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年中国乡村治理研究

2022-07-18费广胜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2期

费广胜

[摘要]新世纪伊始，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乡村治理内涵和研究热点伴随社会实践的进程和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而持续演化。借助CiteSpace工具，通过对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的乡村治理研究文献数据进行采集与处理、共词聚类分析、突变词语侦测，再现我国最近20年乡村治理研究热点和前沿演进轨迹。从整个演进过程来看，近20年乡村治理研究既有一以贯之的研究主题，又呈现一定的阶段性。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乡村治理研究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围绕“协同治理”“治理有效”“三治融合”“共建共治共享”“党建引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议题展开。

[关键词]乡村治理;CiteSpace;研究热点

[中图分类号]]F320.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2）02-0070-08

Study on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in the 20 years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based on CiteSpace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FEI Guang-sheng

（Schoo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90， China）

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China has entered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connotation and research focus of rural governance continue to evolve with the process of social practice and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macro policies. This study used CiteSpace to collect and process the literature data of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from CNKI database; the co-words cluster and mutation words were analyzed， so as to find out the hot spots and frontier evolution track of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20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evolution process， the research on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past 20years has both a consistent research theme and a certain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trend， future rural governance studies will be carried ou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entering on such topics a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ffective governance” “three-governance integration” “joint efforts， joint governance and shared benefits” “guiding roles of CPC building”， and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rural governance; CiteSpace method; hot issues

一、引言

乡村治理研究在我国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早在1928年山东乡绅王鸿一创办《村治》月刊，次年梁漱溟先生等人共同筹建成立河南村治学院，村治概念就获得了特定的内涵，其核心是组织农民实行组织合作和地方自治[1]。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土地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乡村治理研究逐渐引起学界广泛的兴趣，乡村政权建设，尤其是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建设，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新世纪伊始，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乡村治理内涵和研究热点随着社会实践的进程和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而持续演化。有乡村必有治理，乡村治理必将是个永续工作，系统回顾和梳理我国乡村治理研究历程，把握发展脉络，预测发展趋势，对于深入推进乡村治理研究意义重大。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为保证文献的数量、质量和覆盖范围，通过CNKI高级检索，以主题“乡村”且关键词“乡村治理”、时间2000—2019年为检索条件，对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CSCD来源期刊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到论文1306篇，删除其中的会议通知、公告、会议综述等非学术论文，最终收集到有效论文1253篇。

文献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等计量方法研究文献情报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变化规律和定量管理，进而探讨科学技术的结构、特征和规律的一门学科[2]。文献计量学与知识图谱分析技术结合被用來预测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探究学科间的影响，挖掘研究领域的前沿与热点，分析学科发展的特点与趋势[3]。学者陈超美应用Java语言开发的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对特定领域文献进行统计，以探明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形成对学科的演化分析和发展前沿探测[4]。CiteSpace软件目前只能对CNKI数据源的数据进行合作网络（包括作者、机构）和关键词共现分析，因此本文重点围绕“热点+研究趋势+知识结构”展开分析。研究热点是指学者共同关注某领域，且有很强时间性特征的一个或多个话题;研究趋势可以通过研究主题的词频、词语的时间趋势、词汇的突发性来揭示;知识结构可以通过词汇的网络属性进行分析。为此，依据文献计量学理论，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我国近20年乡村治理研究文献进行采集与预处理，选择相应功能参数分别进行网络可视化与编辑，通过共词网络分析、突变词语侦测等，对不同时区我国乡村治理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历时性变化轨迹和知识结构进行深度分析。

三、乡村治理研究的聚类分析

在进行聚类分析之前首先需要进行数据预处理，目的是将CNKI数据转换成WOS数据格式。然后对数据进行聚类操作，通过进入参数与功能界面，导入所要分析的数据，在参数与功能区的网络类型参数选项选择Keyword，对文献名词性术语只从原始关键词中提取，其他参数可以选择默认或暂不选择，留作后续研究逐项分析。

初次运行的聚类可视化结果如图1所示。图1是未经聚类算法的自然网络，通过图的颜色能够直观地看到初步的聚类。图1的左上角显示，网络节点数共206个，连线590条，但是没有出现Q值和S值，聚类效果有待进一步分析。图1左边的表格数据显示，从文献原始关键词中提取的名词性术语排在前面的有“乡村治理”“村民自治”“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农村/乡村”“治理”“农民”等，这意味着学术界近20年来主要围绕这些主题展开乡村治理研究。

