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峰

提 要：在中国人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初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过完全自发的结合，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作为理解的前提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同时也努力清除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混杂的非自觉的、消极的传统文化因素，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立于传统文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不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强“四个自信”，还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都需要和呼唤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相结合”的表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完整总结，也是指明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发挥出如此强大精神力量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成功结合，亦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包括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与新时代的具体实践的结合，也包括同中国历史与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两个相结合”的表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完整总结，也是对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发展历程的高度上，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两个相结合”的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阶段与特点的基础上，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分析和探究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两个相结合”思想的历史必然性与逻辑线索，以期增进对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解。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基础

如果从救亡图存的外在压力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会更多地注意到作为旧思想的传统文化与作为新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剧烈的冲突。然而，如果我们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一些新的洞见。兴起于20世纪中期的西方解释学学派认为，任何理解都必须依赖于“前见”或“前理解”，也就是已然接受与熟悉的东西。伽达默尔指出：“决不可能存在摆脱一切前见的理解，尽管我们的认识意愿必然总是力图避开我们前见的轨迹。”“前见”是理解活动前提与基础，贯穿于接受新思想的过程之中。离开“前见”，也就不可能有对新思想、新知识的理解与接受，而“前见”主要即来自于传统文化。因此，本土文化传统在一个民族接受一种外来思想文化的过程中始终在场，不曾缺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与桥梁作用。甚至可以说，如果完全抛弃固有文化传统，我们将完全不能理解一种新思想。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潮，从为中国人所完全陌生到熟悉、再到自觉选择与信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尽管传统中国自1840年就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但这种变化远未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底层，更未从根本上动摇文化传统的根基。当时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少已有过海外求学的经历，或多或少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仍然是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文化运动，甚至更晚。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反对旧文化相号召，历来被认为具有鲜明的“反传统”特色，不过当时那些思想健将其实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与底蕴，反传统文化的主体恰恰是那些从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就此而言，新文化运动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传统文化的一次自我批判与自我净化。正是在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分子中获得了广泛传播。因此，只要我们不局限于当时那些表面的“反传统”言辞，深入思想演进的内在脉络，就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身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间确有很多相近因子和某些契合性。这构成了中国人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完全陌生的外来思想的起点。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终极社会理想——“天下为公”的“大同”就与共产主义社会有某些相似，儒家肯定人的价值、追求社会改造的价值趋向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有某种程度的近似性，而中国古代哲学讲究对立统一与运动变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传统，更是与唯物辩证法“不谋而合”。对于马克思主义这种完全陌生的外来思想，当时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就从这些有相似性的传统思想与观念出发，进行初步的认识与解读。例如：梁启超就明确提出，作为“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社会主义“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我并没有丝毫附会”。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三圣”之一的熊十力也宣称，儒家《六经》之一的《周官》所反映的就是社会主义体制。他说，“ 《周官》为社会主义，其振兴产业，既以国营为主，人民私营之业当受限制”，“《周官》建国之理想在成立社会主义之民主国，以农工为主体。此非附会之词”。而实际上，这都反映了传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思想的不理解，只能牵强附会地进行初步阐释。

与以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传统文化式的解读相似，我们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那里也可以看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过渡过程。例如：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接受唯物史观是从“民彝”史观出发的。他所谓的“民彝”，源出于《诗经·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对于这句诗，李大钊解释说：“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也就是说，人民天生就有一种趋向至善的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就是“道”“理”与“性”。“形上形下”“道”“理”“性”等都是宋明理学中最常用的概念，由此可见李大钊所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当然，李大钊并没有像理学家那样将“民彝”指为儒家纲常的“仁义礼智”之性，而是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民意”或“民心”。他认为，“民彝”既是“真理之权衡”，也是政治的基础，而且可以创造历史，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这种说法又源出于传统文化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的观念。正是基于对人民“普遍心理”变动的体察，当他看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才为这种“庶民的胜利”热情欢呼，并且明确断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民彝”史观还具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但它构成了李大钊理解和接受唯物史观的最初桥梁。当李大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初步阐释，并大力推动其在中国的传播。他一直用“大同”来描述他的终极社会理想，即使在已然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仍然认为：“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显然，他这时所谓的“大同”就是指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同样也深受传统文化中“大同”社会理想的影响。他曾系统接受了传统蒙学及“四书五经”的儒家经典教育；同时，还非常喜欢并大量阅读了《纲鉴类纂》等传统历史读物以及《水浒传》等通俗小说，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青年毛泽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919年，毛泽东在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及《社会主义史》三本书之后，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即使后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仍然提到要“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构成了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前提和中介。另外，毛泽东思想中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智慧和特点，这同样也可以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中看到源头。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变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青年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已认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天下万事，万变不穷”。显然，他这种重“变”与“动”的思想来自于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和作用下，使他能够较为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并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进而丰富和发展了其基本内容，写出了《矛盾论》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之作。

