，外围的土方量小，两天的时间便把墓道和墓圹内填土清理的干净利索，拍照、绘图按部就班。因墓室内有大半米厚的泥浆，我主张先晾一晾，安排技师先清理其他。等M3 里面泥浆略干后再回来穿胶鞋下去清理。十几天后泥浆渐渐板结。技师老徐带人清理墓室，他干活干净利索，两天半的时间便把棺床上、墓室前部、甬道内的淤泥清理利索，每一块墓砖都剔刮的不带土丝。棺床下出土的两件瓷器散发着迷人的白光。墨绘红陶罐，胖乎乎的显得憨态可掬。零星的人骨散在棺床上，从细小的腿骨可以推断出这个墓主人年龄很小。

4 月23 日上午，M3 的清理、三维、绘图、测绘工作都已完毕。中午吃饭时，大家讨论着上午的清理工作，技师老徐问我棺床西缘的那两块平铺叠放的条砖是干什么用的？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着，有的说是垒棺床剩下的，有的说是给墓主当枕头用的，反正吃饭时的海阔天空，权当是下饭的佐料儿。这时小伟哥插言：“那可能是墓志。”我说：“你咋知道？”他无厘头的回道：“你不是天天盼着出墓志，这两块说不定真是。”我无语，大家都哈哈笑着，吃完饭休息，下午照常上工。

虽然吃午饭时胡聊海侃，但下午到了工地我还是第一时间，下到墓室中，把叠放的条砖上面一块砖搬开。一看，叠摞部分都是泥，用手铲在砖上面轻轻刮一道，没见有字，还是泥。我又把砖放回原位，从墓室里上来。这时小伟哥过来问我：“看那两块砖了吗？”我说：“都是泥，没看见有字。”边说我俩边走到M3 墓室边，为了验证我的说法，我俩又下去搬开上边那块砖，用手铲在下面的砖面上又轻轻一刮，还是啥也没看到。他咧着嘴笑，说话间我又刮了一下，这次在泥浆槽分开的瞬间看到了隐隐约约的墨痕，我的兴奋劲瞬间点燃。从事考古的都知道，在晚期墓葬发掘中，出土器物固然重要，但出土带文字的器物还是具有不可代替的地位。墓葬类型与演变规律排列的再好，也不如有出土明确纪年的文字更有说服力。一座幽暗的墓室，几件精美的器物，静静躺在那里的骨架，总觉得是个平面，如果出土了墓志文等文字记载，了解了墓主的前世今生，那这个遗迹单位，瞬间就能感觉立体了起来，平面的描述也变成了立体的想象。

说起来慢，其实从发现墨书痕迹到做出下一步的决定也就是几秒的时间。我先让小伟哥找来两块木托板，把这两块砖小心翼翼的从棺床上取出，放到木托板上，我们两人一人托着一块送到工地值班室。从工具箱里找出毛笔（不能用毛刷，因毛刷毛太硬，可能会有损墨迹）、喷壶，灌上纯净水，一下一下把墓志上的泥浆冲掉。有泥厚的地方，就用毛笔轻轻地拭几下。我之前有过这种清理经历，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美妙的时刻之一。试想，这块砖上记载着这位古人的一生，时隔千年，再次有缘与他邂逅，表面的一层泥水就像是一层朦胧的纱幔，一行行文字逐渐显现，就像那个人从纱幔后面先露出脑袋，再露出上身，再露出腿脚，再看清他的全貌。到最后他姓字名谁，家在那里，都一清二楚。在这个过程中，下一行是写的啥，全然不知，但又近在眼前，只要沉住气，小心翼翼的清理，很快就会一句一句的看清他的全貌，这个过程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这种感觉大概是只有考古人才能享受到的“福利”。

