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夏楠，詹细明，唐少清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北京市 100101）

一、引言

制造业作为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虽然具有庞大的规模体量，但其基础设施与转型基础均相对薄弱，有效的数据链尚未完全搭建起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加快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从价值链的中低端迈进中高端。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推动，更需借助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用新动能创新发展。《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 比重由2019年的36.2%提升为38.6%，其中工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21.0%，且数字化转型程度差异较大[1]。制造业作为传统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转型是推进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实现制造业提质增效的重要路径。然而，制造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如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机理及其产生的影响效应，企业采取何种措施有利于数字化转型等问题。本文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体系，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为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对业务流程的再造[2]，即打破企业原有的工作规则和组织流程，将多层次组织架构进行降维，消除组织结构中的部门、层级及内外部边界，加快企业信息的流通[3-4]，改变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效率。从研究方法来看，学者主要基于实践案例深入剖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方位的影响，以及以大样本实证方法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经济后果的客观规律。

实践案例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组织架构、生产制造流程及商业模式的影响等问题。王子阳等[5]对零售企业天虹的数字化转型解决业务痛点的案例进行研究，认为应将利益相关者全部纳入价值生态系统，重新优化业务活动和流程，最终实现商业模式的变革。王强等[6]从数字化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两个视角剖析零售业多个案例，提出了数字化转型机制的解释框架。布约达尔（Bjrkdahl）[7]通过多案例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为企业提供更高效的产品开发、制造，以及更复杂的产品服务和更加完整的价值链。张培等[8]对步科数字工厂的单案例研究发现，通过构建数据资源结构化、能力化和杠杆化，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增强企业与顾客价值共创的机理。这些文献对个案的数字化转型进行了较为详实深入的分析，但难以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绩效的程度进行辨析，且其研究结果具有个性化而非普适性。因此，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更多的学者采用数据实证方法加以研究，以揭示客观现象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费雷拉（Ferreira）等[9]通过调查发现，企业数字化可以赋予企业更大的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并对提升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而乌萨伊（Usai）等[10]认为，常用的数字技术，比如云计算、机器人技术等，对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非常低，如果过度使用数字技术，可能会耗尽企业的长期创新能力，并使关系资本变得贫乏[9]。纳斯里（Nasiri）等[11]研究发现，仅依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不能提升企业的绩效，想要实现这一目标，智能技术是不可或缺的。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也存在分歧，多数学者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服务创新程度，降低企业服务化业务拓展的边际成本，或者通过优化生产制造流程降低成本，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12-13]；高峰等[14]和戚聿东等[15]通过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经营效率和企业绩效总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

综上所述，无论通过案例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学界关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尚未达成共识。一方面，国家大力推行产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企业实践过程中面临着多种困惑，而学界仅有少数文献通过个案进行研究，缺少采用大量实验数据对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进行检验和影响机理的分析，已有实证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破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成为当务之急。鉴于此，本文以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衡量指标体系，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从生产成本、管理效率和市场效应三个维度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机理，打开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黑箱”，为制造业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数字化转型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类，数字产业化的主体主要是依靠数字技术运营的企业；产业数字化的主体是在原有企业运营管理的基础上融合数字技术，构建更高效的生产、管理、沟通等综合运营系统的企业。本文所研究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指产业数字化。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并没有公认的定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和反馈的闭环，打通不同层级与不同行业间的数据壁垒，提高行业整体的运行效率，构建全新的数字经济体系[16]。综合学界与业界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定义及内涵，本文总结归纳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三个特征：一是以数字技术或数字科技为基础作为企业转型变革的基础；二是在转型过程中，实现企业各组织和各环节间信息的网络化和系统化；三是以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最终目的。