进入可视化界面功能，选择节点年轮显示按钮，从而得到图2所示的聚类可视化结果。衡量模块化水平的Q值为0. 453（大于0. 3），意味着得到的网络社团结构非常显著;用于衡量每个聚类效果的参数S值为0. 417（略小于0. 5），意味着整个聚类成员同质性略显不足。图2清晰可见的聚类有9个，其中还包含一些重要节点，例如，“村民自治”“鄉村振兴”“农村”和“新农村建设”等节点较大，是具有高中介中心性的节点和标志点。

为了提高可读性和S值，对聚类网络图进行寻径网络算法处理，处理后网络节点数量没有变化，而连线数量大大减少，连线数量由590条减少为396条，如图3所示。此时，Q值和S值有所提高，分别为0.57和0.49，表明裁剪后的聚类网络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新世纪伊始，“村民自治”和“税费改革”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而2015年以后，“乡村规划”“基层治理”“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成为乡村治理新的研究主题。

四、乡村治理研究热点的演化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索近20年乡村治理研究的演进过程，首先在visualization参数和功能区选择show networks by time slices 选项，显示各个时间切片的图谱，初步探测出乡村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如图4所示。然后采用“自然断裂点”分级法，并结合国内重要事件，对乡村治理研究文献中名词性术语分类间隔加以识别，对相似值进行最恰当的分组，并使各组间差异最大化，按年份较准确地将乡村治理研究划分成不同阶段。最后对每个阶段的文献再进行共现和热点分析，挖掘乡村治理研究热点的演进轨迹。

依据图4，结合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利用“自然断裂点”分级法，可将近2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研究划分出不同发展阶段。“三农”概念由温铁军于1996年提出[5]，2003年正式写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此后“三农”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三农”问题遂成为此后几年乡村治理研究的焦点。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由此在全国掀起了新农村建设热潮。中共十八大之后，2013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中共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因此，2005年和2013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据此，乡村治理研究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2000—2005年为第一阶段，文献数量不多，但比较聚焦，焦点是“农村”“乡村关系”“非均衡”和“村民自治”等;2006—2013年为第二阶段，研究文献数量呈“井喷”态势，热点呈多元特征，“新农村建设”“乡村”“农民”“村民委员会”“基层政权”“乡政村治”“社会资本”“协商民主”“善治”等是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2014—2019年为第三阶段，“乡村振兴”是最热门的话题，“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城乡一体化”“三治合一”“新乡贤”“村规民约”“土地流转”等成为乡村治理研究的主题。

（一）乡村治理研究增长阶段（2000—2005年）

新世纪伊始，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三农”等问题备受关注，乡村治理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图5显示，聚类数量不多，但模块化水平较高（Q>0.4），而模块内部相似度尤其显著（S>0.7），说明本时段聚类效果显著，断点分级比较恰当。学界继续关注“村民自治”，如贺雪峰等研究表明，“村民自治”和“乡村关系”是乡村治理结构基本要素的组成，影响着乡村治理结构和治理类型[6]。然而随着“三农”问题凸显，“三农”问题和“农村政治稳定”成为农村治理问题研究的核心话题，“村民自治”和“民主选举”成为核心问题的次级问题，如徐湘林提出，乡村“民主自治”和“三农”问题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议题实际上存在着某些必然的关系[7]。总之，本阶段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村民自治”“农村税费改革”“村级债务”“乡村关系”等方面。

（二）乡村治理研究快速增长阶段（2006—2013年）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使“三农”问题研究有了明确的新的目标取向，乡村治理研究重心开始从基层民主和基层政权研究转向农村公共管理研究，以解决农村现实问题为导向，乡村治理研究热点因此呈多元特征，文献数量也迅速增长（见图1）。2006—2013年乡村治理文献共词分析的可视化结果（见图6）显示，Q值等于0. 73，S值等于0.7，两个指标值非常理想，据此，可以认为本阶段断点分级划分是恰当的。