慢慢的，清晰了，宛如新书的墨迹逐行显现，第一行，“唐故……”， 单单这两个字就是一个开门红，让我激动不已。因为这已经明确M3 的时代是唐代（当时没来得及考虑还有五代后唐），再往下看，“唐故夏子铭记/ 子讳八郎，于光启二/ 年岁次丙午十一月/ 丙子朔廿七日壬寅，遂/ 于先世茔内。”不到四行，已经显露出了许多重要信息：墓主是一个姓夏的小孩儿。名字叫八郎（应该是小名），年龄未载（通过墓内人骨能看出是个小孩，后请赵永生兄来鉴定年龄为3 岁）。光启二年（886）十一月二十七日葬在他家的茔地内。再往后清，再显出一行行墨书：“博州西约二里土山乡石村平原之礼也。东去羊马城约一里，西去路家庄一里半，南至王固界，北去斜道五十步。”从这段记载来看，夏八郎家的祖茔在当时一个叫石村的附近，这个位置在当时博州城的西边（西北），M3往西一里半还有个村落叫路家庄，往南还有个地方叫王固，往北五十步有条斜路。这些历史地理信息都很重要，因为我前年发掘绳张唐代墓地时，根据出土的6 方墓志所记载的历史地理信息，推断出当时博州城在今天的大概位置。这次新出的夏八郎墓志，又为晚唐博州城及周边地理风貌认识提供了很多新补充，也反证了当时推断是基本正确的。墓志最后书“后恐山河更改，四至照然，仰为□福。”这是夏八郎的父母或长辈对他夭折的伤感与希冀的写照。曾经的掌上明珠年少湮殁，父母能为他做的，是出资修一座矗地下千载的砖室墓，随葬几件精美瓷器（这片墓地中最好的几件瓷器就出自该墓），再把哀思写在墓志上。怕以后沧海变桑田，又把墓葬周边的地理信息都写的清清楚楚，甚至具体到多少步。虽然最后一句的倒数第二个字已经看不清了，但文意能顺出来，不就是跟造像记中的发愿文一样，“仰为斯福”或“仰为冥福”吗？

我蹲在值班室里抑制着兴奋，努力着思索，上面的描述就是我在清理这块墓志的一个半小时里所想所思。蹲的脚麻了就出来在工地上走走。走几步又转到了和M3 墓相邻M2 清理现场，这座墓是一座平面呈舟形的砖室墓。墓主人骨聚成一堆，一看就是迁葬所致。到今天下午也基本清理完毕，技师张进正带领民工打扫墓圹周边浮土，单等太阳光线不强后拍照。我往墓室内一瞅，在墓室西南角随葬的白釉瓷碗下瞅见了两块叠放的条砖，和M3 的叠摞方式一样，看后心内一紧，墓志！

考古就是這样，新发现有时想也求不来，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又一下蹦出这么多，多的让人“猝不及防”，考古的这种魅力真叫人欲罢不能。我小心地下到逼仄的墓室中，先取出白釉瓷碗，再轻轻地把叠摞的条砖上层掀开，下层砖上没泥浆，墨书文字虽然有点淡，但清晰可见。这个时候，我可以望文生义的形容砖上的文字是“字字珠玑”。

等拍完照后，照例把砖志搬到值班室，不用大清理即可读清砖志文字。志文里是这样记载的：这位墓主李夫人是位老妇，去世时61 岁，具体哪天去世的，志文里用了一句很直白的话，“夫人先已倾亡早日，不记得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最后的迁葬，是他外孙主持的。志文里记载：“有外孙一人，名曰公瑍，已存后祀，恐山河改变，陵谷迁移，故立此□，已（以）记年月。”李夫人的外孙姓什么不知道，名字叫公瑍，他把他姥姥迁到了此处。迁来的时间是晚唐中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M2 和M3 墓圹距离不到1 米，夏八郎墓志不是记载这片是夏家的茔地吗？怎么又出了个李夫人，李夫人与夏家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萦绕在我脑海，但现在仅凭两块墓志记载还解决不了。不管怎么说，一下午收获满满，忙完已是黄昏，我们唱着歌儿收工，晚上还要把下午所想转化成发掘记录文字，同时也期待着再有新线索。

