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先驱，其慈善事业总体可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改良或革新育婴堂、养济院、栖流所等传统善堂善会，变革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另一方面是借鉴西方经验，创兴近代新型的慈善公益机构，如盲哑学校、残废院、贫民工场、博物苑、图书馆、公园、公共体育场等。在张謇的不懈努力下，南通构筑了一个体系完备的近代慈善组织网络，张謇也成为影响和推动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的关键人物。学界关于张謇慈善事业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对其慈善思想渊源分析较为全面。纵观现有关于张謇慈善思想的论述，概而言之以下几点：一是儒家仁者爱人的理念。二是实现地方自治的人生理想。三是自强不息的爱国情怀。四是年少时期家庭的影响和自身的人格精神等。

虽然学界对张謇慈善思想的分析已较为全面，但尚存在进一步挖掘空间。譬如谈及儒家思想对张謇慈善活动的影响时，往往较多笼统归结于仁爱的理念。事实上，儒家思想内涵丰富，其对张謇的影响广泛而深刻，难以用仁爱理念简单概括。据《啬翁自订年谱》记载，张謇四岁识读《千字文》，至七十四岁去世那年仍在阅读《左传》，年谱中所提及的阅读书目大多为儒家经典。张謇其子张孝若在为父亲所作传记中专列“重儒及朴学”一节，该节开篇即言“我父是读书人，对于儒道的立论，认为十分的伟大精深，经孔子的推演，筑定了很坚固的根基，成了有系统的学理”，表明儒家思想对张謇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亦成为张謇投身且毕生致力于慈善事业的重要思想渊源。

“生生”：对生命的尊重

儒家重视人生命的价值。先秦儒家经典《尚书》中指出“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为万物之灵”，强调了人在天地间的重要位置。天地化育万物，有“生生”之德，人应效法天地，重视生命的存在和意义。儒家将“生生”与天道相连，并赋予“生生”道德涵义。所谓“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此外，儒家认为，人有别于动植物，不仅具有生命，还拥有情感和道德，其生命理应得到重视，所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张謇一生的事业都体现出对人生命的重视，并将其视作儒者应尽的本分，他曾对挚友刘厚生谈起自己办盐垦公司的目的：“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其以“大生”两字作为所办纱厂名称用意即在此。张謇谓“自乙未以后，经始实业，辛丑以后，经始教育，丁未以后，乃措意于慈善”。（乙未、辛丑、丁未分别指1895年、1901年、1907年）事实上，张謇投身慈善远早于其经营实业。1884年其“闻四甲颇有乏食之民，结队以索饷，多至数千人”，他借谷平粜，建立社仓，预防可能引发的社会动乱。1887年，张謇协助开封知府孙云锦治河救灾，他在灾区目睹灾民衣不蔽体，人畜漂没不可殚记的惨状，回来向孙云锦报告时不禁泪下如注。他广泛查阅治河旧著，深入实地勘察形势，代为拟定治河方案，可惜未被昏庸腐朽的主事者采纳。相对于设立盲哑学校、贫民工场、济良所等慈善机构，救济灾民无疑更加直接关系千万人的生死存亡。受儒家“生生”理念的影响，在张謇的整个慈善事业体系中，救灾赈灾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周秋光教授曾分析指出：“张謇的慈善公益之举，基本上有着以下构筑顺序：先是传统的赈灾济民、周穷救急，以保证延存民众性命。然后是兴办学校教育，兴修水利交通，兴建贫民工场、公园、医院、图书馆等，以逐步改善民众生活，并日渐提高民众文化素养。在此基础上，再将慈善、教育与实业连为一体，视之为地方自治的核心环节，试之村落，以期建成一个‘新新世界’”。这样由急至缓、次第兴办的顺序充分表明了张謇将救济民众生命置于首要位置的理念。刘厚生曾这样评价张謇的淮河赈灾活动：“淮河之灾殃，于张謇个人，绝无关系。但张謇对于淮河年年闹灾，视为切肤之痛，在清朝时代，1900年以后，直到自己垂死以前，并未一日忘怀……

为了治理淮河，张謇受尽大多数官僚之讥笑、轻蔑和侮弄。我以为此讥笑、轻蔑与侮弄，非但丝毫无损于张謇之名誉，而实在可以抬高张謇的人格”。淮河赈灾范围广、周期长、耗费多、难度大，但张謇不仅将赈灾济民作为首位，而且持之以恒，直至晚年，这与儒家“生生”的理念不无关系。