企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字技术与企业各项资源的有机融合。企业的数字技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它不是独立的新型资源，往往需要与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其他资源进行融合、重构，提高企业组织协同效率，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性成果[17]，为企业带来独特的创造能力[18]。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数字技术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拥有数字资源的能力，比如先进的生产数字化流程，全面的销售客户端和供应链管理体系以及内部办公数字化软件等，这些资源极大地提高了企业获取有效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从而降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19]，也为促进企业的模仿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可能[13]。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说明企业对于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利用程度越高，能够享受的共享资源越多[20]，能够整合的资源也越多。因此，根据资源编排理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依托自身创新和信息获取优势，统筹协调各项资源，能够实现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进而提升企业绩效[21]。此外，从组织变革的角度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使组织采取措施以获得或者保持竞争优势，从而促进组织创新[22]，并且利用数字化技术促进企业的生产和产品创新，满足客户需求，提高企业服务化水平[12]，为企业绩效提升提供动力。综上所述，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流程和组织架构进行重构和优化，不仅能够降低成本，而且能够提高效率，最终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财务绩效。

产品生产是制造企业最重要的环节。数字技术能够优化生产流程，比如引进自动化技术和互联网生产系统，使生产过程更加精细化，还能够充分利用企业的生产材料，减少原材料消耗和劳动力的使用，降低人工成本和制造费用[15]。数字化转型可以优化供应链管理，提高库存管理系统的先进性，降低企业的储存成本，最终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为实现大规模定制生产和个性化定制提供了可能，在满足不同需求、供应水平以及生产率标准等方面得到极大程度的提高[23]。此外，数字化转型能够实现设备管理的动态优化调整，更加及时地对生产线进行运营维护，提高机器设备的利用率，进一步优化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降低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综上所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优化企业生产活动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生产成本进而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财务绩效。

数字化转型可以减少企业内部各部门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提高管理者的工作效率。在管理和信息处理过程中，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引进高效的沟通管理系统和信息处理系统，提高内部人员之间的沟通效率，降低信息获取成本[24]，例如使用企业OA 系统、企业微信、钉钉等办公软件能够规范工作流程，降低信息流转时间，提升审批效率。数字化转型能够为管理者提供更精确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系统智能合同的使用可以避免合同中存在的成本、争议和伪造等问题，降低风险，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25]。管理人员通过企业数字信息系统可获取更全面的信息，准确分析企业各项资源的分配情况，实现组织协同管理，降低管理成本。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提高企业财务绩效。

数字化转型可以推进企业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构建，优化组合销售资源，通过移动终端、社交平台实现与消费者的精准互动，获取客户反馈，捕捉客户对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及时应对市场变化，抓住市场机遇[15]。数字化转型极大地提高了制造企业的生产性服务，改善了企业与客户的沟通环境。企业借助于商业模式的创新，开发新的分销渠道和销售方式，与客户共同创造价值，并向客户群体提供价值[26]。为了扩大销售市场的占有份额，企业需要收集动态市场需求信息，以确定其产品供应量、产品种类和产品价格。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建立强大的信息管理系统，获取实时动态的市场供求信息，实现精准营销，更好地服务于客户，提高客户的满意度，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能够通过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提高企业财务绩效。

四、研究模型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加快推进制造业信息化、数字化转型。本文选取2015—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剔除存续时间小于5年、2015—2020年间退市公司及财务数据缺失等三类样本，最终得到1 462 家制造企业共8 772 个样本。其中，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测量通过收集企业年报，并运用文本挖掘方法获取；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万得（WIND）数据库。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双边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自变量定义

自变量是引起因变量变化的因素，本文采用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衡量。关于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测度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大多数学者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即以数字化转型的相关关键词在年报中出现的频次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测度。本文借鉴戚聿东等[15]的做法，构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关键词表，统计20 个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关键词，如表1所示。以企业各年报中当年关键词词频数占细分行业的比重作为自变量数字化转型程度的衡量指标。

表1 数字技术关键词

2.因变量和中介变量定义

因变量选择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指标。中介变量中，生产成本用生产成本率来衡量，即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之比；管理效率采用管理成本率来衡量，即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市场份额用各企业营业收入与所属细分行业总营业收入之比来衡量[27]。

