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婷

（成都大学，四川 成都 610106）

《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时期南唐宫廷画家顾闳中的代表作品，描绘的是南唐大臣韩熙载放纵不羁的生活。韩熙载是一个颇具政治抱负的人，但屡遭猜忌排挤，悲观失望之余借声色自慰，也借消沉之态图以自保。顾闳中受南唐后主李煜之命夜至韩熙载家，目识心记，窃画韩府夜宴场景。此画卷描绘了听乐、观舞、休憩、清吹、散宴五个夜宴生活片段，每段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手法类似连环画，但没有明显的时间顺序和情节起伏。画家用屏风和家居作为画面故事的一个连接点，将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转换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既保持了画面故事的叙事流畅性，又展现了韩熙载欢乐无度的夜生活。

五代时期作为唐宋之间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其服饰的变化承上启下，五代服饰虽深受隋唐时期的变化，但是却没有唐代服饰的富丽堂皇，也没有宋代服饰的奇异多姿。而通过对《韩熙载夜宴图》中男性服饰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隋唐服饰的基础上，五代时期的服饰也有着自己的独特特征。

1 服饰之“色”

《韩熙载夜宴图》画面风格整体淡雅舒适，画中男性与女性的服饰在视觉上给人一种较大的反差，女性服饰艳丽多姿，男性服饰儒雅稳重，纵观全图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从图1 中我们可以看到，韩熙载头戴乌色纱帽，身穿青黑色长袍，盘腿坐于床榻之上，目不转睛地欣赏着琵琶女的演奏。同榻而坐的是新科状元郎粲，头戴黑色幞头，身穿朱红色长袍，盘腿而坐，右手撑于床榻之上，显得潇洒不羁。状元郎粲身前面朝观众而坐的是紫薇郎朱铣，作叉手礼。紫薇郎朱铣右侧站有两男三女，朱铣旁边站着作叉手礼的是前科状元舒雅，是当时韩熙载的得意门生。而坐着扭头观看琵琶女表演的男子是当时的教坊副使李家明。韩熙载身前背对观众而坐的是太常博士陈致雍。除了床榻上的韩熙载和新科状元郎粲外，其他男性都头戴黑色幞头，身穿青黑色长袍，系黑色腰带，脚穿黑色长靴。所有人都沉浸在琵琶女也就是教坊副使李家明的妹妹李姬的音乐之中，神态专注且享受。再来看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另外一个片段，如图2，韩熙载已换上一身浅黄色的长袍，内穿白色中单，手上拿着鼓槌，正敲打着乐鼓。旁边同样身穿浅黄色长袍的则是韩熙载的好朋友德明和尚，他的低头拱手，好似与这场景格格不入，表现出了出家人对于参加这种夜宴的拘谨与难为情。而另一个夜宴片段中，如图3，韩熙载身穿白色长衫盘腿坐与椅子之上，手持方扇，神情悠闲，正聆听着乐妓们吹奏的乐曲。

通过对画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韩熙载夜宴图》中的男性服饰主要以青、黑、朱、白、黄为主体颜色。在中国古代社会，古人把青、赤、黑、白、黄称为五色，也就是正五色，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正色调和成的颜色称为间色。早在西周时期，服饰就已经出现了严格的等级差别，最为明显的就是体现在服饰颜色上面，服饰的颜色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特征，唐代时期，各级官服则是由颜色来区分，分别是：皇帝和皇亲用黄色服装，三品以上服紫色，五品以上服朱色，六品为绿色，七品为青色。而平民的服饰颜色一般只能是素色或间色[1]。《韩熙载夜宴图》中的男性服饰正好对应了正五色，体现出了画中男性人物的身份地位。

在周代，红色是贵族才能用的服色，《诗经》中《幽风·七月》：“我朱孔阳，为公子裳。”那时候男子以穿大红的裙子为贵。直至五代时期，由于五代以后服饰礼制对于颜色的规定有所松弛，这个我们可以从敦煌壁画中五代时期统治阶层的供养人多穿着红袍可以看出。因此红色服饰成为备受青睐的颜色。《韩熙载夜宴图》中，新科状元郎粲所穿的红色为正色，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在古代红色象征着吉利好运，无论嫁娶还是其他盛事，基本上都会用到红色，以至于这一习俗还沿用至今。而画中的韩熙载，服饰分别有黑、白、黄三个颜色，皆为正色。是身份尊贵的象征[2]。凸显了韩熙载主人公的地位。并且只有韩熙载和其好朋友德明和尚穿着黄色服饰，说明在此画卷中，二人的身份地位是最高的，在唐至五代时期和尚的地位都非常的高，从服饰颜色可看出。

2 服饰之“袍”

