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磊，向国成

(1.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2.重庆理工大学 财会研究与开发中心， 重庆 400054；(3.湖南工商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简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途径，是党的“三农”理论和政策的创新和发展。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需要在城乡、区域、产业之间打破原有阻滞障碍，形成各种资源要素顺畅流动、融合发展的新局面。因此，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不能局限于某一个领域、地域或产域，要加快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调配好各种资源要素，实现产业和区域间的优势互补、良性互动，从而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理论基础

产业融合的实质就是产业间分工的内部化[1]。当农村产业组织内部的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时，各农业经营主体为了减少交易费用，打破了原有产业组织间的界限，将产业组织之间的分工内化为一个新的组织内部的分工，这构成分工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学者提出，分工发展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表现为劳动专业化、专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的统一[2]。基于分工的视角，本文认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分工不断演化的产物，以制度、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动力，以农业产业化集群、农业功能拓展、农业产业链延伸、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为表征，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分工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相互渗透。分工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出现又必然导致原有的分工体系发生变化，比如促进农业产业化、实现农民经济组织演化、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形成新的分工，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分工。现有的分工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相结合的研究立足于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升级，主要侧重于以下3个方面。第一，研究分工与农业产业化发展：专业化分工是农业产业化的前提，农业产业化的实质目的是节约合作成本[3]；随着劳动分工不断深化，农户职能不断分化、再分化，“公司+农户”组织模式成为了我国产业化经营模式主要选择[4]；出于节省内生交易费用的动因，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由“公司+农户”演变为“公司+合作社(大户)+农户”成为必然[5]。第二，研究分工与农民经济组织演化：分工深化促进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演进以适应专业化分工的发展[6]；改革开放提高了交易效率，促进了分工演化，最终引导我国农业组织沿着“集体经济→家庭经营→农业商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团队化”路线演进[7]；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和专业化使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成为可能，推动了农业经营主体从小农→家庭农场→公司农场的演进[8]。第三，研究分工与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促进了农业产业链形成与发展[9]；家庭农场产业链的形成及延伸源于农村社会分工的细化与农产品市场交易的深化程度，外部经济内部化、交易频率最小化、适度规模经营等优势的存在，驱动制度绩效提升[10]。综观以上研究，鲜有学者从分工视角来系统研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本文在梳理“分工四化”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4种典型模式的契合性基础上，基于湖南、重庆两省市8个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219家农业经营主体的调研情况，选定湖南涟源和西洞庭管理区、重庆梁平和永川4个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作为样板案例，总结4个示范园区的实践经验与困境，提出新时代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优化策略。

二、分工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典型模式

(一)劳动专业化与农业产业化集群模式

劳动专业化表示一个主体所从事的专业数量的多少，回应的是经济学中“生产多少”的问题(注：这里的“多少”表示专业的数量)。新兴古典经济学学者认为，一个主体在其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从事的专业数量越少，则专业化水平越高[2]。劳动专业化能够获得专业化经济：由于时间禀赋约束存在，随着劳动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溢出效应、技术创新效应，进而提高主体的劳动生产率。

农业产业化集群模式是指以农产品加工园、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等为平台载体，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主导，在降低交易费用的驱动下，组成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农商产业联盟等组织；通过农业产业化集群带动，将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环节链接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融合发展模式。农业产业化集群模式下，园区专注于一种或少数几种农产品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与经营，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一县一业的发展格局。各主体从事的专业数量较少，在集群内核心组织的带动下，各类有关产、供、销的涉农生产及服务企业集聚，以产业集群发展的方式壮大本地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区域农业品牌。相比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本身具备资本、科技、人才、信息等优势，通过对产业集群内部的其他农业经营主体施加影响，将社会分工内部化以提升专业化水平，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产业化集群内部各主体业务联系相互合作与学习，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创新和成果会被迅速地共享和仿效，从而产生知识溢出效应；此外，农业产业化集群还可通过协同创新等方式，打破农村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的技术壁垒，获得技术创新效应。劳动专业化与农业产业化集群模式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劳动专业化与农业产业化集群模式