3.控制变量定义

控制变量选择与公司治理及企业特质等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企业成立年限刻画了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和成熟度，成熟度低的企业受自身资源限制，变革受阻，成熟度高的企业资源丰富，能够应对变革带来的短暂影响，故二者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程度及财务绩效。企业规模和总资产增长率表示企业的发展基础和发展速度，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起点。固定资产占比描绘了企业的资产结构，固定资产占比低说明企业对于固定资产的依赖程度低，有利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资产负债率和流动资产比例显示了企业的筹资结构和偿债能力，二者比例低说明企业资产充裕，影响了财务绩效。股权集中度和高管人数反映了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层情况，二者影响企业内部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决策意愿，进而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财务绩效的提升。同时，控制变量中加入年份、所属行业和所属省份，并进行企业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尽可能减少固定效应带来的影响差异。所有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描述

五、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在表3中，ROE和ROA表示企业的财务绩效，均值分别为0.051 3 和0.034 8，且二者最值之差较大，说明不同制造企业的财务绩效存在较大差异；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412，标准差为0.055 5，数据的离散程度较高，说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为后续的回归检验提供了数据支持；中介变量生产成本率的最小值为0.186，最大值为0.988，标准差为0.167，说明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率存在较大差异；管理成本率最小值为0.010 9，最大值为0.364，均值为0.088 4，说明制造业企业管理成本率普遍较低；市场份额最小值为0.000 155，最大值为0.431，说明制造业企业市场份额差异巨大。

表3 变量描述统计

（二）基准回归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效应如表4所示。其中，数据第1 列和第3列为控制行业、年份和所属省份并加入核心变量的回归结果，无论是以净资产收益率还是总资产收益率来衡量财务绩效，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财务绩效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假设H1 得到验证。数据第2列和第4列为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有所减小，这可能是由于被加入的控制变量所吸收，但控制变量的增加并没有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的正相关关系，仍在5%的水平下显著，进一步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驱动企业取得更高的财务绩效。从经济意义上来讲，加入控制变量后，企业数字化程度增加1%，使得ROE增加0.065，ROA增加0.035。控制变量中，企业成立年限、企业规模、总资产增长率、股权集中度和高管团队规模均与财务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固定资产占比、流动资产比例和资产负债率与财务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表4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1.自变量替换

用百万元收入所需员工人数（员工人数/营业收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替代性衡量。随着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提高，机器可以替代一部分简单的人力工作，企业所需的生产人员减少。并且，各项数字化的管理软件使得管理效率提高，管理人员得以精简；销售渠道拓展，传统的业务员等销售人员减少。同时，制造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其向服务化转型，优化人力资本结构[28]。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增加单位收益所需要的员工人数会相应减少，故以百万元收入所需员工人数可以作为数字化转型的替代变量，但该指标数值与数字化转型程度方向相反，所以加负号对其方向进行调整。表5第1 列和第3 列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正相关关系；列（2）和列（4）的回归结果中，加入控制变量后正相关关系不变，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驱动效应较为稳健。

表5 替换数字化转型程度代理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2.剔除特殊时间段的企业样本

2020年，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财务绩效均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较大影响。一方面疫情作为突发事件促使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完善，助推数字化新工具的改进升级和市场推广，极大地推动了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使得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另一方面，尽管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有较大提升，但受疫情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可能会有较大的下行波动。因此，本文删减2020年样本以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进行回归检验。从表6列（1）和列（3）中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列（2）和列（4）中加入控制变量后自变量和因变量依然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提升效应显著。

表6 去除特殊年份（2020年）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四）内生性检验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可能面临内生性问题。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环节、管理环节和销售环节等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实现了财务绩效的提高。同时，财务绩效的提高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项资源，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更加优质的保障，从而导致财务绩效高的企业更愿意进行数字化转型，即财务绩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为了尽可能减少内生性影响，本文采用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滞后期处理以及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

首先，考虑到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对数字技术的综合应用，当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部署或进行相关决策时（比如进行相关制造设备或软件的投资、系统的应用），其驱动作用产生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故对自变量进行滞后期处理，进一步减轻内生性的干扰。其次，考虑到对核心变量的滞后处理可能无法完全满足外生性条件，故借鉴赵宸宇等[28-29]构造工具变量的方法，选用自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二阶滞后项及制造业20 个数字化应用技术关键词的词频数占总词频数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见表7。其中，列（1）和列（4）对数字化转型程度滞后一期，列（2）和列（4）对数字化转型程度滞后两期，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的驱动效应显著，二者关系较为稳定；列（3）和列（6）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综上所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财务绩效这一结论是具有稳健性和可靠性的。