完全从传统文化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解读往往是粗浅与不准确的，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从完全陌生到自觉接受，必然要经历这样一种基于传统文化的认识与理解阶段。这是一个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中国人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开始以中文形式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已然存在。这种虽然是肤浅与低级的，却构成了更深入、更高级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前提与基础。

二、百年实践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传统的形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某些相似性，构成了中国人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介与重要原因之一，但在传统文化屡遭批判的情况下，仅仅与之具有某些相似性虽然可以让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但远不足以使大批的先进分子选择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更为有力的促成性原因还是来自于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国社会逐渐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争取民族独立与富强，从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不断向西方学习，努力探求救亡图存的发展道路，然而一切都终归失败。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才让中国的先进分子重新看到了希望，从而开始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救亡图存的迫切的现实需要起到了更为重要和关键的作用。这也解释了马克思主义早在19世纪末已然为中国人所知，但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后才真正获得广泛传播并产生实际影响的原因。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逐渐为大批中国人所接受和信仰，运用这一真理在实践中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便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要的任务与根本的目的。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落实于中国的具体实际中，以之指导现实中国的革命实践。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便不再只是自发性地从传统文化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必然地转变为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38年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1941年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再次强调：“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制定和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而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功地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形势新任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随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我国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奇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一方面，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紧迫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结合问题完全服务于现实实践的需要，没有也不可能予以过多的重视与推行；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封建经济仍占较大比例，党员干部中有很大部分来自农民阶级，在他们的思想中难以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封建思想的残留，严重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正确的理解与接受。在某些特定的阶段，这种情况显得尤为突出。例如：把封建主义“血统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加以宣扬，将封建等级制与人身依附关系当作党的组织纪律性原则加以贯彻，以践踏民主法制的“造反有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论加以提倡。这些受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误导、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与扭曲所形成的认识，曾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过极大危害。有鉴于此，当时党中央明确提出：“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因此，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重视思想建党，强调通过思想教育清除这些落后的思想糟粕，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思想的核心要求。这种思想教育与斗争纠正和清除了传统文化糟粕的干扰，保证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纯正性与党的先进性，是实现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事业成功的必要思想条件。

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求有对当下具体实际情况的全面了解，又要求有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精准把握。前者依赖于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因而需要更密切地贴近于中国实际；后者则依赖于科学客观的态度及正确的思想立场，因而需要尽可能地摆脱一些消极的传统文化成见的干扰。于是，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越来越贴近于中国实际、融入于中国实际，并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又越来越摆脱作为理解前提的传统文化的羁绊，并不断塑造着基于自身的理解前提。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通过理解、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话语与意义系统，造就了一个独立于中华传统文化之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传统。这个新传统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并大量吸收和改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因素与思想营养。然而，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传统文化影响的式微，这个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传统也逐渐地独立于传统文化之外而自成一体。当代中国人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已几乎不再需要任何传统文化观念作为中介，而仅就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身就能完成理解和接受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分化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思想传统。一个在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不断发展，而另一个则在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中整体上走向了衰微。

三、新时代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高层次的结合

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逐渐分化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思想传统，但我们党始终没有忘记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及党中央就曾提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邓小平也曾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对此也有过多次深刻的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他多次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他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同一座宝藏，一旦探秘其中，就会终生受用。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中华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我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列，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加以重视。

如前所述，由于过去形势的紧迫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中心一直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任务并未完成。这就造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分立。只有真正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完全吸收融汇于自身之中，两个传统才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合一。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知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包含着中国过去的历史，是当代中国的源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要全面了解和把握中国当前的现实就必须熟悉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需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与涵育。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中国国情的根源之中，从而更加适宜地融入于中国当下的现实与实践之中，不断深化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同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不断创造出诸如“实事求是”“小康社会”等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新表述，从而更易于为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也更能够为世人所喜闻乐见。

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增强“四个自信”的需要。中华民族之所以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的国情、历史与文化都有着密切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能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深厚根源，从而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另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含着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岁月中所创造的灿烂辉煌的思想财富与智慧成果，在人类文明史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不竭源泉与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使我们对自己无比深厚的文化传统有更清晰的自觉与意识，从而极大地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再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前无古人的社会实践更要求我们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哲学观念、治国理政、道德建设、生态治理等方面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有益补充。例如：传统德治观念与教化思想，有助于从义务与责任的角度去安顿每个社会成员的位置，协调与缓和利益冲突，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道德理念与成圣成贤的人格理想有助于解决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问题，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可以为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极具启发意义的思想与经验；重义轻利、厚往薄来的王道理想也可以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国际政治新秩序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源。凡此之类，可谓不胜枚举。

最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需要。总体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创造与文化反映，与传统社会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因而有其历史性和局限性。在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几近消亡的今天，传统文化作为整体的式微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可以为我们准确鉴别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提供科学的价值标准，也可以为我们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指明正确的方向。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激活其优秀基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只有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有机整体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总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们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与时代需要。与中国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的自发结合不同，今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自觉、高级的结合，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与选择性，因而既能够充分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化因素，又不致良莠混杂、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异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与发展。“两个相结合”的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洞察历史与现实基础上，紧扣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而做出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指明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