M2、M3 的东南侧M1，虽然清理的开工时间相同，但这个圆形砖室穹窿顶墓明显体量大，墓室也深，墓道清到一半地下水就涌出，抽水机一边抽，地下水一边涌，询问工程方的专业降水人员，他们也无能为力，这样抽抽停停，浪费了不少时日。其他墓葬清理都轮完两轮了，这个墓因为涌水，还未彻底清完。5 月13 日下午，M1 清理终于接近尾声，两名队员和两台抽水机都在墓中做最后的忙活，抽水机呜呜的马达声明显比我们的考古队员更有活力，嘈杂的声响掩盖了我们正常交流的声音。棺床上的两具人骨，棺床西南和甬道内侧的器物剔净后，刘禄兄做三维拍照，测量各种数据。怕水位一会再上来，考古队员比平时都利索很多。测量的间隙，我对着棺床西南角黑釉双系瓷瓶旁边的两块叠摞的条砖露出了笑意。这个位置，这种摆放形式，应该是墓志了，单等资料信息取完，我们就抓紧提取文物。

M1 墓室中的砖志，因为长时间在水里泡着，提取出来根本不用清理，就像水洗过一样。志文一字不缺，清晰可见。开头：“唐故夏府君合祔墓铭记”这也是夏姓，男墓主名夏笺，夫人刘氏，再往后看，“有子一人，名曰公瑍。”这一句太关键了。公瑍是夏笺的儿子，我马上想到M2 出土墓志中提到的李夫人外孙也叫公瑍，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人？再往后看，夏笺夫妇是在“中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安厝合祔在石村。”志文记载是同一天，相距不到两米的两座墓在同一天安葬，这个夏公瑍是一个人是肯定了。但回到驻地，我还是认真的对比了这两块书于同一天的墓志，又有了新的发现——两块墓志竟是同一人所写。理由有二：一是书写笔迹完全一样，人的书写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我找出这两块墓志中相同的字，“故”，左下部的“□”都写成倒“△”状，“人”字捺画不是斜向右下方出捺脚，而都是反捺平划向右方。当然类同的证据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二是志文行文的书写习惯，这两个墓都是迁葬，为了突出这点，在志文中都用了一句“先已倾亡早日，不记得年月”，以示说明。

三座墓中都出土志文清晰的墓志，这是一个完美的结果，我试着还原他们曾经的过往：晚唐时期，在博州聊城县有一个叫夏公瑍的人，在他幼时家里条件不好，母亲34 岁便去世了（据赵永生兄鉴定，刘氏骨骼有明显的贫血特征，去世原因很可能是营养不良）。在他成年后，因为某些原因，家庭条件好转。但父母早亡，尽孝无门，便着手为父母修建了这座较为体面的地下安身之所。同时在父母之茔旁，也为早已故去的姥姥修建了一座舟形砖室墓。中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他的主持下，把父母、姥姥的骨骸都迁置于此。由他或请书手书写了这两块墓志分别安放在各自墓中。夏公瑍是个孝子，起码一千多年后我是这么认为的。但孝子有时候也会办错事，在取父母遗骸来此安葬时，并没有把遗骨堆放在一起，而是认真的摆成刚下葬时的样子，只可惜夏公瑍没学过人类学，不懂的鉴定人骨，把男性脊椎下安放了女性盆骨，性别相反的前肢骨也一边放错了一根（这些都是进行人骨鉴定时赵永生兄告诉我的）。M3 的夏八郎，从安葬年代来推测，应该是夏公瑍的子辈或孙辈，但没有明确的记载，笔者还不敢妄下论断。

考古是严谨的科学，一环一环，证据必须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上面的推测只是大胆的假设，那小心求证过程中，还是存在着诸多疑惑。夏八郎与夏公瑍的关系还不明晰，夏公瑍的姥姥属于外亲，为啥能葬在夏家的茔地？他姥姥独自安葬，那他姥爷又葬在了哪里？或有特殊原因没能落叶归根？每个墓中的随葬品都不多，但墓志却都没有缺少，这种墓志情结产生的原因是啥？要知道，在山东挖五十座、一百座唐墓，都不一定能碰上一块墓志。这些疑惑也可能会随着发掘的继续与材料的增多得到解答。例如夏八郎墓志中记载的往北五十步是斜路，我们根据记载在M3 北侧30-50 米处进行勘探，还真就探出了路土，5 米宽，西北—东南向的一条道路。上述只是这三座墓中我初步了解的故事。很巧合，三个墓中都有墓志。很巧合，志文都清晰可见。很巧合，一千年后我碰到了他们。很巧合，我在傅先生的家乡，他家曾经的田产下邂逅了这一批唐代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