湖南省娄底市涟源市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案例。涟源地处湖南中部，是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湖南省现代农业十大产业集聚区。2013年以来，涟源在市域内统筹考虑城乡产业发展，集中政策、资金、土地优势，高标准规划乡村产业布局，在涟源市桥头河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基础上，构建起“多个龙头带动、一批核心企业支撑”的、以农业产业化集群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11]。示范园覆盖桥头河镇、七星街镇等2个乡镇33个村，总面积约50平方公里，共有农业规模企业35家。

融合发展机制：第一，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主导产业。涟源市示范园立足当地资源优势，以发展蔬菜这一优势特色产业为依托，推动种养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绿色化方向发展。园区现有蔬菜基地面积4.3万亩，蔬菜标准化生产面积达到65%，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实现全覆盖，年产蔬菜28.57万吨，蔬菜产业实现综合产值29.1亿元，占示范园总产值的60.9%，稳步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发展态势。示范园还辐射带动周边湄江镇、龙塘镇、渡头塘镇等乡镇农户种植蔬菜9.6万亩。示范园所在的桥头河镇被评为中国农业产业示范强镇，园区内的桥头河蔬菜基地是国家级蔬菜标准园、中国优秀蔬菜生产商、湖南省十大蔬菜基地。第二，引导产业集聚，增强乡村产业聚合力。在涟源市系列政策的支持下，示范园集聚了肖老爷食品、邬辣妈、博盛生态等35家湖南省知名农业企业，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各类有关蔬菜产、供、销的涉农生产及服务企业、研究机构在园区集聚，产业集聚度达到43.5%。27家省级、市级龙头企业辐射带动128家农民合作社，带动农民14 000余人。以湖南肖老爷食品有限公司为例，肖老爷食品集成利用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同时与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蔬菜研究所等高校、科研院所在园区开展密切的产学研合作，通过建立“公司+合作社+农户”等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周边农户从事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蔬菜种植，其蔬菜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全国17个优质蔬菜供应商之一，产品远销东南亚和香港、澳门等地区。第三，注重品牌引领，实现各类主体利益共享。示范园以质量信誉为基础，引导农业企业与农户等共创区域公用品牌，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开发出具有桥头河地域特色的知名品牌——“桥头河蔬菜”，带动农户共享品牌，让农民在发展特色产业中稳定就业、持续增收。2018年，示范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1 000元，为涟源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8倍。

(二)专业多样化与农业功能拓展模式

专业多样化表示一个社会产业、产品、技术等方面的多样化，回应的是经济学中“生产什么”的问题(注：这里的“什么”表示专业的种类)。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学者的观点，一个社会的专业多样化，既可以通过自力更生实现，也可以通过交换实现[2]。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的专业种类数越多，市场范围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越有利于把游离在分工体系之外的主体纳入分工体系，越有利于提高参与分工者的效用水平[12]。专业多样化可以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传统农业功能主要包括食品安全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13]。随着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日益增长，农业的丰富内涵得到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得到开发，产生了许多农业新型业态，如乡村旅游、农耕文化教育、农业农村文化开发、生态养老等。这些新型业态有力扩展了农业增值空间，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农业功能拓展模式即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的交叉融合，表现为农业产业链与相关产业链解构和重组的过程。在一个农村经济系统内，农业功能拓展导致农村新型业态产生是农村社会专业多样化的体现。一方面，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利用彼此优势，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产生诸多传统农业未有之新型业态，促进不同产业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农业功能多样化与业态丰富化能够把包括自给自足的农户在内的更多农业经营主体纳入分工体系，提高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农业经营主体的效用水平，从而增强农村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稳定性。专业多样化与农业功能拓展模式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专业多样化与农业功能拓展模式

重庆市梁平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案例。梁平地处重庆市东北部，是渝东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三峡晒秋节、国际柚博会是“山水田园·美丽梁平”的立体名片。梁平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位于梁平城郊，覆盖金带、双桂两个街道9个行政村(社区)，示范园总人口1.8万，总规划面积3万亩。梁平示范园以梁平区双桂田园综合体建设为载体，围绕拓展农业多种功能这一核心问题，在示范区形成“一廊一环一庭两寨五区”的功能分区，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农业开发与乡村旅游观光产业相融合的农业功能拓展型示范园。