超越：对人生永恒意义的追求

人生的最后归宿和永恒意义是什么？在传统文化中，不同思想流派有着自己的解释和回答。相比于道教和佛教，儒家更加务实理性，没有借助修道成仙和来世轮回赋予人生以永恒意义。孔子在回答季路关于怎样事鬼及人死后世界如何时，明确指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说明人要重视“生”的问题，对“死”不必过于探究，应将对死后世界的关注转移到对现实世界的“生”上来。当然，不过分关注死后世界，并非不渴望对人有限生命的超越。与一般的道教、佛教不同，儒家不是通过避世和出世，而是通过积极入世超越有限生命，不是在来世和彼岸寻求永恒，而是在今生和此岸实现不朽和理想。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的演变》中谈到了“个体的不朽”和“集体的不朽”以及“个体借助集体达到不朽”的思想，其分析指出：“立功、立德、立言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三不朽信仰，也是中国人‘永生’的保证”。通过“三立”以实现不朽的论述源自儒家典籍《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唐代孔颖达曾对“三立”进行了经典阐释，“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三立”之中，除“立言”指著书立说，思想影响后世外，“立德”和“立功”均需做出有利于集体和后人的功业。可见，儒家所谓“不朽”，不是生物意义上的“不朽”，而是价值意义上的“不朽”，為了使价值“不朽”成为可能，就需要做出有利于他人和后世的事业。

儒家“不朽”的观念在张謇身上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其名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至今仍被人们引用。这段话是张謇在其所办第三养老院开幕上的演说，他认为济世利人可以实现对自我生命的超越，实现与草木同生但不与草木同腐，这不仅是张謇劝募民众“踊跃从公”的手段，其自身之办事“亦本此意”，说明张謇对此观点的高度认同。此外，张謇还进一步指出：“人恒以寿为重，其实人之寿不寿，不在年岁之多寡，而在事业之有无，若其人果有益于地方，虽早夭亦寿;无益于地方，即活至百岁，奚得为寿？”这与儒家主张惠及他人以实现超越自我生命价值的理念高度吻合。

北宋大儒张载曾曰：“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因为活着的时候顺道而为，积极勤勉，生命走到尽头时才了无遗憾，这是儒家以生界定和面对死亡，寻找人生永恒意义的独特方式。张謇晚年对自己的事业评价十分冷静而客观，他感到事业未竟，尚需后来之人继续努力。他生前曾选择墓地，墓地不铭不志，只在墓门横石上题曰：“南通张季直先生之墓阙”，并自撰墓门联语：“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长伴五山灵”。

忠恕：推己及人的处世态度

忠恕是儒家的重要道德规范，在诸多儒家典籍中都有表述。《论语》中，孔子提出“吾道一以贯之”，这里的“道”就是“忠恕之道”。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为人应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是为“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是为“恕”。朱熹将其概括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总而言之，忠恕是一种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处世态度。

在创办养老院、救济灾民等过程中，张謇曾多次表达自己投身慈善事业的思想动因。如民国十一年（1922）的《常乐老老院开院启》中，张謇认为“愚兄弟天锡之年均达杖国而上，老且骎骎耄矣，念我身之需之而起居，而饮食，益知年齿类我而无所告。不如我者之为可怜悯，而宜收恤焉”。在《第三养老院开幕演说》中，张謇指出：“夫养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这是儒家“推己及人”理念的生动体现。

“推己及人”不仅是张謇投身慈善事业的思想动因，也是其劝募社会大众参与慈善活动的重要方式。民国十三年（1924），张謇在《救济太嘉昆宝常五县难民募捐启》中呼吁：“视天下之饥犹己饥，视天下之溺犹己溺，为得位之圣人言之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凡人之欲为仁者言之也。昔儒谓立达者，施乞丐一钱，教村童一字，皆是。可谓得孔子近而取譬之旨矣”。对普通民众而言，圣人的心系蒼生、兼济天下往往曲高和寡，难以践行，张謇援引儒家的“推己及人”“近而取譬”之说显然更具实际号召力。

义利：以义为利的财富观念

儒家常将义和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倡导先义后利，以义取利，通过符合道义的方式来获取利益。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不符合道义，那便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儒家将富和贵区别开，富是拥有财富多，贵是社会地位高。如果只一味地向社会索取财富，那就是富而不贵，让人不齿。可见，儒家并非绝对的抛弃利，而是更倡导将为天下或集体的大义放在个人的私利之前。

张謇一生始终秉持惙己惠人的人生态度，即便兴办实业获利丰厚，也没有安于享乐，生活异常节俭。他常说，“应该用的，为人用的，一千一万都得不眨眼顺手就用;自用的，消耗的，连一个钱都得想想，都得节省”。不仅如此，张謇不愿其因兴办慈善事业而连累公司，损害股东利益。《张謇传记》中记载：“张謇以个人名义办理之慈善事业，如育婴堂、养老院等机关，除大生公司额定捐款之外，有时亦向大生通融，等到年底结账时，积欠若干，张謇即在上海登报卖字，以偿还大生”。据统计，从1908年为育婴堂筹款鬻字至1924年71岁高龄鬻字告终，张謇为募集善款公开刊登鬻字启事10余次。张謇在启事中曾说“任何人能助吾慈善公益事者，皆可以金钱使作吾之精力”，这表面上看似乎与儒家“罕言利”的文化相违背，但其实恰恰体现了儒家“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的思想精髓。◎

（作者：孙艳，江苏商贸职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