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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的责编，至今不知其人。

1961年，我上初中。学校跟省报社挨着，从路边的阅报栏经过，我常常停下来看副刊。看多了，竟有了莫名的冲动。有一次见到上面在讨论戏曲改革，当晚做完作业，我写了一篇《也谈戏曲改革》，第二天交给班上的一个同学，他父亲在报社工作。过了几天，同学把稿子还给我，说报社的编辑看了，你谈论戏曲改革还太早，不过看你文字还挺顺的，可以继续努力。

就是这个“可以继续努力”，让我很兴奋。

接下来我又照报上刊登的古体诗词写了一堆长短句，寄给遥远北京的《诗刊》的“叔叔阿姨”，结果可想而知。

1964年，我初中毕业。家里无力供我升学，一家农场到省城招工，说是就在“庐山脚下”。我报了名，第三天就兴冲冲地上车。到了那里才知道，庐山只是一片剪影。我并不气馁。对我来说，乡村充满了新鲜感，我可以写诗。每天在地里搜肠刮肚，下工就趴在草铺上奋笔疾书，寄往全国各地，又从全国各地被退回。退稿信都是铅印的，抬头上作者的名字也没有填写。终于有一篇我照当地“五句头”山歌写的叙事诗收到了江西文联文学月刊《星火》一位编辑手写的回信，说：稿件拟留用。但目前停刊搞运动，用稿时间另告。

这是1966年夏季。该刊停刊十年。十年后，物是人非。那篇“拟留用”的稿件连同给予我第一次收到手写的编辑回信荣幸的编辑已不知所终。

第三位让我很兴奋的是《四川文学》的一位编辑。

1977年，我在小镇文化馆读剧本《于无声处》，读小说《伤痕》，读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读得心潮澎湃。加上结婚生子，手头拮据，我一头扎进小说写作。这之前，我做了好几年的新闻报道，多少有了一些文字的操练，有一两篇通讯还被报纸当作报告文学甚至短篇小说发表出来。但一旦来写正经小说，就满不是那回事了。写了，寄了，退了;又写，又寄，又退，屡写屡退，屡退屡写，退稿信同样都是铅印的，抬头上作者的名字没有填写。

1978年春天——春天真是个好季节啊，终于有一个短篇收到《四川文学》一封手书的回信——而且是极为工整的毛笔蝇头小楷：你（不是“您”）的这篇小说（不是“大作”），我们小说组的同志都看（不是“拜读”）过了，都觉得挺好的，完全可以发表。但据我们所知，广东的《作品》今年第三期将要发表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内容和你这篇几乎相同。你这篇我们如果采用，最快只能发在今年的第四期，到时就有雷同之嫌。只好遗憾。不过，这篇小说证明了你写小说的能力，我们等着你的下一篇。

这小说的来处是一个小道上广为流传的故事，广东的陈国凯显然比闭塞在小镇的我先听到这个故事。这次撞车于我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封平易朴实却情真意切的回信。它让我铆足了继续蛮干的劲头。

我无缘认识这位用极为工整的毛笔蝇头小楷回信的编辑，那封信也在后来的辗转迁徙中丢失了。

2

1978年春，我把好几个退稿捏到一块，写出了《小镇上的将军》。稿子在全国转了一圈，照例回到我手上。正灰心着，县文化馆的同事买了一摞新出的杂志回来，最上面的是新创刊的《十月》，封面白底红字，极为醒目。我一眼就盯住了最后一面“告读者”中的一句：“尤其是青年作者的园地”，差点高呼：“青年作者”终于有自己的“园地”了。回头就将退稿换个信封，一笔一画地填上地址，小小心心地投进邮筒。因为退稿是家常便饭，多少有些麻木，这次我淡定了许多，不再像先前那样每天烈火焚心，引颈张望。

欢喜是突然降临的。六月，儿子出生，我每天沉浸在照护内人坐月子、给儿子喂奶、换尿布、做饭、洗衣的快乐中，偶然走进办公室，见到一个薄薄的小信封，跟《十月》创刊号的封面一样：洁白的颜色，鲜红的款识。信纸薄如蝉翼，只有几行娟秀的文字，告知：小说拟采用，将刊于本年第三期。

我静悄悄地把信带回家。动过剖腹产手术的内人和摇篮里的儿子都在沉睡。我默默地看着他们，心里说：同志们，买炼乳的钱不愁了。

12月，我忽然接到《人民文学》的来信。他们在12期转载了《小镇上的将军》，这是该刊创刊以来的头一次。杂志社来信让我去北京参加笔会。受邀的几位到齐的第二天上午，人民文学编辑部来了一大帮老师，让我们安心在京住一个月，每人写个小说，他们明年第四期刊登，因为那时中国作协将颁发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们几个都有可能是获奖者。并且说，主编李季下午会来看我们。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我在儿时就知道了的诗人和诗篇！