融合发展机制。第一，拓展生产功能，构建“1+N农村产业体系”。示范园以梁平柚为主导产业，配套稻、渔、桂、莲藕等特色产业，已建成10 000亩梁平柚标准化种植基地、4 000亩绿色水稻种植基地、3 000亩生态渔产业基地、1 000亩桂花苗木一体化基地、1 000亩莲藕种植基地等一批农业产业化园。示范园按照“1+N农村产业体系”的发展思路，积极拓展农业生产功能，培育了奇爽食品、米之源农业、一根豆筋等农产品加工企业，发掘了“滑石洞藏酒、双桂佛缘柚、石燕板栗鸡”等诸多特色农产品。第二，拓展生活功能，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梁平区示范园主打“山水田园”，植入名人文化元素，统筹规划示范园、非遗特色小镇建设和文化旅游发展，把田园风光、农耕文明、历史文化等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新优势。现建成特色旅游景点10个，非遗特色小镇1个，农文旅融合发展体系基本形成。其中，中华·梁平柚海景区总面积约1.1平方公里，是集农事体验、柚产业加工、柚文化展示、观光采摘、餐饮住宿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生态科普主题旅游景区，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第三，拓展辐射功能，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示范园通过举办高水平农文旅活动，带动消费人数显著增加，2018年，示范园成功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重庆主会场、首届中国·重庆柚博会、重庆市夏季旅游启动暨百里竹海开园等活动，接待游客总量为338.76万人次，同比增长132.09%。与此同时，示范园创新组建了土地、劳务、民宿等类型合作社，以“三分法”将土地资源变资产，根据农民特长、就业意愿对接示范园内保洁、绿化、安保等用工需求，打造旅游食宿服务专业街区带动园区村民发展农业观光、采摘体验等农业新型业态等，构建起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三)生产迂回化与农业产业链延伸模式

生产迂回化表示投入中间产品来生产最终产品，即中间投入品和生产链的发展，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主要分工经济形态[14]。迂回生产是分工的重要方面，回应的是经济学中“怎样生产”的问题(注：这里的“怎样”表示生产的方式)[2]。新兴古典经济学学者认为，分工演进产生3种类型的迂回生产效果：一是下游产品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上游产品的数量增加而增加；二是下游产品的全要素生产力随着上游产品的种类数增加而增加；三是最终产品的全要素生产力随着迂回生产链条的链条个数增加而增加[15]。如果没有迂回生产，每一个主体都无法生产出超过自己需要以外的剩余产品，也就无法开展产品的交换，最终产品的全要素生产力就会很低。

农业产业链通过市场关系将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销商等纵向连接成为一个系统，农户是源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销商分列于产业链的中下游[16]。农业产业链延伸模式包括顺向延伸、逆向延伸和外向延伸3种模式。一是顺向延伸模式，即第一产业主动向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农业与工业融合形成农产品加工业，逐步和第三产业连接形成农产品流通和销售部门；而当农业直接与第三产业融合时，就会形成农业生产性服务等新业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直接帮助农户完成或协助完成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作业[17]。顺向延伸模式主要通过增加迂回生产链条的链条个数，促进了最终产品的全要素生产力提升。二是逆向延伸模式，即第二、第三产业主动向第一产业融合，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企业，以及经销商和零售商，采取直接投资、参股经营等方式，建立“企业+基地+农户”等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依托农户、家庭农场等建设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原料生产基地，实现对原材料量和质的控制。逆向延伸模式增加了上游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通过投入中间产品来生产最终产品，促进了下游农产品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三是外向延伸模式，农业机械技术、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先进技术要素渗透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导致迂回生产链条的链条个数增加，进而实现全要素生产力提升，即农业产业链的外向延伸。生产迂回化与农业产业链延伸模式关系如图3所示。

湖南省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案例。西洞庭管理区原系围垦创建于1955年的国营西洞庭农场，农垦底蕴深厚，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水平高，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西洞庭管理区示范园覆盖西洞庭管理区全部区域，共计110.54平方千米，分为核心片区和辐射片区两部分。核心片区主要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现代物流产业服务；辐射片区主要为核心片区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优质原料，范围为核心片区以外的西洞庭管理区其他区域，又分为粮棉油高效产业示范区、蔬菜与朝鲜蓟优质高效产业示范区、水产生态健康养殖产业示范区等3个区域。西洞庭管理区强化“产业链”发展意识，结合园区实际出台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的政策，形成了具有农业产业链延伸发展特色的农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园区。