按年份来看，图6显示的11种聚类表明，2006年是研究文献数量的爆发年，以“农村”“村民自治”“新农村建设”“税费改革”为关键词的共现文献均超过10篇。“农村”“新农村建设”“村民自治”“税费改革”和“乡村”等节点的中介中心性值分别为1.1、0.36、0.35、0.29和0.25，远大于标准值0.1，说明以上几个节点文献在乡村治理研究网络结构中的重要性，是连接不同领域的关键枢纽。其中，“税费改革”和“乡村”还具有高突发性，数值分别为3.21和2.21，说明“税费改革”和“乡村”是本阶段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2007年，“农民”“治理”“劳动者”“社会资本”“村庄”“区域差异”“社会主义新农村”“基层政权”等是研究的焦点，中介中心性指标值大于0.1的有“治理”（0.19）、“劳动者”（0.24）、“区域差异”（0.16）和“基层政权”（0.12）。

2007年之后，除“村干部”外，“村民委员会”“治理模式”“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内卷化”“土地流转”和“发展路径”等虽然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但普遍不显著（见表1），乡村治理研究热度有所降低，关注的焦点也不再局限于村民自治和基层政权，后税费时代城乡统筹、土地流转、协同共治、公共参与、社会组织、治理模式等被纳入研究领域，初步显现出从政治权利到公共管理、从村民自治到多元协商共治研究的转向。

关键词“农村”，其共现文献32篇，中介中心性指标值1. 1，属于#1聚类。围绕此主题，贺雪峰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我国传统乡村秩序维系中家庭、宗族/村庄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8]，这成为后续讨论中国农民行动逻辑（自治）的基础;李全胜提出通过结构调整、要素完善和权重调适三种基本途径，构建村级复合治理模式，以服务于新农村建设[9];温铁军等分析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政权悬浮，乡村治理劣化的内在机理，提出村庄良性治理的有效路径[10]。“新农村建设”，其共现文献23篇，属于#2聚类。杨嵘均认为我国农村后税费时代，新农村建设实践需要与治理理论创造性地相结合，以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危机[11];樊雅强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广泛应用给我国乡村研究带来生机，诸多学者从政治学的视角围绕村民自治问题展开研究，而之后，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使得治理环境有了新变化，乡村治理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狭隘的、微观层面的乡村社会，而应该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研究宏观政治制度与国家政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与作用[12];胡文木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制度层面，探究“国家弱主导型”乡政村治模式的困境，试图构建“强国家、强社会”模式的乡村政权格局[13]。“村民自治”，属于#3聚类，其共现文献共32篇，中介中心性0. 35，意味着“村民自治”在乡村治理研究网络中的作用非常显著，可以说是乡村治理研究的“永久性”话题。董磊明认为，自1982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台以后，村民自治开始逐渐进入公共视野，学界不少人期待其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和“中国民主建设的微观社会基础”，由此，村委会换届选举观察、研究就成为中国政治学界一批村民自治研究者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乡村社会研究领域的切口、路径和策略。但研究发现，村民自治在绝大多数地方并未能有效改善乡村治理，这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农业税取消，乡村治理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明显改善，农村社会治理反而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村庄共同体趋于解体，村民自治制度仍旧失灵[14]。尽管如此，村民自治一如既往地被认为是解决农村问题的良方，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途径仍将是乡村治理研究的重要话题。“村干部”，属于#3聚类，其共现文献仅6篇，但中介中心性值为0. 52，显著性也很强。村干部是乡村中的精英，也是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治理主体之一，因而备受关注。贺雪峰通过分析后税费时代中国农村各利益主体的状况来讨论取消农业税对乡村治理机制的影响，村一级干部是乡村治理的行动者之一，仍然承担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包括确定低保户、收缴新农合资金、建设村级公路、安全饮水工程等工作[15]。能否完成上级任务是村干部所关心的，而由于取消农业税的原因，村干部既缺少治理资源，也缺少治理村组事务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欧阳静提出，我国部分地区出现村干部商人化、富人化现象[16];林洁则认为资源型地区存在“富人当政”情况，富人治村对推动农村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存在一些负面影响，需要加强规范与引导[17]。

（三）乡村治理研究的繁荣阶段（2014—2019年）

中共十八以后，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相继提出，新时代乡村治理研究进入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2014年以来，研究文献数量呈直线上升态势（见图1）。通过共现分析，聚类数多达17个，且Q值大于0.8，说明本阶段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呈现多样化趋势，且各聚类的模块化水平显著;S值等于0. 57，意味着各聚类内部同质性较好，研究主题非常聚焦（见图7）。