因五代存在时间较短，其服饰基本沿用了隋唐时期的特点。在《韩熙载夜宴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男性人物皆内穿白色中单，外穿长袍，颜色不一，束一腰带。这与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男性人物服饰可以找到相似之处。在晚唐至五代时期，因等级制度的差别，服饰的颜色、衣料、装饰内容都有一定的规定。对于老百姓来说，着短衣窄袖，这样方便他们做活。而对于有身份地位的人，则穿长袍长衫。另外，天子、太子与群臣的服饰分为朝服、公服和常服（古称宴服，也就是生活常服）[3]。《韩熙载夜宴图》中的男性人物穿的就是常服，而常服又有多种样式，有宽袖、窄袖、圆领、折领等。画中的男性服饰就是常服的样式之一——圆领窄袖袍衫。在隋唐时期，虽然也有宽袖长袍，但是袖子已不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那么肥大。但是到了晚唐和五代时期，因政权多跌，服饰制度混乱，再加上胡服的传入，宽衣大袖的长袍长衫依然流行，但是贫苦百姓和劳役只能着短衣窄袖。所以如图2、图3，在《韩熙载夜宴图》中，韩熙载盘腿坐与椅子之上穿的白色长衫以及敲打乐鼓时穿的长袍也是五代时期最为普遍的服装。对于当时的文人雅士或绅士、老者来说，这种宽袖宽身的袍衫和长裙仍然是最为普遍穿着的服装。甚至于到了宋代时期更为盛行。

另外，《韩熙载夜宴图》中也出现了缺胯袍，所谓缺胯袍，就是在袍的胯部以下开衩，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作摆缝处开衩。缺胯袍，当然也有缺胯衫，最早是作为军衣，为的是方便士兵骑马打仗。后来人们发现，这种开衩的袍衫非常适合劳动和骑马，因此也成了士人、庶民的服饰之一。所以在唐代时期，缺胯袍是属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穿着。被列为低等的衣服。但是我们看到在《韩熙载夜宴图》中韩熙载及男宾都有着缺胯袍，如图4，说明在五代时期，缺胯袍已经作为常服，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穿着的。

3 服饰之“帽”

在《韩熙载夜宴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类型的帽子，一类是韩熙载所戴的高筒纱帽，如图4，是唐代没有而五代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帽式。据说韩熙载所戴的这纱帽，是由自己设计的独特款式。《清异录》卷下有云：“韩熙载在江南，造轻纱帽，匠者谓为韩君轻格”。当然，现在也有学者质疑，认为《韩熙载夜宴图》为宋人之手，认为韩熙载所戴的高筒纱帽为“东坡巾”。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韩熙载所戴的高巾与东坡巾虽相似，但是要比东坡巾高，顶作尖锐状，与东坡巾是不同的。所以认为韩熙载夜宴图的确是五代南唐时期顾闳中之作品。二者不同的看法，也从侧面证明了，韩熙载所带的这顶高筒纱帽不仅在五代时期乃至在之后的宋代也是很流行的，这种服饰的审美也体现了古代文人的一种审美风向。

再来看一看画中新科状元郎粲和其他男性，如图1，当然除了德明和尚之外，都戴着边角微微下摆的幞头，幞头起始于汉代，当时叫幅巾，还不叫幞头。最初为一块方形的头巾，长宽与布幅相等，是古代男士的“包头布”。汉民族有蓄发的习惯，古代汉族男子为了方便劳作，常用一块布帛从前向后裹住头发，并在脑后打结固定。幅巾产生之后最先在平民阶层盛行，东汉幞头逐渐成为各阶层通用的服饰品。后来在北朝晚期，后周武帝进行改革，在东汉幅巾的基础上创新变成了两脚，这就是幞头的雏形。在唐代时期，幞头已非常流行，样式也逐渐多样化，主要出现了软脚幞头和硬脚幞头。《服饰图典》说：“幞头的两脚，初期略似两条带子，从脑后自然垂下，至颈或过肩。”[4]这就是所谓的软脚幞头，如图5。而硬脚幞头则相反，是在幞头的双脚加入丝弦之骨，使幞头坚挺起来，两只脚向上翘起来，这种幞头就叫硬脚幞头。硬脚幞头最初主要为帝王所使用，而软脚幞头主要是民间的百姓所使用。

而我们看到画中的幞头两脚向下摆，并没有一种飘逸松软的感觉，而是一种比较坚硬的感觉，好似一双有力的翅膀[5]。其实这是幞头由软脚向硬脚的一种转变，而五代时期，虽然服饰是延续了隋唐时期的审美风格，但是首服还是有着一定的变化。如图6，这时期幞头样式由飘逸转变为规矩。也是幞头两脚（两翅）逐渐平展加长的过渡时期。在宋代，幞头已经成为宋代男子服饰中的主要首服，上到帝王百官，下到平民百姓。更是有着许多不同的款式，如直脚幞头，特别是到了宋朝中期以后，两脚越来越长，据宋人记载，因百官上朝时经常交头接耳谈私事，所以朝廷将两脚加长，使官员在朝上彼此保持一定距离。明代以后，幞头正式成为了统治阶级的专用头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乌纱帽”。这时的幞头，是以藤丝或麻编成帽胎，涂上漆以后，外裹黑纱，纱帽前低后高。两旁各插一翅，通体皆圆。帽子里面是用网巾来束发。

4 结语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的特殊时期，战争和频繁的政权更迭导致了文化艺术上的断层，但随后的宋代艺术却也达到了空前的成就，从这点来看，五代时期的文化艺术也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传世珍品的《韩熙载夜宴图》，从绘画技法来看，顾闳中对于画中人物形象的刻画，服饰设色手法细腻讲究，别具匠心，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画家高超的绘画水平。而通过对人物服饰的设色、搭配、布局，也让我们得以窥见五代时期的服饰文化，从而对于我们当下研究唐至宋时期的艺术文化有着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