图3 生产迂回化与农业产业链延伸模式

融合发展机制。第一，促进产业链顺向延伸，引导一产向二三产融合。西洞庭管理区示范园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培训为重点，围绕洋蓟等优势产业提升农民素质，不断推动自然人和单一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农产品销售渠道，转变成为家庭农场、专业大户，联合成立农民合作社，推动第一产业主动向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18年底，全区家庭农场达到80家，专业大户126户，农民合作社达到35家。第二，促进产业链逆向延伸，引导二三产向一产融合。鼓励园区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依托农户、家庭农场等建设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原料生产基地。以汇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是一家以农产品加工为主业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租赁农户土地3 000亩，依托农户建设原料生产基地1.7万亩，其中，种苗由政府出资38%、企业出资50%、农户出资12%，在这一政策保障前提下，农户既可选择销售自制洋蓟产品给公司获得经营性收入；也可选择将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公司，并在公司就业，获取土地租赁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双份收入”。第三，促进产业链外向延伸，引导农业与先进技术要素融合。园区通过引入中国农业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专家，联合研究洋蓟精深加工产品，有力促进了农业机械技术、生物技术等先进技术要素渗透于洋蓟产品的生产，提升了洋蓟产品的保健和药用价值。除了洋蓟产业，园区还在粮油等产业上适时推广了产业链发展模式，并通过大力发展物流、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有效拓宽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途径，2018年，示范园带动农民人均收入增加至近2万元。

(四) 经济组织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模式

分工的演进还体现为经济组织化，经济组织化表示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和制度协调分工，使社会构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的发展过程，回应了经济学中“怎样生产”的问题(注：这里的“怎样”表示生产的组织形式)。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学者的观点，经济组织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主体的团队化，如企业、合作社、联盟等科层组织的发展，二是经济主体的市场化，如各主体间通过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建立起来的买卖关系[2]。这种理解可以认为是对科斯“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18]的思想的有益拓展，把团队化看作是市场化的替代物。经济组织化是通过减少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来促进经济增长。

作为多元化农村产业融合主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建立相伴而生，是农业生产分工分业不断深化的产物，具有资本、技术、人才等优势，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截至2018年底，全国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量超过430万家，整体数量和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培育成效初步显现。但也要看到，在我国，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农户数量仍有2.6 亿户，农户家庭经营具备内在激励、合理分工、精耕细作等优势，但同时面临户均经营规模小、运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手段能力弱等现实挑战。小农户量大且长期存在的国情农情，决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推进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发展，必须依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带动和服务小农户，这是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必然选择。建立“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多形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使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团队化和市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间的“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转化，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大大减少。此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表现为以经济组织化的方式使交易成本内部化。经济组织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模式关系如图4所示。

图4 经济组织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模式

重庆市永川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案例。永川位于重庆市西部，为传统农业大区，是农业农村部等八部门批复的“创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机制试点”。永川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土地经营存在分散化、零碎化等问题。为此，永川区在板桥镇规划面积20.28平方公里，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科技助推、典型带动、利益共享”的思路，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带动作用发挥，建设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示范园以板桥镇和农产品加工园为中心，打造柳溪河农旅融合示范带 3 000亩，为核心区加工企业配套发展生态农业种植和养殖基地1.5万亩，形成“一区一带两基地”的空间分布格局。