下午，李季没有出现。他就在那天中午出了意外。

几天后，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走进八宝山灵堂。仰望李季遗容。

《人民文学》破例转载小说，是李季的决定。这种破例，最大限度地放大了小说的影响，也给予我莫大的鼓励。

可惜我没能用后续的写作告慰这种鼓励。一个月很快过去。我写出的文字连我自己都羞于出手。看过稿子的王朝垠对我说，别灰心，慢慢来。大约是看我過于沮丧，他邀我去他家喝酒。

北京和平里一套小单元房，家中只有他们夫妇。没有餐桌，一人一个小板凳，坐在小茶几两边。刚下班的王夫人忙忙碌碌地切了粉肠，炒了一大盘鸡蛋西红柿。喝酒用的是小茶缸，一瓶二锅头不一会儿就见了底，又接着开瓶。我在乡下早已被改造成酒坛子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佩服王朝垠的酒量。等到记起来应该回住处的时候已经半夜了。王朝垠摇摇晃晃地送我到公交站，最后一班车已过去多时矣。两个醉鬼都豪气冲天。我抬腿就走，他也不拦，都觉得我的住处就在马路对过。

街道上空无一人，冬天的夜风像刀子。不一会儿我就完全清醒了。想起来，我的住处在前门大栅栏，从北到南我得穿过差不多整个北京城。

这次京城夜行我永远不会忘记。

1967年我路过北京去大东北，只在崇文门火车站的水泥地睡了一夜，早上醒来脚背冻得肿出了鞋面。北京对于我几乎是陌生的。这一次，我踽踽独行到天亮，不记得是否遇见过行人。我静听脚步在空谷般的幽暗的胡同里踏出的响声，一点也不觉得孤单。我在这座城市有了许多师长，他们让我人生的前景充满了全新的色彩。

《十月》和《人民文学》对我的爱护长久而深切。多年来，他们总是在我几近绝望的时候及时发表我的稍稍有点起色的新作，让我得以勉力支撑。

3

1984年，我几经省内外好几家刊物退稿的打击，终于下决心重写的《惊涛》交付《人民文学》，发表时他们加了整页篇幅的《编者按》，文字滚烫，激情洋溢。而溢于言表的，是扶持作者的拳拳之心、款款深情。我至今不知道这些文字出于谁人之手，我能感到的是那双手的有力一握。

有句行话：“初写怕编辑，再寫怕读者。”意思是初次投稿怕编辑不用，用稿多了，怕读者骂娘。一个作者多少有了影响，发稿自然容易多了，但也容易被读者挑剔。但不管怎样，发稿较为容易是个事实。

我却是一个例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容易”。

《小镇上的将军》发表并获奖之前，我的一次次投稿四处碰壁，头破血流。而那之后，直到今天，情况并无太大改观。退稿好像是我这种平庸的不稳定的写作的一个标配，不离不弃。

1981年我被调到省文化厅一个研究单位专业写小说。有一两年时间，我每天打开稿纸，脑子一片空白，一整天一整天地发呆，把许多等待奇迹的人急坏了。省报上有了公开的议论，关于我的“苦闷”，关于让我离开基层的决定是否明智……私下的批评就更加尖锐：“本来就不是这块料”之类。

我彻底冷静下来。日子是混不过去的。要么另寻活路，要么硬着头皮走下去。但现在这样的走法肯定不成。

我把那些谁也不要的稿子撕成碎片从五层楼上抛下，任它落叶一样随风而去。1985年，我涎着脸挤到一群儿子辈的大学生中间，接受系统教育。大学毕业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许多编辑老师的鼎力帮助下，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中短篇和几部长篇小说，反响虽然远低于我的奢望和所有关心我的人们的期待，但我多少心安。虽然没有长进，但也没有半途而废。

回想起来，用稿是一种鼓励，退稿更是一种鞭策。我非常清楚，对负责任的编辑来说，退稿有时候其实更难。我因此对所有退我稿的编辑都有着一样的敬意和感激。

我接近并最终投身文学，岁月漫漫，虽无骄人成绩，所幸终日矻矻，与文学相伴了一生。朋友曾与我谈及一同起步的同行许多已蔚然成树，叹息我等才情有限，始终不成气候，最多算棵草而已，很没劲。我同意他的比喻，却不同意他的自卑。没有长成树木，长成了草，也是文学原野上的生命。而且，一粒种子，能长成一棵草，生动地活着，其实也并不容易。说树不是一天长成的，草又何尝不是？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能少。就一个写作者而言，不说社会历史那么高大上的原因了，仅仅稿件的发表就不知耗费了编辑们多少辛劳。

《诗·小雅·菁菁者莪序》说的“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完全可以作为敬业的编辑们的写照。本文提到的诸位恩师，多已去世，尚存的也垂垂老矣。但我觉得，他们从来没有走远，一直在我身边，引导着，扶持着，鼓舞着我。

无论做人还是作文。

陈世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写作至今。著有长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多种。小说《小镇上的将军》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