表7 滞后自变量、选取工具变量检验

（五）影响机理检验

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重构企业的生产、管理和销售活动进而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理进行实证检验。逐步回归法是检验中介效应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它能够清晰地展示中介的作用机制，故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验证，并进一步采用Sobel检验加以佐证。

1.降低生产成本

表8列示了生产成本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的中介检验结果。列（1）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生产成本的回归结果，列（2）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生产成本与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结果，列（3）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生产成本与总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列（2）和列（3）表明，生产成本降低使财务绩效提升，即“企业数字化转型→生产成本降低→财务绩效提升”链条成立，且列（2）和列（3）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DT）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生产成本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在Sobel检验中，中介效应的Sobel检验值均为负数且对应p值均小于0.01，这进一步说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财务绩效提升。

表8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中介检验：降低生产成本

2.降低管理成本

表9列示了管理成本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的中介检验结果。从表9列（1）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成本呈负相关关系，但统计检验并不显著，初步说明管理成本作为其中介的间接效应并不显著。列（2）和列（3）的Sobel检验值未超过临界值，也进一步说明管理成本并未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可能原因在于企业的组织管理涉及的因素比较复杂，在短时间内未能体现出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变革。一方面，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引发了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引进高层次人才并进行相应的管理培训会导致管理费用不降反升；另一方面，数字化归根到底是一种生产力，当企业引进数字化技术时给企业员工带来工作流程甚至是商业模式的改变[15]，给员工的管理沟通带来挑战，尽管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提升，但相应的组织管理并未跟上技术步伐，引发技术与管理的失调，导致管理成本的上升。

表9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中介检验：降低管理成本

3.扩大市场份额

表10列示了市场份额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的中介检验结果。其中，列（1）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生产成本的回归结果，列（2）和列（3）分别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市场份额与财务绩效的回归结果。从列（1）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列（2）和列（3）表明，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使财务绩效提升，即“企业数字化转型→扩大市场份额→财务绩效提升”链条成立。从列（2）和列（3）可以看出，加入市场份额这一中介变量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DT）的系数为正值但均不显著，说明市场份额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综上所述，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增强竞争力并提高其财务绩效。

表10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中介检验：扩大市场份额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其实现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机理对于有效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理论层面深入分析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效应，以及中介作用机制，并以2015—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即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对企业财务绩效提升的促进效应越明显。

第二，从作用机制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经济效益，并且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市场份额提升财务绩效，生产成本与市场份额具有完全中介作用；但降低管理成本这一作用路径并未得到验证。进一步说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使生产成本降低效应和市场竞争优势效应更加明显，而管理成本效应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加以验证。

（二）建议

第一，强化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企业财务绩效的理念。当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诸多挑战，企业决策人员需要具备前瞻性的战略思维，重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的积极作用，认识到信息技术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资源价值，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与其他资源融合重整后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数字化转型为制造企业的升级换代提供了发展良机，企业应充分运用AI、BI、DT等较成熟的数字技术对企业资源进行重新编排，摆脱规模粗放型发展模式，重新搭建采购、生产、销售等一体化智能管理平台，提高企业资源的整体运营效率，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第二，优化制造企业生产流程，利用新技术降低产品成本。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企业提质增效的发展要求，制造企业应抓住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机遇，充分利用数字化转型来改变现有企业资源冗余、浪费或不合理配置的现状。通过数字化转型优化企业供应链管理，重构企业生产流程，以便合理配置企业资源，降低生产成本，进而创新产品生产模式，提高生产效率。

第三，提升制造企业服务意识，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制造企业应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潮流，突破以产品为中心的传统经营模式，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跟踪用户的反馈信息，及时捕捉用户需求和市场变化情况，提高企业的服务意识，探索“以产品+服务”的经营模式，将产品价值链延伸至售后服务价值链融合。同时，企业可以依托数字化转型获取的数字资源，提高企业的市场感知能力，把握市场供求变化，抓住市场机会，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