融合发展机制。第一，坚持二产主导，完善龙头企业带农惠农机制。示范园紧贴重庆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坚持“二产主导、连一促三”，将食品加工业作为城镇开发的强大引擎，以永川豆豉国家非遗文化产业为引领，粮油食品、休闲食品为支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及产业链条配套企业入园发展。示范园推行“农业产业化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支持龙头企业建立与核心区产业相配套的原料基地，1个企业牵头成立1个专业合作社，带动100个农户，有力带动了农户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第二，实行“三统一分”，发挥农民合作社桥梁纽带作用。“三统一分”生产经营机制，即园区合作社统一供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小农户分散管理；以茶叶、食用菌等特色产业为基础，由合作社与农户签订供销协议，提供优质茶苗、菌种给农户，并定期开展培训、现场指导技术，农户按照技术人员的要求进行管理，产品由合作社统一销售。园区强化对农民合作社指导服务，引导家庭农场、农户联合组建或加入合作社，不断增强合作社经济实力、发展活力和带动能力，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一头连农户、一头连龙头”的桥梁纽带作用，切实帮助农户解决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第三，培育服务主体，建立示范园要素保障体系。近年来，园区分别利用世界银行农村公路贷款1.6亿元、整合涉农资金1.2亿元、争取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基金8 000万元，通过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撬动示范园所在板桥镇11个村全部修通水泥路，推进食品加工园完善水、电、气处理等基础设施，推行“农村综合服务社+电商+农村便民金融服务终端”等园区特有金融服务，解决园区农业经营主体长期办不了、办不好、办了不合算的基础设施难题，示范园基础设施得到逐步完善，进一步提升了园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活力。

三、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湖南与重庆实践经验与困境

湖南省涟源市与西洞庭管理区、重庆市梁平区与永川区4地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的实践经验，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提供了示范，有力促进了农业竞争力、农民收入双提升，农村活力显著增强，我们可以从4个园区的发展经验中得到以下经验启示。但也要看到，我国农村产业融合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4个园区的发展实践仍然面临一些发展瓶颈及体制机制障碍，难以完全满足乡村产业振兴的要求。

(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湖南与重庆实践经验

1.建立多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要义

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湖南、重庆两地4个示范园的案例经验表明，创新发展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多形式利益联结机制是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涟源示范园的“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龙头企业与合作组织、农户有效对接，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合理确定收购价格，形成稳定利益共同体。梁平示范园的土地、劳务、民宿多合作社模式下，农户实现多个身份、多种收入，部分农户在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过程中，还敏锐捕捉到柚子茶、柚子酥、柚子酒、柚子精油等消费需求，做足柚文章。西洞庭管理区示范园的“产业链+”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户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产业链的延伸带来了价值链的提升，农户分享到二三产业增值收益，不断拓宽增收渠道。政府将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与联农带农成效挂钩，如永川示范园的“食品园区+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三统一分”“农村综合服务社+电商+农村便民金融服务终端”等模式，农户被带动参与公司农业产业化经营、合作经营、集体经营，实现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4个园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进程快、质量高，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4个园区各农业经营主体间的利益联结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有机联结，共享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成果，从而汇聚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强大合力。

2.因地制宜探索本地发展模式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原则

由于各地自然资源禀赋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在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时，需要因地制宜和分类施策，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模式。湖南涟源是国家第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涟源示范园紧紧抓住该市列入湖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县市的契机，高标准规划农业产业集群建设，走农业产业化集群模式，主要是因为这一模式容易形成龙头企业主导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格局，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际进展往往较快。重庆梁平是“中国名柚”之乡，农耕条件较好，梁平示范园因地制宜依托梁平柚这一传统特色优势产业，将现代农业开发与乡村旅游相融合，打造农业功能拓展型示范园，有利于带动农户规模化、跨界化发展，进而为柚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带来收益。湖南西洞庭管理区具有良好区位优势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基础，但是地域不大、人口不多，面临农业和服务业相对较弱的产业格局，产业结构大致呈一个“纺锤形”，西洞庭管理区示范园强化“产业链”发展意识，探索出了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基础，向前、向后、向外积极延伸的“强中间、促两端”农业产业链延伸模式，这是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现代农业的理性选择。重庆永川地块零散，部分地区集中连片规模经营的难度较大，还未达到完全机械化的要求，永川示范园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鼓励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自身组织优势，带动小农户投身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践，让小农户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收益，也是务实之举[19]。