图7中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聚类，而且能够发现数量可观的重要节点，这些节点具有高的中介中心性。其中，中介中心性数值大于0.1的节点数就有36个，“乡村治理体系”“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法治”“自治”“乡村精英”“新乡贤”“乡村振兴”和“德治”等中介中心性均超过了0.6。另外，节点突发性探测结果显示，数值大于1的节点依次是“农村”（4.66）、“新型城镇化”（2.97）、“农民”（2.48）、“困境”（2.29）、“劳动者”（2.07）和“村规民约”（1.97）。從研究网络结构来看，本阶段乡村治理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三治”“新乡贤”，以及“乡村振兴”等。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共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中共十九大之后，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农民”“新型城镇化”“乡村治理困境”“村规民约”等领域（见图8）。此外，“村民自治”依旧是乡村治理研究的永恒话题，中介中心性数值为0.41，共现文献的数量达59篇，说明其在乡村治理研究网络结构中仍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协商民主”也是乡村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域，中介中心性数值为0.32，节点共现文献数为13篇。“精准扶贫”同样是个重要研究领域，中介中心性数值为0.12，共现文献数17篇。

乡村振兴战略一经提出，“乡村振兴”就成为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文献数量呈井喷态势，2019年的文献数量由2017年的42篇增至2358篇。围绕此主题，学者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研究：1.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转型研究。焦石文指出，我国传统乡村治理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必要建立新的乡村治理体系[18];江维国等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给乡村治理创造了新机遇，目前需要基层实践积极回应，以健全乡村基层治理逻辑[19];张新文等分析了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从基层政府下沉、构建“三治合一”体系、还权于基层自治组织、培育新乡贤等方面入手，推动乡村治理转型[20]。2. 乡村治理转型的路径研究。吕宾、乔慧波、费雪莱、徐茜分别从文化和德治视角分析了乡村治理体系转型[21-24]。3. 村民自治转型研究。村民自治尽管是老话题，但在重塑乡村治理体系进程中，村民自治开始转型，以适应乡村治理的需要;李勇华较早提出乡村治理和村民自治双转型问题，认为城乡融合治理，必然要求破除乡-村分割治理的格局，重塑乡-村体制，同时实现村民自治的转型，即转变村民自治纯粹“群众自治”的性质[25];徐勇等提出，村民自治制度已实施30多年，但这一制度远未落地，村民自治价值只能被“悬空”，根源在于没有有效的实现形式[26];唐鸣等认为，村民自治不可一刀切，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规范，以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为努力方向，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27]。4. 新型城镇化研究。彭华认为，经历城镇化的乡村社会善治需要乡村治理制度转型[28];项继权等认为，城镇化本质上是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传统社会治理体系、结构、方式和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乡村治理需要立足基层治理空间体系和基层治理制度体系进行多维变革[29]。5. 乡村治理体系研究。宋洪远认为，在大转型下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作用[30];陈健提出，从精准定位政府权力边界、发挥农民组织作用、建构人为中心的治理体制、城乡一体化发展协同机制和乡村文化繁荣促进机制五个方面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31];周学馨等主张，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整体性变革[32];李亚冬呼吁学界探索系统性的研究范式和制度设计，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33]。“新乡贤”被认为是乡村善治的重要途径。颜德如认为应对我国乡村治理困境，应从文化和制度两个维度入手吸纳和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34];万涛从文化网络理论角度，阐释了新乡贤返乡面临的种种困境，试图从文化、政治、经济三方面提出对策[35];白现军等研究认为，复兴和重构乡贤文化，鼓励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但必须构建相应的约束机制，防范乡村治理中的人治和腐败[36]。

五、结语

本文借助科学知识图谱绘制工具CiteSpace，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的乡村治理研究进行了梳理，清晰和直观地呈现了近20年我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新世纪，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乡村小康备受关注，乡村能否全面小康成为我国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决定性因素，而乡村治理质量又是能否实现乡村社会全面小康的关键。乡村治理研究随着“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引入，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逐年升温。从整个演进过程来看，近20年乡村治理研究既呈现连续不断的演进过程（“三农”问题是一以贯之的主线），又有一定的阶段性（从基层政权、村民自治到新农村建设、协商民主，再到精准扶贫、乡村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的转变）;有贯穿始终的主题，即“村民自治”和“三农”问题等，但每个阶段的研究热点又有所不同，从基层政权研究（如民主选举）到基层社会建设研究（如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再到基层公共管理研究（如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学科领域从开始以政治学为主，逐渐扩展到公共管理、社会学、法学等领域;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几年乡村治理研究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围绕“协同治理”“治理有效”“三治融合”“共建共治共享”“党建引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议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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