3.细化和实化促发展支持政策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有力保障

系统梳理4 个示范园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细化和实化促发展支持政策，完善多渠道产业融合服务能够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改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方面：涟源示范园整合各类财政资金3.6亿元，加快推进蔬菜公园、冷链物流园、桥头河大道等58个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园区水、电、路、通讯等设施通达通畅；梁平示范园以“厕所革命”、垃圾污水处理为重点，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西洞庭管理区示范园聘请浙江大学编制全域美丽乡村规划和水系整治专项规划，四纵六横道路格局全面形成。在强化人才和科技支撑方面，梁平示范园联合西南大学、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设立实践基地和梁平柚研究所，共建创新融合发展平台；西洞庭管理区示范园深化产学研合作，建成省级企业孵化器、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启动归雁工程，建立人才引进激励机制；永川示范园重点围绕市场需求，按照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专业服务型、职业经理人等类别，精准教育培训，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在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方面，涟源示范园成立了桥头河农业产业园专项基金，在商业银行设立了2 000万元园区担保基金，鼓励金融机构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紧密合作；永川示范园由政府出资财政资金400万元设立“农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撬动商业银行1∶10发放贷款，试点实施农业设施及地上种植物登记抵押贷款。各示范园细化和实化促发展支持政策，在改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强化人才和科技支撑、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等方面完善产业融合服务，为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湖南与重庆实践困境

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正处于从起步阶段向加速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小农户家庭经营现在是并将长期是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形态的基本农情，湖南与重庆的示范园实践还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从发展方式看，农村产业长线和短线结合不够。个别园区所在乡镇曾为贫困乡镇，由于过于聚焦2020年前脱贫摘帽这个短线目标，园区不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举措只顾“短脱”不管“长脱”，农村产业集约化水平不高、农产品加工深度不足、产业链条不完整、产品品牌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依然存在。从发展环境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机制不健全。个别园区农户分化趋势明显，合作社“姓农属农为农”的组织属性不明，家庭农场培育政策过于宽松导致家庭农场出现过度规模化；在处理好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扶持小农户的关系方面，出现顾此失彼现象。从发展动力看，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调研中发现，农户兼业化、老龄化在示范园亦十分严重，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欠账较多，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和文化生活上等方面差距较大，农村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而且农民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还存在不足，农村人才匮乏制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从发展理念看，绿色发展理念的认识与贯彻方面存在偏差。个别园区在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破坏历史风貌和影响自然环境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现象偶有发生，绿色发展理念还未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践中“生根发芽”。

四、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延伸思考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以湖南与重庆的实践经验为鉴，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就必须坚持因地制宜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注重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持续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推向纵深。

第一，要在夯实农村产业基础上着力。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坚持“基在农业、惠在农村、利在农民”原则，因地制宜、因产制宜，重视产业选择上的长线和短线结合，以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本地特色优势产业，提升技术、信息、管理等先进要素催化能力，推进要素集聚、技术集成、经营集约、产业集群，带动农业产业链前延后伸外拓，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一县一业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要加快农村公路、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补上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尤其注重完善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为农产品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奠定基础，不断增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

第二，要在促进主体协同发展上着力。在“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下，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将长期共存。将小农经营卷入分工经济，是现阶段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路径[20]。因此，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必须正确处理好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的关系。坚持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在突出龙头企业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强化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的基础作用、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综合服务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好小农户家庭经营在精耕细作等方面的优势。在创新发展订单农业和股份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多样化、多元化、多形式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

第三，要在强化乡村人才支撑上着力。乡村振兴，人才为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统筹推进本土人才培育和各类人才下乡。既要在“内培”上下功夫，挖掘农村本土人才，利用田间课堂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和农业经营管理人才等分类培育计划，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也要在“外引”上下功夫，鼓励具有务农意愿的农民工返乡和具有三农情怀的能人、大中专毕业生下乡到农村创业；积极引导农业科技人才到农业企业、农村合作社任职兼职，提供源头性的新技术支撑。突出开发以上“两种资源”，不断提升农村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破解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带来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人才瓶颈问题。

第四，要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上着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地诠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样适应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将绿色理念融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各环节，贯穿产业兴旺全过程，覆盖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全领域，努力构建农村产业绿色发展的生态链、产业链、价值链。将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生态经济的优势，推进农业与加工流通、休闲旅游、科技文化、健康养生等产业绿色融合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绿色生态产品和服务，使绿色成资源、增效益、促增收，实现生态和经济良性循环。